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飯的時候，我問爸爸：“外國人為什麽害怕十三這個數？”
爸爸解釋說：“西歐、北美，也許還包括澳大利亞一類的地方，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人比較多的地方，是有那麽一種風俗，忌諱十三，甚至害怕十三，劇院裏不設第十三排，沒有第十三號，旅館房間十二號過去就是十四號……這當然是一種迷信心理，以為十三這個數不吉利，其實沒有什麽道理。至於為什麽會形成這麽個心理，有好多種解釋……”
我正聽得起勁，媽媽用筷子敲著碗邊說：“行啦行啦，吃飯的時候還說那麽多的話！”
爸爸就不再說了。
我可不甘心。我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宣布說：“我先不吃了。爸，你給我說清楚，外國人究竟為什麽害怕十三？”
媽媽生氣了，她先衝著我說：“你一個小孩子，琢磨這些事幹什麽？”又衝著爸爸嘮叨起來：“你也是，他才多大，你就跟他胡扯這些個沒用的題目……”
到晚上看電視的時候，我又把這個題目提出來了：“爸，你倒是告訴我呀——外國人為什麽害怕十三這個數？”
媽媽一聽，瞪了我一眼，隨後便瞪著爸爸。
爸爸心不在焉地說：“其實他們也沒有統一的解釋。反正就是那麽一種迷信心理。”
我心裏結了個疙瘩。
自從我上了初一以後，心裏頭結了無數個疙瘩。我提出的問題，老師、家長以及我所碰上的大人，不是不給我正麵回答，就是說他們也弄不清，這倒還罷了，他們竟常常責怪我不該提出那樣的問題來，這就在我心裏結上了一個又一個的疙瘩。
哼，他們不回答我，我自己來解答！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把一個又一個的疙瘩全解開！
電視上正播出一部電視劇，嘿，你以為我看不出來嗎？別提多假了——那個女英雄身中數彈，可偏不死，她抿著個嘴、瞪著雙眼，扔出一個手榴彈去，“轟”的一聲，不消說，五六個壞蛋反倒一下子全報銷了！他們騙誰呢？那些個什麽編劇呀、導演呀——騙小學生還差不離，我可是上了初一的中學生了，誰還信他們那一套！我立刻指著熒光屏說：“那幾個壞蛋真是傻帽兒！就算開頭沒把那女的打死，見著她舉起手榴彈了，也得趕緊補幾槍呀，怎麽能擠成一團就等著挨炸呢？”
媽媽一聽就煩了，她譴責我說：“你怎麽能向著壞蛋呢？你這樣下去還得了嗎？是非不分，愛憎不明……”
可是電視劇往下的場麵更滑稽：另一個女英雄，搞地下工作的，打扮得妖裏妖氣；壞人發現她了，來逮她，人家把手槍舉起來了，她呢，把手裏的扇子甩過去——那扇子上原來裝著尖刀，刀尖一下子紮進了壞蛋的手背，壞蛋手裏的槍掉在了地下……
甭等我發話，爸爸先忍不住哈哈地笑出聲來，他連連搖頭說：“瞎編！唉，瞎編……”
我立刻跟上去說：“什麽破節目呀，給他們一個‘大哄子’！”
媽媽這回衝著爸爸去了：“你瞧你給孩子都是些什麽影響？跟你實說吧，小凱身上最近出現的毛病，十有八九都跟你這種影響有關！”
爸爸望著我說：“小凱呀，你對大人的議論不要照搬照套……比如這個電視劇吧，毛病確實很多，可他們的立意還是好的；再說，搞一部電視劇也很不容易……”
我可不服。許他說人家“瞎編”，就不許我給人家一個“大哄”嗎？
我覺得大人們——從老師到家長，從鄰居到偶然遇上的人——對我們實在是太不平等。不知怎麽搞的，最近我心裏頭總有那麽一種反叛的情緒，大人不許我問的問題，我偏要問；大人不讓我知道的事，我偏要知道；大人不準我幹的事，我偏要幹。
有一天我問媽媽：“媽，你究竟是打哪兒把我生出來的？是真的打肚臍眼裏生出來的嗎？”
媽媽嚇得差點把手裏的盤子掉到地上，她一張臉變得煞白，嘴唇哆嗦著。我僅僅是因為可憐她，才放棄了繼續追問。
