厲華說，從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軍統集中營對“政治犯”進行集體大屠殺，尤以11月27日最為慘烈。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對抗戰後期至重慶解放前夕係列大屠殺殉難者統計：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難者總數是321人，其中經審查已定為烈士者共計285人，加上5個父母犧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計31人。
在321人中，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共計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難烈士中，現已查明，共產黨員共計161人，約占總數的57％；民盟盟員共計25人，其他民主黨派和群眾團體成員各有數人不等。
渣滓洞脫險誌士盛國玉在為重慶烈士紀念館撰寫的回憶文章裏清楚地記述了大屠殺那一天的情景：
1949年11月27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
晚飯後，住在二樓男牢房的難友觀察到，監獄前院特務辦公室裏不但換上了大燈泡，還出現了焚燒文件材料的火光，人員進出也比平常頻繁。有的同誌根據推測“重慶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但萬萬沒有想到，一場由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渣滓洞監獄所長李磊為主謀的大屠殺已經迫在眉睫。
那天夜裏，天空下著密密細雨，因為天氣寒冷，大家唱了一會兒歌就早睡了。睡下不久，聽到特務喊“提人！”不到一小時，提了兩批。這時，大家都沒有了睡意。
“起來，起來！辦移交了！”特務李福祥、餘相柏走進女牢大喊道。
大家默默地穿好衣服，有難友責問特務：“把我們交給誰？”
“交給重慶警備區司令部楊森。”特務冷冷地回答。臉上掠過一股殺氣。接著又吼道：“女的全部到男牢的樓下八室集中，動作快點兒！”
沒有人說話，整個院壩隻有腳步的走動聲。大家心頭沉甸甸的，不知道前頭的命運將是什麽……當被集中到樓下的男牢八室後，特務馬上關門上鎖。突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響起，一群特務持槍衝進院壩的走廊上，槍口直指牢門口，隨著一聲尖利的口笛聲，敵人的機槍“噠噠噠，噠噠噠……”地響了，頓時，罪惡的子彈和火舌射向每個牢房……
進入8室站在牢門口觀察情況的胡其芬，在機槍響起的同時首先呼喊：“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彈的姐妹們東倒西歪地躺下了，有的還在用最後的力氣高呼“共產黨萬歲！”
左紹英和其他獄友忙把兩個孩子往右邊床下死角裏藏，她們和其他難友用身體為孩子擋住子彈，企圖保住這兩個幼小的生命。當時左紹英的孩子“監獄之花”還不到1歲，彭燦碧的孩子隻有7個月。
敵人開槍屠殺時，我和羅華娟在牢房靠後窗的地方站著。槍一響我們同時倒下，麵朝下撲到後窗左角的一張**，敵人的子彈在我們周圍嗖嗖作響，打得牆壁上的泥土四處飛濺。機槍先在門前一陣掃射後，又對著後窗進行掃射。牢房中，姐妹們的口號聲、詛咒聲逐漸平息下來。
突然，床下傳來孩子哇哇地哭叫聲。門外的特務聽到孩子哭聲，咆哮著吼道：“斬草除根！”於是，敵人從床下把孩子抓出來，打了一梭子彈，就再也沒有聽到孩子的聲音了。
機槍掃射完後，我從昏死中恍惚看到幾個特務進來補槍，他們對倒在血泊裏的姐妹們一陣亂打。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無疑的。我的床正對著牢門，敵人從門前打了那麽多子彈，在掃射時肯定要打死我。後來特務進來補槍時，沒有再對我開槍，隻是用槍托在我腰部捅了幾下。我屏住呼吸一動不動，特務以為我被打死了。
然後，他們將門鎖了起來並開始放火燒毀整個監獄！過了一陣，我被濃煙嗆醒，在大火燒著的牢房裏不敢動彈。過了一會，火越燒越旺，牢門已被大火燒掉了，樓板也被燒得快要掉下來了。我實在忍受不住了煙熏火烤，心裏想反正是死，不如衝出去被子彈打死還痛快些。於是，我衝出了燒掉的牢門，跳過門前兩堆熊熊燃燒的大火，從一米多高的台階上跳到了院壩裏，腳上的鞋都掉了。
這一跳，讓我的頭腦完全清醒了過來。奇怪的是，院壩裏看不到特務，也聽不見槍聲。除了牢房燃燒發出劈裏啪啦的聲音，看不到一個可以求救的人。驚慌中，我躲進了離八室最近的男廁所，一頭趴在尿槽裏躺下，這時才有了一線求生的希望。
11月28日，天剛蒙蒙亮。住在渣滓洞不遠處的21兵工廠家屬宋臻祥和徐超的母親等人跑過來看發生了什麽事，她們發現我還活著，冒著風險把我救回家中。由於當時21兵工廠還屬於國民黨警戒區域，時常有敵人前去巡查，宋臻祥她們趕緊為我脫去囚服，換上了平常女人打扮的衣服。她們把我換下的囚服埋在自家院壩前的樹下，把我送出了警戒區。
當時重慶尚未解放，在這裏我舉目無親。我身心疲憊，隻好混在當地為了躲避抓兵、抓夫的人群中在山上亂跑。
11月30日，聽說重慶解放了，我頓時忘記了兩天沒有吃東西的饑餓，拖著高燒不退、極度虛弱的身體，慢慢地問路到了磁器口一帶。
在從磁器口去沙坪壩的路上，我幸運地遇上了一群宣傳隊的學生，得知我是從渣滓洞脫險出來的情況後，先將我接到學校暫住，在與重慶軍管會設立的脫險同誌登記處取得聯係後，又及時把我送到西南醫院。經過一個多月的精心治療，我才脫離險境。我終於獲得新生，重新回到黨和人民的懷抱。
渣滓洞的屠殺，雖經過了前後窗的掃射、進入房間補槍，最後縱火焚燒，但是由於人民解放軍的神速進軍，劊子手們忙於逃命，對屠殺的執行比較慌張，仍有部分同誌未中彈，他們從屍堆裏爬起來，打爛燃燒的牢門，互相攙扶，從被大雨衝垮的圍牆處突圍。這時，在崗樓上尚未撤走的敵人發現火光中有人影晃動，又開槍掃射，又有十多人中彈犧牲。最後僅15人突圍成功：肖鍾鼎、劉德彬、孫重、傅伯雍、周洪禮、張澤厚、楊純亮、陳化純、楊培基、劉翰欽、周仁極、楊同生、鍾林、李澤海、盛國玉（女）。
