他官兼行候事的工作方式大致如上。這種情況實際普遍存在,不僅見於西北萬裏邊塞的諸多候官,其上的部都尉外出行部,亦要臨時委任官吏兼行其職,亦會在更高的層級重複類似安排。兼行亦非邊地候望係統的專利,懸泉漢簡中敦煌郡屬吏兼行太守或丞事亦不少,縣令之間“守官”現象更是常見,甚至包括甲縣令不在,由乙縣(不一定相鄰)長吏守甲縣長的現象。①無論邊郡還是內郡,郡國守相春天亦要行縣①,巡視轄區,刺史則要行部,其他情況造成不在崗並不罕見。朝官中亦是如此②,實際出現的頻率還要高很多,丞相薨或去職,往往會有數月的空位期③,禦史大夫與諸卿的任用恐怕亦難免出現這種情況。此種情況下,文書事務的處理是否均遵循相似的辦法?
實際上,一些需要皇帝親自參加的祭祀,不願親往,亦會派遣官員代行,同樣稱為“行事”。《漢書·楊惲傳》載,宣帝時戴長樂“嚐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麵見受詔,副帝肄,秏侯禦’”,注引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66/2891、2892)《漢書·郊祀誌下》述哀帝朝祭祀時說:“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25下/1264)王莽在平帝時上奏回顧先朝諸帝的祭祀,講到文帝因新垣平而增設諸祠,說:“上親郊拜,後(新垣)平伏誅,乃不複自親,而使有司行事。”(25下/1265)這裏的“行事”應該與戴長樂所為一致,即由臣下代皇帝主持祭祀,實際是代行皇帝的某些職分。漢代可能尚未形成有司攝事的明確規定。戴長樂得以行事肄宗廟,則是源於“宣帝在民間時與(長樂)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66/2891),由此亦有助於認識各級官府中“兼行”官員的挑選。
深入分析,兼行候事的運作顯示了西漢官吏製度中的矛盾性。一方麵,其體現了管理的嚴密與靈活,長吏不在崗,便要臨時任命官吏代行其職,說明職位的重要性高過個人,具體文書處理堅持規則,又有所變通。另一方麵,個人因素又在其運作中不斷滋生壯大,一點一滴地蛀蝕著對事不對人的規則。長期來看,這一看似微小的蟻穴卻會慢慢發展成侵蝕,乃至動搖秩序之堤的巨蠹。
外出行塞乃是候重要的日常工作,每年要進行數次①,還會有不定時的“詣府”(EPT48.25)而離署,臨時委任官吏兼行其職數月一見,可以說是時常、反複出現的。就肩水候而言,前後持續了六十餘年;甲渠候則能見到晚至王莽始建國地皇年間,乃至東漢建武四年。盡管每次持續時日不長,但都會帶來一些“反常”:原本身居下位的官吏,因此而暫時躍升為上級,對昔日的上司、同儕發號施令。無論是隧長或亭長,平時都是接受候長與關嗇夫命令的下屬,此刻一反常態,顛倒了往日的上下等級秩序,亦暫時擁有了淩駕往日同級的隧長與亭長等眾朋輩之上的職權。士吏、候長、關嗇夫與關佐等兼行候事時亦是如此,形成了暫時“反結構”的結構。不過,這種反結構依然是一種等級尊卑秩序,隻是具體參與者之間的關係暫時產生了顛倒,秩序格局並無變化,其結果反而是鞏固了秩序。同時,反複的運作中,無形間亦加強了候本人的影響力,進而強化了屬吏對他個人的迎合與依賴,因為賦予哪位屬吏這種充滿幻象的短暫權力的,正是候本人。不同的候主政時反複出現臨時委任官吏兼行其職,長此以往,便會使屬吏由對某個候“本人”的依附發展成對作為“職位”/“個人”的“候”的依附,助長屬吏對“候”(長吏)個人性的攀附與依賴。
如上文所言,這種情況乃是從朝廷到地方,從內地到邊疆,各處各類官府運轉中屢見不鮮的現象。管中窺豹,可以說,在兼行候事之類的“兼行”反複運作下,在以事務為核心的製度運作之外,個人因素的重要性潛滋暗長,不知不覺中形成對製度的輕視、侵蝕、削弱、動搖乃至瓦解。當然,這一苗頭從出現到蔓延,再到成為官場風氣,在交往不甚便利的漢代要經曆相當漫長的時間。長吏與屬吏之間關係的緊密,乃至出現故吏現象、故吏含義的變化,是否與此有聯係,都值得進一步思考。①
本文修改過程中,郭偉濤、孫梓辛及鷹取祐司先生惠示有關論文,魏斌兄提示意見,11月18日將本文提交清華大學曆史係第40次史學沙龍,得到與會的郭偉濤、鄭相俊、劉力耘、馬楠、曹天江、李倚天、祁萌、屈濤、吳貞銀、孫梓辛與方誠峰先生的指教,19日陳韻青複來信提出詳細意見,22日複收到高震寰君的意見,12月間鷹取祐司先生數次來信討論,獲益匪淺,2017年2月鷹取先生與邢義田先生先後賜教,正誤糾謬,謹此一並致謝。
2016年3—7月初稿2016年8月—2017年2月修訂
原刊張德芳主編:《甘肅省第三屆簡牘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158—179頁,收入本書時略有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