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偶格言的這兩種表達或多或少都在表麵上表達了這種理性概念。黑格爾在第一種表達中說，合理的必然會發生，他的意思是說，合理的在世界曆史的過程中必然發生。他講的理性的發展，是在世界曆史中出現的發展。同樣，當黑格爾在第二種表達中說，合理的變成現實的，現實的變成合理的，他隻是認為曆史世界正是發生這些轉變的領域。盡管對偶格言的權威表達並沒有明確涉及理性能夠具有動力的這一麵，所以表麵上表現為靜態的，但是黑格爾很明顯在這一表達中也把理性看成一種發展動力。他清楚地相信，在權威表達所描述的當下環境中，合理的就是現實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這正是曆史發展過程的結果。通過這一過程，合理的變成現實的，現實的變成合理的，這一過程就是世界曆史過程。從曆史的角度來說，合理的就是現實的(社會世界展現了變得更為合理的趨勢),這一事實正好解釋了為什麽現實的(當下)就是合理的。盡管與其他兩種表達相比，權威表達並沒有強調理性具有發展性的特征，但這隻是著重點上的差別，而非理論上的不同。我們所講的一切，目的就是為了指出，對偶格言的這三種表達並沒有對理性、真實及其相互關係的基本性質提出相衝突的解釋。相反，它們表達了一種共同的基本概念，隻是它們恰巧強調的是這一共同的基本概念的不同層麵。考察這些不同的表達，真正的價值在於，這樣做可以使我們看清楚這些不同層麵到底是什麽,我們也能夠更好地理解黑格爾思想的豐富性。
在我們轉到對對偶格言的方法論意義進行考察之前，我們希望接著再進一步考察黑格爾關於社會世界會變得更為合理的這一觀點的另一層麵。根據黑格爾的觀點，社會世界要變得更加合理，最終的方式就是，相比古代社會世界的製度來說，現代社會世界的現存製度能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它們的本質。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曆史的顯著特征就是要消解理想與現存之間的鴻溝。事實上，黑格爾的世界曆史概念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發展過程，正是通過這一過程，這一鴻溝變得越來越小。
黑格爾在一個極具啟發性的文本中處理了這一問題，即他在《法哲學原理》導言中關於柏拉圖《理想國》的地位與局限性進行了討論，我希望據此展開考察。在這一導言中，黑格爾做出了一個著名且引人注目的論斷，《理想國》的基本特征與《法哲學原理》是一樣的：它們都是“用思想來理解自己的時代”(PR,T13)。《理想國》根本不是像人們通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個“空洞的理念”,它“本質上體現的正是希臘倫理生活的本質”(PR,T12,翻譯有所修正)。我們可以理解，評論者們一般都難以嚴肅地接受這一論斷①,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這種解釋與柏拉圖自己的理解是極不相符的。柏拉圖通常認為《理想國》代表了對當時城邦的一種否定。第二，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描繪的社會世界與在他那個時代裏現存的希臘城邦極不相同。例如，這是一個沒有婚姻的社會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社會的兩個高層階級沒有私人財產，沒有人能夠享有職業選擇的自由。那麽,自然會出現的問題是：黑格爾何以能夠那麽嚴肅地認為《理想國》是用思想來理解當時的那個時代呢?我們可以假定，使黑格爾的解釋有問題的那些困難實在太明顯，黑格爾根本不可能忽視它們。那麽,如果黑格爾認識到了他的解釋所麵臨的這些困難，他又如何能嚴肅地認為《理想國》是“用思想來理解自己的時代”呢?
