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問題可能是貧窮。在黑格爾看來，貧窮是一種可怕的惡，它是由市民社會的基本結構引起的，對於這一問題還沒有明顯的解決方法。因此，很明顯貧窮構成了和解方案的一個障礙，至少在某些層麵上，它比由戰爭和離婚所造成的障礙要糟糕得多。那麽,根據黑格爾的看法，我們如何能夠與產生貧窮的社會世界取得和解呢?
我們首先考察，黑格爾所認為的貧窮是什麽,為什麽他會認為這是一種惡。當然，貧窮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物質匱乏。貧窮是一種缺乏、渴望與需要的狀態。這些東西肯定都是惡。但是，對黑格爾來說，最重要的是，物質匱乏無論如何是貧窮的最重要的特征。正如黑格爾所理解的，貧窮在最根本意義上取決於如下環境，生活在這種環境中的人缺乏一些必要的手段——資源與技能——他們如果想要有意義地參與到他們這個社會的公民生活與政治生活中的話，這些手段都是必需的(PR,§241;VPRHN,194—195)黑格爾相信，貧窮的水平事實上是由參與特定社會所要求的收入水平所決定的，因此，在不同的曆史階段與不同社會中，貧窮的水平是不同的(PR,§244;VPRG,608)。即使一個人擁有了維持肉體存活的基本手段，他可能也是貧窮的。隻要他缺乏有意義的社會參與所要求的資源，他就是貧窮的。窮人“缺乏市民社會的必需品”,黑格爾的意思不僅是說窮人需要物質品，同時也需要別人承認他是一個成熟的社會成員(參見PR,§§189,253,R),窮人“仍然……或多或少被剝奪了社會所提供的福利，例如獲得一般的技能與教育的能力，以及獲得司法、獲得醫保，甚至常常還被剝奪獲得宗教撫慰的能力”(PR,§241)。
黑格爾認為，財富上的貧富不均會加劇貧困。因此，在他看來，市民社會的一個可怕之處就在於，有些人驕奢**逸，有些人一貧如洗(PR,§243;VPRG,608)。他毫不留情地指出，市民社會是一個充滿“極度奢侈和極度悲苦的地方”(PR,§185)。然而，黑格爾並不認為，貧困是由貧富不均所決定的。事實上，他也從未對社會不平等捶胸頓足。相反，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的一個恰當的功能就是要提供一個場所，來表現人們在天賦、技能與努力上的差異。他認為，表現出這些不平等，其實也正是每個人表現個體性的一個基本方式(PR,§§200,R;同時參見PR,§49R,Z;VPRHO,218)。因此，他反對如下觀點，即社會應當確保社會平等，並且，社會平等是應當努力追求的理想價值。然而，他認為，社會必須確保每個成員都具有平等權利(這是司法與公共權威的任務),他也深刻地意識到，這一理想與窮人在現實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之間之間存在著張力。無論如何，黑格爾並不認為，窮人之所以窮，僅僅隻是因為他比其他人占有相對較少的資源，或者因為所占有的資源明顯少於他人而變得可憐：對於黑格爾來說，窮人之所以窮，在於他們缺乏正常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最低水平的收入、技能與資源。
對於貧窮這一現代現象，黑格爾認為最令人困擾的一點在於，它會導致一個群體的出現，我們今天稱其為下層階級，馬克思以嘲弄的口吻稱其為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黑格爾也同樣以輕蔑的語氣稱其為群氓(der P?bel)。①窮人中有一群人，他們作為群氓構成了社會的最底層群體，這群人的成員都聚集在城市，但他們永遠沒有機會參與到主流的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中去。在群氓之中，彌散著一種我們今天稱為貧窮文化的氣息，①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表現出一種針對富人、政府與整個社會的憤懣與戾氣等內在態度(PR,§244Z;VPRG,609)。黑格爾稱之為“群氓心態”(P?belhaftigkeit),是群氓的顯著特征。黑格爾認為，隻要人們墮入群氓之中，他們就不僅貧窮，而且會帶有這種敵視的心態(同上)。②
