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歌樂山大屠殺之夜，年近花甲的尹子勤也是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軍統特務劊子手楊欽典的幫助下成功逃出了人間魔窟白公館的誌士之一。
尹子勤生於1890年，係四川省武勝縣人。他生前對自己的一生有過這樣的評述：“任軍職三十餘年，在本國境內未開銀行、未修洋房、未購一畝土地、未殺害愛國人士，未危害工農，未破壞組織、未牽連同誌。為反對蔣介石獨裁坐了三次監。”尹子勤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此後多年戎馬倥傯，曾在許崇智與蔣介石手下任高級參謀。蔣介石背叛革命後，尹子勤在上海、北京從事反蔣活動，上海淞滬抗戰後，日軍在六三花園慶祝天長節，尹子勤更是幹出了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
1932年4月，自1月28日中日淞滬戰爭開始以來，日本陸續派出12萬陸軍前往上海參戰，經兩月戰事，中國方麵已在兩星期前敗至昆山二線，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全權代表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談判簽訂《中日淞滬戰爭停戰協定》。可是中國政府的全權代表郭泰祺並不屈服於日本的軍事力量，對日方的要求據理力爭，尤其對“距上海市市30裏內不準進駐中國軍隊”一款頗有異議。而對日本政府來說，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東京大本營指令，對中國政府提出的條件決不做任何讓步！
4月21日上午，日本陸軍省次官、關東軍司令兼駐上海派遣軍總司令白川義則大將從上海東北郊江灣鎮日本駐上海派遣軍司令部出發，前往北四川路日本領事館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村井商量後決定，在4月29日“天長節”（日本天皇的生日）這天，上海的日本僑民照例要舉行慶祝，日本派遣軍可趁機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一個象征性的軍事活動，組織陸、海、空三軍大閱兵，既能顯示大日本皇軍的赫赫軍威，又可給談判桌上的中國代表施加壓力。
當時，虹口公園一帶屬於“公共租界”範圍，由美、英、日、德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管轄。租界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工部局，總董事長由美國人斯特茲·特克爾擔任。
這天下午，天空陰雲密布，下著傾盆大雨，村井冒雨驅車來到工部局會見斯特茲·特克爾，告知日方決定4月29日“天長節”舉行盛大閱兵慶祝活動。當然，村井並沒有透露舉行閱兵式的真實用意。
斯特茲·特克爾心裏早已明白日方意圖，直言不諱地問道：“總領事先生，貴國是不是想以此顯示軍事優勢，威嚇中國政府，從而可以在談判桌上少費點口舌？”
村井矢口否認。
斯特茲·特克爾神情嚴肅地說：“總領事先生，自‘一·二八’貴國和中國軍隊開火交戰以來，中國民眾對貴國可謂深惡痛絕。現在，戰爭已屆結束，失敗的是中國，按理，貴方應當理智，不要再刺激中國民眾。遺憾的是，貴國卻偏偏要搞閱兵式慶祝以顯示武力。我作為總董，有責任提醒閣下，這種刺激有可能激起一種暴力反映，導致發生不良事端，希望閣下鄭重考慮。”