黑格爾本人並沒有明確地回答這一問題，但是我相信，我們可以構造出某種他有可能會給出的回應。黑格爾可能會承認，他對《理想國》真正主旨的解釋與柏拉圖的自我理解是極不相符的，但是他會論證，他對柏拉圖《理想國》的目的的理解比柏拉圖本人要更好。黑格爾在這裏會追隨康德，認為我們有可能在理解某個哲學家的時候比那個哲學家對自身的理解更好，他會指出，當哲學達到了對其曆史本質的全麵理解時，他(即黑格爾)就會在哲學創作上占據優勢。盡管對黑格爾來說，哲學總是曆史性的——哲學都是在思想中反映了它的時代——但是，隻是在當前(黑格爾那個時代),哲學的曆史特征才被人們認識到。黑格爾也將承認，柏拉圖在《理想國》所呈現出來的社會世界的安排與柏拉圖時代現存的製度是極不相同的。事實上，這裏我們講“承認”,可能有些用詞不當，因為這隻是黑格爾想要去堅持的觀點。無論如何，黑格爾將會論證——事實上他也是這麽做的——這種不一致性最初反映的是《理想國》的缺陷，但是到了最後，它反映的恰恰是柏拉圖時代希臘社會世界的缺陷。這種觀點值得詳細考察。
有一種常識的看法認為，《理想國》之所以與現存社會安排極不相同，原因就在於，《理想國》中所描繪的社會安排對於當時的世界來說實在是太好了，我們就從黑格爾對這一常識看法的否定來開始我們的考察。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黑格爾認為，《理想國》之所以是一個幻想，“不是因為它所描繪的東西太過美好，它是人類所缺乏的，而是因為它所描繪的這種美好達不到人的要求”(VGP,2:110/2:95)。隻要我們知道黑格爾對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這一點理解，那麽對於黑格爾會認為柏拉圖的理念是有缺陷的這一點我們也不感到奇怪。事實上，他對這種理念的批評正源於他關於合理的就是現實的這一概念。黑格爾認為，“真正的理念並不是那種僅僅隻是應當具有真實性的東西，而是那種本來就具有真實性的東西，而且是唯一真實的東西；如果某種理念被認為太過美好而不能存在，那麽這種理念自身可能就存在某種錯誤，因為真實性太美好了”(VGP,2:110/2:95,翻譯有所修正)。但是，黑格爾何以能夠同時持有如下兩種觀點呢?一種觀點是說《理想國》中所提供的理念是有缺陷的，因為它不能得以實現；另一種觀點是說，《理想國》正好反映了希臘倫理生活的本質。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黑格爾認為，古希臘的社會安排沒有為人的主體性或個體性留下空間，那麽我們就能夠領會如下觀點，即《理想國》是對希臘倫理生活本質的反映。事實上，黑格爾認為，從希臘倫理生活的角度來看，“在(柏拉圖所處的)那個時代，獨立自存的個體性原則已經驟然壓倒了希臘倫理生活”(PR,§185R),它是“僅僅作為一種毀滅性的力量”而出現的(PR,T12)。黑格爾認為，《理想國》代表了柏拉圖對出現這種“更深層的原則”所做出的一種反映。黑格爾告訴我們，柏拉圖“要從他的城邦中絕對排除(這一原則),哪怕是私人財產方麵所出現的一些苗頭……也要從家庭中排除這一原則，家庭到了更為成熟的形式，易形成主觀意誌、選擇社會地位等”(同上)。
現在，黑格爾認為，這種反應基本是以柏拉圖所生活的社會世界的特點為條件的。因為從希臘倫理生活的角度來看，獨立自存的個體性原則隻能作為一種毀滅性的力量出現，柏拉圖視之為一種威脅。正因為柏拉圖視之為一種威脅，他才感到有必要將它排除掉。而且，根據黑格爾的看法，希臘世界背後的理念是建立一個“純粹真實的國家”(例如，沒有為主體性與個體性提供空間的國家),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所抓住的正是這種理念。實際上，黑格爾認為，正是《理想國》成功地抓住了這一理念，這種理念也正好說明了一個“深層的、真實的真理”。
以上的討論將我們引到關鍵的一點上。黑格爾認為，《理想國》所抓住的理念——這一理念事實上嵌入在古希臘生活之中——是一種有缺陷的理念。它之所以有缺陷，正是因為它沒有為個體性原則提供空間。因此，在黑格爾看來，柏拉圖的理念之所以有缺陷，深層的原因在於它反映了他所處的社會世界的現實性——這種世界的安排沒有為人的主體性或個體性提供空間。在黑格爾看來，柏拉圖的《理想國》所具有魅力與弱點反映了他所生活的社會世界的魅力與弱點。《理想國》中所描繪的國家所具有的魅力正是純粹真實的國家所具有的魅力，而《理想國》中所描繪的國家所具有的弱點也正是純粹真實的國家所具有的弱點。因此，柏拉圖的現實國家時代正是在思想中所反映出來的他自己所處的時代。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盡管黑格爾認為，《理想國》與《法哲學原理》都抓住了它們所描繪的社會世界的精神，就這一點來說，它們是相似的，但是如下方麵又是不同的：《法哲學原理》中描繪的社會安排與黑格爾時代存在的那些製度之間存在著鴻溝，同樣，《理想國》中描繪的社會安排與柏拉圖時代存在的那些製度之間也存在著鴻溝，但是前一個鴻溝比後一個鴻溝要窄得多。