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學論語中的淡泊隱忍之境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原文】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解析】孔子對顏淵說：“用我呢，我就去幹；不用我，我就隱藏起來，隻有我和你才能做到這樣吧！”孔子的意思是：時代、國家如果用得到我，就出來為國家、天下做事；如時代、國家不需要我，就退隱，自己藏起來。藏在哪裏呢，或隱藏到山林中去，或是“萬人如海一身藏”，默默無聞地過著隱逸生活。孔子還說，這樣的情形，隻有我和你顏回兩人可以做到。因為顏回在孔門是道德修養最好的學生，至於其他的三千弟子，相形之下，就遜色多了。
孔子本是倡導積極進取的入世觀的，他主張濟世利民的人生觀，這裏又提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兩者是否矛盾呢?其實不矛盾，而是人生目標與具體實踐策略的辯證統一。 目標是明確的，信念是堅定的，但在具體策略上必須有一種靈活性。因為人生的命運遭遇既決定主觀因素，也決定於客觀條件。主觀上雖有濟世利民的決心，但世事沉浮，人道滄桑，未必總能隨人願。隻有正確認識必然性，善於把握偶然性，人們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這其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把握機遇，待時而動。孔子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正是一種“動心忍性”等待時機，以忍求尊的人生智慧。
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可算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的典範。諸葛亮二十七歲出山之前，在隆中整整生活了十年，他除親自參加田間勞動自給外，還常在草堂內刻苦攻讀。他讀的書很多，天文、曆史、地理、軍事、諸子百家無所不讀。他的學識日漸增長。此外，他還不斷地尋師訪友，與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切磋學問，討論國家大事。這也使他長了不少見識。漸漸地，他由一個普通的青少年，變成一個通達事理、才華橫溢的人傑，名氣也一天天地大起來，被人尊稱為“臥龍”。雖然在地方上頗有名氣，但滿肚子的才智還未能為世所用。但他仍自甘寂寞，隱居隆中，一邊耕田種地，養活自己，一邊博覽群書，尋師訪友，思考天下大事，探討治國安邦的道路。而當時，實際已天下大亂，群雄割據。各路“諸侯”為了自己將來能坐天下，紛紛招納人才，幫助自己打天下。就當時的局勢看，曹操平定了中原，實力強大，諸葛亮完全可以到北方投奔曹操。還有孫權，實力雖然比不上曹操，但在江東也有一塊地盤，算是樹大根深，諸葛亮也滿可以南下去委身於孫權，幫他幹一番打天下的偉業。即使荊州的劉表，為了穩住江南的局勢，抗拒曹魏的侵擾，也很需要能人幫他出主意，諸葛亮也可以受聘於他。但這些地方、這些人，他都認為不值得為之效力。所以他從未到這些地方去通門子、找關係，謀取職位，而是靜觀大勢，等待時機成熟，良主來請，再出來施展自己的才華。直到劉備三顧茅廬，他才隨劉備出山。出得山來，即大展宏圖，南征北戰，演出了聯東吳、戰赤壁、奪荊州、取益州、定漢中等等活劇，不僅讓劉備終於有了立足之地，而更重要的是構建了三國鼎立之勢。在處理蜀漢軍政內務上，他又獻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和智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諸葛亮“藏器在身”，待價而沽時，不為權勢所動，不為金錢所惑，不為美色所迷，而一當劉備三顧茅廬請他出山之後，則是順應時勢，行若風雷，兩朝開濟，名垂青史。他對孔子“行”和“藏”的體味不可謂不深。
從他的人生曆程中我們可以領略到孔子入世人生觀的大智慧。隨緣順事，而又超脫世俗之見的人生觀。人應順應種種因緣條件而處世，隨緣隨時而安，順應時代潮流地去參與現實生活，適應現實。這樣既免除了心理的負擔，也排除了因過去的因緣瑣事而引致的那些理不清的纏縛，使人生成為真正而自然的人生。另一方麵，人在適應現實生活中，應善於不落俗套地補救時弊，似和風消解酷暑的炎熱，潤人肺腑；在世俗生活中，保持脫俗的品性與人格，不存為糾正鄙俗而有意標奇立異之心，不起追逐時尚之念，似淡淡的月光映灑著輕雲，相得益彰。
外國諺語也說到：“知道怎樣靜待時機，是人生成功的最大秘訣。”這就像行船一樣，要趁著潮水漲高那一刹那動作，非但沒有阻力，並且能幫助你迅速成功。因此，“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初看似有消極之嫌，但在天不遂人願，現實條件受到種種限製時，著實不失為對症下藥的一劑良方，退和藏的時候並不是消極無為，而是為機遇的到來一直準備著，機遇總是垂青有準備的頭腦，據此則“隨處可以做主人”。
中庸處世，和諧人生
【原文】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解析】孔子說：“中庸作為一種道德，該是最高的吧!人們缺乏這種道德已經很久了!”
