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0勢力重分
趙構想保朱震。
胡安國、範宗尹和朱震三人是趙構製衡衛希顏的倚弼之臣——原先是宰相丁起。但趙構漸漸發現,這位扶持他登上帝位的元勳之臣雖然事君恭謹,但內裏已生“權相”之心，為了政事堂的相權，他會製衡樞府，但絕不會削弱樞府威脅自身。相比起來,範宗尹、胡安國、朱震三人更得帝心。
然而即使他是皇帝，也無法在這種情勢下保住朱震的相位。
這就是大宋的時政，聲望足以成就一個人，也足以毀掉一個人。
此刻,免去相位反而是最好的保護。
趙構詔準辭呈，同時,又召進朱震,表示仍然對他信重，言辭中很是勉勵。
朱震感動泣下，叩首謝恩道：“臣必不負陛下信重。”
七月二十五，詔旨下，朱震免參知政事、工部尚書，遷任荊湖北路轉運使。
刑部參政範宗尹停職兩月，貶秩一級。
其他部寺監也有屬職涉及貪汙而考課罷黜的，情節嚴重者同時移交刑部審查量刑，其部寺監主官如戶部參政、太府寺卿、刑部侍郎、司農寺少卿、軍器監、少府監等，也被處以罰銅。
而禦史中丞趙鼎和左右諫議大夫陳公輔、潘良貴因彈劾宰執高官名聲大噪。吏部參政李綱的聲望更是如日中天，楊時、尹焞等大儒名士公開表讚李綱是“河清海晏之臣”，其吏治之功“可耀日月”，民間士林一片頌揚之聲，李綱的聲望達到頂點。
然而就在此時，李綱卻上表請辭參知政事、吏部尚書二職，以身體疲累休養為由。
朝會上頓時沉寂下來。
在沉寂之中，似乎又隱隱有種鬆口氣的感覺。
殿上的朝臣，包括禦座上的趙構，在最初的驚愕之後，心裏卻都感覺到一種輕鬆，就好像終於移開一塊早就想搬開的大石一樣。
趙構一臉痛惜，口中說著挽留的話：“李卿勤勉忠直，治吏清明，何以言去？”
丁起等宰執都出聲挽留。
那些有親屬姻親或學生被吏考貶黜的朝臣心裏恨不得李綱馬上消失，卻也一副真切之態，附和著皇帝說挽留言辭。
衛希顏站在右殿之首，眼中掠過一抹諷嘲。
李綱臉龐一如既往的嚴峻，心中也在冷嘲，這垂拱殿上的人他得罪了大半，包括禦座上的那位，隻怕都恨不得他早點去職。
他想起衛希顏勸他的話：“伯紀還不求退？——小心眾口鑠金……”
李綱心性剛直，但並不意味著沒有心機，否則如何坐得穩六部之首的吏部？隻不過這些心機都用在正途上。即使衛希顏不說，他也清楚自己得罪了許多高官，甚至已失帝心，不知有多少人正在密謀著往他身上潑髒水，構陷汙毀他，那時構陷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政事堂是否采信。
是時候激流勇退了。
這些人無非是想他去職，包括禦座上那位。
李綱不戀棧高官厚祿，真正的儒士以天下為任，保民太平，唯一讓他遺憾的是誌向才達成一半，然而形勢已不容許他留在這個位置上。
李綱堅定請辭，趙構再三挽留，直至第四次上辭表，趙構才允準。朝廷下詔，以功加特進（正二品祿階），除保和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政事堂七位參政，朱震外放，李綱退職榮養，兵部尚書參政政事之位一直空著——不能都空缺下去。趙構召問政事堂舉薦。
若隻薦尚書之職，合適的人選有七八位，但加參知政事銜，就必得是聲望、資曆、才幹三者兼具，方能服膺朝堂。這就縮小了舉薦圈子，何況政事堂諸公各懷私心，誰都不想舉薦對立派別的人，至少，也得是中立派別，堂議時爭執很是激烈，最終，在宰執們的妥協交易中達成了一致。
九月初七，朝廷接二連三的除官詔旨下——
禦史中丞趙鼎除吏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門下省都給事中朱敦儒除兵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江南東路轉運使章誼除工部尚書拜參知政事；
兩浙路轉運使向子諲（yin）除禦史中丞；
學士院學士承旨譙定除門下省都給事中；
禮部侍郎宋藻以敷文閣直學士出任兩浙路轉運使；
學士知製誥陳與義除禮部侍郎；
顯謨閣待製、知蘇州府曾開除工部侍郎；
……
從表麵看，三位新執政和現任一宰四執都無特別關係，但從其他官職的任命中卻能看出門道——譙定、曾開是二程黨派，與胡安國走得近；向子諲和謝如意是同窗並同年進士，交誼頗深；宋藻、陳與義都曾得到葉夢得保任……熟諳政治的都能看出這次官員的大變動其實就是宰執們勢力圈子的重新劃分。
衛希顏對宋藻外任有些不解，便問名可秀：“你的《論語集注》已經完稿，留下宋之意在禮部豈不更方便推行？”
她說的《論語集注》事實上是名可秀撰初稿，由蘇澹、丁起、宋藻、沈元、陳旉等名係內的儒臣共同修訂、補充完成，可以說是一部名係黨派的合著，今年初才剛刊刻，被鳳凰書院引為教本，作為官本《論語注疏》的補充教材——如果宋藻還在禮部，《論語集注》取代《論語注疏》成為官本就會相對容易。
她說這話時，兩人正在楓閣菊園內散步。
名可秀望著園內綻放的金菊，眼眸沉靜如淵，聲音徐緩地說道：“《論語注疏》自鹹平二年撰成至今，已行一百三十餘年，要想取代非短期可為。必得先在士林積累聲望，才能厚積薄發。”
衛希顏這些年來對《論語》已經很熟悉了——說是經書，事實上是一部記錄孔子與弟子問答的語錄本，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成為士人識字後的必讀書。
但古人語錄實在是言簡意賅，可謂微言大義，要想讀懂《論語》必兼讀注，否則難解真意。曆代諸儒對《論語》注釋不絕，最享盛名的有三書——何晏《論語集解》，皇侃《論語義疏》，邢昺《論語注疏》。
