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彼岸書》導言
為了向莫洛爾女士（Lady Ottoline Morrell）解釋俄國革命，羅素（Bertrand Russell）會說，布爾什維克專製雖然可怕，好像恰是適合俄國的那種政府："自問一下，要如何治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小說裏那些角色，你就明白了。"
俄國理當實行專製社會主義的看法，許多西方自由主義者認為並無不公，至少，談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那些"魔鬼"--俄國的激進知識階層，他們作如是觀。就其與社會疏離以及其給予社會的衝擊的程度而論，十九世紀俄國知識階層可謂舉世無二。他們的意識形態領導人物，是一個具有教派凝結力與使命感的小集團。他們在道德上熱烈反對現有秩序、心智上專一貫注於觀念、信仰上惟理性與科學是從，遂為俄國革命開道鋪路，而造成他們本身重大的曆史意義。但是，英國與美國的曆史學家對待他們，常生屈尊俯視之心，而且往往帶有道德上的厭惡感；因為他們盡其熱情以附和的理論並非己出，而是借自西方，且其了解多不完全；他們狂熱騖從極端的意識形態，有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的魔鬼，衝向盲目的自我毀滅，還拖著他們的國家同歸於盡，隨後更貽害世界許多其他地區。這個信念既深嵌於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看法之中，複由俄國革命及其後果而強化，對觀念的熱烈與興趣於是被視為心靈與道德混亂失序的征候。
這個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看法，有個自由主義的聲音強烈且一貫不讚同--而且，這是一種相當卓絕的聲音。以賽亞·伯林是本世紀最傑出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之一。在政治哲學根本問題上的研究上，他的《自由四論》有絕頂重要的貢獻。作為思想家，他的獨創性，是本諸一種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而兼融一種純屬歐陸的、對觀念及其政治實際影響的執著；他的論述裏充滿一個信念，認為，要了解觀念在行動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想了解他所謂右派與左派的"巨大專斷見地"（'greatdespotic vision）在思想上與道德上的吸引力的人，最能了解並維護自由主義的價值。過去半個世紀，英國對歐陸思想運動相當冷漠，對這種冷漠，他在英國思想生活上的建樹是一股有效的抗力。在行文述理生動明澈的論文與演說傑作裏，他廣涉歐洲重大思想傳統，博觀後文藝複興世界（thepostRenaissance world）幾位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的理念與人格。在首次成集於本書的幾篇文章裏，他更深入探討俄國知識階層現象。
以賽亞·伯林對俄國知識階層的研究路數，是注意其人如何"體行"（'live through）觀念以解決道德要求。這個題目的研究，大多依據曆史上的後見之明來判斷政治上的解決，他則反是，最關心該知識階層所提出的社會與道德問題、他們所尋求解決的困境。他論述俄國題目的文章自成其說，無待於哲學上的注疏與參校，不過，這些文章對他思想史方麵所有著作的中心主題，也是個實質上的增益，而且，放在這更大更廣的架構裏，最能顯出獨造之處。
伯林的著述，其中心旨趣為，人類道德行為隨一些未有定論的問題而轉移，他取他認為最根本者之一，加以探索。他選取的問題是：所有絕對價值到底是否並行不悖，或者，人生怎麽過的問題是不是沒有單一的終極解答、人類是不是沒有一個客觀而四海皆準的理想？在他繁富博大的研究裏，他探索了一元與多元世界觀，講究其心理與曆史根源與後果。他提出一個論證：在黑格爾與馬克思主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極權結構不是可怕的變態，而是所有西方政治思想核心潮流裏一項主要假設的邏輯發展。這項假設是：宇宙有個單一目的，緣此目的，一切現象底下有個根本的統一。這根本的統一，有人說可經科學探討而發現，有人說可由宗教啟示而獲得，又有人說可由形而上思索而掌握。要之，一旦發現，就能為人生如何過的問題提供最終的解決方案。