令人驚訝的是，黑格爾認為，這種態度反映出了對群氓客觀環境的一種正確理解。更具體地說，他認為，群氓心態主要源於群氓把握了以下兩個事實：其一，對於有效地參與市民社會所必需的手段，他們有權獲得；③其二，他們沒有這些手段，並不是由某種自然過程所導致的，而是由市民社會的組織方式所導致的(VPRHN,195)。黑格爾如下這段話正好表達了這一點：
在市民社會中，窮人要努力抗爭的，並不是那種單純的自然過程所帶來的不幸。給窮人造成不幸的自然並不是一個純粹的存在，相反，社會意誌才是。窮人總是感受到自己與一個隨意的意誌聯係在一起，與人的偶然性聯係在一起；從最終意義上講，這正是窮人感到憤懣的根源：正是通過這個隨意的意誌，他才被拋入到這個分裂成不同階級的國家之中。(VPRHN,195)
在黑格爾看來，群氓們認識到，他們的處境最終是由社會的意誌所導致的：社會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某種社會組織形式，而這種社會組織形式又不會讓他們參與到社會中來，因此，便激起了群氓的憤懣之情。
黑格爾雖然認識到，群氓的看法存在著客觀基礎，但這並不妨礙他對這種看法展開批評。事實上，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群氓的成員都遭受某種道德墮落(moralische Degradation;VPRHN,194)。他認為，群氓的成員覺得社會虧欠了他們。他們沒有工作的欲望，也沒有自尊，因為隻有通過自己的勞動而生活的人才能獲得自尊，換句話說，他們根本沒有工作倫理。而且，他們不務正業、慵懶散漫(leichtsinnig und arbe-itsscheu;PR,§244Z;VPRG,609)。這種慵懶散漫，再加上他們認為自己是不正義的犧牲品，就完全摧毀了他們的正直與是非觀(Rechtllich-keit;PR,§244),使他們變得邪惡(b?sartig;VPRW,138)。這些有助於我們解釋，為什麽黑格爾以一種極為蔑視的方式運用“群氓”這一貶義詞。
強調下麵這一點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黑格爾雖然認為群氓是非常邪惡的，但他並沒有將這種看法擴展到所有窮人身上。同時，我們也有必要指出，他所認為的，群氓的邪惡性也是群氓生活的客觀環境所導致的必然結果，在根本意義上，也是社會組織方式所導致的必然結果。①因此，在黑格爾看來，現代社會的組織方式不僅剝奪了群氓的物質生活必需品，把他們排除在有效的社會參與之外，同時也使他們在倫理上變得極為墮落。如果群氓是邪惡的，那麽這是整個社會的錯，而不是他們自身的錯。②
黑格爾為什麽認為貧窮這一現代問題，以及群氓的產生，均對和解方案造成了一個嚴重的障礙，其中的一個原因就在於，在黑格爾看來，貧窮與群氓的產生是市民社會的固有特征。這些問題並不是由於個人墮落與邪惡而導致的，它們的出現也不是由於市民社會這一領域所具有的純粹偶然的不完善性。他認為，隻要市民社會經濟結構的一些主要特征進行正常運作的話，這些問題就會出現(參見VPRW,138)。其中的一個特征就是，市民社會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質，因此，富人變富就要以窮人變窮為代價(PR,§195)。還有一個特征就是，現代經濟的發展一般都會導致分工越來越專門化，這必將使得更多的工人進入到那些沉悶、報酬低、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中去(PR,§243)。其中有些人不能維持最低的生活標準，或者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成為群氓(PR,§244)。而且，按照黑格爾的理解，現代經濟同時伴隨著生產過剩的危機：在這一階段，人們所生產的商品遠遠超過市場的需要，生產這些商品的工廠就會縮小或倒閉，這也會使很多人丟掉工作，步入貧窮(PR,§245)。黑格爾還認為，貧窮的存在與群氓的形成決不是經濟運行的一種障礙，它與經濟的暢行無阻是完全相容的(PR,§243)。事實上，市民社會自發產生了一個極富階層與一個極貧階層，所以黑格爾才悲歎，市民社會是一個“極度富裕又極度悲苦”的地方(PR,§185)。