《理想國》中所講的世界與現存社會世界之間的鴻溝是非常巨大的；而《法哲學原理》中所講的世界與現實社會世界之間的鴻溝則很小。黑格爾認為，在他所講的“我們時代的那些更先進(ausgebildeten)的國家”(他的意思是當時更先進的歐洲國家)與他在《法哲學原理》中描繪的結構之間具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PR,§258Z;VPRG,632;VGP,2:36/2:25—26)。他認為，這些國家總體上能夠實現現代國家的精神。
根據黑格爾的看法，要消解理念與現存社會安排之間的鴻溝，一部分取決於人類社會生活的理念的發展，這些人類社會生活的理念主要通過世界曆史過程嵌入社會安排之中。植根於柏拉圖時代社會安排之中的那種理念——純粹真實的社會生活形式的理念——是有缺陷的。它不能達到“人們的要求”,是因為它不能為人的主體性提供空間。這一缺陷導致了古希臘的衰落。特別是，世界曆史是能夠達到人們要求的理念的發展史，這種要求就是要容納主體性，同時將其與實體性結合起來。因此，黑格爾說：“現代國家的原則具有很大的力量與深度，因為它允許主體性原則去實現極為自足的個體性，同時又將其帶回到真正的統一體之中，在主體性原則自身之中維持這種統一性。”(PR,§260)我們將在第六章回到這段意義非常深遠的話。
(二)方法論
我們現在轉到對偶格言所表達的關於理性與真實性的觀點所具有的方法論意義上來。黑格爾在討論哲學考察的恰當目的和哲學與現實性的關係時說出這樣一則格言：“正是這種哲學與現實性之間的關係成了誤解的對象，我因此會回到之前的發現，即哲學是對合理性的考察，也正因為這一點，它就是對當下與現實的把握。”(PR,[12)
這段話一開始的假設就是，哲學(特別包括社會哲學)的目的是考察“合理性”。由於社會哲學具有自己的目的，黑格爾關心的是要去解釋如下問題，即為什麽哲學家有義務要去理解社會世界中那些當下現實存在的東西。對偶格言為他的回答提供了一個總的說明：因為合理的就是現實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所以社會哲學要關注社會世界的現實性。“理解存在(what is)是哲學的任務，因為存在就是理性”(PR,T13)。
但是，對於黑格爾來說，理解“存在”到底意味著什麽呢?
這並不是什麽理解現存世界的問題。現存的社會製度或者它們的現存特征沒有能夠表現社會世界內在的理性本質，就此而言，哲學對它們沒有興趣。就這些現存的東西來說，它們是圍繞著“(具有合理性的)內核而表現出來的無限豐富的形式、表象與形態，它們不是哲學的研究對象”(PR,(12)。這給人的印象是，理解“存在”就是理解事物的內在本質，同時忽略現存的安排。但是，黑格爾同時又否定這種立場。他認為，正是在將現存製度與實踐現實化的限度內，哲學才關心社會世界的合理性。因此，哲學確實關心現存的安排：它是把它們作為合理性的表現去關心的。對黑格爾來說，理解“存在”就是抓住社會世界的內在本質，它們表現在現存製度中，而要抓住現存製度，就在於它們表現了社會世界的本質。正是通過這種方式，人們才抓住了現實的東西。
至於哲學家應該如何具體地抓住社會世界的現實性，黑格爾言之甚少。他采取的一般方法就是，觀察社會世界(如現代社會世界)的那些最為核心與理性的特征(例如，更先進的現代歐洲國家的最合理的特征),同時在這種觀察結果的基礎上建構某種解釋。他認為，作為背景的真實性概念能夠保證，人們在確定當代最為核心與理性的特征時，也能夠確定當代的現實性。哲學通過理性地看待世界來確定什麽是現實的。
那麽,黑格爾的研究計劃(如果我們可以這麽稱呼的話)是極為經驗性的。盡管他認為，我們或多或少能夠先天地知道，現實的社會世界是合理的，但他認為，我們能夠確定合理性的具體細節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觀察社會世界。而且，他認為，隻有當我們已經抓住了這些細節，我們才能夠理解社會世界的合理性。觀察潛藏在現存的社會製度與實踐中的現實性，要求我們采用一些規則——畢竟，我們的目的是為了確定社會世界的那些最為理性的特征——我們所采用的這些規則正植根於社會世界。我們不是從我們自身個體化與私人化的“想象的理念”的角度來把握社會世界的，而是通過“理性的理念”的角度來把握它——理性的理念植根於現存的製度與實踐之中。為了發現這些理念，我們必須觀察社會世界。因此，黑格爾研究計劃所具有的規範性維度本身就有經驗基礎。但是，如果把這一計劃看成是純粹經驗性的，也是不正確的。根據黑格爾的觀點，抓住現實的合理性也包含了抓住Zeitgeist(時代精神),即曆史上占據統治地位的社會與政治趨勢，以及曆史上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東西。反過來，這也需要進行解釋。因此，黑格爾所倡導的這種觀察也包含了一種關鍵的、不可或缺的解釋學成分。
