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春間，顧頡剛先生拿來呂叔達先生的《中國通史演義》稿子，囑我把它改寫。當時我以為這種工作和我的興趣很相合，便不加考慮地答應了。可是呂先生原稿，上古部分隻有一萬多字，改寫是不可能的，便和顧先生商量，需要另外寫過，盡可能利用新舊史料和新的曆史觀點結合起來，擴充範圍，適當地加以誇張，才可以符合演義體裁；但是字數可能增加好幾倍。顧先生說：“那麽，就先寫一部上古史演義，其餘再分冊來寫。”事情就這樣決定了。
拿起筆來，才感到這本書雖然是一種小說性質，卻並不省事，因為除了要有正確的觀點之外，還得注重趣味化；在不違背曆史事實的原則下，予以形象化的描繪。已往我國曆史小說不算太少，可是除了幾部傑出的如《三國演義》等以外，一般說來，大都不夠趣味化。因為它們差不多都是依照官書所載的曆史事跡加以編寫，注重的隻是一姓興亡，宮廷瑣事，或者個人成敗，局勢分合；而對於勞動人民的創造，社會文化的發展，以及中華民族英勇鬥爭的精神和優秀的傳統，則很少談到，更不能要求它們有新的正確的曆史觀點了。
至於上古史階段的演義那就更少了。有的完全用神話組成，例如《上古神話演義》。有的帶著濃厚的迷信色彩，例如《封神演義》。根據正確史料來寫成的上古史演義，似乎還不曾有過。（《廿四史演義》裏有過很短的一部分，也是照抄古書。）最大的原因恐怕還是因為中國上古史料雖然不少，但是寫起長篇小說來，還嫌不夠，就隻好避而不談，去描寫渺茫的神話。古人說：“畫牛馬難，畫鬼魅易。”這大約就是上古史演義所以很少有人根據曆史事跡來寫的原因吧！
當然，古代人民傳說的神話，不是不可描寫的。這些神話的來源，可能是古代人民對於勞動創造的熱愛，或對於自然現象的幻想，還是有它一定的意義的。
近代考古學大興，由於地下發掘，豐富了研究上古的史料；還有天文、地質、生物、甲骨、金石等科學家探索出上古的實在情形；尤其社會科學家闡明了社會發展史。這一切都使研究上古史的人們增加了許多便利。條件既然比較好，按理似乎可以依據關於上古的新舊史料，來寫一部比較可看的上古史演義了。
但是真要寫起來，問題可就多了。因為這些史料大半散見於各種書刊，必需多方搜羅。而且它們中間還存在著各執一詞、彼此矛盾的情況；有些問題是曆史學家們聚訟紛紜、迄今還沒有得到結論的。選擇去取之間，煞費斟酌。甚至若幹年內僅有一片空白，毫無史實；或隻剩一鱗片羽，真有“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之感。
有些地方，中國史料不足似乎可以采用外國曆史學家研究的成果，可是它們往往又不一定適合於中國情況。例如外國曆史學家說：蘇聯是農業早於狩獵的；可是中國史上，伏羲神農的次序，已經成為幾千年固定的傳說。又如外國史肯定猿人最早是吃葡萄的，可是中國上古似乎沒有葡萄。外國史認為最早的陶器是由籃子敷泥燒成的，可是中國最早的陶器記載是《周禮》的裹燒。其他如上古的動物植物，也未必中外盡同。為了慎重起見，除中國地下已經發現的之外，一概舍棄。有些地方，上古史料不足，又似可把中古以下的史料來類推，可是中國上古的生活和中古以下大不相同，許多文物名詞都不是上古所有的。例如佛教在漢時始入中國，漢以前書籍無“僧”字。本書於上古巫祝，一概不用“僧侶”字樣。“酋長”二字始見於《漢書·張敞傳》，原文意義乃指竊盜的魁帥，與後人引申為部落首領的意義迥不相同（“部落”二字亦始見於《後漢書》，上古無此名詞）。本書於上古氏族首領，一概不用“部落酋長”字樣，其他一切詞語，也都依照時代背景，極力避免雜用。
這樣選擇起來，時代越古，可以運用的詞語就越少，何況還有許多應該刪除的不正確史料和唯心派的見解呢！寫的時候，真好比“衣敗絮，行荊棘中”，隨時隨地都發生掛礙，兢兢業業，隻怕摔倒，哪裏還談得到文字的好醜呢！可是在篳路藍縷之中，堅持到底，也自有一種愉快的滋味。
現在總算把它寫完了，不知不覺已經寫了三十萬字。自己看了幾遍，還是很不滿意，而且由於個人才力所限，一定有許多見不到的地方，現在也隻得算了。還請讀者多多批評指正，使這本不成熟的作品得以陸續修正，減少錯誤。
最後，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及印成樣本後，曾蒙各方師友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幫助很大，特別在此附筆誌謝。
陳穉常
一九五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