對於斯特茲·特克爾的勸告，村井不屑一顧，他站起來，傲慢地回答：“總董先生，我們已經著手做慶祝活動的有關準備了，所以事實上已來不及做任何更動了。”說完，微微鞠了一躬，說聲“告辭了”，便揚長而去。
村井的傲慢和固執，激怒了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全體董事，當天傍晚，總董事長召開在滬中外記者招待會，向新聞界披露了日本方麵的企圖，明確表示反對炫耀武力的慶祝活動，於是，日本侵略軍的陰謀大白於天下。
日方一看情勢不妙，三個頭目——白川義則、重光葵、村井——再次進行緊急磋商，決定一切照原計劃進行，為了防備萬一，又決定“天長節”那天隻準許日本人、韓國人進入虹口公園，中國人一律不得入內。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在日寇決定蠻幹下去的同時，在法租界桃園裏40號一幢老式石庫門房子裏，兩位中國誌士正在密議製訂搗毀“天長節”慶祝活動的計劃。這兩位中國誌士一位叫王亞樵，安徽合肥人，早年曾參加辛亥革命，擔任過合肥革命軍司令、安徽副宣慰使等職。1927年“4·12”反革命政變後，蟄居上海，廣收門徒，秘密從事反蔣抗活動。1932年1月28日中日淞滬戰爭爆發，數小時後，王亞樵即召集門徒，宣布成立“抗日義勇軍”，自任司令，領導3000部眾協同19路軍抵禦日寇侵略。不久，被迫辭職。4月停戰後，“抗日義勇軍”正式劃入19路軍編製，成為19路軍補充團。王亞樵便隱居在法租界桃園裏40號寓所，密切注視著中日談判情況。這天，當他獲悉侵華日軍將於4月29日“天長節”在虹口公園舉行閱兵慶祝活動時，十分震怒，拍案大罵，決定組織一次鐵血行動，搗毀“慶祝活動”會場，懲治日酋。而與他密商的另一位中國誌士，正是尹子勤。
當時虹口一帶，駐有日軍陸、海、空三軍十餘萬人，還有不少憲兵和便衣特務。王亞樵和尹子勤要在戒備森嚴中實施鐵血手段，具有相當難度。日本方麵關於“隻準日本人、韓國人進入會場”的規定，便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王亞樵與尹子勤特請摯友鄭抱真（鄭抱真解放後任安徽省副省長，1954年病逝）密議，共同商定，請當年支持辛亥革命的朝鮮獨立黨人士幫助，到時利用韓國人的身份混入虹口公園會場，伺機行動。
鄭抱真即前去通知居住在上海的朝鮮獨立黨領導人，約定4月24日下午6時在滄州路東方飯店會晤，麵議大事。
4月24日下午6時，一輛雲飛車行的“雪鐵龍”轎車載著三個朝鮮人——57歲的金天山、30歲的安昌傑和26歲的尹奉吉——前來與王亞樵的代表尹子勤會晤。他們受朝鮮獨立黨負責人安昌浩的派遣，以執行搗毀“慶祝會場”任務者的身份來到東方飯店。
在一個預定的單間裏，尹子勤與三名朝鮮義士見麵了，他微笑著說道：“敝人尹子勤，是王亞樵的拜兄，今奉王大哥之命，代表他來和三位先生相晤，麵談搗毀‘天長節’之事。”
這三個朝鮮人中，金天山是一位大名鼎鼎的傳奇人物，專搞鋤奸行動的行家裏手。他的冒險職業是從1896年開始的，這年，日本侵略軍占領了朝鮮的京城漢城，燒殺掠搶，無惡不作。一個名叫士田的日軍大尉，肆無忌憚地闖進王宮，奸殺了王後，引起朝鮮全國上下的極大憤怒。金天山暗暗認準士田大尉的模樣，尾隨至黃海省安嶽城，徒手擊殺之。此後亡命江湖，伺機殺死日軍官兵，曾數次被捕，越獄逃脫。1909年，金天山來到中國，在哈爾濱協助安重根暗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1911年參與暗殺日本駐朝鮮總督寺內。不久，他改名金九，隱居上海，其間上海發生過幾樁與日本人有瓜葛的人命大案，據說都是金九所為。這次朝鮮獨立黨首腦安昌浩（安重根之子）接到王亞樵的要求後，決定派金天山率領兩名助手去虹口公園執行暗殺任務。金天山受命之後已潛入虹口公園去觀察過地形，訂出了一套詳盡的方案，因此這會兒隻喝了一杯酒就開口對尹子勤說：“尹先生，金九等既奉命行事，必全力以赴，請您轉告王亞樵先生，請他盡管放心，4月29日定能馬到成功！你們隻需辦兩件事情：一、準備一顆不超過二斤裝紹興酒酒瓶體積的烈性炸彈；二是準備四萬銀洋，作為我們三人事成之後逃往國外的生活費用。”
