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來到世上，無法選擇自己的父親母親。感謝命運給了我一個世界上最好的媽媽。
我的母親既不顯赫更不富有，一輩子曆盡坎坷磨難，但她卻完整地擁有一顆充滿同情、健康快樂、豐富易感的心。
母親生於1923年。在她出生的那個江南小鎮，至今還會有人談起她的軼事，說當年朱家的大小姐出去讀書，每次假期總是兩手空空回來，因為她把隨身的衣物和被褥統統接濟給了家庭困難的同學。到我記事以後，這類傳說一日日變得真實可信——多年前，暑假裏，一個下著雷陣雨的下午，大門口出現了一個從鄉下到城裏來收垃圾的婦女，媽媽邀她進來避雨，她執意不肯，媽媽竟然冒著大雨追出去老遠，遞給她一頂擋雨的草帽，回來時自己身上已經淋得稀濕。這一類小事充滿了我少年的記憶，在我的印象中，媽媽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盡其所有去善待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母親使我懂得，“愛”是一種不求回報的付出。
母親早年追隨革命，抗戰時期入黨又被捕保釋的複雜經曆，使她和我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多次接受曆史審查。“文革”中被隔離，在“牛棚”裏強製勞動4年之久。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原是革命幹部的爸爸接受審查，工資停發，家裏的奶奶和叔叔姑姑一家中斷了生活來源，最艱難的日子裏，媽媽挑起了家庭重擔。她除了留下我們母女二人的最低生活費，把工資裏餘下的50元錢全部都交給奶奶。為了省下中午這一頓飯錢，她天天頂著烈日，走路回家吃飯。爸爸的好友每月的少量資助，加上少量的困難補貼，總算把奶奶一家五口人的生活維持下來。媽媽每用一分錢，都要細細地計算。媽媽把自己的開銷減了又減，甚至多次餓著肚子走上講台，她對我說真怕肚子裏咕咕的叫聲會讓學生們聽見。有一次窗外傳來收舊貨的叫賣聲，媽媽實在是太餓也太饞了，她找出幾本舅舅丟棄的舊課本，拿去賣了，換了幾分錢，跑到路口的小鋪上，為自己買了兩塊油炸臭豆腐吃，那是媽媽僅有的一次“享受”。我記得媽媽常用鹹蘿卜幹和腐乳下飯，但每天我的麵前都有一個小小的蘋果或是橘子，還有一粒必須要吃的魚肝油丸和鈣片。每次我剝開橘子，把一個橘瓣塞到媽媽嘴邊，媽媽總是把牙咬得緊緊地說，好孩子，媽媽不吃，媽媽怕酸呢。她為自己倒一杯白開水，暖著手，然後不出聲地一口一口喝著。對於我媽媽這樣一個家境優越、從小到大很少為柴米油鹽操心的人來說，需要具有多麽頑強的意誌和內心的大愛才能戰勝自己。
肚子餓是能忍受的，令她無法忍受的是周圍人的眼神，好像她是一個傳染病患者，同她多講一句話都會變成敵人。學校領導總是把最吵最亂的班級分給她，把別的老師不願幹的事情交給她做。在教研室裏，她坐的桌椅是最破舊的，她用的教具常常殘缺不全——她默默忍下，沒有資格說不。她沒有資格是因為她的丈夫和父親都是“曆史反革命”。隻有到了深夜，在難耐的寂寞和饑餓中，媽媽才能將人們那如刺如荊的白眼，一根一根從她心裏拔出來，滲出滴滴血珠，再一口口吞咽下去。她要為女兒、為丈夫、為全家人好好地活下去。
在政治歧視、饑寒交迫的長夜裏，我媽媽津津有味地咀嚼著那些遙遠的童話，在睡夢中與我分享，也作為她自己的精神夜宵。有時候，我覺得在媽媽心目中，女兒是作為一個美麗的童話存在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這個日日夜夜相伴的童話，就成為她的精神避難所，也是她流亡的靈魂最後的寄存之處。
多年以前媽媽曾在洛舍小鎮的孤寂與苦惱中，以文學作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到我出生以後，文學又在她心裏絲絲縷縷地複蘇。像那個時代許多追隨革命的人一樣，她是一個不信奉宗教的人，但當神聖的宗教被更為神聖的政治“信仰”這個詞所代替，當許多人的信仰正一天天演化成一種新的宗教時，她隻能沉溺到她的書本裏去，將她心靈深處那些美麗的童話，建築成一座她所獨享的理想主義宮殿，作為自己支撐苦難的另一種“信仰”。
“文革”中媽媽被隔離審查長達4年之久，在那個黑暗的小屋，媽媽倚仗著她的“童話理想主義”這個秘密武器，度過了漫長的淒苦歲月。
記得我在“北大荒”農場連隊孤獨的日子裏，生活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收到媽媽的來信。媽媽的信總是寫得像詩一樣美，她描繪杭州西湖春秋的情景，講述生活中有趣的事物。她總是說：你能行！你肯定能做好！我至今還保存著媽媽當年的遠方來信，那些溫暖的話語，在冰雪的北方，像燃燒的爐火，為我抵禦嚴寒。每年我回杭州探親，媽媽都會從學校裏積滿灰塵的圖書室，悄悄為我找來一本本法國英國的翻譯小說。我開始自學寫作，媽媽是我堅定的支持者兼家庭教師。她曾帶我坐了很遠的汽車，去雲棲那一帶的樹林裏尋找一種剛從國外移植來的橄欖樹……在媽媽的眼裏，世界是美的、夢想是真的、人是善的。她以自己對真善美的期盼，教會我永遠對生活懷有希望。幾十年中，母親堅韌獨立的品格，是我取之不竭的精神財富。點點滴滴滲透進我靈魂中，使我有足夠的力量和自信去麵對人生的一切艱難。
假如我重新做一次女孩，最希望的是，我的媽媽還是現在這個媽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