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後的3年中，孩子們將和這位英國人一起生活，他是他們的父親、校長和醫生。霍格給他們編號：最大的叫老大（一號），然後是老二（二號），老三（三號），老四（四號）。他們先是在寶雞上學，後來轉到60英裏遠的雙石鋪培黎學校。除了老四，其他人都對“高鼻梁的陌生人”保持著鮮活的記憶，他帶著硫磺和消毒劑進入了他們的生活，讓他們不停的洗澡來去除虱子和疥瘡。他們在孤兒院的食物主要是大米，在學校可以吃到蔬菜，偶爾還會有肉，這顯著地改善了他們的健康狀況，增加了他們的體重。從這時起，霍格的家信中幾乎永遠會提到他收養的孩子們的巨大食量。
老三的兩顆門牙掉了，看起來非常好笑。老四越來越胖，直到我們不再想他是否應該這麽胖。胖會有極限嗎？他們兩個都在花園幫忙呢……給西紅柿搭一個竹柵欄（中文裏西紅柿=洋柿）。老四找到了一顆非常大的豆，拿來給我看，提議我們午飯的時候買點肉炒著吃。他生活的最大目標就是變得更像個球。
霍格的母親一次次提到他需要找個老婆，而且在誰可以勝任這個角色上提出了許多有用的建議，而霍格領養這四個孩子正好突出了他母親這些建議的有用性。他說：“您和芭芭拉（他的姐姐）真好，為我找這些妻子，但是不知道什麽時候我才能回去把她們娶回來。我的四個兒子怎麽辦呢？”
顯然，到1942年的時候，凱瑟琳已經是非常想他的小兒子回家了。當時他27歲，已經離家5年了。凱瑟琳利用霍格已經75歲的父親身體不是很好的事實，說他的父親非常非常想在有生之年見兒子最後一麵。霍格卻不以為意，漫不經心地回到：
1942年7月24日
想到爸爸抱著再見我一次的希望而努力地活在這個世界上，是一件很讓人高興的事。75歲難道還年輕嗎？我認為我隻有25年的活頭了呢。
霍格看起來和他父親並不親近。他很少提及他父親，隻是認為他是“迷人的英國紳士的典型代表”。
從1941年到1942年5月霍格被任命為雙石鋪的培黎學校校長，他一直是寶雞地區的工業合作運動檢查員。這個小鎮坐落在西安西邊140英裏遠的一群山峰腳下，起初人們認為這個地方在日本空軍的轟炸範圍之外。在戰爭的前幾年，每周都會有難民車從東部駛到這裏。火車車廂裏都擠滿了人，甚至火車發熱的金屬車頂和車廂下麵的主梁上都有人扒著。
火車穿過巍峨近乎不可逾越的秦嶺，駛入遙遠又荒涼的西部地區。難民們紛紛在寶雞下車，在這個位於東部大門之外的迅速膨脹的貧民窟中尋找容身之處。在1939年第一次來到這裏的時候，霍格看到這些難民試著搭建小屋，沿著山坡方向尋找容身之所，寫到“有些實在是筋疲力盡了，就在鐵軌旁滿是塵土的平地上一坐就是幾天。根本就沒有什麽衛生設施，也沒有人來將死者安葬。”
18個月後當再次返回到這個地方的時候，霍格發現這裏完全變了一番景象。原來破舊的難民營已經變成了一個新的比城市本身還要大的郊區，“房子更高了，建的也更好了，主要的街道也變得寬闊，路麵也變得更平坦。雖然是清晨6點，刺骨的寒冷，但是街上已經響著錘子和鋸的聲音。建築工人們一邊築著新的泥牆，一邊歡快地低聲交談。”
這些轉變都歸功於這裏的地方官員王峰傑。一天清晨，霍格看見他站在警察局的台階上，“看起來很粗獷，身材矮胖結實，穿著睡袍，頭發亂糟糟，胡須也未刮。”他正看著自己的手下拖拽著一個被宣告有罪的人去執行死刑。這個帶著手銬的囚犯跪在地上，哀求寬恕。王沒有做出任何反應，這個人就被拖去執行了死刑。“他殺了一個人”，王看見霍格驚駭的表情如是回應道。
寶雞終不是避難的理想地，而東部郊區的那些新街道和房子也沒能在戰爭中留存下來。到1941年，日本空軍已經轟炸到西部離海岸1000英裏處的蘭州。寶雞是一個鐵道**處，也是西安西部絲綢之路的第一個主要中心，因而受到了頻繁猛烈的攻擊。
按照通訊社的要求，霍格用簡潔未加修飾的語言向美聯社報道消息。當他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寫信的時候就會轉變風格。但是霍格的一些對空襲後令人毛骨悚然的餘殃的描述卻顯得對人們遭受的苦難無動於衷，可能是因為轟炸和平民傷亡在此時已經變成日常生活：“昨天27架非常漂亮的飛機飛到寶雞。它們看起來很好看，發出的聲音聽起來很好聽，就像是在進行亨頓空中表演，直到這種像板球變舊時發出的哨子般的聲音開始嗖嗖地發射炮彈。”