宋朝的理學大師程頤說過：“做事，不偏不倚叫做中，不改變叫做庸。行中，這是天下的正道；用中道，這是天下的公理。中庸的基本要義，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處。”中庸的道理講究不偏不倚，過與不及都是不好的。體現在做事上，則必須做到恰到好處。為人處世、持家治國等人生作為，無不體現了這個道理。
“中庸”強調的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衝右突，又戒參差不齊。其實這種人生哲理，從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許多細節中即可體察出來。商湯的開國大臣伊尹，不僅能把握做菜口味的“中庸”技巧，甚至己幹脆就把它上升到“齊家治國”的高度上來了。
伊尹輔佐湯推翻了夏桀的殘暴統治，建立了在我國曆史上維係約600年之久的商朝。伊尹原來不過是湯身邊的廚師，湯妻陪嫁的奴隸，他之所以被湯看中而委以重任，是因為他確實有一番才幹，也善於從生活中發現人生智慧。他看到湯成天為與夏桀爭奪天下而忙碌著，顯得十分焦急，以致一日三餐都食不甘味。他就想出一個辦法來引起湯的注意。他把上一頓飯的菜做得特別鹹，下—頓飯的菜又故意不放鹽，讓湯吃得不對味而來責備自己。接著，他又把每頓飯的菜做得鹹淡適中，美味可口，讓湯吃得十分滿意。伊尹已算計好了，湯準會表揚自己。果然，有—次飯後湯對伊尹說：“看來你做菜的本事確實不凡。”
伊尹已是成足在胸，不等湯把話說完，就借題發揮說：“大王，這並不值得誇獎，菜不能太鹹，也不能太淡，隻要把佐料調配得當，吃起來自然適口有味。這和你治理國家是一個道理，既不能無所作為，也不能急於求成，隻有掌握好分寸關節，才能把事情辦好。”
孟子後來對伊尹的評價是：“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意思是說伊尹在天下太平時入仕做官，在天下動亂時也入仕做官。伊尹之所以能夠做到這點，關鍵是善於把握分寸，有所為有所不為，深悟中庸的為人處世哲理。
而下麵這個“傻小子做客”的故事，也頗能發人深思。
有—個傻小子到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殷勤地做了幾道好菜招待他，但因—時匆忙，短道菜都忘記放鹽，所以每一道菜都淡而無味。
傻小子吃了後說：“你燒的菜怎麽都淡而無味呢?”
主人立刻想起忘了放鹽，趕緊在每道菜裏加一點鹽，並請他再食用。傻小子吃了之後，覺得菜都變得非常可口。
於是，他就自言自語地說：“菜之所以鮮美，就是因為放進鹽的緣故。隻加一點鹽就那麽鮮美，若加多一點，那一定更好吃了。”
接著，這個人菜也不吃了，就抓起大把鹽往嘴裏塞。結果，他被鹹得哇哇大叫。
就常理而言，鹽不能吃得太多，亦不可吃得太少，要恰到好處。同理，炒菜不可太生，亦不可太熟。生熟恰到好處，菜才好吃。此恰到好處，即是“中”。又如商人賣東西，要價太貴，則人不買；要價太少，又不能賺錢。必須要價不多不少，恰到好處，此恰到好處，即是其中。中庸學既講恰到好處，又講因時而中，做任何事情，都是這樣。
一個人想做到中庸，必須加強品德修養，提高自我調控能力，使自己的言行、情感、欲望等要適度、恰當，避免“過”與“不及”。
子曰：“不有祝沱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意思是說，如果既有宋公子朝那樣的美貌，又有祝沱那樣的口才，是不是可以免禍於當時的社會呢?謀士陳軫的經曆大抵可以為此做出回答，這個秦惠王的大臣曾經受到張儀的中傷．說他為楚國提供了國家機密，尤其糟糕的是，立即就要叛變而奔楚。秦王於是把陳軫叫來，要他對此事做出解釋。言外之意已經很明白，說得清楚沒啥事，說不清楚保不住腦袋。因為若叛國這樣的事情成立，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夠原諒的。
陳軫不慌不忙地答說：“如果我向楚出賣情報。楚王難道真會用我嗎?”他的反駁用的是講故事的方式，故事說得別開生麵：有個楚人有兩個妻子，分別遇到了某個男人的勾引，當勾引者挑逗年齡大的妻子時．遭到對方痛罵，當他勾引年輕妻子時，卻獲得了成功。這個楚人死後，有人問勾引者娶哪個女人做妻子，勾引者說要娶年齡大的，同為娶他做妻子可靠。年輕的妻子既然可以背叛原來的丈夫．難道不能夠同樣背叛新丈夫嗎?作為這個故事的結論，陳軫的說法很有味道：“如果我向楚國賣情報，不就如同年輕妻子嗎?又怎麽會得到楚王的信任呢?”秦王覺得他的說法很有道理，便沒有因為張儀的刻意中傷而對其加以治罪，用口才免禍對於縱橫家來說從來不是難事。能者“敏於事而慎於言”，而“慎於言”不等於是言談甚少。陳軫的故事講完之後，秦王實實在布地聽出了新意。
