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格在他的旅途中遇見了許許多多性格各異的古怪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他和他們交朋友並在自己的書中寫下這些故事,這些名字在書中大多是以真名出現或是僅僅被稍稍掩飾。一些人來到中國是為了自己的追求,另一些人則是在****的戰爭中隨波逐流,沒有選擇。

在蘭州霍格碰到了一位德國籍猶太人,他被關在慕尼黑達豪集中營3年,但是得以活下來並在歐洲戰爭爆發前夜逃到意大利。這位不知名的英雄穿過巴爾幹半島,進入俄國,但是被拒絕進入印度和印度支那(越南);後來他通過中國的邊遠邊境新疆進入到中國境內。他說他喜歡中國因為這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能夠接受他的國家。

1940年的聖誕節霍格是和在西安的英國傳教士們度過的,主人以自製的葡萄幹布丁款待他;霍格則對他這些好客的主人們的生活方式感到很驚奇,他們住在有著厚厚的大門的高牆後的一個大房子裏。這個接受過牛津大學教育的丈夫每天早上9點穿著睡袍,拖著拖鞋匆匆吃了早餐,餐桌上鋪著幹淨沒有任何汙點的桌布,麵包架上靠著一張已有一個月之久的英國報紙。他對這裏的一切的主要評價就是:“這在英格蘭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霍格最喜歡的是一位瑞典傳教士。這位瑞典傳教士終日漫遊在中國的西北部,背著一架手風琴,身後跟隨著一隻叫托落茨基的狗。顯然他是因為在自己姐姐的婚禮上做了一個演講譴責酒精尤其是香檳的罪惡後被從自己的家鄉——斯德哥爾摩驅逐了出來。

還有極其重要的美國記者們,尤其是霍格在漢口和北京已經見過的阿特·斯蒂爾和具有傳奇色彩的哈爾多·漢森,這兩位記者時不時地乘坐私人飛機,出現在遙遠的飛機跑道上,給霍格帶來極貴重的禮物——打字機墨帶和複寫紙。

霍格筆下描述的“有著蘋果般紅撲撲的臉頰,枯草般的頭發以及長滿胡須的下巴”的兩個古怪英國人出現在霍格麵前,並試圖說服他加入他們的一段目的地為西安的長途跋涉,做他們的導遊。拉爾夫·拉普伍德先生是一名傳教士;邁克爾·林賽出生於英國倫敦的一個書香門第,是牛津大學的一名畢業生,他1937年來到中國,在北京城外美資的燕京大學任教師。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這所大學失去了治外法權的地位,林賽逃到遊擊隊勢力控製區。作為一個對無線電通信有著狂熱興趣的業餘技師,他很受歡迎並成為延安地區的一名高級無線電通信專家。

林賽、霍格和拉普伍德在日本侵略軍與遊擊隊作戰的領地上跋涉了幾百英裏。他們平均每天要在崎嶇不平的路上走完23英裏,而他們腦子中所剩的念頭隻有“疥瘡、便秘、虱子、睡眠及到下個停靠點的距離”。在此次旅途中,他們三個表現出典型的英國人在外國的情形。保守的性格使他們在早上收拾床鋪及吃早餐麵條時都沉默不語。跋山涉水時,他們也隻是簡單聊聊天氣問題。隻有在晚上時他們3個陌生人才會放鬆一下並小小的交流一下他們以前上中學或大學的生活。

在這個小團隊中,霍格警覺地意識到他自己又回複到典型的英國人習性,那就是認為所有的外國人,尤其是非白種人都是坐以待斃的無能者。他們3個一致認為中國的農村人——所有的中國農村人——當被問及簡單的問題時都愛撒謊。他們從不直接告訴行人到下一站的真實距離或是還剩多少路程,而是順口就告知他們自己認為對方想聽到的答案,以免行人苦惱。總之,他們3個對於村民不停地勸說他們休息而氣憤不已。

他們沒有權利休息。他們必須趕去與合作運動的領導人開會,而他們隻有越過日軍占領的公路和鐵路才能抵達。然而當他們終於抵達西安時,霍格和他的同行人卻幾乎感覺不到平靜。“我們對於所住的旅館裏居然有奢華的自來水和彈簧床感到很震驚。我們將髒衣物堆在角落裏,並暗自期望裏麵的東西不會跑出來。然後我們爬上白色的床單,夢想著早上一起來能吃到抹了黃油的麵包和熱騰騰的咖啡。然而,我們是被防空警報器給驚醒的。”