這信念的幾個最極端形式，因其非人的人類看法將人類視為抽象曆史力量的工具，而在政治實踐上導致種種罪惡的走火入魔。不過，伯林強調，這信念本身，不可遽而視為病態心靈的產物。蓋人有感於內在分裂，渴望一種神秘但已失落的整體性，遂生出"一股深刻、無可救藥的形而上需求"，上述信念即根源於這股需求，而為一切傳統道德之基礎。這股絕對價值的渴求，流露的往往是一個極力脫卸擔子，使人不必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衝動，亦即將這擔子轉給一個巨大而不具人格的統一整體--"自然、曆史、階級、種族、'我們時代的殘酷現實'或者無可抗拒的社會結構演化；該整體會把我們吸收並融入其無限、漠然、中性的質地組織裏，對這組織加以評價或批評，是愚蠢的，與之相抗，也注定失敗"。
伯林相信，正由於一元現實觀回答了人類的根本需求，因此，真正一貫的多元論素來是個相當罕見的曆史現象。多元主義，以他所取於此詞的意思而論，不可混同於一般界定的自由主義看法--依照一般界定的自由主義看法，極端主義者是對真正價值的扭曲；社會和諧與道德生活之鑰，寓於溫和（moderation）與中庸。據伯林所了解，真正的多元論更強硬，在思想上也更大膽，它拒斥所謂一切價值衝突皆可由綜合（synthesis）而獲終極解決，以及所謂一切可欲目標都能相互調和之說。多元論認為，人性如此，其所產生的某些價值容或同等神聖、同等終極，卻會相互排斥，而且彼此毫無可能成立一種客觀的等級層次關係。因此，道德的行為操持可能就是要在沒有普遍共通標準的協助下，在無法得兼，但同等可欲的價值之間做痛苦的抉擇。
據他所見，一個人若想認識他的自由的真正本質，道德上這種永遠可能的不確定性就是他必須付出的代價。如果你主張紛雜多樣的人類目標與誌向既無法以任何普世一致的標準來評價，也不能從屬於某種超越的目的，那麽，個人自我指導而不受國家、教會或黨派指導的權利，分明至高無上。不過，他認為，這信念固然隱含於某些人文主義與自由主義態度之中，惟因一貫的多元論所導致的後果極為痛苦、令人不安，而且在根本層次上利於西方傳統裏一些居於核心、未受批評即獲成立的假設，故極少有人充分加以申明自表。在討論維科（Vico）、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與赫爾德（Herder）的精要文章，以及在"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Inevitability）裏，他曾彰明，少數詳述多元論後果的思想家素來一貫遭受誤解，其創意也遭受低估。
在《自由四論》裏，他認為，世界上的多元論識見，往往是曆史上的幽閉恐怖症（claustrophobia）的產物：思想與社會僵化之時，一致化（conformity）的要求對人類能力造成不堪忍受的鉗製，使人有感而要求"更多光明"--擴伸個人責任與自發行動的範圍。然而曆史上居於主導地位的是一元論的學說。由此可見，人更容易染患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a）：在曆史危機時刻，由於必須作抉擇，人心生出恐怖與精神病症，遂汲汲於讓棄道德責任的疑慮與苦惱，換取決定論的識見--或保守、或激進的決定論；這些識見賦予他們"囚禁中的平靜、自足的安全、一種終於找到自己在宇宙裏的適當位置的感覺"。他指出，對確定事物的渴求，從來莫過於今日之烈；他的《自由四論》就是一項強力的警告，力言世人有必要透過層層轉深的道德體悟。亦即透過一個"複雜的"世界觀，察識這類確定事物所根據的基本謬誤。
和許多自由主義者一樣，伯林相信，這種層層加深的體悟，可由研究俄國大革命的思想背景而獲得。但他的結論與他們殊不相同。他懷著使他對歐洲思想家產生全新洞識的道德感，反允一般所持俄國知識階層成員盡屬狂熱一元論者之說。他彰明，他們的曆史困境強烈地使他們對一元與多元兩類世界觀俱有好尚--俄國知識階層迷人之處是，他們之中最敏感的一批成員由於同時兼具曆史幽閉恐怖症與廣場恐怖症，而且兩症同等深劇，因此，既熱烈心儀、同時在道德上又厭斥彌賽亞式的意識形態。結果是他們一場極為專心的自我反省，而對我們這時代的重大問題產生了許多先知式的洞識。
