薑東舒先生是我父母的好朋友。他年輕時名叫“蘇東”，所以我的父母至今叫他蘇東，我也就一直叫他蘇伯伯。蘇伯伯是山東南下幹部，在杭州生活了幾十年，至今保留著濃重的北方口音。他的語氣溫和，語速平緩，卻仍然透出一種北方人的熱情與豪爽。到了晚年，盡管身體孱弱，還是一副樂於助人的俠義心腸。去年初夏，我和父親去他家裏探望，他善良慈愛的眼神裏，充滿對我無言的寄望，令我永遠難以忘懷。
據我父親回憶，還在我1歲的時候，蘇伯伯就當自家女兒一樣地抱過我。1949年5月杭州解放，蘇伯伯隨軍南下來到杭州，和我父母同在《浙江日報》編輯部工作。較之隨後襲來的狂風暴雨，那是一段相對平靜、快樂、充滿希望的黃金歲月。在我母親眼裏，蘇東是一個熱情奔放的詩人，在那些較為嚴肅嚴謹的南下幹部中，像他這樣具有鮮明個性、充滿浪漫詩情的人，顯然極為少見。盡管我的父母曾說，他們和蘇東的友誼，始於雙方“比較談得來”。但我相信，他們更多的是喜歡他的性格，而對他“另眼相看”。我的父親雖然是從“地下”（地下黨員）上來的革命者，但終究是屬於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他們和蘇東這位身份背景迥然相異的普通同事，從相識到彼此走近，繼而意氣相投，直到建立起曆時半個多世紀的終生友誼，顯然更多是出於他們之間共同的興趣愛好、才華的彼此賞識和人生理想的認同。
在此後將近60年的漫長時日，曆經意氣風發的新中國成立初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淒風苦雨時期、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直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他們在時代風浪中載浮載沉，相扶相攜，傳奇般的命運動人心魄。我作為一個從“文革”中醒悟的晚輩作家，對父輩們承受苦難時所表現的堅韌品格，是怎樣讚美也不為過的。我對薑東舒先生的敬重之心，亦正是來自於此。
1952年，我父親在黨內“清理內層”的運動中，被組織上以其地下工作時期有“政治嫌疑”為由，開除出黨。我母親也受到審查。到了1957年，薑東舒先生給北京友人的一封信，被冠以“蓋子裏的聲音”發表出來，頓時戴上了“右派”帽子，打人另冊。彼此相繼遭遇如此重大的人生挫折，他們的友誼還能繼續存在下去嗎？
在一個政治運動不斷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互相戒備，人人自危，真誠與道義都被棄如敝屣。我父親“落馬”時，剛入“而立之年”，可謂早夭，友人四散疏遠，甚至避之不及。唯獨這位蘇東先生，不知天高地厚，對陷入困境的朋友不離不棄。在自己尚未“倒下”的時候，向打翻在地的摯友伸出援手，這是什麽樣的品格和風範呢？
肅反運動之後的1956年秋天，我父親不願意繼續留在杭州某單位的“安置”地，希望調整工作，卻苦於求助無門。1956年秋冬之間，他遇到蘇東，便訴說了自己的境遇，蘇伯伯非常同情。1956年中央有新精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蘇伯伯認為我父親的問題已經審查清楚，這麽一個有才能的人，為什麽不能幫助他擺脫困境呢？於是向浙江省文聯秘書長鄭伯永推薦，鄭伯永也認識我父親，當即表示同意。鄭伯永是一位參與創建浙南抗日遊擊根據地的老幹部，也是一位小說家。如果鄭伯伯活到現在，一定會有更多更好的文學成果。可惜，正準備辦手續，情況卻起了變化。“反右”運動開始，鄭伯永和蘇東都被打成“右派”。批判蘇東的時候，還有人揭發他喪失立場，企圖推薦“反革命分子”進省文聯，成為他的“罪狀”之一。這樣荒謬的邏輯，今人已經很難想象。