霍格鑽進了城牆裏的一個洞裏，但是其他人就沒這麽幸運了。
在另外一個洞裏躲著100多個妓女，但是洞穴沒有那麽結實，最後她們被埋在了其中。在幾乎每周都能聽到類似的故事的情況下，我真想知道為什麽我還要給你們說這個？隻是規模更壯觀。可能是因為空襲過後出去，看到我們小小的城鎮裏的一條街道上處處燃著的火，還有坍塌的土牆或是木屋，以及一堆堆的殘骸，我想到這種情況在倫敦市內發生的可能性僅為1%。
雖然霍格目擊並描述了許多這樣的場景，而且其中有幾次他自己都離死亡隻有一步之遙，但是他最終幸免於難。他甚至在非常古怪的情況下患了炭疽熱。他參觀了一個製造刷子的工業合作協會，買了一把豬的鬃毛做的須刷，因而感染了這種疾病。一般情況下如果得不到快速和先進的治療，炭疽熱是致命的，但是霍格和往常一樣活下來了。
卡爾·邁當斯是當時被派到中國的《生活》雜誌的攝影師中的一名，他也成了其中最著名的一位。1941年卡爾來到寶雞拍攝當時正在進行的合作運動，並拍了一係列關於喬治·霍格的照片。在其中一張照片中，霍格頭戴草帽，露出微笑的表情；而霍格在另外一張中卻打扮得非常整齊，頭發也被精心地向後梳。沒有任何文章對照片做出說明，但是卡爾和他的妻子謝莉都成了霍格的好朋友3。
雖然總是在旅行奔波，並為寶雞的工業合作社工作，但是1941年這一年霍格花費了很多時間來完成自己第一本書的最後幾章以及第二本的概要。他在自己小屋子裏的一台打字機上工作，不斷地被空襲預警打斷工作，還要不停的尋找新的打印機墨帶和複寫紙，這兩樣東西在當時都很短缺。這個時候他給家裏的信幾乎很難辨認。
他此時已經把書的前幾章送給在紐約的穆裏爾·萊斯特了，並將書取名為《幾乎成為一個黃皮膚人》；後來他將書名改為《黃河觀察》。最後這兩個書名都被他的出版商放棄，取名為《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這時霍格寫給家裏的信主要是說自己如何努力地尋找出版商，如何得到自己想要作為書中圖解的照片和圖畫。他心裏非常清楚描寫有關中國戰爭的書的市場已經達到飽和狀態。許多目擊了上海、南京和漢口會戰的通訊員都記下了自己對戰爭的描述，奧登和伊舍伍德合寫的於1939年出版的《戰爭之旅》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霍格並沒有打算自己的這本書成為另外一本敘述戰爭的書。他告訴穆裏爾阿姨說：
這本書敘述人們在身邊的世界被摧毀的同時如何勇敢地鬥爭以存活下來，我認為它會讓人感覺耳目一新，引起人們廣泛的興趣。雖然是在戰爭進行中不斷旅行了18個月寫下來的，但它不是對所發生的戰役和轟炸的新聞性描述——這樣的轟炸從倫敦到廷巴克圖4都在不斷重複——而是敘述了人們對戰爭的不同回應的有關故事，就像從廷巴克圖到倫敦的人各不相同一樣。
霍格記下了他所看到的以及他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人性的善良以及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拚命掙紮的人們拋下平日的冷漠，顯示出自己的尊嚴，從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
在當時，出版歌頌西北農民的英雄氣概而批判躲在重慶的統治者的書籍是要冒政治風險的。霍格請求他的阿姨不要提到任何關於他在為工業合作運動工作的事實，隻說他是美聯社的一位通訊員。
穆裏爾·萊斯特已經出版了一本關於她自己旅行見聞的書，並將這些手稿寄給她的出版商——紐約的哈珀兄弟出版社，但是之後就沒有任何音訊了。後來，穆裏爾返回到戰時的倫敦，而霍格在此後的6個月裏沒有收到她的任何消息。絕望之中他寫信給艾達·普魯伊特向哈珀出版社追問了這件事。6月份的時候霍格收到一封委婉的拒絕信。