尹子勤見金天山把握很大，點頭道：“我代表亞樵兄向三位先生致謝，炸彈我們馬上去準備，保證4月29日以前交給你們；銀洋已經備下了，現在就可以支付。”說罷，從皮包裏拿出空白支票，填上四萬元數額，遞給金天山。
大事談完之後，賓主四人吃了點酒菜，起身下樓，各自回歸住所。
尹子勤與王述樵趕回桃園裏40號，向王亞樵報告了會晤的情況後，王亞樵當即找來兵工爆破專家張玉華，向他下達了製造白金炸彈的任務，並當場撥出用於購買白金的一筆巨款，交由尹子勤去具體操辦。稍後，朱慶瀾也為此次行動捐款1500銀洋。
4月28日上午，張玉華帶炸彈來向王亞樵交差。這顆小小的炸彈，內裝一公斤美製TNT炸藥，外殼銀光閃閃，炫人眼目，既可以投擲爆炸，又裝有定時裝置，能延時爆炸。當天下午，尹子勤把炸彈送往法租界霞飛路寶康裏42號金天山處。
4月29日，天氣晴朗。一清早，旅滬日僑便在自己的商號、住所門前懸旗結彩，有的還貼出了恭賀天皇生日和慶祝戰爭“勝利”的彩紙標語。上午7時開始，身著節日盛裝的日本僑民手執三角形綢質太陽旗，興高采烈，三五成群地湧向門口搭著鬆柏牌樓，四周遍插彩旗的虹口公園。
出於安全考慮，白川義則大將命令數百名憲兵和海軍陸戰隊士兵在虹口公園附近站崗警戒，嚴禁中國人靠近會場。
8時許，接受邀請的各國駐上海外交使團客人陸續來到北四川路日本領事館，重光葵公使和村井總領事親自出馬接待。
9時正，各式各色轎車組成龐大的車隊載著賓主上百人駛出領事館，前往虹口公園。
參加閱兵式的日本軍隊於8時30分自駐地江灣鎮開到虹口，整隊集合於北四川路日本小學的操場上。
8時40分，身穿戎裝的白川義則大將在衛士的簇擁下騎馬來到現場。9時15分受閱軍隊開赴虹口公園。這時，早已恭候在大門口的日本海軍第三艦隊軍樂隊高奏《君子代》《歡迎曲》和《勝利曲》。
受閱軍隊全部進入公園後，擔任警戒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士兵麵前出現了三個男子。他們中兩個年輕的身穿藏青色西裝，頭戴鴨舌帽，手拿三角小旗和茶杯。一個年長的身穿日本陸軍軍官製服，光著頭，手裏提著一隻熱水瓶，熱水瓶的提手上斜插著一麵太陽旗。那兩個青年見士兵衝他們目不轉睛地打量，嬉皮笑臉地嘀咕了幾句日語，年長的向青年人瞪了一眼，不高興地“哼”了一聲，兩個青年連忙閉口。這時後麵又來了七八個男女，三人和他們一起，從容不迫地通過了崗哨。
在門口警戒的海軍陸戰隊士兵做夢也想不到，這三個人就是奉命前來搗毀慶祝會場的朝鮮獨立黨人金天山、安昌傑、尹奉吉。金天山提著的熱水瓶裏藏著那枚白金炸彈，他和安昌傑身上還各掖著一顆甜瓜式炸彈。當時，在滬日本人參加集會時都喜歡自帶熱水瓶和茶杯，因此崗哨對金天山手中的熱水瓶毫不在意，放他們進了場。
虹口公園內有一塊麵積很大的空場地，正好用作舉行閱兵式的場子。臨時搭設的主席台分檢閱席和外賓席。檢閱席上站著公使重光葵、總領事村井、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野村中將、居留民團行政委員會會長河端、居留民團行政委員會書記長友野等日本文武官員。外賓席上站著各國使館武官、總領事及商人。日軍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中將在台下指揮。