蘇伯伯被打成“右派”之後，倒是“因禍得福”，他在逆境中潛心書法，大有成果——若幹年後，成為一位有名望的優秀書法家。
有一年我回杭州探親，去看望蘇伯伯，曾經問過他：“您青年時代，在部隊文工團裏，和鄧友梅先生一起搞文藝，當時您是個革命詩人，友梅老師後來成為優秀的小說家，那麽，您是怎樣轉換角色，舍棄文學而揮筆弄墨的呢？”
蘇伯伯回答我：“這很簡單，文學雖是我的至愛，但人家不讓你搞。你爸爸媽媽都有文學才華，可是寫出來了誰給你發表呢？那些年，你媽媽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散文，編輯都要把她的名字改了。我調到省圖書館工作，算是不幸中的萬幸，館長就是大書法家張宗祥。我不能寫詩，寫字總是可以吧，一個人總是要做點事情的，我就跟著館長練習寫字，他願意收我這個門生，誰也管不了。一張白紙，恣意縱橫，倒也自得其樂啊。”
對於一個熱愛生活和藝術的人，這也算得“天無絕人之路”了。
“文革”開始後，我的父母與蘇伯伯都已自顧不暇，彼此謹慎保持距離，苦熬春秋。到了“文革”後期，漸漸有了鬆動的跡象，人心思變。有一天，我父親在街上偶然遇到了蘇伯伯，大喜過望，當即邀請蘇伯伯到我家去喝酒。蘇伯伯睜大了眼睛，天真地問：“喝酒？你哪裏有錢嗎？”我父親大笑說：“哈哈，我現在是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還怕沒有錢嗎？”當時，造反派隻給蘇伯伯保留了28元的月工資，而蘇伯伯是個性情中人，苦悶中，喝點老酒自己找樂，仍然保持著樂觀豁達的性情。我父親知道這一點，所以盡管自己並不好酒，卻也願意借酒相邀得以一敘。那一段冗長寂寞的日子，他們彼此隻能以這種方式相濡以沫了。
那時我在黑龍江農場，業餘學習寫作，已經開始在上海的報紙副刊上發表作品。父母雖然支持，但仍是心有餘悸，擔心會引起什麽麻煩。蘇伯伯知道後，非常高興，一再說要對我多多鼓勵才是。1975年，我的第一部長篇處女作《分界線》出版後，蘇伯伯特地請人製作了一個硬殼的“精裝”封麵，把書重新包裝後，送給我保存。（這本書如今妥存於我杭州家中，可見其情之深。）1980年，我在上海《收獲》雜誌發表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雜誌上那部小說的標題字，便是專門邀請蘇伯伯親自書寫的。這部小說獲得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蘇伯伯獲知後，小酌一杯自斟慶賀。那幾年，我回杭州探親，經常去看望蘇伯伯。逢有他的老友新朋邀他喝酒，他總要帶我同去。那是他心情特別舒暢，身體尚健的一段好時光，常常騎著自行車，在杭州城裏瀟灑來去。記得有一晚，他一高興多喝了幾杯，時逢下雨路滑，他堅持親自送我回家。快到我家的巷口，小路顛簸，他竟然從車上摔了下來，我將他扶起，他還連聲說不要緊，跨上車繼續飛奔，一直把我送到家門外，然後獨自消失在昏暗的小巷中。此事留在我心中多年，至今仍有深深歉意。
“文革”結束後不久，還有一件難忘之事，令我們全家人永遠心懷感激。我母親年輕時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解放前出版過一本童書《幼小的靈魂》。該書在“文革”中幾經劫難，等蘇伯伯見到時，封麵已殘破不堪，而且缺了一篇。他十分珍惜地拿去請人重新裝訂，並為散佚的那篇留下空白頁，以期日後能有機會補上。更可貴的是，他用毛筆行書，端端正正寫了“裝訂後記”，就在這篇“後記”中，我驚訝地發現了這樣一段與我有關的文字：