值得強調的是，黑格爾的哲學方法基本上是曆史性的。黑格爾認為，“哲學是對合理性的考察，因此，它也是對當代的理解”(PR,T16)。這也反映了他的觀點，即理性本質上具有曆史維度：合理的會變成現實的，現實的也會變成合理的。正如我們所見，社會世界的內在理性結構隸屬於一種曆史發展進程，正是通過這一進程，它開始反映越來越充分的人類精神概念。這一結構正是通過一係列的曆史階段使自身現實化。這些階段也構成了合理性的現實性。在任何時候，合理性隻有在當時的社會安排中得以現實化，才會是現實的。當社會世界的理性結構在當前時代已經變成現實的，那麽,抓住合理性也就是要抓住這一結構所具有的具體曆史形式。
當黑格爾說哲學是“用思想來理解的自己的時代”(PR,[13),他的意思是說，哲學存在於思想中的理解活動，它就是要理解它所處的曆史階段的主要社會製度的(已現實化的)理性結構。哲學之所以不能“超越它的時代”,原因在於，合理性隻有在當代得以現實化，它才是可認識的和現實的。然而，黑格爾並沒有由此得出結論，對社會世界的哲學解釋不能對那些絕對性的東西有任何言說，這些哲學解釋隻有與自身所在的曆史情境相關時，它們才會是“真實的”。黑格爾認為，有一種社會生活形式反映了對人類精神的最終的、正確的理解，它在人類曆史中得以實現：那種在現代社會世界中得以實現的人類生活形式。(參見PR,§273R)
黑格爾的哲學方法還包括有意識地打亂描述範疇與規範範疇之間的界限。①它既不純粹是描述性的，也不純粹是規範性的。它不純粹是描述性的，是因為：首先，對那些植根於現代社會世界的規則的描述是理解它的現實性的基本組成部分；其次，《法哲學原理》是對現代社會世界背後的理念與規範精神的解釋；最後，《法哲學原理》被認為是為植根於現代社會世界的現實性之中的規則提供了解釋的，它同樣也提供了對現代社會世界應當如何的解釋。當然，黑格爾的方法也不純粹是規範性的。他認為，《法哲學原理》中所陳述的那些規則植根於現存的現代社會世界結構中，而且得到了具體實現。因此，《法哲學原理》“盡可能地不去承擔如下義務，即按照國家應當是什麽樣子的方式來建設它”(PR,T13),這種方式是對國家應當如何提供解釋，它與(現實的)國家是什麽樣子有天壤之別。它的目的是要通過表明社會世界的現實性是什麽,從而表明社會世界應當如何。因此，黑格爾的方法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規範性的。它產生了規範的真實性概念(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也產生了現實主義的規範性概念(合理的就是現實的)。現在讓我們轉向對偶格言所表達的基本的規範觀。
(三)規範觀
對偶格言認為，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之所以如此，體現在兩個方麵。第一，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為它的本質或內在的理性結構就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它的本質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事實上，它絕對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是因為它反映了對人類精神的正確理解。相比之下，柏拉圖社會世界的本質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僅僅與它在世界曆史中所處的階段是相關的，因為它反映了對那個時代的人類精神的最充分理解，即認識到了“實體”或共同體的重要性。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僅僅與它在世界曆史中的階段相關，原因在於，對那個時代人類精神的最充分理解又是有限度的，因為它沒有認識到主體性的重要性。嚴格來說，柏拉圖與黑格爾以社會世界的本質作為它們應當所是的樣子的觀點，均與它們在世界曆史中的階段是相關的，它們都反映了對自己那個時代的人類精神的最充分理解。黑格爾社會世界的本質的特殊之處在於，它應當所是的樣子不僅與它在世界曆史中的階段相關，而且又具有絕對性。黑格爾認為，在這兩方麵它之所以都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為它對那個時代人類精神的最充分理解是正確的：它同時認識到了實體性(共同體的成員)與主體性的重要性。第二，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為它的本質真正得以實現：現代歐洲那些更先進的國家總體上都與它相符合。黑格爾正是根據這一特征來區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世界與柏拉圖時代的社會世界。