事後，媽媽嚴肅地教訓我說：“小凱，你可不許胡思亂想！你可不能學壞啊！”說著，她雙眼裏竟湧出了淚水。
我莫名其妙。我怎麽可能學壞呢？我可不是不知好歹。我隻不過是好奇罷了。不過，我畢竟不願意讓媽媽傷心。我心裏頭其實很愛她，盡管她總叨嘮我，把我當那種什麽都不懂的小學生看待。為了不讓媽媽傷心，我再沒問過那個問題。我任心頭結著那麽個疙瘩。那並不是個了不起的疙瘩。在我急著想解開的疙瘩裏，還數不上它。
還有一天，我家來了客人——爸爸上中學時候的老同學，我得叫他馬叔叔。馬叔叔剛從法國回來，他好像是去法國參加了一個什麽國際性的學術會議。爸爸和馬叔叔聊得很歡，我坐在一邊聽得也很帶勁——盡管他們有的話我聽不大懂。誰知當我正聽得出神時，媽媽忽然嚴厲地把我叫到隔壁屋去，我很不高興地問媽媽：“叫我幹嗎呀？”
媽媽說：“做功課！”
我宣布說：“我功課早就做完啦！”
媽媽說：“你上小學的時候，做功課多細心呀！就說作文吧，每個字都工工整整，擺在格子當中；現在呢，可好，那一行行的字真叫‘龍飛鳳舞’！我剛查了你的作文，內容嘛，還可以，可字跡潦草得不行，你重抄一遍！”
我可不是上小學時候的我了，我皺皺鼻子說：“您甭跟我使計——我知道您幹嗎把我叫過來，才不是為作文的事呢，您是不願意我坐那兒聽爸爸和馬叔叔聊天！”
媽媽承認這一點：“你能知道我的心思就好。他們倆越聊越隨便，你聽了理解不了，沒好處！”
怎麽沒好處？起碼我知道了好些原來不知道的事。再說，我怎麽就一定理解不了呢？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得意揚揚地對媽媽說：“法國以前有個戴高樂將軍，對吧？毛主席都說他了不起，對吧？毛主席還邀請他來中國訪問呢，他也可願意來啦，可是真令人遺憾——他沒來成，就逝世了……他個頭特別特別高，咱們國賓館裏，所有的床他都睡不下，他要來呀，得給他特製一張大床，您聽說過嗎？那得是一張特別特別長的床，床單、被子也得單給他做……不過，媽媽，戴高樂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得算好人吧？可馬叔叔幹嗎又說他是‘右翼’呢？”
“你瞧，”媽媽煩惱地搖著頭說，“你灌進一耳朵這些玩意兒有什麽好處？把你的思想全部搞亂了！這些問題，隻有到你大了以後，才能夠弄清楚！以後再有馬叔叔這樣的客人來，大人說大人話的時候，你就別往裏摻和了，你要自覺地到這間屋來，功課做完了，你看看課外書也好嘛！”
我覺得很委屈：“幹嗎呀？以前你們倒不轟我，現在我長大了，反倒受限製，我不幹！”
媽媽隻是焦慮地望著我。媽媽不叨嘮的時候比叨嘮的時候更具有說服力。我從她的眼光裏看出來，她實實在在是為了我好。倒也是——我上小學那陣，當爸爸跟客人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就是在他們腿跟前擺弄玩具，耳朵裏也留不住他們一句話，可如今就算我待在了這邊屋裏，他們那邊偶爾飄過來的一句話，也總引得我心癢難熬……
還有一天，一個什麽單位給爸爸寄來了兩張戲票，爸爸、媽媽開頭挺高興，可一看日期，就傻眼了——那晚上我們全家要去看大姨，是早就定好的，因為那天是大姨和大姨父的“銀婚紀念日”，就是說，他們結婚整三十年，所以要隆重地紀念一下，我們全家都要去大姨那裏吃晚飯，不用說，一定會有好多好吃的菜，最後一定還有一隻大蛋糕，說不定還是在有名的春明食品店專門定做的——倘若爸爸、媽媽那晚上不去大姨家而去看戲，大姨非氣瘋了不行。
當媽媽把那裝有戲票的信封往我家牆上的蠟染布信袋裏一插時，我問：“什麽戲呀？”
媽媽隨口應答道：“不適合你們小孩子看的戲。對你來說，倒沒什麽遺憾的。”
哼，我都上中學了，她還總是左一聲“小孩子”，右一聲“小孩子”，誰說我沒有獨立思考的能力？誰說我分不清是非？誰說我不想學好淨想學壞？