一天,一名自稱“波”的年輕人來到寶雞並要求見一個名叫霍格的外國人。他想找個人,一個外國人來傾聽他的故事。霍格同意給這個年輕人一個機會。波的真名叫做S.H.鄭。他的父親是加利福尼亞的一名中國洗衣工人,並娶了一個美國女孩為妻。當波長到15歲並成了班上的佼佼者時,他的父親決定讓他擔任他們中美兩邊家庭的聯結人。因此,他父親將他送往廣東奶奶家,並且要求他以後要娶一位漂亮的廣東姑娘為妻。

從兩方麵來講,波並不幸運。首先,他極度討厭他奶奶介紹給他的那位漂亮姑娘。其次,當他剛踏上他父親出生的領土時,日本軍隊就已經開始襲擊上海了。為了爭取他所謂的民主萌芽,也為了躲避婚姻的絕望,波以他能想到的最安全的角色——司機——加入了中隊。當日軍沿著長江進軍時,這位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高中生正開著一輛滿載彈藥的卡車穿梭在敵人的炮火、埋伏及雷區之中。那時他已經17歲了,而加利福尼亞州梅賽德斯的約翰·繆爾高中對他來說已經是很遙遠的事了。

雪上加霜的是,他以身作則,公然抨擊軍隊中的。他拒絕加入“敲詐”組織,此組織的司機們處處勒索當地的百姓並將物資拿到黑市上去賣;他不抽鴉片,也不跟隨同夥的司機們去妓院。這些使得他在那個團體中並不受歡迎。他被誣告為罪惡的雜種甚至是間諜,因此被抓進監獄。他逃出監獄並偷出他的那輛卡車,然後一路向北,最終到達秦嶺。在那他聽說有外國人在照顧中國的孤兒。

波直截了當、毫不修飾地向霍格訴說了他的問題。他到中國本來是想尋找他的家族根源的,然而在他煩惱鴉片及是否該屈服的日子裏,他看到的中國人卻是“與他預期的完全不一樣。”

霍格自己年輕時的理想主義棱角早已被戰時中國的惡劣環境給磨掉了,因此他對波的不幸遭遇感到無比同情,但是他仍對中國的未來寄予希望:

然而,與波一樣,霍格也認為在政治家的花言巧語及媒體報道的關於為新中國的民主而奮鬥的背後,民族主義者仍沉浸在暴力和的舊中國不可自拔。當波因收到父母的來信、指責他背叛自己的祖國而憤怒時,霍格也由於收到了家裏來信祝賀他為建造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付出的努力而感到憤怒。

霍格將波納入自己的羽翼之下,為他在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辦公室找了一份工作,並計劃著通過美國在重慶的領事將他遣送回國。他們倆經常漫步於山上,討論中國為擺脫封建主義曆史的掙紮以及中國文化裏的“愛麵子”問題。

然而不管霍格提供什麽建議給這位年輕的亡命者都不管用。波在一個清晨寫了一封告別信便開了一輛卡車南下了。霍格此後再也沒有見過或者聽說過他了。幾個月後,霍格收到波在加利福尼阿亞的女校長的來信,信上說她們將計劃從香港將他遣送回國。

一路上,對於霍格來說,不管去哪裏,啟示錄裏麵的四個騎馬師中都至少有3個陪在他身邊。到1942年,戰爭已經奪去了幾百萬人的性命,幾百萬人無家可歸。火上澆油的是,瘟疫及饑荒席卷了廣大的受苦群眾,又奪走了幾百萬人的性命。霍格發現,在他經過的城鄉各處,過去的幾個月內半數的百姓都死於斑疹傷寒症、傷寒、回歸熱及流行性感冒。在國內的一所大學裏,幾乎一半的學生染上了肺結核並且營養不良。

1942年8月,黃河在潼關爆發洪水,因此霍格被派遣到那監管一項救濟項目。此次洪水爆發的導火線是幾百裏以外、處於上遊的甘肅省的暴雨。然而問題的核心卻在於幾個世紀以來的森林采伐。森林采伐一直以來、並且仍然對中國的洪泛平原造成了循環的破壞及不可計數的死亡。

幾千年以來,中國的農民就在中國的兩大水係——黃河和長江旁作業,並將木材作為用之不盡的燃料供應。森林逐漸減少,山頂失去覆蓋,使得夏天的傾盆大雨直接湧入山穀,剝去了山上的表層土並將其堆積成河床。無可抑製的,水位線漲高了;盡管修築了堤壩,然其經常被洪水淹沒,因而河道也不停地改變。

霍格親眼見證了這一惡性循環:

大量洪水湧入整條河流。“中國的傷心河”不會改變路線。兩條河流的水量飽和,所以一旦河床降低,河水就衝上岸。這個地方一般情況下居於水麵數英尺以上,現在卻被10-20英尺深的水覆蓋了15個小時,水流如此強大,以至於它足夠把北邊70英裏處陝西煤礦裏的大塊煤炭衝出,然後將數百萬噸煤沿路撒在淤泥之中……

