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可揚伯伯以96歲高齡安詳辭世，世人稱為喜喪。我仍覺惋惜，那樣一位樂觀淡泊、寬厚慈愛的好人，大家一直盼望他能健康地活過百歲。他的子女們多年來悉心照料，他卻終於還是因肺部感染引發多髒器衰竭而悄然離去，走得淡定而從容。
楊可揚伯伯，是我在少年時代有幸“認識”的第一位前輩藝術家。在我父母最親近的幾位老友中，他是我格外敬重的人。
我與“出版社”的不解之緣，始於楊伯伯。
20世紀60年代初，大約是在我小學五六年級時候，有一次，媽媽收到一隻牛皮紙的信封，信封下麵印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幾個大字。我問媽媽，這個“出版社”是什麽意思？媽媽說你看了那麽多書，書從哪裏來？這個“出版社”就是把稿子編輯好、再印成書的那個單位。美術出版社嘛，就是專門做畫冊、連環畫的……
我第一次接觸到“出版社”這三個字，是從楊可揚伯伯給我媽媽的信封上。我知道了媽媽在上海有一位老朋友，抗戰時期她在浙西一中讀書時，楊可揚是《民族日報》的副刊編輯，她和同學們給報紙投稿，都得到過他的關心。說起楊伯伯，媽媽總是麵色莊重心懷敬意，她告訴我，楊伯伯是中國新興木刻版畫運動中一位很有成就的版畫家。木刻版畫藝術是20世紀30年代初魯迅先生提倡的，楊伯伯就是最早參加木刻版畫創作的，抗戰時期，他思想進步，我們都把他看作大哥哥。解放後楊伯伯擔任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副總編輯……這次他給媽媽來信，是和她商量改編連環畫的事情。
過了大概半年多，有一包牛皮紙包裹的印刷品從上海寄來杭州，裏麵是幾本新出版的連環畫《牧場雪蓮花》《山大王和老北風》。（由媽媽改編的連環畫還有好幾種，我已記不得書名了。）當時媽媽小心地拿起書，翻到最後一頁，指著下方一行小字，臉上露出欣悅的神情。我看見了“朱為先”三個字，那是媽媽的姓名。接著又看見了“文字改編：朱為先”七個字。我高興得跳起來抱住媽媽說：媽媽你出版書啦？媽媽的神色黯淡下去，她糾正我說：我隻是把別人的小說改編成連環畫，每一條文字都要簡練傳神。我現在不能發表文章了，就是這樣改編連環畫的機會，還是你楊伯伯幫我爭取來的呢……
我父親在1952年因曆史錯案受到不公平待遇，我母親也被調離了《浙江日報》去中學當老師。當時全家的生活重擔都壓在她肩上，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就是在這樣的困苦與窘迫之中，楊伯伯向她伸出了援助之手。
他能夠幫助她的唯一辦法，就是請她改編一些連環畫的文字腳本，連環畫出版後，媽媽能掙到少量的稿費，以補貼家用。
那時候，媽媽還屬於“曆史反革命”家屬，而楊伯伯作為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領導，彼此的社會地位相差懸殊。可他非但不像有些人那樣對這個政治上“有問題”的老朋友避之不及，還在“私下”裏想方設法幫她找“活兒”養家糊口——在那個嚴酷的時代，如此“人性化”的為人為友之道，需要具有怎樣充沛的勇氣和力量？需要懷有一顆何等善良仁慈之心？
楊伯伯伸出無私的友情援手，托扶了那條風雨飄搖的小舟，助我們渡過難關，我們全家人感激至今。我的少年時代，媽媽在家庭經濟十分艱難的情況下，依然保證了我的基本教育費用。很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那時候，媽媽給我買下的一本童話書、一件新衣服，帶我去看的一場電影，也許，用的就是這筆小小的連環畫稿費。當年媽媽竭盡所能為我提供的良好教育條件，其中，就有著楊伯伯默默付出的心血，在寒風雨雪中送來的絲絲溫暖。
1966年夏季，我借“大串聯”的機會去上海，見到了楊伯伯一家人。“文革”已經開始，外麵一片動**不安的恐怖氣氛，但在楊伯伯家裏，卻是溫馨而安全的。他一如我想象中那樣，和藹可親、氣定神閑。記得他還送給我幾幅小版套色木刻畫，我像寶貝一樣帶回杭州家裏，貼在牆上，還曾為家人不小心碰了我的“寶貝”而生氣。那年在上海，我認識了他的女兒楊以平，以平長我1歲，後來她也去了“北大荒”的一個農場，我們彼此一直通信，在那個寒冷的年代相濡以沫。我和以平延續了父輩的友誼，成為半生相知的好朋友。
幾十年過去了，後來我也成為一個寫書的人，並出版了近百種圖書。我這一生一直在和“出版社”打交道。很多次，隻要一念“出版社”三個字，我就會想起半個世紀前，來自上海的那隻信封。
楊伯伯，他還能記得自己無意中成全了一個少年的文學夢嗎？
近年來，楊伯伯每年春秋季節，都會在女兒女婿的陪同下，去杭州探望老友。可惜，每一次我都無緣和他見麵。
今年4月我去上海參觀世博會，提前給以平發了郵件，想去她家裏看望楊伯伯。然而，那時楊伯伯已因小恙住院，不宜探視。以平樂觀地說：他會好起來的，等你下次再來上海吧。
卻是再也沒有下次了，隻有永遠不會忘卻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