我暫時沒吱聲。可臨到該去大姨家的那個晚上，爸爸、媽媽正穿衣服準備動身，並且媽媽還揚著嗓子喊我也快穿衣服的時候，我忽然皺著眉頭，揉著肚子，哼哼唧唧地向他們宣布：“哎呀，我肚子有點疼，我不想去……你們去吧，反正我是個小孩子，去不去大姨家也無所謂……”
媽媽大驚小怪地趕緊用手掌來捂我的腦門，還一疊聲地問我：“究竟哪兒疼？是胃，還是腸子？左邊，還是右邊？……”
爸爸揚起一隻眉毛，懷疑地望著我。
我裝得恰到好處，而且理由也越來越堂皇正大：“沒什麽，不要緊——可能是中午吃炸帶魚吃多了……不要緊的，你們放心去吧……再說，我還有三道代數題沒做出來呢……你們回來給我帶塊蛋糕就成……我還想把英文複習一下，明天有測驗……”
媽媽逼我吞了兩片什麽藥，又埋怨了一頓爸爸不會買東西——“那種炸帶魚多半都不新鮮，以後別再買了！你呀，要麽從來不給家裏買東西，要麽一買就瞎買……”——這才跟爸爸走了。
爸爸臨出門對我眨了眨眼說：“小凱，你可得讓我們放心啊！”
其實我有什麽讓他們不放心的地方！
我才不會胡來呢！我最瞧不起那些流氓小偷和不好好學功課的壞學生了，大人怕我跟他們學壞，他們就是弄不明白，像我這樣的瞧著“各色”的初中一年級學生，其實跟那號家夥完完全全是兩碼事兒！
等爸爸媽媽走了一刻來鍾，估計他們已經乘上公共汽車了，我這才行動起來——換下拖鞋，穿上外套，出得屋去，鎖上屋門，然後一溜煙地跑下樓梯……
我兜裏揣著那兩張戲票。我不過是要去看那出所謂不適合我看的戲而已。
我就不信我看不懂那出戲。大不了是出外國戲。要麽就是出古裝戲。什麽了不起的！我可知道英國好幾百年前就有個大戲劇家叫莎士比亞，我也知道“臥薪嚐膽”是怎麽一回事兒……再說我兜裏有好幾毛零錢，除了坐車、吃糖葫蘆，足夠買上一份說明書，那種隻能讓大人牽著手進劇場、不懂說明書有什麽用處的時代，對我來說算是徹底結束了。
我來到了劇場門口。門口貼著大廣告。一看廣告我卻“二乎”了。
原來當晚上演的是無場次話劇《十五樁離婚案的調查剖析》！
最後我當然沒看。不是我不適合看那出戲。是那出戲不合我的口味。你當我還是小孩子，凡戲都能耐著性子看麽？我得挑那些我樂意看的看。
我長大了。我覺得周圍的一切不再那麽神聖。同時又覺得周圍的一切格外神秘。
上小學的時候，我對老師——不管是哪一位老師——全都有一種畏懼感。
上了中學，我可開竅了。現在我知道，老師跟老師可不一樣。不光是性格、年齡、長相什麽的不一樣。他們學曆不同，掙的工資也大有差別。
比如我們的班主任楊老師。要擱在小學，我可不敢小看她。可現在我對她的“老底”一清二楚：她是師範專科的畢業生，比人家師範學院畢業的老師差兩年的學曆，工資才掙四十多塊，你說她有什麽了不起的？我們班也真倒黴，人家初一（三）班的王老師是三級教師，一個月掙一百好幾呢；初一（四）班的齊老師不光大學本科畢業，還在雜誌上發表過文章……我們班的呢？“你們班主任是誰呀？”一有人這麽問我就發煩，我敢把眼一白，撇撇嘴說：“你管是誰呢！”
開學不久，楊老師布置大掃除，她一本正經地宣布：“要愛護學校裏的一切公物……”
我立即舉手，她很吃驚，讓我站起來：“羅世凱，你有什麽問題？”
“您說，學校裏的一切公物都得愛護嗎？”
她望著我，微張著嘴，莫名其妙。
我揚揚得意地繼續問：“學校後門那兒垃圾箱裏的垃圾，我們也得愛護嗎？”
她和全班同學都被這突如其來的妙問鎮住了，一時全場啞然。
我幸災樂禍地望著楊老師，看她怎麽回答。
她的臉開始漲得發紅，生氣地對我說：“羅世凱，你不要無理取鬧！誰讓你去愛護垃圾了？”
我不慌不忙地反駁說：“咦，不是您說的要愛護學校裏的一切公物嗎？那些垃圾難道不是學校的，而是我們哪個私人的嗎？”
全班同學哄堂大笑。
楊老師氣得腮幫上的肉直抖。她用黑板擦敲敲講台，讓同學們安靜下來。