我們回想一下，黑格爾論證了，戰爭包含了某種救贖(redemption),並且離婚或戰爭都對和解問題構成了障礙。我們現在能夠理解，為什麽在黑格爾看來，相比離婚與戰爭，貧窮對和解問題構成的障礙要嚴重得多。當然，我們也可以對此予以質疑。我們可以質疑，戰爭是否真的具有黑格爾所賦予的那種更高的教育功能。即使我們都同意，戰爭具有這種功能，我們依然可以質疑，這種功能是否是戰爭在通常情況下都具有的。同時，我們也有可能不會像黑格爾那樣樂觀地認為，我們總是能夠知道事物的價值。我們可以質疑，黑格爾認為戰爭向我們揭示出來的那些東西，我們是否真的能夠認識它們。政治共同體的存活可能沒有保存公民生命來得重要。政治共同體的善有可能會被戰爭所必然帶來的刻骨銘心的痛所淹沒。黑格爾認為戰爭具有一些治療性功能，我們也可以對此提出類似的質疑。戰爭真的能夠恢複國家健康的倫理生活嗎?即使我們假定它真的能做到這一點，那麽這真的能構成對戰爭的充分辯護嗎?我們同時也可以對黑格爾戰爭觀的其他方麵提出質疑。
但是，為了便於理解，我們可以說，如果我們讚成黑格爾對戰爭的好處所做出的一些基本假設，我們也就能夠理解，他為什麽會認為戰爭具有一種救贖性功能。不過，很明顯，黑格爾並沒有努力去表明貧窮也具有這種救贖功能。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根本就沒法做出這種努力。貧窮根本就不具有救贖功能。為什麽相比戰爭對和解方案所造成的問題來說，貧窮對和解方案所造成的問題嚴重得多，原因就在於，貧窮代表了一種嚴重的、沒有救贖功能的社會的惡。
黑格爾反對賦予貧窮以某種救贖功能，這隻是把貧窮與戰爭區別開，但還沒有把貧窮與離婚區別開。為什麽貧窮對和解方案構成的障礙比離婚對和解方案所構成的障礙更嚴重呢?
有一個基本的原因是，與貧窮不同，離婚以特定的方式展現了和解的必然性。黑格爾認為，離婚必然具有和解的屬性，因為它以一種尤為直接的方式來源於婚姻作為情感統一體這一性質。隻要我們理解恰當，沒有離婚的婚姻製度是不可想象的。當然，也有可能存在一些類似於婚姻的製度安排——我們可以把這種安排稱為婚姻——離婚在這裏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有可能存在一些不可能離婚的最原始的婚姻形式。但是，這些安排都沒有尊重人的主體性，因此，它們不能被看成是現代婚姻製度的恰當形式(參見PR,§124R)。如果我們承認婚姻本來的麵目，把它看成是情感統一體，那麽我們也要承認婚姻是一種可以解體的統一體。黑格爾的觀點是，如果我們逐漸認識到，我們最初所認為的婚姻中存在問題的地方(離婚的可能性),同我們認為婚姻具有吸引力的地方(婚姻作為情感統一體的性質)之間存在著緊密關聯，那麽我們也就會認為，我們最初認為婚姻中存在問題的地方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此，這樣也就獲得了和解。
當然，在某種意義上，人們會說，黑格爾把貧窮與群氓的產生看成是“必然的”:即黑格爾認為它們是市民社會的固有特征。但是，黑格爾從來沒有認為，它們的必然性具有像離婚的必然性所展現的那種調和性質：他並不認為，同時也不應當這麽認為，理解了這些特征的必然性也就是與它們達成了和解。總之，貧窮與群氓的產生代表了市民社會的必然特征，這種看法也似乎為我們將這種社會形式看成具有根本缺陷提供了理由。
而且，黑格爾對待貧窮的態度與他對離婚或戰爭的看法明顯不同。盡管他認為離婚與戰爭都是極有問題的，但他認為，它們最終都會變成現代社會世界所具有的、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征。他相信，如果有人嚐試消解離婚或戰爭的話，在根本上講完全是錯誤的。①但是，貧窮並不具有這種地位。相反，它是應當予以解決的問題。黑格爾對貧窮的這種看法可以通過如下事實表現出來，即他非常嚴肅地考察了一係列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但他並沒有以類似的方式考察解決離婚或戰爭的方法。
