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琴對於這次的紅旗袍殺人案也頗費了一番腦筋。不僅因為此案紛繁複雜，更因為這是於光明作為代理組長接手的第一件案子。
像從前一樣，她為自己劃定了一條底線，即“有所為，有所不為”。她不可能掌握屬於警方的那些資源，更沒有時間和精力。所以她選擇從紅色旗袍入手。
作為飯店的會計，她並不需要每天朝九晚五地耗在辦公室裏。於是在去上班的路上，她走進了一家裁縫店。這家店並非以旗袍聞名，但她認識店裏的一位老裁縫。她向他說明了來意，並給他看了那旗袍的放大照片。
“從這袖子和開衩看，這旗袍款式夠古老的了。”滿頭白發的老裁縫扶著眼鏡說道，“它應該不是現在那種批量生產的。看這手藝，還有這些盤扣。做這麽件旗袍起碼得一天時間。”
“您覺得這旗袍是什麽時候做的？”
“光看照片我也不敢肯定。畢竟我一輩子也沒做幾件旗袍，我不是這方麵的專家。不過呢，如果顧客能帶著布料和圖紙來的話，估計我能做出來。”
“再問您一下，您知道還有哪些店能做這樣的旗袍嗎？”佩琴問道。
“那可就多了去了。另外，還有好多私人裁縫是上門服務的呢，那些人連店麵都沒有。”老裁縫答道。
這又是一個問題。的確有很多私人裁縫是上門服務的，沒固定營業場所，警方根本不可能一個一個去調查。
離開裁縫店，佩琴決定去一趟上海圖書館。如果她想幫忙破案，就得用一種與警方不同的思路。在圖書館，她花了大約一個小時查閱書目，借了一堆雜誌和書籍。
當她抱著一塑料袋書刊走進四海飯店的辦公室時，已是上午十點多了。這天上午飯店經理華山沒來上班，其實他已經兩天沒來店裏了。他自己在外麵開了一家公司，不過仍保留著在四海飯店的職務。
盡管所處地段不錯，這家國營飯店的生意依然舉步維艱。在這經濟體製改革的時代，人們都在“為公還是為私”這個問題之上躊躇。連續幾個月飯店都在虧損，所以有傳言說，飯店將引入現代管理責任製：即名義上企業仍屬國營，但今後經理將完全對飯店盈虧負責。
伴著樓下廚房裏叮當作響的鍋碗瓢盆協奏曲，佩琴試著盡量集中注意力，在小小的辦公室裏讀起那些書來。午後。書社。
她當時並沒有糊弄於光明，她的確不太懂旗袍。在學生時代，她隻在電影裏看到過這種服裝。
看著桌子上堆著的這些文字材料，佩琴有些不知所措。她快速瀏覽著一本又一本書刊，忽然間一張黑白照片映入眼簾。照片上是張愛玲，這位九十年代才被人們重新想起的上海作家，身穿一件三十年代的華麗旗袍。佩琴想起，在最近看過的一檔電視節目上，有一位年輕姑娘若有所思地漫步在黃河路上，雙手指向背後古老的建築物，仿佛置身於一種當今時尚的懷舊情緒之中。“也許就是在這裏，張愛玲身穿自己設計的旗袍，走出這典雅的建築。這是多麽浪漫的城市啊！”
自詡時尚評論家的張愛玲，曾經設計過一係列海派服飾。桌上這本書結尾部分刊印了不少她的設計圖樣。但佩琴似乎對張愛玲的生平更感興趣。這位作家很年輕時便出道了，以寫背景在上海的故事著稱。她曾與一個沉湎女色之徒有過一段不幸的婚姻，這段經曆為她後來的寫作提供了一些素材。新中國成立之後她去了美國，嫁給了一位江郎才盡的、落魄的美國老作家。唐詩雲“貧賤夫妻百事哀”。文章作者將她的婚姻稱做“自毀”。她的第二任丈夫死後，她一直離群索居，直至孤獨而終。她死後許多天才被人發現。
讀著這些悲傷的文字，佩琴希望能從曆史的角度解讀旗袍的流行趨勢。然而這兩個小時的閱讀卻所得甚少。唯一的收獲，就是她更加堅定了一個觀點——穿旗袍的都是生活富裕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旗袍是張愛玲那樣的女人穿的，不是她這樣的勞動婦女穿的。想到這裏，她用手指輕輕叩著桌上的書，無意中看到自己腳上的襪子破了個小洞。