我等待著她當眾發火，但是她竟把衝到喉嚨的火氣壓下去了。她靜默了幾秒鍾，然後用強硬的語氣對全班同學說：“我們說愛護公物，指的是愛護公共財物，‘財物’的意思就是指有價值的物品；垃圾是廢物，不是財物，沒有價值，所以當然不能去愛護它，而應當把它清除掉！”
我想大多數同學一定立即被她征服了。我一時也不得不佩服她的涵養和口才。
楊老師對全班同學講完，又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嚴厲地問我：“羅世凱，你聽懂了嗎？”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我非反抗到底不可。忽然我靈機一動，梗著脖子繼續爭辯：“垃圾可以用來壓成建築材料，電視上演過那樣的節目，有一種機器，能產生很大、很大的壓力，把垃圾壓成一塊、一塊的建築材料……所以垃圾也有價值，也是財物……”
同學們被我引得又活躍起來，教室裏立刻充滿小聲地議論……
楊老師這下可真氣壞了，她的臉色比豬肝還要難看。她揮手讓我坐下，宣布說：“好，開始掃除吧！掃除完畢，請羅世凱同學到校長室去一趟！”
什麽？到校長室去？不是到年級教師辦公室去，而是到校長室去？哼，她以為這就能把我嚇倒嗎？我才不在乎呢！
在大掃除的時候，我幹得比誰都歡。我要讓楊老師知道，我提出那樣的問題，絕不是因為我反對大掃除，更不是我故意搗亂。瞧吧，我才不是壞學生呢，我能既不怕累，也不怕髒！
臨到參加清除學校後門的垃圾時，我更表現得積極，一邊用鐵鍬往車上鏟垃圾，一邊吆喝著，一會兒嚷：“我可不能愛護你呀！”一會兒叫：“你可不是沒價值呀！”逗得班上的男生全都不住地哄笑。
掃除完了，我去校長室。要擱在上小學的時候，一聽“校長室”這三個字，我沒準就得嚇個半死，可現在我一點也不怵，校長又怎麽著？校長這官可沒多大，上頭還有教育局管著他呢，再說就是教育局局長也沒什麽了不起，不是還有教育部嗎？部長上頭也還有人管他，你看，都有人管。他們誰也不敢錯待我，要是錯待我呀，我就往上告他們！
我敲了門，喊了聲“報告”，得到允許，這才進去。別以為我是個無法無天的家夥。
我們校長姓吳，瘦高個兒，戴副眼鏡，看樣子比我爸爸大不了多少。
他請我坐，我便大搖大擺地在他辦公桌對麵的椅子上坐下了。他給我倒了杯開水，我說了聲“謝謝”，也便大模大樣地端起來喝了幾口。
我等著他開訓。他卻仿佛完全忘記了楊老師所告的狀，而是跟我閑扯開了。他問我來學校報到那天，對校園的總印象怎麽樣。我說印象不錯。他緩緩地搖頭說：“不見得吧。你不覺得失望嗎？——咱們學校的樓太舊了！”我點頭承認。是有點失望。我問他：“不是說咱們學校要蓋新樓嗎？”他點頭說：“的確。過兩個月就開工。”我見他說這話的時候愁眉苦臉，不禁奇怪，忍不住問：“蓋新樓不是大喜事嗎？您幹嗎好像不高興似的？”
他歎口氣，好像跟我商量似的說：“要蓋新樓，就得先把東邊的舊樓拆了呀。這樣，初二和高一兩個年級，恐怕就得按二部製上課了。對他們來說，這可是學生時代的損失呀！可不安排他們上二部製，又怎麽辦呢？”不知怎麽的，多半是吳校長那推心置腹的神態語氣，感動了我，我拍拍胸脯說：“幹嗎讓初二上二部製呢？讓我們初一的上二部製吧，我們也都不小了嘛，是不放心嗎？怕我們沒有自覺性？不上課的那半天滿世界跑，胡鬧？”吳校長沉思地說：“其實二部製對哪個年級都不利，都會有個別的學生因為這原因變壞……可是綜合各種因素權衡起來，還是不能讓初一的學生上二部製，因為你們這個年齡，還是最不穩定的時候，最容易……”我截斷他的話說：“您以為我們最容易變壞？因為我們還小？”吳校長望望我，和藹地笑著說：“那倒也不是。說實在的，我還是傾向於想另外的辦法，比如說，租一批活動房屋，不過，那樣操場又沒有了……也許，我們可以把體育課拉到護城河邊去上？”
我一聽就嚷了起來：“嘿！您想得倒美！人家會罰您的款的！——現在園林局把那些地方全管起來啦，您當隨便在哪兒都能跑百米哇？”