到10月份的時候霍格又收到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他的書又被紐約的其他幾家出版商拒絕了。理由是書的個人觀點太強，而且缺少對細節的描述。艾達·普魯伊特讓海倫·斯諾幫忙找一個出版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以海倫的筆名尼姆·威爾斯出版的書——《紅色中國之內》竟被代理商和出版商們拈來作為拒絕出版霍格的書的理由。美國市場上已經有像哈爾多·漢森這樣的記者們寫的書了，他們將對戰爭的那些引人注目的報道變成長長的敘述。在美國，這些作者們可以進行政治評價並詳細地講述有關的地點和聯係情況，而此時仍然身處中國的霍格卻不敢。
霍格開始重新編寫這本書，增加新的篇章。他決定挑戰審查員，曝光許多他遇到的和官僚主義內幕，尤其是在蔣介石政府控製地區內所出現的。無法控製的通貨膨脹以及日益崩潰的通貨體係導致戰時的中國黑市活動猖獗。真正意義上的存在於蔣介石政府的核心，自委員長以下人人都從國家稅收以及國外貸款中扣取錢財中飽私囊。像這樣的“榨取”在民政部門以及軍隊中十分常見。
到1942年夏天，霍格為自己的書找到了一個有影響力的新的讚助商。看起來似乎是霍格在帶著魯斯去寶雞周圍的合作社參觀的時候硬把草稿塞給了亨利·魯斯。魯斯看了幾章，並把手稿帶回紐約拿給書的最後出版商——小布朗公司。
海倫·斯諾在1942年12月的時候也寫信給她自己的出版商誇讚這本書。她在漢口遇見了霍格，並且已經聽說了霍格決定放棄新聞業而投身到工業合作運動中。海倫很想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而她在霍格的書中找到了答案。
他能堅持多久呢？中國人又能容忍他多久？他會不會像許多其他的外國人那樣變得憤世嫉俗，令人討厭？除了他自己，他別無他物可以奉獻給中國人民，沒有救濟金或是用來傳教的錢來使他自己受歡迎。僅僅這個能夠保證他在他們的運動中的一席之地麽？
這本書講述了發生的故事。在差不多四年之後喬治·霍格在中國成為一個機構的代名詞，他投身到了中國有史以來最令人心碎的嚐試中，幫助在偏遠的農村成立小的工業合作社。一邊是政治戰線繃得如此之緊，一邊是印杜思科組織者們熬夜拚命工作，卻因為異常高漲的工作熱情被控告說革命傾向嚴重，霍格試圖在這之間找到一個折中的辦法。
這本書最終由小布朗公司於1944年出版，書名為《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出版商接受了作者再三考慮後做出的決定，刪去了其中許多對贖職內幕的披露。霍格意識到對重慶國民黨政府的批判會對工業合作運動以及當時他擔任校長的學校造成影響。再加上缺少一些敘述性的結構，這本書存在很多瑕疵。盡管如此，它的出版還是受到了人們廣泛積極的評論。霍格則說考慮到自己不得不刪減的部分，這本書差不多就成了一本記錄旅行見聞和個人經曆的書。而事實上它遠不止這個。《紐約時報》的評論員馬克說：
《我看到了一個新中國》描述的是關於遭受饑餓和壓迫，深受外敵入侵以及自己國家軍隊、征稅人和典當商的折磨卻依舊堅韌、勤勞且充滿創造力的普通中國人的故事。他是一名深入到被日軍占領的村莊去拯救自己的合作社設備的技工；是一個騎著騾子偷了一盤日軍電話線的冷漠的人；是一個開墾淤泥充塞的河岸的農民，知道背信棄義的黃河將會把他出賣；是從北平逃離到遊擊隊勢力範圍的年輕女子；是終會成為中國傳奇的“小鬼”……霍格對他們所有人都充滿了熱情與敬意。他對這些人的詳細描述會讓讀者嗅到這個中國一角的氣息……
在1941年晚些時候，霍格升職，獲得了一個他自己說的“偉大的”頭銜——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的檢察官和一個由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親自簽名的通行證。這就使得他的旅行變得更容易些，盡管此時他已經深諳如何交談以通過在國民黨的檢查站，以及如何躲避土匪們的封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