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陳超從混沌之中醒來，仿佛還沉浸在思索之中。
市中心區已經發現了第二具屍體，而各大媒體已如初夏鳴蟬一般喋喋不休。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麽。就算是為了於光明和曉紅，他也得做點兒什麽。在他們的幫助下，他才能一步不落地了解案情的進展，好在那位牢騷滿腹的廖隊長麵前擠出燦爛的笑容。
然而在看過同事們查到的線索後，陳超覺得自己很難比他們取得更多進展，至少在現在這種半工半讀的“兼職”狀態下是如此。論文目前依然占用他很多精力。辦案與寫論文類似，隻有全神貫注才能找到靈感。
想到這裏，陳超嘴裏一陣發苦，於是他決定去刷牙。可正在刷得起勁的時候，他突然想到了佩琴的思路。他曾與那位中國服飾史權威沈老先生有過一麵之緣。
這位沈文昌先生在四十年代曾是一名詩人，主要創作後來很流行的意象派詩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在上海博物館謀了個差事，公開聲明說自己曾經創作的詩歌都是糟粕，隨後全心全意投入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去了。在五十年代中期那種緊張的政治氣氛中，這不失為一種明哲保身的好辦法。如道家所雲，物極必反，否極泰來。由於他突然從文壇上消失了，他所謂的“資產階級文人”身份居然沒被六十年代中期那些年輕的“紅衛兵”們發現，從而免遭侮辱和迫害。到了八十年代，攜其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卓越建樹，這位沈老先生重新回到了人們的視野之中。他的著作被翻譯成數種外國文字，而他本人也成了“國際知名權威學者”。此時的文壇充斥著各種新生麵孔，已經沒人記得他曾經的詩人身份了。
若不是曾經在與一位英國漢學家的會麵中談到這位沈老先生，陳超大概也記不得他了。那位漢學家對沈文昌早年的文學作品讚不絕口。陳超對一首沈文昌早年的小詩印象深刻：
懷孕了，他妻子因為將誕生的孩子充滿幸福，
這會是一個上海孩子，
她想，輕撫**上綻現的淡青色經脈，仿佛像——
他多年前離開的那天，
故鄉的山巒映襯著白雲，他的老祖母，
邁著小腳，跌跌撞撞地趕出來，把一團土塞進他手裏，欷歔說：
“這——（一條殘缺的蚯蚓正從土塊中蠕動出來）會給你帶來好運。”
作為作家協會的執行會員，陳超將這首詩記下，收進了再版的《沈文昌詩集》中。再版這部詩集並不容易。沈老先生不願提及曾經的詩歌創作經曆，仿佛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而那些出版單位因害怕經濟損失也有所猶豫。不過最終詩集還是得以再版，成了彌漫於這座城市的集體懷舊情緒中的一部分。能夠重新發掘出這樣一位屬於舊時代的詩歌天才，人們感到非常欣慰。一位年輕的評論家撰文稱，美國意象派詩人們得益於中國古典詩詞；而同樣被稱做意象派詩人的沈文昌，事實上是在恢複古代詩歌創作傳統。這篇評論文章得到許多新民族主義者的肯定，那本再版的詩集因此銷量大增。
陳超掏出電話本，撥通了沈文昌的電話。
接電話的是沈老先生本人：“好吧，君子成人之美，我接受你的請求。不過我得親眼看看那些旗袍。”
“沒問題。不過我今天不在局裏，您跟於光明警官或者廖國昌警官說就行了。他倆都會給您看那些旗袍的。”
掛斷電話之後，陳超將沈文昌要去局裏的事通知了於光明。不出所料，於光明對於這意想不到的幫助很是開心，他向陳超保證一定會讓沈老先生親自驗看旗袍。說完這些，陳超補充道：“對了，佩琴記性真不錯。說是有一張《意外收獲》的影碟要捎給我。我老早就想看那部片子了。”
“是的，她最近一直看影碟呢，想從電影裏找線索。”於光明笑道。
“有發現嗎？”
“至今為止沒有。不過看看影碟也能讓她放鬆放鬆吧。”
“你說得沒錯。”陳超就是嘴上一說，他心裏可不這麽想。就像這兩周時間他一直在讀書一樣，如果他是抱著某個目的而嚴肅對待這件事的話，就根本談不上是放鬆了。
正當他要出門去圖書館繼續調查工作的時候，又有一份特快專遞送到他的家中。這是鍾保國寄來的一包關於賈銘的最新資料。
其中多數都是關於賈銘和政府作對的推測。賈銘一家人曾深受“**”之苦，他在那個時代便失去了雙親。八十年代初，他成了一名律師，而當時很少有人選擇這一職業。律師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很難起到什麽作用，因為這個職業與股票一樣都被看做萬惡資本主義社會的一部分。大案要案如何辦理，都是黨政領導們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名義決定。擔任過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就曾未經審判而入獄，並最終含冤死去。而他的家人多年後才得知真相。賈銘決定當一名律師的時候，這一行業尚未成為熱門。也就是說，他從一開始就想跟政府較勁。