吳校長點著頭笑了起來，笑得直咳嗽，他讚許地說：“你真是一針見血！是那麽回事兒！咱們可不能讓他們罰款，是吧？”
我們倆聊得挺歡，吳校長還拿出新樓的圖樣來給我看，忽然楊老師來了。顯然，吳校長跟我交談的情景讓她大為吃驚。
楊老師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使我尷尬起來。
吳校長卻若無其事，他招呼楊老師“快坐”，又對她說：“羅世凱同學也主張我們租活動房。至於體育課怎麽上，總能找到解決辦法的。”
我沒想到，楊老師一開口，反倒是向校長表揚我：“剛才同學們一致反映，大掃除當中羅世凱表現得特別好，尤其是不怕髒，積極地清除垃圾……”
我真想跟她說：“我那麽提怪問題，跟您抬杠，不對……”可就是說不出口。幹嗎非得讓我認錯呢？我隻是低著頭，假裝正在研究新樓立麵圖中的一個細節。
這時候我耳邊響起了吳校長的話語：“羅世凱，你是班上有影響的人物，特別在男生裏頭，你是有代表性的一員，希望你一定從各方麵支持楊老師的工作，就像從各方麵支持我這個校長的工作一樣。從小學到中學，是人生從童年時代過渡的階段，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階段啊！它的意義，不比中學畢業以後，從少年時代向青年時代過渡的那個階段意義小呢！”
啊，敢情人生有好多個階段：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壯年、中年、老年……
吳校長的話，讓我動了心。可也不知怎麽搞的，我還是改不了跟大人抬杠的勁頭。你說東，我偏要說西。你讓我往南，我偏要往北——最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大人讓我往南是有道理的，我也偏要先往北拱一段，然後再悄悄地朝南拐。
我忽然變得愛照鏡子了。上小學的時候，鏡子對我毫無意義——除非公園裏花錢才讓照的哈哈鏡——我那時候甚至記不清家裏究竟有幾麵鏡子，可是現在我不僅充分地利用著洗手池前的小鏡子、爸爸媽媽屋裏大立櫃上的穿衣鏡和媽媽梳妝匣上的橢圓形鏡子，而且，我那磁鐵開關的塑料鉛筆盒中，也有一麵專供我使用的小鏡子。現在不用媽媽督促，我就能主動把臉洗幹淨，而且絕不讓耳朵背後留存汙垢；我一個月裏至少在洗澡堂裏洗兩回澡，過去總是爸爸帶著我去，現在，對不起，他叫我的時候，我總是“沒工夫”，而我去的時候根本也不約他。在澡堂淋浴的時候，我特別有一種異樣的感覺，就仿佛我身體裏竄進去、流動著一種原來不屬於我的東西……
正當我跟楊老師處得不錯的時候，忽然有一天吳校長來班上宣布：“你們的楊老師病了。她需要住院治療。也許還要動手術。以後由彭老師來代她的課並擔任你們的班主任。”
這位彭老師一開始很讓我們興奮——他有四十來歲了，聽說掙七十塊錢的工資，不消說學曆、教齡都比楊老師強；而且他講話比楊老師風趣，頭一堂課就把我們逗得不斷發笑。可是幾堂課上過去，我就發現他備課沒有楊老師認真，他那些逗趣的話其實全不是什麽知識，正經該傳授的知識他卻講得含含糊糊，而且有時候還把知識講錯。有一天下課的時候，我故意湊到講台跟前向他提問，在他回答我的時候，我根本沒聽他的，隻是注意觀察他那攤開的備課本——跟雞爪子扒過的一樣！這幾秒鍾的印象，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刺激——敢情不一定掙工資多的，課就一定講得比掙工資少的好！
當晚在家裏看電視，新聞裏有一段開一個什麽科技方麵的會議的報道，當畫麵上出現一個滿臉褶子的老專家時，我故意大聲地發表議論說：“嗬，呆頭呆腦，甭看資格老，其實不一定有什麽真學問！”
媽媽一聽就急了，訓斥我說：“你怎麽張口就這麽反動？你跟誰學的？”
我理直氣壯：“誰反動？我有我的看法，許不許？”