對那一場大屠殺同樣記憶深刻的還有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車毅英。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此時的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裏。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裏人去樓空，渣滓洞的餘火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裏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隻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裏。鬆林坡上三個大坑，滿是屍體，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
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誌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裏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麽找得到！那麽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麵目。”
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麽能形容得出來呢！”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曆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後，從大屠殺中僥幸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樓下2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麵、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大公報》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3版《30名誌士忠骸昨開始收殮裝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館八公裏的電台嵐埡被殺害的30名革命烈士的屍體，昨天由治喪處派人前往發掘收殮。據脫險誌士說：上次傳說有42名同時遇難，數字不確，總數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館1名。當昨天收殮工人挖掘的時候，首先挖出一具，後來挖了很久，將其餘28具在深坑底部發現（另外一具是在不遠的一塊田地裏掘出），可是挖出的這29具誌士屍體多都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誌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無法辨認。當29具誌士屍體搬出土坑時，認屍的家屬和觀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絕，憤怒不已。這29具誌士的屍體除每人穿了一件內衣褲外，連衣服、鞋、褲也被特務剝光。據附近居民說，這些誌士們的衣服鞋褲是在殉難前被特務們強迫脫掉，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把那些西裝、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擺地攤出賣。
2010年11月5日，82歲的吳健國老人在家人的攙扶下來到“紅岩聯線”。他將裝在一個大信封裏的照片一一拿出來，動作格外小心。“這些圖片啊，都是我當年拍的，我存放了60多年了。”吳健國一邊清理著泛黃的照片一邊說。
信封裏，重慶“11·27大屠殺”的照片有4張，慶祝重慶解放的照片有10張。在“11·27大屠殺”照片上看到，革命烈士的遺體有的倒在地上，有的被橫七豎八丟在一起，慘不忍睹。
說起這兩組照片，吳健國凝神望著窗外，陷入了回憶中。
吳健國對“紅岩聯線”的工作人員說，這些照片都是1949年拍攝的，當年他21歲，正在重慶大學電機係上大三。因父母是報社的編輯，當時家裏有相機，他也喜歡上了攝影，經常用相機記錄生活中的一些場景。
吳健國說，如今他已經年邁了，捐出這14張照片是想讓更多的後人銘記這段曆史。
1949年的11月27日，特務們殺害渣滓洞和白公館的革命烈士當天，與吳健國關係很好的同寢室同學張現華也沒有回寢室。12月4日，吳健國前往渣滓洞和白公館尋找張現華，目睹了倒在特務槍口下的革命烈士，有的烈士大腿上還有槍眼。當時，渣滓洞、鬆林坡、白公館人煙稀少，到處都是被殘害的烈士的遺體，偶爾可看見幾個人在烈士遺體中尋找親人。白公館外大屍坑裏的烈士遺體以及烈士隨身攜帶的物品，還靜靜地躺在原地，監獄牆壁上，烈士的絕筆題詞清晰可見。
吳健國找了一天，也沒有找到張現華。但他被渣滓洞和白公館的場景深深震撼了，於是他將這些慘絕人寰的場景用相機記錄了下來。
“紅岩聯線”的工作人員拿出一張照片給吳健國看。
“對，是他，當年的張現華就是這個樣子。”吳健國一下子就認出了當年的室友。“紅岩聯線”的工作人員告訴吳健國，張現華當時是地下黨員，已在“11·27大屠殺”中犧牲了。
吳健國頓時愣住了，半晌沒作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