在我們思考黑格爾所提供的可能的解決方法之前，我們必須指出，在黑格爾看來，任何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如果要想被人們接受的話，就必須滿足三個條件；這些解決方法必須有效；尊重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PR,§245);通過公共行為產生出來(PR,§242R)。
盡管何種解決方法可以認為是有效的，這可能會存在不同解釋，但是提出有效性這一條件，其背後的動機是淺顯易懂的。任何一種針對貧窮問題的解決方法都不能違背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這也是合理的。然而，對於公共行為這一條件，我們需要做些澄清。黑格爾認為，解決方法必須通過公共行為產生，他的意思是說，它必須通過公共製度的活動來產生。黑格爾提出這一條件，背後的主要原因來源於我們在第六章中所考察的一個觀點，即市民社會中的人具有一種積極權利，他們可以要求市民社會為他們提供有效參與社會結構所必需的那些手段(PR,§246Z)。僅就貧窮問題來說，黑格爾一般性的看法是：“如果公共條件被認為越完善的話，留給個人按照自己的私人觀點(與之相對的，是按一種普遍的態度所做的安排)來采取行動的空間也就越小”(PR,§242Z)。
現在我們回到黑格爾所考察的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上去，一點也不奇怪的是，針對貧窮問題，黑格爾會否認私人慈善事業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畢竟，私人慈善事業是私人性的，它違背了公共行為的條件。①黑格爾還認為，私人慈善事業違背了有效性條件。由於慈善依賴於特定個體的私人決定，它就是偶然的，也因此是不可靠的。這並不是說黑格爾不同意私人慈善。他認為，人們應當對慈善機構做貢獻。他的看法是，私人慈善盡管非常重要並且有價值，但這種慈善式的捐贈並不能為貧窮問題提供解決方法。
黑格爾還考察了另外兩種解決方法，不幸的是，它們雖然滿足了黑格爾的公共行為這一條件，但是它們又與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相矛盾，或者違背了有效性條件。黑格爾首先考察了直接給窮人提供資金援助的可能性，這些資金可以來源於對富人施加的稅收，或者來源於從各種公共機構中收集來的錢，如有錢的醫院、修道院或基金會。但是，他否定了這一建議，因為這有違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人們都是通過自己的勞動來維持自身的。黑格爾所考察的第二種可能的解決方法是，國家通過市民社會的公共製度為窮人提供生產性工作。然而，這一建議又與有效性條件相衝突，使生產過剩的問題再次發生，而這正是貧窮之所以產生的一個基本原因(PR,§245)。①
考察的結果是，黑格爾找不到一種方法能夠解決貧窮問題。對他來說，貧窮依然是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又根本不存在明顯的解決方法。在考察了各種可能的解決方法之後，他得出結論：“盡管有財富過剩，但這表明市民社會並不是足夠富裕的——例如，它自己的資源並不充足——以至於可以防止貧窮的大量出現以及群氓的形成”(PR,§245)。黑格爾在1824-1825年所做的關於法哲學的講演中還對這一點做了擴展，他說：“怎樣治療貧窮這一問題極難回答；正是因為財富的過剩，市民社會才變得越窮，從而更沒有能力解決群氓大量出現的問題。”(VPRG,611)①正是這種悲觀情緒導致黑格爾沮喪地指出，“(處理貧窮問題)的最佳手段就是讓窮人接受自己的命運，並指引他們去乞討”(VPRG,612;參見PR,§245R)。
盡管黑格爾在這些段落中的語氣非常悲觀，但如果我們得出結論說，黑格爾認為對貧窮問題壓根兒找不到任何解決方法，也是不對的。他雖然認為貧窮與群氓的形成是市民社會的固有特征，但他並不認為它們是不可消除的，相反，它們是由市民社會的正常運作所產生的；不會阻礙市民社會經濟活動的順暢運行。盡管黑格爾認為，群氓的形成助長了財富的出現