媽媽決定立即壓下我的氣焰，她宣布說：“不許！你還不到對這類事有你的看法的時候！你應當聽老師和家長的話，不許胡思亂想，更不許胡說八道！”
我揚起下巴，冷笑著。恰好電視屏幕上出現了孫中山先生的像，我便故意又大聲地議論說：“其實孫中山特別喜歡蔣介石。北伐戰爭的時候，蔣介石是北伐軍總司令呢！”
媽媽簡直是打算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她用兩個拳頭捶著她的膝蓋說：“你還要犯渾是不是？你不當上小反革命不甘心是不是？你就這麽渾下去吧，早晚有一天你會給咱們家惹禍的！”
爸爸一麵勸她一麵勸我：“你也用不著上這麽高的綱，別急成這模樣——小凱呀，你不要故意惹你媽著急、生氣。過去，老師跟我們教給你，讓你知道蔣介石是大壞蛋，這個結論是推不翻的。這是就他在中國近代史上所起的總作用下的結論。當然啦，你現在大一點了，知道的也就多一點了。你知道孫中山先生信任過他，他當過黃埔軍官學校的校長，當過北伐軍總司令……也就是說，在他背叛革命之前，他也曾經有好的一麵，那麽，你應當怎麽想呢？你不應當覺得原來大人告訴你的結論不對，隻應當懂得：一個人的好壞不是一成不變的……”
“行啦行啦，”媽媽打斷爸爸的話說，“你越講那些個越助長他說反話的習慣！他這種亂說亂道的習慣說到底都是你縱容出來的！你就這麽縱容下去吧！”
眼看他們就要對吵起來，我隻好跺跺腳說：“好啦好啦，我不說不問了還不行？快看電影吧！”
電視裏播出的那部電影本是我們盼望已久的，結果大家情緒都受了影響，興趣大減。
第二天上彭老師的課，我比往常更注意挑他的錯。他在講解“陰森”這個詞語的過程中，為了增添同學們的興趣，舉例說：“法國巴黎，有個巴士底獄，嗬，那裏頭呀，又黑暗又潮濕，可疹人啦！你們看過電視連續劇《雙城記》裏頭有的鏡頭，就是在巴士底獄裏拍的……”
聽到這兒，我立即把右手高高地舉起。
彭老師把我叫起來：“你有什麽問題？”
“我沒問題。可你講錯了，”我鄭重其事地宣布，“巴黎的巴士底獄早在二百來年前就讓人民給拆了，拆得一塊磚頭都不剩……”
彭老師聳聳肩膀說：“是呀，那又怎麽樣呢？”
“你講錯了！”我懷著一種勝利者的喜悅，大聲地宣布說，“你說《雙城記》有的鏡頭是在巴士底獄裏拍的，這根本不可能。巴士底獄早就沒有了，現在那地方是個廣場，叫巴士底廣場，廣場當中有個高高的紀念碑，上頭有個自由神的塑像，背上有一對翅膀……”
彭老師很狼狽。可他繃著臉瞪著我，不願意當著全班同學認錯。他想了想，敷衍地說：“巴士底獄拆沒拆跟我們討論的問題關係不大，我們現在要弄清楚的是‘陰森’這個詞的含義，而巴士底獄的景象確實最適合用‘陰森’這個詞來形容……”
他揮手讓我坐下。我沒坐下，而是環視著全班同學說：“他講得不對。巴士底獄肯定早就拆了。我爸爸的老同學馬叔叔前些日子剛從巴黎回來，我當麵聽他講過巴士底廣場的來曆。”
我的這種態度，以及班上大多數同學——包括一部分女生——對我的露骨欽佩，強烈地激怒了彭老師。他氣得把講台猛地一拍，衝著我怒吼起來：“羅世凱！你要幹什麽？究竟是你講課，還是我講課？”
嗬，給我來硬的，我才不怕呢！我從容不迫地對他說：“反正誰講也不興瞎講，講就要講正確……”
彭老師氣得眼珠都快從眼眶裏蹦出來了，他氣急敗壞地伸直胳膊指指我，又指指門，命令說：“你不願意聽我的課，就請你出去！出去！”
要在小學，我非給這招嚇哭不成。可現在我才不怕呢。出去？出去就出去！怎麽著？
我冷笑著，毫不猶豫地離開座位，在同學們眾目睽睽之下，晃著肩膀走出了教室，並且在一股我自己也弄不清的力量支使下，又一直走出了學校，當我稍微冷靜一點以後，我發現自己已經站在了熱鬧的街頭。