因此，我們可以很自然地說，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一觀點建立在黑格爾的現實性概念之上。如果事物是現實的，他的現實性概念也就意味著，在事物符合它們的本質這一意義上，它們是“它們應當所是的樣子”。根據黑格爾的觀點，真實性必然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因為真實性與善(事物作為它們應當所是的狀態)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形而上學的關聯。事實上，黑格爾一般認為社會世界的現實性必然是善的。很明顯的是，這是一個很強同時又很模糊的觀點。不那麽明顯的是，它又是極為抽象的。尤其是，它是從如下問題中抽象出來的，即如何在任何曆史時刻成熟且良好地發展社會世界的本質。同時，它也是從下麵這個問題抽象出來的，即如何在任何曆史時刻使社會世界良好地實現它的本質。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並不派生於對現實性概念的分析或解釋。因此，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反映了對人類精神的正確理解，而且這一本質得到了真正實現，黑格爾的這些觀點完全超出了他僅在現實性概念的基礎上所能說的內容。它源於黑格爾對他所處的社會世界中的國家做出的豐富的哲學考察，它包含了對更先進的國家——更先進的歐洲國家——所做出的詳細的政治評價。
黑格爾認為，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得到了具體實現，因為與它相符的那些更先進的歐洲國家總體上都能經得起批評。為了使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得到具體實現，黑格爾並不認為所有現存的抑或大多數現存的國家都必須在總體上符合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相反，有點反直觀的是，他認為，社會世界的本質能夠得以具體體現，隻要求有些現存國家與這種本質總體上是相符的。因此，以下兩種看法是相容的，即人們一方麵認為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已經得到了具體實現，另一方麵又認為，(黑格爾本人即相信如此)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在當時全球的大多數地方(那些“欠發達”的歐洲國家、北美與南美、非洲和亞洲)都沒有得到具體實現。
但是，黑格爾為何這樣說呢?更先進的歐洲國家總體上符合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僅就這一事實何以能夠斷定社會世界的本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實現呢?為什麽所有或大多數現存國家總體上符合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這一點並不是必然的呢?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思考黑格爾如何理解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是否得到具體實現這一更為在先的問題。首先，他並不認為這種問題是關於現存製度的問題，相反，他認為這是關於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的問題，或者是與這種本質相適應的社會生活模式的問題。黑格爾通常並不是由現存國家開始考察，並且詢問這些現存國家總體上是否實現了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相反，黑格爾是由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開始考察，並且詢問這些現存國家總體上是否實現了這種生活模式。對於黑格爾來說，關鍵問題是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是否在某些地方得到了具體實現。他所要問的是：現代國家的本質到底有沒有得到具體實現?