她好奇於文章作者對張愛玲“自毀”傾向的分析。也許陳超也有這種傾向吧。她聽說他正在調查一起拆遷案。毀滅、拆毀、自毀……佩琴被這些字眼搞得很困惑。
這時傳來一陣敲門聲。她抬頭一看，發現潘大廚站在門口，手上端著一個砂鍋。
“這是專門給你做的砂鍋。”潘大廚笑盈盈地說道。
“謝謝。”佩琴來不及收拾桌上那一大堆關於旗袍的書刊。
“看什麽呢？”
“哦，我打算給自己做件旗袍，正挑選款式呢。”佩琴道。
“哎，你真能幹，”潘大廚把砂鍋放到了桌上，“我一直都想跟你說啊，這半年多時間咱們一直在虧損。這不經濟改革嗎，大家最近都在傳飯店改製的事呢。”
佩琴掀開砂鍋蓋，笑著說：“哦！真不錯！”
潘大廚一臉茫然。
佩琴看到他的表情，補充道：“哦，我說的是這砂鍋裏的菜。”這砂鍋剁椒魚頭可是潘大廚的拿手絕活。
“小心點兒，燙。這砂鍋能長時間保溫的。”潘大廚搓著手說道，“咱中國現在不是興起什麽中產階級嘛，人家來飯店可不是為了吃家常菜的，人家是來嚐鮮的。所以咱們也得與時俱進啊。你把飯店接過來怎麽樣？我一定鼎力相助。管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到時候飯店就是咱們自己的。”
“謝謝你啊潘師傅，我會考慮的。”佩琴答道，“不過我怕自己難當此任啊。”
“好好考慮一下唄，不試試怎麽知道能不能勝任呢。”說著，潘大廚轉身走出辦公室。
佩琴拿起湯匙，喝了一大口湯。她心想，也許自己確實應該為飯店多做點事情，或者說幹點至少比現在這個大閑差更有意義的事。但是家庭狀況不允許她這麽做。兒子勤勤正在準備高考，為了前途，他必須考上一所一流大學。而丈夫於光明正處於職業生涯的關鍵時期。她得把精力都放在家裏。
吃過午飯之後，佩琴發現自己很難再專注於那些書刊了。樓下廚房好像有人吵起來了。一會兒華山打來電話，說自己今天不來上班了。這時候，佩琴想到了另外一個可能對調查紅旗袍案有幫助的主意，於是她決定下午翹班走人。
也許可以從電影中找到一些線索吧。旗袍或許有某種含義，是每天過著乏味生活的她意想不到的。於是她離開單位，打算去四川路上一家音像店看看。
這是一家很大的音像店，架子上擺滿了各色影碟。出乎意料的是，佩琴發現一些尚未正式發行的電影也赫然在售。
“怎麽這些電影這麽快就有碟了？”她問店主。這位店主是四海飯店的常客。
“這有何難，槍版唄。”店主咧嘴笑道，“不過保證質量。覺得不好隨時可以全款退貨。”
佩琴邊走邊打量著那些影碟，很快被西方經典電影貨架上一張《意外收獲》吸引。這部電影由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改編而來。她曾聽於光明說起，那是陳超在外灘公園讀的第一部英文小說。其中文版有個浪漫的名字——《鴛夢重溫》。在中國古典詩詞中，“鴛鴦”指的是形影不離的情侶，看來這是一部愛情故事。想到這兒，佩琴拿起這張影碟，放進了購物籃。
在國產電影區，她選了一張《護士日記》。這是一部五十年代拍攝的老電影。她依稀想起自己當年曾見過這電影的海報，上麵是一個穿著旗袍的年輕護士。從影碟封麵看，這又是一部愛情故事。她還選了一張《金鎖記》，這是一部根據張愛玲小說改編的香港電影。
不過她並未找到“旗袍紀錄片”之類的東西，甚至連題目中提到旗袍的都沒有。
回到家之後，佩琴打開了影碟機。離準備晚飯的時間還差兩個小時呢，她脫掉鞋襪，舒舒服服地坐到沙發上，用一條毯子蓋住雙腳。
那部《意外收獲》她隻看了十分鍾，這種老掉牙的好萊塢電影對她來說真的是太無趣了。她實在想象不出陳超看到這部電影會有什麽想法。
