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年前，初夏那個傍晚突至的暴雨，讓人觸目驚心。我至今仍能聽見那棵大樹的枝幹，在狂風中被猛烈折斷的聲音。它其實並不老，以往淒風苦雨的日子裏，它甚至很少生病。但它堅韌挺拔的樹幹，就那樣生生地被撕裂了，轟然一聲倒塌下來。從此它的魂靈，便安息在這座幾乎伴它度過了大半生歲月的小院子裏。

那是延安西路1538號。

得知任大霖老師不幸逝世那個噩耗的時刻，一種音樂般壯烈的破碎聲，從很遠的地方傳來。那天的上海也許根本沒有下雨，但我卻感覺到那個遙遠的城市黑雲環繞，惡雨如注。馬路邊上，少兒出版社的大門在風雨中搖曳，它被風重重關上，又被雨急急撞開。但那位曾在這扇門裏從容進出了幾十年的人，卻不會再從這裏走進去，也不會再從裏麵走出來了。

隻有門牌依舊。

還有院子裏正在蓬勃生長著的小樹和青草。

恍惚地，就有大霖老師溫文爾雅的身影，穿過院裏的樹叢和花徑，從那幢紅磚小樓走來，厚厚的眼鏡片在陽光下一閃一閃，蘊含著許多智慧和慈愛。門口有一個從杭州來的小姑娘，手裏拿著一本《少年文藝》。那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其實，當我第一次走進延安西路1538號，興衝衝去拜見我初學寫作的恩師任大霖，並沒有能夠見到他。“文革”之初，作為《少年文藝》的編輯部主任，他當時正在接受審查。我被門口的傳達室好一陣嚴厲盤問，失望而返。半年後我又重去上海，固執地再訪延安西路1538號，記得他出現在大門口，鏡片後的眼睛詫異地眯起來，笑著說：嗬，通了幾年信，一直以為你是個小男孩呢。

我紅著臉結結巴巴地說著，說自己曾經讀過他的兒童文學作品的感想。《蟋蟀》《蘆雞》《白石榴花》《風箏》……許多年以後，當他的音容笑貌從這世上消失以後，那文字賦予生命的小生靈們，卻依然生動鮮活。

我至今還珍藏著許多封發自延安西路1538號的信。信封上有工整而秀麗的字跡，一筆一畫都可見大霖老師為文為人的一絲不苟。那些已有30多年“信齡”的“文物”，或是批改習作，或是退稿，或是百忙中匆匆的複信，都記載著他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少年誠摯的愛心。雋秀纖細的鋼筆字，在信上生長著，像一株粗壯的大樹蓬勃伸展的枝幹，支撐了我的整個少年和青年時代。

延安西路1538號，是我心目中從此成為一個近於神聖的地方。

後來的10年時間裏，他從延安西路少兒社調到了紹興路文藝出版社，我也從杭州下鄉去了遙遠的“北大荒”農場。那個自我童年就背熟了的地址，從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但對於文學的念想卻在我心裏一日日萌發。延安西路1538號就像一隻小船，搖著搖著，駛出了兒童文學的港灣，把我送上了文學寬闊的大海。每當我從蒼茫的洋麵上回首望去，總可看見駐守岸邊的那棵老樹，在風裏雨裏為我祝福。80年代初期，在北京文學講習所，我曾收到過任大霖老師的複信，延安西路1538號那個熟悉的地址，重新從信封上醒目地跳出來。他在信中為我的新作由衷地感到高興，就像他親手種下的一株小樹，終於結下了豐碩的果實。收獲是播種人的節日，扶犁者的喜悅比收獲本身更讓人欣慰。

那時他已重歸延安西路1538號，任少兒社的編審。長期的編輯工作和領導職務，消耗了他一生的大部分歲月，他像對待自己的作品一樣，兢兢業業、毫無怨言地為他人作嫁。但我知道他的心底，沒有一天不在惦念著寫作。《心中的百花》《喀戎在掙紮》等作品，是新時期以來他忙中偷閑留下來的不算太多的文字，但他已盡了自己全部的心力。1994年夏天，為上海少兒社的一個活動，他曾來過北京，那次我和先生總算把他請到我家裏，親手為他做了幾個家常小菜。他津津有味地品嚐著，一向很少表揚我，所以那天表揚我的手藝，幾乎使我飄飄然。他還說自己是個業餘攝影愛好者，等再忙過一段，他從少兒社退下來，就可以專心從事寫作和攝影了……

回上海後不久，他寄來了那天為我拍的照片。背景是書桌和寬大碧綠的龜背竹，我穿著一條白色的連衣裙，就像第一次走向延安西路1538號的那個女學生。

但我沒有想到，這竟是一個永久的紀念。

當他穿過熙攘擁擠的上海城市，重新回到寧靜的延安西路小院時，他似乎已將自己的一生畫成了一個完整的圓圈。圓圈的中央，是許許多多經他之手策劃審閱的精美書籍，他自己的書卻被擠在邊緣的位置。那圓心，則是一個人對於這個世界的責任。盡管突然地失去了這位令人尊敬的老師，我心悲慟、人心悲切，但如若人生的起點和終點首尾相接，誰能說那不是另一種圓滿呢？

1年時間就那麽悄悄過去了，但懷念是永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