10時正，白川義則下令開始檢閱。閱兵總指揮植田謙吉躍馬而出，指揮日軍操演。參加這次閱兵式的日軍部隊計有：炮兵一團、步兵三團、重炮山炮各一隊、坦克車一隊、鐵甲車一隊、運輸兵一隊，共計一萬餘人，都是從各部隊裏挑選出來的精銳，武士道精神十足，在閱兵場上整整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才退下。之後，白川義則和植田謙吉下馬登台，在海軍軍樂隊的伴奏下唱日本國歌。歌聲剛剛落下，天空響起了飛機的轟鳴，18架戰鬥機飛臨上空表演特技飛行。
主席台上，白川義則和眾官員們一起饒有興趣地仰頭觀望。金天山、安昌傑、尹奉吉三人進入虹口公園後，立刻向主席台靠近，其時白川義則不在主席台上，他已下台準備登馬檢閱部隊，身邊站著幾名衛兵。金天山見難以下手，朝安昌傑、尹奉吉二人使個眼色，把“熱水瓶”遞給尹奉吉，示意二人分兩個方向散站在主席台邊的人群中。尹奉吉站在主席台正麵，位置正好對著檢閱台。當白川義則登上主席台，抬頭仰觀空軍特技表演時，他心中一陣狂喜，機會來啦，他毫不猶豫地掄起“熱水瓶”，用力向主席台上擲去。
“轟——！”一聲巨響，壓過了頭頂上飛機引擎的轟鳴聲。其時正是中午11時30分，檢閱台上的日本要人被炸得血肉橫飛，鬼哭狼嚎。內中，白川義則的麵部、頸部、手足受傷一百多處，重光葵的右腿被炸斷，村井的腹部和右足遭重創，植田謙吉被炸斷了左臂，野村中將的右眼球流出，河端的腸子流出肚外……幾乎無一人幸免。少頃，在淒厲的警報聲中，一輛輛轎車載著受傷的文武官員衝出虹口公園，分別向平涼路日本兵站醫院、北四川路福民醫院、日本海軍醫院等處駛去。
5月7日下午2時，白川義則大將斃命於日本兵站醫院，消息傳出，上海人民莫不拍手稱快！
白川義則，日本愛媛縣人，19歲畢業於陸軍大學，在長達40多年的軍旅生涯中，先後曾擔任過副聯隊長、師團參謀長、旅團長、師團長、陸軍省人事局長、陸軍大學校長、陸軍次官、關東軍司令、上海派遣軍司令等職，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為日本統治階級立下了汗馬功勞。他的斃命，日方當然不肯善罷甘休。
4月29日炸彈爆炸後，在場擔任警衛的日本憲兵立即切斷了虹口公園內外交通，不許一人一車進出，當場拘捕了8個嫌疑者，投擲炸彈的尹奉吉也在其中。由於尹奉吉投彈時身邊有許多日本人，被認定是主犯。金天山與安昌傑趁炸彈爆炸會場出現的片刻混亂逃出虹口公園，最後金天山一人逃走，安昌傑卻在馬路上被日軍逮捕。兩人均遭嚴刑拷打，逼他們交出同夥和後台，尹奉吉與安昌傑堅貞不屈，最後被日本人剖腹活祭白川義則。案發當晚，法捕、安南探員又開赴朝鮮人居住的拜倫路實施搜捕，拘捕“嫌疑犯”安正廣等12人。5月3日到7日，又有數名朝鮮人被捕，其中包括兩名朝鮮獨立黨成員。日本軍方還揚言，搜捕將持續下去，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雞犬不寧。
朝鮮獨立黨領袖安昌浩見日本人狗急跳牆，擔心會有更多的無辜群眾死於非命，立刻與王亞樵、尹子勤秘密會晤，商量出一條移花接木之計，命令金天山照辦。這時，金天山按照王亞樵預先的安排，已被尹子勤送到十九路軍補充團團部藏身，由團長餘立奎負責嚴加保護。
5月9日，金天山向上海市郵電局發出一封信函，內附英文打字文件一份和一張五寸照片。文件題為《虹口公園炸彈案之真相》，照片上是怒容滿麵的金天山，手握一枚炸彈，背麵寫著一行小字：攝於炸彈案前三天。文件長約二千字，文中，金天山以第一人稱介紹了自己一生的冒險生涯，闡明與日寇勢不兩立的政治主張，並詳細介紹了自己策劃和實施虹口公園炸彈案的全過程，把全部責任攬在自己和已經犧牲的尹奉吉和安昌傑身上，叫日本憲兵隊有本事去找他報仇。文末署名金天山。
郵電局當天將文件和照片送到《申報》報館，報館立即將文件譯成中文，連同照片，於5月10日以《虹口公園炸彈案之一函》為題向社會披露。