(PR,§243),但他並沒有承諾如下觀點，即財富的出現絕對要求群氓的存在。盡管他認為，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會排除掉一些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但他從來沒有說，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對所有可能的解決方法都設置了障礙。黑格爾有一句話：“一般而言，貧窮的出現是市民社會產生的後果，市民社會在總體上必然會導致貧窮。”(VPRHN,193)但是，我認為，他的這句話表達了如下意思，即市民社會體現了一種產生貧窮的慣常趨勢，而不是說貧窮是不可消除的。黑格爾以一種較為靈活的方式運用“必然”(notwendig)一詞決非罕見。
然而，這也並非表明黑格爾所思考的看法實際上是樂觀的。例如，我們沒有理由假定，黑格爾和他的學生及同事甘斯(Eduard Gans)同樣持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甘斯寫道，貧窮階層的存在“隻是一個事實，不涉及對錯問題，我們有可能找到這一事實背後的基礎，然後消滅它”②。相反，我所主張的觀點是，黑格爾切實地、深深地感受到了一種悲觀情緒，但是至於能否為貧窮問題找到一個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這個問題對黑格爾來說是開放的。
最後，我要考察貧窮問題對於黑格爾的和解方案所具有的含義，並以此結束本章以及對貧窮的討論。我必須考察的具體問題是：貧窮問題依舊不可解決，但這一事實是否意味著社會世界不是家?和解方案是否由於貧窮問題而導致失敗?
如果我們更仔細地考察窮人(包括群氓)的境況，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更為緊迫。我們回想一下，黑格爾將貧窮定義為一種情境，在這種情境中，人們缺乏有效地參與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所必需的技能與資源。這也就意味著，窮人(在客觀上)根本不能夠參與現代社會世界。這也就意味著，他們不能將自身實現為個體與社會成員。反過來又意味著，他們是異化了的。而且，他們不僅是主觀異化的——就像有反思能力的資產階級成員，構成了黑格爾的最基本的讀者——同時也是客觀異化的。正如黑格爾所表達的，貧窮的真正之惡在於，貧窮意味著異化。貧窮是一種異化的環境。窮人在社會世界中，但不能在家中。他們不能獲得和解。
至於黑格爾是否清楚地理解了這一點，可能存有疑問。我們可以認為黑格爾並沒有理解這一點，原因在於，據我所知，他從來沒有明確地說，貧窮是一種異化的環境。目前，僅就這一考慮本身來說，它還不是特別有說服力，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黑格爾構造和解方案的方式，它就能獲得一定說服力。正如我們在第四章看到的，黑格爾似乎清楚地認為，現代的異化問題是主觀異化，而不是客觀異化。正如我們在那裏看到的，他似乎也認為，那些需要和解的人都是有反思性的資產階級成員，而不是窮人。如果黑格爾清楚地把貧窮問題看成是異化問題，那麽,我們就可以推測，貧窮問題在和解方案中應當占據一個更為重要的位置。如果黑格爾的方案是清晰的，那麽主觀異化——而非貧窮——才是它所要處理的主要問題。另外，黑格爾也從來沒有明確地說貧窮問題是異化問題，這也就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力的理由，我們據此可以認為，黑格爾並沒有清楚地認為貧窮問題是異化問題。
黑格爾沒能把貧窮理解為異化問題，這種看法似乎特別令人吃驚。因為人們通常認為，黑格爾在馬克思之前就已經認識到這一點了。①我們應當說，確實有很多理由可以使我們認為黑格爾在馬克思之前就理解了這一點。黑格爾關於異化的一般觀念，以及黑格爾對貧窮本質的具體說明，都可以使我們直接得出貧窮是一種異化形式的結論。而且，貧窮具有的一些特征最使黑格爾感到困惑，正因為貧窮具有這些特征，它才能被認為是一種異化形式。然而，黑格爾有可能沒有理解或完全把握自己的觀點所具有的含義。貧窮是一種異化形式，這對我們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我們不能據此得出結論說，這對黑格爾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極有可能的情況是，貧窮是一種異化形式，黑格爾雖被這一事實深深困擾，但是黑格爾並沒有清楚地、明確地理解正是這一點困擾著他。