風吹著我的臉。我這才覺得自己的臉有點發燙。我把雙手插在褲兜裏，挺著胸脯順著人行道往前邁步。多數行人並不注意我，隻有一個賣糖葫蘆的大小夥子用一種古怪的眼光望了我一陣，還有一個顯然是農村來的背著一摞絲綿的半老頭兒，斜著一對老鼠眼瞥了我好幾眼……我心裏隻是暗笑。我理也不理他們，徑自朝前走。我想那些編破電視劇的人物這下可有得瞎編了——我，一個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因為被老師轟出了課堂，流落街頭，結果輕而易舉地被教唆犯俘虜，從此墮落下去……自然，最後我經曆一番坎坷，總算“浪子回頭”，結尾是我又重新回到班上，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鼓掌歡迎，於是這時候唱起一首插曲，大概少不了還是請李穀一阿姨來唱，她用一種嬌滴滴的氣聲演唱著：“回來吧，孩子！回來吧，孩子！你這迷路的孩子，快回到集體的懷抱……”於是鏡頭上是我的大特寫，演我的演員因為哭不出來，導演拍那個鏡頭的時候就往他眼眶裏點甘油……
“咳，什麽呀——瞎編！真該給他們一個‘大哄子’！”我不禁笑出了聲來，“我？我能因為讓彭老師轟出來就變成小偷流氓嗎？笑話！”
於是我刹住腳步。我決定要做一點有意義的事，非常有意義的事。哼，我要讓大家知道，我在這種情況下不但不會墮落，反而會出乎他們意料地充分表現出我的優秀品質。
我應當做一件什麽事呢？忽然，我想到了楊老師。楊老師正在住院，我應當去看望她！我不能空著手去，我要給她帶去一樣她特別高興的東西！
想到這裏，我便對身上的口袋進行了一番徹底的搜索，結果一共找到了八毛六分錢，這都是我從媽媽給我的零花錢裏節省出來的。
手裏攥著八毛六分錢，我沿著大街往前走，望著每一家路過的商店。我該給楊老師買樣什麽東西呢？吃的？用的？……啊，花木商店！對呀，買吃的，買用的，都不如給楊老師買一盆花兒！
我便到花木商店裏，給楊老師用八毛錢買了一盆翠綠的文竹。
捧著那盆文竹，我來到楊老師住的那個醫院。我跟班上的同學前些時候來醫院看過她一次，那次她見到我非常高興。這回她看到我捧著一盆文竹來看她，一定更加高興。不過，她會不會問我：“你怎麽這時候來？這時候不是該上課嗎？”我怎麽辦呢？撒個小謊，還是幹脆實說？……
可是到了醫院住院部，人家根本不讓我進去。原來那天全天都不讓探視病人。有什麽法子呢，我隻能把文竹留給了他們，讓他們轉交給楊老師。人家問我：“你是他家什麽人？”又跟我說可以隨花盆送進個條子去，我隻是說：“你們就把文竹先送給她吧。”我條子也沒寫，就離開醫院了。
離開醫院以後，我忽然無聊得要命。我有點後悔我花掉的那八毛錢，因為我來到了電影院門前，剛好有一場《瘋狂的貴族》，爸爸往家裏拿過這電影招待場的票，那時候我根本不想看，可現在我要能看上一場該多好呀——票房裏的那個阿姨托著腮幫子發愣，有的是賣不出去的票，但我手裏的包裏隻有六分錢了。唉，沒法子，我隻好在電影廣告底下轉悠了一圈，用五分錢買了一根巧克力冰棍，小口、小口地吮著，懶洋洋地繼續朝前盲目地走去。
我真希望能遇上點什麽奇跡，比如說，有個大流氓正欺侮一個小女孩，那麽我一定立刻衝上去打抱不平；再比如說，忽然前麵樹根底下出現一個錢包，鼓鼓囊囊的，裏頭至少有一百塊錢，還有工作證什麽的，我立刻撿起來，並且奔跑著去交給警察叔叔……末後失主找來了，他感動得要命，抽出一張十元的鈔票要酬勞我，我便高傲地說：“你要這麽看待我，我就把你的錢包還扔回那樹根底下去！”……可我又幹嗎非得扮演正麵角色呢？我幹嗎不揀起一塊石頭，朝那藥房的大玻璃窗扔過去？也許那樣就會把我抓起來，關進拘留所，我都這麽大了，嚐嚐拘留所的滋味又有什麽不可以呢？還有那信托商店的收購部，掛著好大的一塊牌子：“謝絕參觀”。憑什麽“謝絕參觀”？我幹嗎不勇敢地闖進去？人家轟我也不走，我就是要參觀嘛！……喏，前頭是一家儲蓄所，究竟存錢是怎麽一回事？幹嗎要給存錢的人利息呢？這不是鼓勵不勞而獲嗎？我身上正好還有一分錢，一分錢給不給存？一個月給多少利息？……