由於他入行很早，所以很快便事業有成。隨著改革進程不斷深入，法製愈發深入人心。而賈銘因曾為一位異見作家辯護而聲名鵲起，那一回他的精彩辯護駁得當庭法官好幾次啞口無言，在電視直播中看到這一切的觀眾們無不拍手稱快。這種“新興”法律實踐引發了一波熱潮，無數律師事務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但賈銘與別的律師不同，他並不是隻接那些有利可圖的案子。一部分原因是“**”之後他從祖輩那裏繼承了一筆遺產，他不用為了賺錢而工作。有時賈銘會去接手一些有爭議的案件，這導致他在插手西九區案之前就被市政府中的某些人列進了“黑名單”。
陳超決定不再閱讀這些材料了。他自己在大學時代也曾被列進“黑名單”，原因是私自翻譯了一些帶有政治色彩的現代詩。
當他來到圖書館時，已經是十點多了。長著一對迷人小酒窩的管理員蘇蘇為他端來一杯咖啡，杯中的香氣濃鬱撲鼻。
隻是陳超的精力還沒辦法集中起來。也許相對於愛情故事來說，謀殺案更能引起他的興趣。對此，他並未感到意外。
直到喝下第二杯咖啡，他才沉下心來看自己為論文選的第二篇古典文學著作——《鶯鶯傳》。
這部唐代傳奇是著名詩人、政治家元稹的作品。據後人研究發現，這個故事很可能源自元稹自己的親身經曆。公元八○○年，元稹來到蒲州，遇到了一位叫鶯鶯的姑娘，兩人墜入愛河。後來元稹去了京城，娶了韋家的千金大小姐。最後，元稹根據自己在蒲州的經曆寫下了《鶯鶯傳》。
陳超饒有興味地讀起這本書來。書中寫道，一個名叫張生的學子來到普救寺遊玩，而崔夫人攜其女鶯鶯正在寺中暫住。當時正值附近兵荒馬亂，張生借友人之力為居住在寺中的這家人提供了必要的保護。為了答謝，崔夫人設宴款待張生。張生正是在這次宴會上遇到了崔鶯鶯，兩個人一見鍾情。不過鶯鶯對張生恪守儒家禮教的陳舊觀念作了批判。有一天晚上，她偷偷來到張生的西廂房，並獻身於他。不久，張生進京趕考，在那裏他收到了鶯鶯的一封來信，信中寫道：
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托。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複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舍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
張生將這封信給他的朋友看了。然而後來他卻以所謂的“道德”為由拋棄了鶯鶯。正如故事最後所寫：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故事進行到這裏，作者元稹以張生密友的身份，用自己的語言為他的所作所為作了背書：
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常與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
在陳超看來，張生後來的選擇簡直是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影響了故事的浪漫色彩。男主人公武斷地給婦女下了一個定義——如果一位女子美貌非凡，那麽她就應當被視為“妖孽”，因為她會如怪物般毀掉她身邊的男人。
陳超覺得這種推卸責任的方式很不高明，他認為張生這些將鶯鶯比做“妖孽”的自我辯護隻是一種厚顏無恥的虛偽的托詞，目的是為自己始亂終棄的行為辯護，使得整個故事變得錯綜複雜。這部作品因此變得前後矛盾。舉例說，故事的前半部分頌揚了浪漫的愛情，而後半部分卻對這一美好情感提出了責難。
不過就寫論文這件事而言，這個故事與陳超讀過的其他類似作品一樣，為他的論文提供了一個主題。無論《鶯鶯傳》還是《鳳求凰》，在講述浪漫故事的同時，都表現出了一種與美好愛情主題格格不入的矛盾心態。在《鳳求凰》中，作者將男主人公的死歸咎於女主人公，認為是卓文君在**方麵的貪得無厭耗盡了司馬相如的精力並最終導致他死亡。而在《鶯鶯傳》中，男主人公張生將責任都推給女主人公鶯鶯，說她是一個會將身邊人全部毀掉的妖孽。這兩個故事中的浪漫愛情最終都成了譴責對象。
這時陳超忽然想到了紅色旗袍殺人案中凶手的矛盾心態。凶手剝光了受害者的衣服並殺害了她們，卻又為屍體穿上了做工精細的名貴旗袍。
這是一種令人費解的行為。還未等陳超想個明白，這些東西便從他腦中一閃而過。他隻得重新把精力集中到書上，試圖找到元稹更多的背景資料。在文學鑒賞過程中，對作者生平的研究有時候會有助於理解複雜的原文。
可案子怎麽辦呢？現在連凶手的身份都沒搞清楚。生物學分析已經無能為力，而那些相互矛盾的線索的含義似乎也無法解讀。
陳超感覺自己的思路又成了一團糨糊，整個人被論文和案情搞得頭昏腦漲，讓他有點不知所措。
大約十點鍾的時候，沈文昌打來一個電話。
“沈老先生，有什麽發現嗎？”陳超問道。
“說來話長，”電話那頭的沈文昌說道，“陳隊長，我覺得咱們最好當麵談談。我得給你看幾張照片。”
“太好了。我請您吃午飯吧。五香飯店怎麽樣？離圖書館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