如果說第一個清楚地認識到貧窮是一種異化形式的人是馬克思，而不是黑格爾，這也不完全令人驚訝。馬克思的主要問題畢竟是無產階級的客觀異化，而不是資產階級的主觀異化。事實上，問題從資產階級的主觀異化轉變成無產階級的客觀異化，也正是從黑格爾到馬克思的轉變。
事情極有可能是這樣的，馬克思發現了貧窮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是一種異化形式，同時他的這一發現影響到了其後的思想家們理解貧窮問題，從而使得我們今天也不得不以這種方式來看待貧窮問題。②因此，我們可能在讀了馬克思之後，很容易就認為黑格爾把貧窮理解成一種異化形式。如果說，相比黑格爾，我們更能清楚地認識到貧窮的真正問題在於它是異化問題，這並不是因為我們比黑格爾聰明，這要得益於我們對馬克思的閱讀。
我本人的看法是，我們一點也不清楚黑格爾是否清楚地把貧窮問題理解成異化問題。不過，我願意指出，認為黑格爾把貧窮問題看成異化問題，是解讀黑格爾的最佳方式。這種方式可能使我們更深入地探究黑格爾的社會哲學，使他的觀點更加有趣。而且，認為他所表達的貧窮問題構成了一種異化形式，這也算不上是什麽驚天之論。無論黑格爾是否認識或理解這一事實，有一點是很清楚的，即貧窮問題中最令他困擾的特征正好構成了一種異化形式。而且，黑格爾有豐富的理論資源，可以使他把貧窮問題當成異化問題來處理。
所以，我們的問題就會變成如下問題：既然貧窮問題是一種異化，而且這一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那麽黑格爾何以能夠繼續認為現代社會世界事實上是家呢?為什麽窮人已經異化這一事實不能摧毀他的和解方案呢?
有人可能會認為，貧窮的客觀存在很明顯已經使得黑格爾所描繪的社會世界不再是家。如果窮人生活在現代社會世界中，而不能生活在家中，那麽我們就不能說，任何人生活在現代社會世界中，就是生活在家中。隻要人們把貧窮問題看成異化問題——反對意見就會隨之而來——那麽按照黑格爾所表達的思想，現代社會世界很明顯就不是家。因此，和解方案就失敗了。
然而，黑格爾並沒有承諾如下理論，即如果任何一個人(anyone)都可以生活在家中，那麽必須是每個人(everyone)都生活在家中。正如我們在第二、第三章中所知道的，黑格爾的觀點是，如果現代社會世界要成為家，那麽一般來說，它必須保證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就生活在家中。他認為，在《法哲學原理》中所提供的關於現代社會世界的解釋已經表明這一條件獲得了滿足。也許我們以為這一理論太過無力，但是，能夠認識到這正是黑格爾所持有的立場，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這有可能使我們認識到，至少在黑格爾自己的理論框架內，他會承認，現代社會世界中的窮人並不是在家中，也不可能在家中。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必須放棄現代社會世界是家這一理論。
不過，把貧窮問題理解成異化問題，確實給黑格爾的觀點造成很大的壓力。當我們講貧窮的時候，這並不是說，存在著隨機的一群人，他們很窮，並生活在現代社會世界中，但不能在家中。相反，貧窮問題所指向的是一個整體階層，它的客觀(以及主觀)地位是一種異化，這種異化是由市民社會的正常運作所產生的。
這反過來又會提出另一個問題，即我們在一開始考察黑格爾的和解方
案(在第一章)時所提到的問題。事情似乎很清楚，一方麵，社會世界就是家，另一方麵，社會世界的正常運作又會產生一個異化的階層。黑格爾認為這兩者是相容的，但如果確實如此的話，黑格爾的方案所提供的和解為什麽沒有變成一種順從?連如此深刻而又嚴重的缺陷都可以接受，它不是順從又會是什麽呢?