這時日本憲兵隊裏已經抓捕了不少朝鮮人，嚴刑拷打，毫無口供，現在見了金天山的“公開信”，如夢初醒，馬上組織偵察追捕。可為時已晚。
尹子勤在其自傳中寫道：“我與金九（金天山）始逃蘇州，再逃香港，金九不久去美國，我則返廣東。”尹子勤在廣東與同學陳興融活動李濟深、陳銘樞聯合粵、桂、閩三省出兵討蔣，建議夾擊廣州後再行北伐。因被胡木藍告密，尹子勤被逮捕關押，直到抗戰爆發才被放出來。
出獄後，尹子勤經同學葉挺介紹與葉劍英相識，在葉劍英推薦下尹子勤出任華北抗日第九路司令兼特派員，在康澤的指揮下與日軍作戰。尹子勤對康澤（抗日遊擊總指揮）手下進行的抗日工作有這樣的評價：“幹部隻知道要錢，遊而不擊。每月到天津領經費六萬元，往來旅費耗去七八千元，餉款支出，意見不一，進展困難，十個月遊擊工作，苦痛萬分。”
1938年尹子勤辭職轉去上海，與被陳立夫的中統派往上海任除奸總隊長的獨生兒子尹懋萱（化名詹森，成功暗殺汪偽特工機構負責人李士群的老師、青幫大老季雲卿而被報上稱為“獨行大俠”）會麵。正當尹子勤按國民黨軍委“返渝聽用”之命準備繞道雲南回重慶時，突然接到蔣介石侍從室密電，要他“協助除奸工作完畢後返渝。”
尹子勤在自傳中寫道：“兒子懋萱奉電雲‘奉總裁麵諭，加入偽汪精衛政權充任總隊長。相機完成鋤奸任務。’況抗戰鋤奸係為民族救亡，豈敢違命。每日與吳紹澍、尹懋萱集議，在倭寇虎口內冒險工作。上海車站燒毀倭寇彈藥車三列、蘇州外垮塘以地雷炸毀列車四輛，炸死倭寇軍官六十餘人，兒子懋萱率兵遊擊，在常熟白茅口被捕，我親率三百人衝進倭兵連部，將懋萱救出，倭兵全連繳械。”
原國民黨高級特務（中統係）胡均鶴在一份材料中寫道：“1940年，因為汪精衛偽政府成立後，為了要搞一些汪偽的上層情報，因此陳立夫認為尹子勤有王輯堂和周佛海的關係，可通過他打入汪政府，所以尹接受任務後，先到華北找王輯堂，這樣王將尹介紹給影佐（汪偽政權的日本顧問），由此尹就進入財政部和特工總部。”於是，尹子勤定期對汪政權的情況通過“專報”派人親送重慶，同時尹子勤也按照陳立夫的指示向汪政權提出一些建議。
在這期間發生了一件對尹子勤打擊很大的事情，由於軍統派往上海的抗日人員毛森、萬裏浪、林之江等被極司菲爾德路七十六號“汪偽特工機構”抓捕後，把尹懋萱的真實身份作了舉報，1940年6月12日軍特務機關立即將尹子勤、尹懋萱父子逮捕，結果尹懋萱被處死，尹子勤則交給汪偽政府，汪精衛將他關押到抗戰勝利後才放出。
抗戰勝利後，尹子勤為子申冤，得罪軍統，又再次入獄。由此，他對國民黨的反動、腐朽有了刻骨銘心的認識。他在自傳中詳細地記錄了這段曆史：“倭寇投降，淞滬接收，戴笠匪幫毛森、萬裏浪等，昔日當漢奸頭目，危害抗日分子，勝利後充任京滬司令部第二處處長，變成抗戰功臣，大捕漢奸，接收敵偽物資，私自變賣，大發橫財，汽車洋房無數，且驕氣淩人。陳立夫、朱家驊到滬，假南京大戲院招待殉難同誌家屬，並成立蒙難同誌會，我亦被邀到場，因無車錢步行，親見毛森、萬裏浪等乘汽車而至，我一恨兒子慘死，衣食無著，毛、萬諸漢奸仍然權威赫赫，二恨蔣政權忠奸不分，是非顛倒，憤氣攻心，明知攻擊匪特要吃虧，為伸張正義，為與眾烈士及兒子雪恨申冤計，不顧一切，在會場起立高聲質問陳立夫：“毛森、萬裏浪等人昔日可以捉抗日分子，現在可以捉漢奸，職權是誰人所賦？”
尹子勤一帶頭，各烈士家屬也群起攻擊，上海光複後擔任副市長的吳紹澍充任會場主席，自然暗中支持尹子勤等人的行為。群情激憤之下，毛森、萬裏浪等狼狽逃走。陳立夫宣布呈請政府解決。尹子勤帶頭攻擊毛森、萬裏浪的情形，民國30年10月12日上海《申報》《鐵報》記載甚詳，均一致支持尹子勤，指責政府不應袒護漢奸。吳紹澍也在各種場合竭力呼籲社會各界支持尹子勤，招致戴笠忌恨。
10月24日，吳紹澍與朋友周世安在同車返回吳官邸的途中，有一輛轎車對駛而來，兩車相交時，對麵車中突然有人用駁殼槍向吳紹澍射擊。吳紹澍長期從事暗殺除奸工作，極其機警，近在咫尺，卻是毫發無損，周世安卻因此被殺身亡。