相應地，黑格爾認為，如果有一些現存的國家總體上符合現代國家的本質，那麽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就得到了具體實現。它是在總體上與其相符的這些現存國家中得到具體實現的。那麽,從這種觀點來看，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並沒有在黑格爾時代的歐洲更先進國家之外的那些國家中得到具體實現，但這一事實並不與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已經得到了具體實現的觀點相抵觸。如果歐洲更先進的國家總體上與這種本質相符，這也就足夠了。
黑格爾認為，如果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隻是在少數幾個現存國家中得到具體實現，那麽我們就可以說，現代社會世界自身具體實現了它的本質。他認為，具體實現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的這些國家構成了現代社會世界的現實性。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世界在歐洲更先進的國家中具體實現了它的本質。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黑格爾認為，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一命題與如下事實是相容的，即沒有哪一個現存的製度理想化地實現了它的本質——即沒有任何現存的製度能夠在所有方麵實現它的本質。黑格爾提出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並不是說，每一個現存製度總體上都符合它的本質。他也不是說，這些總體上符合它們的本質的現存製度也在每一個方麵都符合它們的本質。因此，黑格爾說：“國家並不是藝術品；它存在於世界之中，因此在隨意性、偶然性、錯誤以及惡行的範圍內，這些東西都會在許多方麵有損於它。”(PR,§258Z;VPRG,663)此刻我隻想指出的是，現存製度將在某些方麵實現它們的本質這一點上不可避免地會遭受失敗，這正是黑格爾基本的規範概念所表達的部分意思。
黑格爾認為，這種失敗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現存製度存在於由人類行為所構成的“隨意性、偶然性與錯誤”的有限領域中，在這一領域中的所有存在者都必然顯現出缺乏與不完滿，也不可避免地會為人類的邪惡所損毀。他非常概括性地指出，“在有限領域之中，對立與矛盾總是一再打破新的麵貌，滿意也不會超越相對性”(VA,1:136/1:99)。不完滿是現實性的必要條件。凡是現實的東西——凡是作為有限及偶然世界之一部分的東西——總在某一方麵存在著缺陷。
黑格爾並不認為，具體的製度缺陷或不完滿要通過訴諸不完滿這一普遍事實來加以解釋。某一具體國家以某種方式偏離了國家的本質，也可以通過訴諸它的具體環境與曆史來解釋。同樣，某一具體家庭某些方麵沒能符合家庭的本質，也可以通過訴諸它的具體環境與曆史來解釋。但是，具體製度或團體所展現的缺陷與不完滿，這樣一個相當普遍的事實，可以通過普遍存在著的不完滿這一事實加以理解，而在不完滿的普遍存在這一點上，又可以通過現實性的條件以及有限與偶然世界的本質得到解釋。
黑格爾從他對現實與不完滿性之間的關係的理解中得出的最引人注目的結論可能是這樣的，不完滿性是社會世界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的必要條件。為了使社會世界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它的本質必須在現存製度中得以實現。但是，在現存製度中得以實現的代價就是不完滿性。所以，對黑格爾來說，不完滿性是社會世界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的代價。相應地，黑格爾反對如下看法，即製度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完滿性，這種不完滿性將會與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一點構成反對。首先，正如我們剛才所看到的，對於黑格爾來說，不完滿性是社會世界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的一個條件。不完滿性普遍存在，表麵上看起來似乎是一個壞東西，但實際上，即使它不是一個好東西，也是我們應當接受或適應的東西，因為它是實現社會世界本質的必要條件，因而也是實現人類精神的必要條件。其次，就現存製度顯現出缺陷與不完滿這一點來說，它們沒有符合它們的本質，因此也就缺乏現實性。
盡管黑格爾認識到，現存製度在許多方麵不能符合它們的本質，因而也認識到了缺陷與不完滿的存在，但他否認這些缺陷與不完滿是現實的，除非它們能推進合理性的實現。黑格爾的第二條論證路線是，製度缺陷與不完滿並不會與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一論斷構成矛盾，因為它們並不是現實的，因而也不是社會世界的現實性的一部分。但是，我們在這裏指出如下這點是很重要的，黑格爾否認缺陷與不完滿的現實性，他的意思並不是要否認它們具有因果力量。黑格爾清楚地認識到，現存製度與群體(如具體的國家與具體的家庭)的缺陷與不完滿具有因果力量，而且事實上它們正是人類苦難的一個基本來源。黑格爾的現實性概念可以使他得出如下論點，即盡管製度缺陷與不完滿具有因果力量，但它們並不是現實的。