《護士日記》就不同了。這是一部年輕人決心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電影，不過按照如今的標準，這可算不上是什麽浪漫愛情故事。那年輕的護士一門心思撲在革命工作上，哪還有心思玩浪漫呢。事實上，與其說這電影是在談浪漫，還不如說是在教育人。不過佩琴還是被吸引住了，特別是那首家喻戶曉的主題歌：
小燕子，穿花衣。
年年春天來這裏。
我問燕子你為啥來？
燕子說，這裏的春天最美麗。
……
歌詞中所說的“這裏”，應該是東北邊境地區的某處吧。那裏如今貧窮落後，估計沒誰願意去。
“這裏的春天最美麗。”電影裏，年輕苗條的護士哼著這首歌，臉上洋溢著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多年過去，那位護士的扮演者在香港開了一家中國素食餐館。她偶爾也會向來店裏用餐的中國顧客唱起這首昔日的歌謠，隻是此時的她已不再是當年那位窈窕的少女。當然，人們不能強求一位女星終生都如同她年輕時飾演過的角色一般，保持那麽曼妙的身姿。
然而電影中穿著旗袍的人卻是那位護士的母親，一位反對社會主義製度的舊社會中年貴婦人。不過佩琴並不怎麽感到失望。因為在她的印象中，無論在電影裏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旗袍都是屬於上流社會婦女的時裝。
正當她打算看《金鎖記》的時候，無意中看到一本被她帶回家的書。扉頁上白發蒼蒼的作者看起來與她的父親頗為相像。照片下麵有一行生平介紹：“沈文昌，文學家，新中國成立後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中國服裝史專家。”
佩琴翻開書，卻發現其中真正涉及旗袍的部分隻有寥寥數語。在後記裏，找不到一位旗袍專家的名字。也就是說她隻能從書中的某些段落找尋相關信息了。
作者拍攝那張照片時應該已經年過八旬了。她放下書，看著照片上這位老人。如果有幸能請教他這樣的專家該多好啊，佩琴心想。
快到晚飯時間了，電話鈴聲響起。是陳超打來的。聽到佩琴說於光明還沒下班，他似乎有些遺憾。
“我們家老於最近挺忙的，總是很晚才回來。別管他了，你的論文寫得怎樣了？”佩琴問道。
“還可以，慢慢來唄。這種時候不在局裏，我挺不好意思的。不過對我來說，要想嚐試點兒不一樣的東西，這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了。你怎麽樣？”陳超道。
“我倒不怎麽忙。隻是在讀一些書。大家都在談論紅旗袍的事，我覺得我也應該查點兒資料什麽的。”
“你又打算助老於一臂之力了吧，發現什麽有意思的沒？”
“現在還沒有。我剛開始讀一本關於中國服飾史的書，書的作者也是個大作家呢。”
“難不成是沈文昌？”陳超問道。
“你也知道他？”
“當然，那可是著名學者。最近新拍了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呢。”
“我沒看過你說的這個紀錄片。哦，對了，我買了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知道你挺喜歡那部原著小說。老於跟我提過你在外灘公園的那些事。”
“謝謝你，佩琴。你想得真周到，我巴不得現在就看看這部電影。”陳超說道，“那就這樣，等老於到家讓他給我回個電話，哦，還有啊，讓他方便的時候把那張影碟捎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