尹子勤於當月28日夜裏被軍統便衣綁架到淞滬司令部稽查處，關押半年，從未審訊，直到戴笠摔死，吳紹澍證明尹子勤‘為抗戰子亡、身囚、家破’等情形，尹之家屬也向各機關控訴，淞滬司令部才將他移交軍法處審訊三次。
法官問他：“你兒子被日寇憲兵槍決，為何偏偏不殺你？”
尹子勤答：“獄中之苦，讓任何一個被囚之人渴望早死為幸，倭寇不殺，並非我尹子勤貪生怕死。”
法官又問：“坐監五年，你為何不設法逃生？’
尹子勤答：“日本人看管極嚴，逃跑無非白日做夢，再者眷屬老小八口，與重慶政府脫節，親友不敢往來，旅費無處籌措，你要是處在我的位置，又當如何？”
旁聽席上記者、聽眾大嘩，情緒明顯傾向尹子勤一邊。
尹子勤反問道：“法官先生，我被抓半年，今日才第一次審訊，請問自己究竟所犯何罪？”
法官道：“你平日毀謗政府，攻擊領袖，有偽職嫌疑。”
尹子勤道：“如有毀謗、攻擊、偽職等罪，請提出具本事實，毛森身任日寇憲兵隊隊長，害死有名有姓的抗日分子百餘人，為何不逮捕法辦？”
法官雲：“毛森任偽職時捉的是共產黨，並未捉抗日分子。”
尹子勤答：“我的兒子尹懋萱是毛森、萬裏浪出賣的，共產黨與政府聯合抗戰，危害共產黨，迫害共產黨，難道不算是危害抗日分子嗎？”
法官詞窮，“從此不訊”。
幸虧陳立夫尚有天良，再加之吳紹澍與尹懋萱同負鋤奸責任，共同出生入死，自是極力營救。在強大社會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不得不將萬裏浪、林之江等28名軍統投敵漢奸公開槍決，尹子勤則被移送上海法院審訊兩次，最終無罪開釋。
尹子勤被匪奸誣陷，冤禁14個月，慘痛至極，稍有良心者，為其悲慘遭遇酸鼻痛心，釋出半月，吳紹澍時任中統上海地區負責人，中統與軍統不睦，他與尹子勤之子誼篤，遂向尹引見陳立夫，並勸尹加入中統，以便解決他全家生活。尹子勤招致曠古奇冤，早已看破紅塵，以年老體衰多病謝絕，吳紹澍繼後麵勸三次，尹答自古以來隻有兒子蔭父親的恤，沒有父親襲兒子爵的事。並表示“以後永不往還”。
1948年1月1日，李濟深在香港正式成立民革總會，在民革秘書長郭春濤的動員下，早已宣稱看破紅塵的尹子勤又跳回到三界之中，毅然參加了民革組織，並在上海秘密從事反蔣工作。同年5月，根據民革組織的安排，尹子勤隨楊傑返回四川開展地下工作。6月，尹子勤回到家鄉武勝縣，時值川東地下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正在武勝、嶽池、廣安等地舉行。起義失敗後，大批農民武裝起義人員被國民黨逮捕，尹子勤聯絡鄉中耆老多方予以營救，被捕人員除少數送往重慶關押外，大多數人員在當地被營救釋放。為此，尹子勤遭到特務的監視，並差一點遭到暗殺。尹子勤不得不化裝逃往成都。
1949年7月，尹子勤又到重慶，與楊傑商量武裝起義之事，不幸於8月25日被西財政長官公署行轅二處特務逮捕，轉往白公館看守所關押。
脫險後，尹子勤回到家鄉，始在武勝縣政府做征糧、肅匪工作，後任川北行署參事、四川省政府參事室參事。在1957年反右鬥爭中，尹子勤被劃為極右分子，受到了撤銷參事室參事、開除民革黨籍、監督勞動的處分。1960年於貧病交加中鬱鬱死去。1982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參事室對尹子勤被劃為極右分子的問題進行了複查，經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批準的複查結論為：……現決定將原劃尹子勤為極右分子的處分結論予以撤銷。建議‘民革’撤銷開除‘民革’黨籍的處分，並恢複其黨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