我就此結束對黑格爾的基本規範觀的討論，在本章接下來的部分裏，我將考察黑格爾的基本規範觀所具有的批判功能。我要指出的第一點是，這種規範觀並不排除批判。我們已經考察過黑格爾所理解的如下觀點，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不僅與現存製度將會顯現缺陷與不完滿這一論點是相容的，而且實際上預設了這一論點。黑格爾的觀點暗含的意思是，現存製度不能實現它們背後的本質，就此而言，它們應當受到批評。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對現代社會世界——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所做出的安排的目的就是要解釋這種本質到底是什麽。
黑格爾在許多段落中似乎都表明了，唯一合法的批評隻指向這些製度相對表麵化的特征。因此，他說：“當我們的理解轉向這種‘應當’時(如批評性的‘應當如此’),它反對不重要的、外在的與易逝的對象，反對社會規章或社會條件，它所反對的這些東西在特定時間與特定範圍中也極有可能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這可能通常是對的……有誰會那麽遲鈍，竟然會看不到在他周邊的環境中有那麽多的東西與它們本應所是的樣子相去甚遠呢?”(EL,§6)但是，這一限製並沒有得到黑格爾基本理論立場的支持，因為現代社會世界是它應當所是的樣子這一看法分別與下麵兩種看法都是相容的：其一，現存國家所具有的那些瑣碎而又易逝的特征不能符合現代國家的本質；其二，現存國家所具有的那些關鍵特征也不能符合現代國家的本質。黑格爾的基本觀點包含了如下可能性，即那些總體上符合現代國家本質的國家也會在一些重要的方麵難以符合這種本質。例如，黑格爾認為，盡管普魯士總體上符合現代國家的本質，但他也認識到，普魯士缺乏一種立憲君主製，他支持斯坦因與哈登堡沿著憲政的路線對普魯士君主製進行改革。我認為，黑格爾的立場所具有的積極效應就是，它不僅允許對現存國家那些不重要的、表麵化的特征予以批判，而且它也允許對現存國家所具有的不符合現代國家本質的那些關鍵特征予以批判。
然而，在許多關鍵的問題上，黑格爾的觀點所具有的批判性也要有所限製。首先，對現存製度的批評必須是“內在的”,這一點源於黑格爾的規範性概念。黑格爾認為，當對現存製度的批評立足於規則之上，而且這些規則必須植根於它們所適用的那些製度的本質之中，這種批評才是有效的。這種立場在方法論上一般產生如下結果，即在評價現存製度時，我們必須看到這些製度“渴望”實現的理念——這些製度都是圍繞著這些理念來進行組織的。我們不能因為製度不能夠達到個人的“想象的理念”而對其予以批判，隻有當它們不能夠達到“理性的理念”時才能進行批判——理性的理念植根於它們自身的結構之中。根據黑格爾的觀點，我們也不能因為製度沒有能夠符合“超驗的”標準而對其予以批判，除非這些所謂的超驗標準確實植根於這些製度的本質之中。黑格爾認為，如果所展開的批判並非植根於它所適用的製度的本質，那麽這種批判至多隻是一種道德說教。因此，黑格爾的基本規範觀所具有的批判性在某一方麵受到了限製，即它排除了“外在批判”,這種批判並不是立足於規則之上，且這些規則植根於它們所適用的製度的本質之中。
黑格爾的觀點還在另一個重要層麵上排除了激進批評。根據黑格爾的看法，市民社會、現代家庭與國家這些主要社會製度都具有某種“絕對的地位”,因為他認為這些製度是對人類精神的正確理解在實踐層麵上的實現。他認為，盡管人們在原則上可以合法地批評具體的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的一些具體特征——甚至包括那些根深蒂固的特征——但是，他們不能因為現代社會是圍繞著這些製度進行組織的，就對現代社會進行合法批評。因此，黑格爾可能會反對許多人的建議，例如，女權主義者所提出的取消家庭的建議，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取消作為生產手段的私有財產權的建議，無政府主義者所提出的取消國家的建議。
而且，黑格爾還認為，在對現存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進行合法批評方麵，還有許多重要的限製。盡管我們可以批評現存的家庭沒有達到家庭的本質，批評現存的市民社會形式沒有達到市民社會的本質，批評現存國家沒有達到國家的本質，但是，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的內在理性結構(《法哲學原理》中所描述的那些特征)是不能夠予以批評的。就其實踐意義來說，它的意思就是，在現代社會世界中，合法的批評都不可避免地成為一種改良主義。對於黑格爾來說，現代社會世界中合法的社會變遷總是讓現存的安排與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本質相一致，而不是要轉變這些安排背後的本質結構。