首先，我們要回想一下，黑格爾並不認為貧窮問題是不可解決的。他也並不認為努力消除貧窮本身就是錯誤的。因此，對黑格爾來說，與現代社會世界取得和解，同時努力尋找解決貧窮問題的方法，二者是相容的。現代社會世界是一個產生貧窮的地方，但與現代社會世界取得和解，並不意味人們應當坐以待斃。
而且，人們想要取得和解的世界本身就是一個包含著貧窮的世界。黑格爾並沒有說，隻有貧窮問題得到了克服，現代社會世界才會是家。黑格爾的觀點較為激進、令人驚訝，他認為，盡管現代社會世界產生了貧窮，但它仍然是家。這反映了黑格爾的一個基本觀點，我們在第一章和第三章已經討論過了，即和解方案的目的是要讓人們與此時此地的現代社會世界取得和解。①所以，我們的問題可以繼續這樣問：與這樣一種世界取得和解，這不是順從又會是什麽?
黑格爾對這一問題的一個基本回應可能是這樣的，盡管貧窮代表了一種極為嚴重的缺陷，但是，現代社會世界的基本特征(例如，主要的社會製度)還是好的。他會認為，這些結構盡管不完善，但它們確實有可能對大多數人——男人與女人、地主與農民、工人與雇主、更不用說普遍等級的成員——來說，生活在現代社會中也就是在家中。我們有必要記住，黑格爾心中所想的社會並不是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窮狀態的社會。相反，在他所設想的社會中，大多數人都生活富裕，貧窮隻是少數人的狀態。盡管黑格爾認為貧窮問題非常嚴重，但他並不認為，它的嚴重程度已經損害到現代社會世界成為家。
黑格爾還認為，現代社會世界確實產生了異化，因此我們就對這些異化采取一種順從的態度，那麽這隻能說明我們犯了錯誤，我們過度看重了世界的缺點。黑格爾認為：
隻看到所有事物壞的一麵，而忽視它積極的、有價值的一麵，是極為膚淺的。一般來講，年長者都持有一種相對溫和的觀點，而年輕人通常對此大為不滿；這是因為，年長者總是會有成熟的判斷，這不是說他們隨著年歲增長，對一切了然無趣，所以能夠容忍壞的方麵，而是他們學會了從嚴酷的生活中去尋找真實的東西、具有永恒價值的東西。(VG,77/66)
我們必須強調，黑格爾並不是說，一個人隻應當看到現代社會世界光明的一麵，而忽視它有缺陷的一麵。他並不否認貧窮或異化是一種真實的惡，也不提倡一種自我陶醉。相反，他隻是說，即使一個人清楚地認識到了現代社會世界的每一個真實的不足，他依然可以接受和肯定它。事實上，正如我們在第三章看到的，黑格爾心中所想的這種肯定也要求人們完全理解這些不足。黑格爾堅持認為，所謂真正意義上的和解，就是人們要與具有真實麵貌的現代社會世界取得和解。(PR,T14)。
然而，黑格爾對貧窮問題的處理，有一個方麵非常類似於順從。現代社會世界產生了像貧窮這樣的嚴重問題，我們如何對待這一情況呢?為了回應這一問題，黑格爾提出，在一個有限世界中，缺點與不足是不可避免的。他論證道，盡管貧窮是市民社會的一個固有特征，但是它隻是代表了市民社會在“保護成員及維護成員權利”方麵會有偶然的失敗(PR,§238Z;VPRHO,700)。這種失敗之所以是偶然的，是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盡管到目前為止我們尚未找到解決這一問題的有效方法，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找到有效的解決方法。①黑格爾可能會論證這種偶然性是不可避免的。期待我們對所有問題都能找到一個解決方法，也是不合理的。理論上講，這種問題總是不可解決的，至少是暫時不可解決的。他認為，“哪裏有有限性，對立與矛盾總是會重新發生”(VA,1:136/1:99)。②
因此，在黑格爾看來，我們應當接受一個普遍的事實，即缺陷與不完善是社會世界不可消除的特征，而貧窮的存在就是其中的一個表現。黑格爾認為，接受這一點總會帶有一絲憂鬱。在黑格爾看來，也確實應該如此。因為，正是由於這一絲憂鬱，才使得人們既有可能全麵接受現代社會世界，同時對於它的缺陷又保持著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