可是到頭來我既沒遇上什麽奇跡，也沒真的胡來，我走進一座百貨商場，很快便找到一件既能消耗我那多餘時間和多餘精力，又很有意義的事來做——我幫助清掃場地的那位師傅推著地刷來來去去，那地刷跟地麵的接觸寬度足有一米半還多，蘸了汽油，推著鋸末往前那麽一走，地麵就變得幹淨極了，推把上還安裝著一個鈴鐺，遇到有顧客擋路時，我們就按鈴提醒他們。
那師傅有我幫忙，省勁多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許多。當然，他問了我：“小同學，你們今天怎麽不上課呀？”我就撒謊說：“昨天我們學校開運動會了，所以今天休息。”他表揚我說：“你昨天也有競賽項目吧？瞧，累了一天，你也不歇著，還來義務勞動！”我隨口說：“沒事兒！我愛推鉛球，幫您這麽掃地，我胳膊不就長勁了嗎？”
說實在的，我幹得蠻快活。不知不覺就到了商店關門的時候了。我還要幫那師傅做最後的清掃，他無論如何不讓了，說我該回家了，不然家裏大人會著急的。臨告別時，他一再問我是哪個學校的叫什麽名字，我挺不情願地告訴了他。出了商店以後，我為這一點後悔了半天。
我溜溜達達地往家裏去，心裏很輕鬆。我覺得天邊的晚霞像一團團粉紅色的草莓冰激淩，而那些從電線杆上伸向馬路當中的新型路燈，活像一把把可以用來吃那些冰激淩的大勺子。我把跟彭老師鬧糾紛的事撇在了腦後，就仿佛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直到上了樓，來到我家住的單元門口時，我才感覺出今天畢竟有些異樣。我家的門沒有掩實。推門進去，耳邊立即傳來兩個重疊的聲音：一個是媽媽抽泣的聲音，一個是吳校長勸慰的聲音：“要知道，十三歲的確是個可怕的年齡。孩子在這一歲裏生理上、心理上都發生著某種劇烈的震**，我們一定不能簡單化地去理解他們和對待他們，尤其要避免從政治上、品德上去給他們生硬地下結論，而應當學習一點少年心理學，準確地把握他們的心理狀態，同時引導他們逐漸地認識自己和約束自己，像關心他們的生理衛生一樣，幫助他們搞好心理衛生……”
我站在過廳裏，屏住氣息聽了聽，說實在的，沒有聽懂，可我忽然非常感動。光吳校長講話時那種聲調就讓我感動。而且我覺得他的這些話比我以往聽到過的任何話語都更神秘……十三歲是可怕的！十三歲為什麽是可怕的呢？還有，什麽叫心理衛生啊？
爸爸最早聽出了我的動靜，他突然從裏屋走出來，望著我，臉上的表情說不出的複雜。
“他回來了。”爸爸向裏屋的人們宣布說。
我隨爸爸進了屋。
坐在沙發上的媽媽一看見我，竟然用手絹捂著鼻子，索性哭出聲來，就因為我正好十三歲，她就怕成了那樣嗎？
屋裏還坐著彭老師。他見了我。脖子上的喉骨直滑動，仿佛在這以前他一直有口氣咽不下吐不出，這下才開始鬆快起來。我注意到我的書包已經擱在桌子上了，顯然，是彭老師給我帶來的。我忽然可憐起他來。巴士底獄真不該拆得精光，哪怕拆得隻剩一間牢房也行，那樣我跟他就全都正確了……
隻有吳校長表情很平靜。他見了我點點頭說：“正在說你呢。其實我知道，就是你說著反話的時候，跟老師和家長抬杠的時候，你的心眼也並不那麽壞。你現在是不是挺喜歡照鏡子的？”
我點點頭：“喜歡。您怎麽知道的？”
吳校長說：“因為我也有過十三歲。可是我跟好多好多的大人一樣，平平安安地過來了。還有一個十六歲。這是兩個生理上、心理上震**得最厲害的關口。要學會像照鏡子檢查自己的容貌一樣，經常地約束住自己的心理衝動。你聽得懂我的話嗎？”
我站在他們當中，對吳校長，也對爸爸媽媽和彭老師說：“我不大懂。不過，我可不怕十三歲！你們相信我吧，起碼我再也不會像今天這樣，弄得你們一群大人都為我著急！”
媽媽發出一陣形容不出的聲音，又像哭，又像笑……
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