何晏是曹魏朝的儒學、玄學家，他與孫邕、鄭衝、曹羲、荀顗五人集漢魏儒家十三人之說，並下己意，合撰而成《論語集解》——因何晏聲名官位最顯，為總領編撰，又稱“何注”。
至南北朝，南朝梁儒皇侃采錄魏晉以來大儒數十家為何晏《集解》申說，而成《論語義疏》——既兼采舊儒眾說，亦兼采老子、莊子的玄學，大量搜集前代及當代玄學家對《論語》的某些字句解釋，不拘家派，隨性發揮，把“孔子老子化”，很有南朝時的學風。
到了唐朝，時興科舉，以何晏的《論語集解》為《論語》的標準注解，科考學子必讀。但皇侃的《論語義疏》因受佛教把講經記錄編為講疏、講義的影響，較何注更為詳盡，因此學子在讀何注時，也往往讀皇疏為補充，而唐朝儒家孔穎達等也多有注疏為學子所讀——總起而論，是以何注為本，其他為補益。
到宋朝，真宗年間，邢昺受詔與杜鎬等四人校定九經，其中撰成《論語注疏》，仍是以何注為本，集宋儒之說為疏，因邢昺總領，又稱“邢疏”——朝廷詔令為《論語》的標準注疏。
上述三部注本衛希顏都讀過，當然，名可秀及名黨眾人合撰的《論語集注》她讀得更精細。相較起來，這部集注仍是以何注、邢疏的注義為基礎，但在字句釋義上更注重孔子與弟子答問時的語境闡釋，以及上下篇、前後文的聯係——名可秀曾道：“後人讀經解經，多有歧義，即為不詳究語境，或斷篇取義而致。”同時兼采道學、易學及荀子、孟子等人的學說為某些字句釋義，又在一些因用詞、句讀而有爭論的字句釋義上，提出新穎見解。
比如，《論語泰伯》篇——“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一句便必須與上一句——“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聯係起來作解。
又必須與《論語》後文的《雍也》篇——“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聯係起來作解。
名可秀在《論語集注》中又引用了《孟子》和《易傳》的字句——《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易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與此章義相發。
結合起來，名可秀在《論語集注》中解曰：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此處“不可”非禁止意，乃難為意也。若在上者每事於“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戶曉，用力於語言文字，以務使之知，不僅無效，而且可能離析其耳目，**惑其心思，而天下從此多事。即論教化，詩與禮樂，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終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終不真，而相率為欺偽。不惟詩禮樂，施政亦如此。
衛希顏很認同名可秀在《集注》中闡述的觀點。就現代而言，民主也是相對的，如果每項政令都要在全民理解後才施行，可以想象，行政效率將會如何低下。而且，人的智力和看問題的層次也是有高低的，一項政令不可能人人都理解，對於多數普通百姓來說，也隻在乎政令後施行後對自己有益與否，而不會深入思考政令的深刻意義。所以對“中智以下”者，要先由之，即先執行。而在執行中，再自然而然地深入理解，最終會達到“知之”。若是不執行而使其知，也不是真正理解，故謂“知終不真，而相率為欺偽。”
而讓衛希顏更為佩服的是，名可秀在《集注》中又斷句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並注解曰：“詩禮樂教化於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由興學識字始。”
意思是：詩禮樂教化百姓，執政者一定要推行，如果百姓掌握了詩禮樂，那當然是好事，應該讓他們發揚創新；如果百姓還沒有掌握，就要去教化他們，而教化要從廣興學塾，普及識字做起。
諸如此類的注解在《論語集注》中比比皆是。可以說，名黨諸官員在討論修訂《集注》的過程中，等於經曆了一次思想洗禮，不僅對《論語》有了更深入真實的理解，而且在為政、治學上也有不少體悟——名可秀以共同撰書的行為，進一步統一了名黨各官員的思想，而這些官員又會用這些思想教育影響他們的子孫，一代傳一代。
這部《論語集注》不僅僅隻在名黨內討論，名可秀還分別寄稿給尹焞、蔡發等相熟儒者討論，丁起、宋藻、沈元、陳旉等人也曾與好友知交討論意見，因此這部《集注》一經刊刻問世，就引來了士林的廣泛關注，讚同、批駁的都有。而總領《集注》的首撰——隻署號而不具名的“楓山居士”也再次引發了士林的揣測評議。
若是這些儒者知道“楓山居士”就是可秀的別號，會不會號啕以哭？
衛希顏唇邊綻出笑意。
便聽名可秀悠然的聲音又道：“五六年後，宋之意在路司兩任期滿，就有足夠資曆執掌禮部了。”
衛希顏又笑起來，她自然領會可秀話中之意。
禮部現今為胡安國所掌，以他的身體狀況來看，應該還能撐個五六年。而宋藻若無外任路司的經曆，到時和其他有資曆者競任禮部參知政事就未必處於優勢地位，不如先退一步到地方，掙了資曆再回中央，便可掌禮部入參政。
那時，就是《論語集注》取代《論語注疏》成為標準注解的時候。
這章涉及《論語》，有些卡文，更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