俄國那場產生了一連串千禧年政治教條的極端廣場恐怖症，其起因已為世人所熟知。一八二五年那次革命，是試圖按照西方模式，將俄國造成一個立誌國家。在隨那場革命失敗而來的政治反動裏，那一小群西化思想精英即與其落後祖國深相疏雜。精力既失實際發泄口，他們將他們的社會理想主義轉入一種宗教般專致的真理追尋。他們透過當時風靡歐洲的曆史哲學（historiosophical）唯心哲學體係，希望找到一個使周遭的道德與社會渾沌狀態具有意義，而且使他們能在現實中安身立命的一元真理。
由絕對價值的這股渴求，產生了一種毀譽參半的一貫性。伯林指出，這種一貫性是俄國思想家的最顯著特征--他們習慣於將觀念與概念推究到最極端、甚至荒謬的結論：未達推理的極端結果而止步，他們視為道德怯懦之征，表示你對真理的獻身不夠充分。不過，伯林強調，這種一貫性背後，還有第二個而與第一個互相衝突的動機。西化的少數人由教育與閱讀而吸收了啟蒙運動與浪漫主義的自由與人性尊嚴理想，而尼古拉一世的強力專製在這些人心中產生了比較先進的歐洲諸國所沒有的幽閉恐懼症。結果，俄國知識階層追尋絕對價值，其入手第一步，就是激烈摒棄絕對價值--政治、宗教、社會上的傳統與固有信仰、教條、建製；他們相信，這些東西扭曲了人對自身及其適當社會關係的看法。正如伯林在《俄國與一八四八》一文所言，一八四八年歐洲諸次革命之敗，影響所及，加速了這個摒棄過程。俄國知識階層自此極不信任西方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意識形態及其社會的萬靈藥。在俄國知識階層道德最敏感成員心目中，思想的一貫（intellectualconsistency）主要意指他們所謂"忍苦體行"（suffer through）真理，亦即透過一個痛苦的內在解放過去，剝去一切安慰人心、傳統上因襲掩飾，或者為社會與道德專製製度設辭辯護的幻相與片麵真理。這一步，導致他們針對日常社會與政治行為居之不疑的根本假設，作涵義深遠的批判。這種一貫、連同其中由信仰與懷疑交雜而來的種種緊張，以及其所導出的洞識，就是伯林俄國思想家幾篇文章的中心主題。
在幾幅個別思想家畫像裏，他顯示，俄國知識階層幾位最傑出的成員由於既懷疑絕對價值，後又渴望發現某種統一的、一舉解決所有道德操持問題的真理，因而內心不斷分裂交戰。有些人屈服於後麵這股衝動：巴枯寧以撻伐獨斷教條對個人的暴虐而成名，開創其政治生涯，及其終也，反要求人完全附從他自己所持素樸農民特具智慧的獨斷教條。此後，一八六年代許多破壞偶像的青年"虛無主義者"未加疑問，即接受一種粗糙的唯物主義教條。其他思想家比較嚴肅而持恒。批評家別林斯基經常被舉為俄國知識階層非人狂熱的至高例子：由黑格爾原則，他推論尼古拉一世的專製為宇宙和諧的表征，世人應違逆良心本能，加以敬仰。但是，在一篇極為動人的別林斯基研究裏，伯林指出，信仰的渴求容或導致別林斯基一時維護如此可怕的命題，未幾，他的道德誠實仍驅使他摒絕這盲惑之見，轉取一種熾熱的人文主義，而宣斥一切巨大時髦的曆史哲學體係為要求活生生個人向抽象理想犧牲的莫洛克神（moloch）。別林斯基其人具現了俄國這種一貫性裏的矛盾：知識分子原本欲求一個能抵製破壞的**的理想，這欲求卻導使他們致力於破壞，而以他們的熱情與清明暴露了某些社會與人性假設（絕對與普遍解決法信念基礎所在的假設）的空洞。伯林有一篇文章裏討論主導十九世紀俄國激進思想的民粹主義傳統，文中他彰示民粹主義者有一點遙遙領先他們的時代，他們知覺到深信生產過程可以量化、中央化與理性化的當代自由主義與激進主義進步理論裏所蘊蓄的非人涵義。
知識階層大部分成員認為，他們以破壞為主的批判隻是初步的工作，是清理地麵，以備某種偉大的意識形態建構。依伯林所見，此事與我們這時代具有異常的關聯：我們這時代，惟有一貫的多元論能保護人類的自由，使其不受體係建構者劫掠侵奪。他並且顯示，這種多元論充分顯現於一位創意至今仍大受忽視的思想家觀念之中--其人即赫爾岑。
赫爾岑為俄國民粹主義創始者。西方所知道的他，是個信仰過時社會主義烏托邦的俄國激進分子。在兩篇討論赫爾岑的文章，以及在他為赫爾岑最偉大作品《彼岸書》與《往事與隨想》撰寫的導論裏（（這兩篇導論，本書未錄。《往事與隨想》導論收於即將出版的選集《反潮流》。）），伯林轉變了我們對他的了解，確立他為"俄國三位天才道德導師之一"、現代一些關於自由的最深刻論述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