一切都遭到破壞。這一帶所有房子都由土磚建造,就這樣“變成了黃河淤泥的組成顆粒,他們的椽也隨波流至下遊”。洪水退去之後,幸存者們又麵臨著新的危險:

然後日本人就開始用大機關槍從河對麵瘋狂掃射。他們要往山上撤退,此舉隻是為了掩護,他們想我們會借助河流上的漂流物渡過河去;同時我們也在想他們會利用漂流物過來襲擊我們。事實上,雙方都被洪水傷得不輕,但是當時我們不知道。

從洪災逃亡的人群中,霍格發現了一位老年婦女。她是因為那次破壞堤壩阻止日軍進攻的戰略決定而逃到這個地區來的。她抓住自己的孫子,慢慢爬上屋頂,最終還是被洪水衝走。通過某種方式她漂浮在了喧鬧的水麵上,同時設法緊抱著孩子。半個小時以後,她停靠在10英裏的下遊,懷裏是一個全身濕透、非常生氣、但卻生氣勃勃的小孩子。

霍格說,她對著黃河哈哈大笑,說:“我已經從他手裏逃脫兩次了。他不行的!”他在為《新政治家》寫文章時,引用了她的話。

這是一個罕見的生存故事。在其他地方霍格隻找到在洪水中死去的故事。他遇到了劉藤清5,她把自己綁在牛車上活了下來。

她說:“洪水到來之前我們將車係到一棵樹上。但是我們村是個新村,樹很小,洪水將樹和車一起衝走了。我懷裏抱著我的小兒子,但是我吞水太多了,神誌不清,就鬆開了他。我爹爹、丈夫、兩個孩子都淹死了。”

村民們收拾了他們活下來的牲畜、財產以及撿到的煤,開始重建他們的家園。天性樂觀的霍格從周圍的死亡和破壞之中看到了希望的信息。

雖然數周以來我見過很多饑餓、悲慘和破壞的場景——感覺就像整個德國納粹空軍從蘇聯前線撤退去轟炸平民國家的每一個村落——我仍然興奮的雀躍。現在我了解了。我明白這些人是真正的中國人,無論腦滿腸肥的封建官僚走到哪步田地,他們都會留下來重建家園。我感到精神為之振奮。我等了很長時間……突然間今天發現人們比我或其他人將他們想像得要英勇得多,他們英勇的方式非常普通。

雖然戰爭已經進入僵局,空襲已經成為霍格生活的很大一部分,以至於他的新聞報道或是家信中都隻用寥寥幾筆帶過。

我的日記仍然非常有意思。那天有空襲,正好我在這座小城(寶雞)外麵,在安全距離看到了全過程。兩架漂亮的銀鳥飛來,教堂風琴的黃銅奏出嗡嗡的音樂……然後房屋之間開始跳出火焰,一束土和煙的噴泉噴上來,發出美妙的低吼聲。

我們回去的時候這個地方已經哭聲慟天。兩枚炮彈正在落在窮人居住的山腰處的兩處窯洞的洞口。他們蓋不起房子,但是他們想住這裏至少是安全的……他們很高興可以在空襲的時候去鄰居家躲避。我們往裏望去……地上躺著10具殘骸。兩個小孩子已經被埋在了外麵的小彈坑中,一個男人在清洗屍體並為其更衣,女人機械地呻吟著,哀號著。

霍格的足跡西至甘肅省會蘭州,東至洛陽,南至臨時首府重慶。

到1942年,大部分被戰爭絆住的外國人都離開了。留下的人中很多準備離開,甚至傳教士們也準備走了。霍格卻沒有這樣的計劃。他很清楚自己已經找到了家。“如果我必須選擇一個生活之地,我想我會選擇留在這裏。我有很多朋友,我們在做偉大的工作。你還能要求什麽呢?”

現在家裏的消息變得非常少。到1942年5月為止,霍格已經有11個月沒有收到任何英格蘭的來信。上一封家信中父母說瑪芙·亨特生了一個女嬰,還有她現在已經分居的丈夫安德魯因為在空軍海防總隊的表現獲得了飛行優異十字獎章。

他過去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的來信,他甚至曾經受到過他曾經偷過車的以前法語老師特裏小姐的信,現在這些信都停止了。國內戰爭讓人們無暇給遠在中國的朋友寫信,通過香港的郵政業務也在日本占領香港之後停止了。

剩下的隻有東南部重新開通的滇緬公路,以及北部穿越俄國的舊絲綢之路。這兩條路都不可靠,隨時可能關閉。這就是日本切斷中國與外界聯係的政策。

海外郵政業務的退化是中國政府最微不足道的問題。日本加緊了對中國商隊路線的控製,這給中國的聯合政府帶來了戰略危機。工業合作組織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解決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