盡管這種對批評的限製很明顯建立在黑格爾更為根本的內在批評原則之上，但它也建立在黑格爾的如下觀點之上，即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代表了對人類精神的正確理解。回到對偶格言，我們可以這樣講，對於黑格爾來說，之所以對現代社會世界的批評必須是改良主義的，不僅是因為合理的就是現實的(因為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為製度批評提供了唯一有效的來源),而且也是因為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因為更先進的歐洲國家總體上與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是相一致的)。
最後，黑格爾認為，批判活動是次要的。這並不是說，黑格爾認為批判對於哲學來說是次要的。正如我們所見，黑格爾根本就不認為批判是屬於哲學的事業的。哲學的任務是“理解存在”,將“存在”理解為現實性。黑格爾隻認為批判在實踐的層麵上是適當的——這裏講的實踐層麵是指與社會世界相關聯的層麵——正是在這種實踐的層麵上，他認為批判的重要性是次要的。黑格爾認為，與社會世界相關的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去抓住它的合理性，並在人們的理解的基礎上采取行動。這也正是黑格爾為什麽要說如下這種話的原因：“書(《法哲學原理》)中所包含的那些教導，其目的並不是要根據國家如何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對國家進行教導，相反，它的目的是要表明，國家作為一個倫理世界，應當如何進行組織。”(PR,T13)這裏的問題並不是人們不應當去批評現存安排，而是說，跟批評現存安排相比，如下的做法要重要得多，即理解現代社會世界背後的合理性，以及理解這種結構如何在現存安排中得以體現。黑格爾認為“理解存在”具有基本的實踐重要性，因為他相信，理解現代社會世界的現實性可以幫助個體在參與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的過程中找到滿足感；實現他們的倫理義務(黑格爾認為，這些義務源於這些製度的理性結構);將自身實現為精神存在；獲得和解。
黑格爾認為批判是次要的，有如下幾個方麵的原因：首先，他認為，“更先進的”歐洲國家——這些國家是黑格爾最為關心的——總體上符合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盡管他認識到這些國家需要批判與改革，但是他認為，這些國家總體上符合現代社會世界的本質是一個基本事實，這一事實在實踐上具有最大的重要性。在具體的政治活動層麵上，黑格爾更為關心的是，人們隻是沒有認識到自己所處社會世界的積極特征所帶來的作用，而非人們沒有認識到自己所處社會世界的缺陷所帶來的後果。而且正如我們所見，黑格爾認為，社會世界的缺陷是非常明顯的，但要“抓住積極的一麵”則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其次，黑格爾並不認為由個體對社會展開的批判性考察是社會變遷的一個基本機製，黑格爾對於來自體製內部的變化更有信心。例如由那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政府官員與文職人員所推動的改革，而對那些體製之外的知識分子的批評所帶來的變化，黑格爾並不是那麽有信心。因此，黑格爾並不認為，通過強調批判的重要性就一定會帶來那些必要的社會變化。
最後，黑格爾對於人們在哲學上能夠提出有見地的批評的可能性深表懷疑。他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格言：“當哲學將自身的灰色繪成灰色的時候，這一生活形態就變老了。”(PR,116)這句話的意思是說，隻有當社會世界完成了自身的發展過程，並開始麵臨著曆史衰退的時候，為社會世界的內在理性結構提供哲學解釋才會變得可能。這也是黑格爾說出如下這段話的原因：關於“給世界如何成為它應當所是的樣子提供指導這一問題……哲學無論如何都不能及時地履行這一功能。隻有當現實性發展成為成型的形式，達到了它的完備狀態，世界思想才能夠出現”(PR, 16)。很明顯，這些說法想要表明，哲學永遠不能為根本的社會變遷提供指導，但是至於這些說法是否也表明了哲學永遠不會支持改良主義的政治變化，就不是那麽清楚了。不過，它們明顯傳達了一個基本觀點，即它們不會引導人們過於強調批判。
批判隻占據次要地位，這一觀念深深紮根於黑格爾的思想之中。但是，可能值得我們指出的是，我們一方麵有可能接受這一看法，另一方麵，相比黑格爾，我們能在更大範圍內強調批判的作用。人們可能相信，我們所生活的社會世界總體上符合社會世界的本質，但它依舊值得予以批評和改革。對現存製度的批評表達了我們對社會世界的內在理性結構的一種深層責任，同時也是對這種結構的一種信任。為了在社會中推進使“合理的變成現實的”和“現實的變成合理的”這一過程，人們可以參與批評活動。這種批評其實能夠提供一種方法，根據這種方法，我們既能欣賞社會世界積極的一麵，又能認識到它的缺陷。這種批評在黑格爾思想的框架內是能夠予以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