……記得20多年前，我讀過她（指我的媽媽）的一本原稿——《小抗抗的故事》。那是描述她帶著女兒在隔離審查班時的日常生活的……一些情節。至今我還能模糊地記起：小抗抗是個非常好奇、貪玩的孩子，在她的眼裏，一切都是那麽新奇……有一次，在食堂吃飯時，小抗抗一個人走到大木桶旁邊去盛飯，她隻有2歲，比木桶高一點點，她踮起腳尖，埋下頭去，手伸進木桶裏，就這樣一個跟鬥翻進木桶裏去了，小抗抗嚇得哭了起來……
這些密密麻麻的毛筆小楷，總共有13頁，約兩千多字。我特別注意了最後的日期：“1977年2月9號上午大雪，去餘杭未成，悶極寫此，十日嗬凍斷續寫完。”讀著這樣的文字，我一陣心酸，淚水溢滿了眼眶。如此清晰的記憶、真實的細節，再用如此精致的手工一一記述，在那個“嗬凍斷續寫完”的雪天，蘇伯伯的心裏，盛滿了何等熱切的愛心、何等誠摯的情誼，才能默默為朋友去做這樣細煩的“手工”。
蘇伯伯為該書“留白”的一片苦心和預見，竟然奇跡般地得以“回報”。媽媽書上缺失的那篇小說《謀生》，後來終於找到。那是遠在長沙的二叔叔，保存了完整的一冊。（《謀生》是一個虛構的故事，當年母親受審時，該書上交前，為了不引起政治嫌疑而自行撕去。）然而，蘇伯伯托人製作的那冊小書，上麵的那些空白頁，卻永遠留下了他無字的美意和真情。
20世紀70年代末，“文革”結束後，我父親的問題尚未得到重新審理。蘇伯伯又為我父親的平反鼎力相助，很快找到了一位在公安部門工作的馬時民先生，通過他遞交了申訴。結果省廳很快與浙江日報組成聯合調查組，進行複查。我父親是抗日青年，抗戰時期從事新聞工作，目睹國民黨政治腐敗而反抗現實，1947年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1948年春，受組織派遣來杭州，以《當代晚報》總編輯的合法身份，在“地下”為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2年，卻因某種政治嫌疑被清洗，錯案長達28年之久。至1980年春節前，我父親終於得到正式平反，恢複黨籍並回到浙江日報工作。正是由於蘇伯伯對苦難有切膚之痛，他才會一次次伸出無私的援助之手。多年來，他對每一個受難的朋友都給予了力所能及的關心。著名作家、詩人冀汸，因所謂“胡風集團”的罪名蒙冤，平反後從農場回到省文聯，蘇伯伯多次去看望，又親自陪同他來到我們家敘談。老友見麵，萬語千言；劫後餘生，悲喜交加。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當朋友被宣布為崇高理想的“敵人”而投入監獄的時候，是否有足夠的勇氣，去信任和理解對方，這是對友誼真正的考驗。當他們重獲自由之時，彼此才能問心無愧。直到薑東舒先生在省人大辦公廳任谘詢時，他仍然多次為正義和道義呼籲奔忙。
20世紀80年代之後，蘇伯伯把本該頤養天年的退休年月，全身心地獻給了書法事業。他終於又回到了他所熱愛的文化領域，在書法藝術上取得了卓著成就。曾幾何時，薑東舒的書法作品，在江浙一帶幾近一字難求。我至今珍藏著他在1978年7月贈我的一把折扇，扇麵為陸川畫屈原像，扇頁的背麵，蘇伯伯用工整細膩端莊精巧的小楷，書寫了《春江花月夜》全詩。黑底金墨，字字珠璣。他選了這首詩，定是寄予了他內心深處的審美理想。蘇伯伯是多麽希望這個世界從此安寧和諧。
他在扇麵上寫下那首美麗的古詩，距今已有近30年了。但我知道，扇麵上那些金色的小字，就像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父女兩代人的記憶，珍藏於心，永遠不會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