而陳軫的最大特點在於精通中庸之道，這種折中的處世方式不是霸權之道也不是逃避之道，而是圓滑的明哲保身，是以最微弱代價取得極大成功的思考和操作方式。《孔子家語》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夫子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名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
後來陳軫成了齊國的使節，麵臨著危急任務，當楚國打敗魏國之後，即將攻打齊國，陳軫特意去祝賀楚軍的成功，臨走的時候問楚國大臣昭陽：“按照楚國規定，擊潰敵軍又殺死敵將，奪取對方的城池，該受到怎樣的封賞呢?”昭陽的回答比較實在：“官為上柱國，爵是上執圭。”陳軫知道該怎麽說了：“此外還有沒有比這更高的官爵?”昭陽說那隻有令尹了。令尹是當時國家最尊貴的領導，昭陽覺得不可能有什麽職位有所超越。陳軫這時以“畫蛇添足”打比方：“楚國有個負責祭祀的專職官員，曾賞給他左右一壺酒，部屬見酒不多，便商量著以比賽誰畫蛇最快來決定酒的歸屬，有個人畫得非常快，他覺得別人畫得太慢，可以用這段時間再為蛇添上兩隻腳，然後便認真畫起‘蛇足’，其餘的人很快畫好了，搶過酒壺說道：蛇本來就是沒有腳的，為何多此一舉?畫蛇添足者遂未喝上酒。如今，楚國打敗了魏國，已經掙得了無以複加的官爵，又何必畫蛇添足再攻打齊國?要是不慎戰敗於沙場，難道官爵不會被賜予他人嗎?”這番話把昭陽說得目瞪口呆，楚王是極其嫉妒的人，貿然攻齊不如立即收兵回國。
孔子曾經說過，“過猶不及”，“執兩端而用其中”。陳軫的縱橫之道在於為他人講明白中庸的道理，在亂世時能夠把持中庸之道，弱國可以盡可能長期地保持存在，強國也可以獲得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增大成功的幾率，雙方都可能對他的這種縱橫給予高度的評價，陳軫所理解的這種道理對於政治及其外的事情的處理都有極好的借鑒意義。在縱橫說辯的過程中，不僅可以用精彩的話語吸引統治者，還可以深人淺出地拆解統治者可能遭遇的處境．國為任何人都不可能長久地存在於利害的正中，當偏離弊端的時候，利端又會自覺地生長出相對的某種新的弊端。因此，時勢確實也需要這種縱橫之士，他們不斷地指出弊端和不斷生成的弊端，讓人們真正走出對於利端的單純迷戀。而在快樂的時候提及煩惱事，無論如何都要有輕巧的方式，陳軫的方式在於喻證。有時候我們總能在看似與自己毫無關聯的例子中找到自己應該改進的地方，喻證的方式也不斷完善著談話者和傾聽者的對話質量，他們都因為有了中庸而有了意義。
“中則正”，偏執從來都都是成功的大敵，而在不偏不倚的中庸態度中關注時局，保持的肯定是冷靜和理智的目光。
處世要謹小慎微
【原文】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解析】曾子有病，召集學生們到他身邊，說：“看看我的足，看看我的手!《詩經》說：‘小心謹慎啊，就好象經常麵臨著深淵，就好象經常爺走在薄冰之上。’從今以後，我自己知道可以免於禍害了!學生們!”
所謂立身，包括樹立自己的名聲，明確自己的做人原則，建立自己有代表性的業績。這裏的環節很多，而且有許多潛在的危機，所以必須謹慎，要“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才有可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禍害。下麵的兩個例子可以給我們這方麵的啟示。
呂僧珍字元瑜，是東平郡(治今山東濟寧市北)範縣人，家世居廣陵(今江蘇揚州)。從南齊時起，呂僧珍便隨從蕭衍。蕭衍為豫州刺史，他任典箋。蕭衍任領軍，他補為主簿。建武二年(495年)，蕭衍率師援助義陽抗禦北魏，呂僧珍隨軍前往。蕭衍任雍州刺史，呂僧珍為蕭衍手下中兵參軍，被當作心腹之人。蕭衍起兵，呂僧珍被任為前鋒大將軍，大破蕭齊軍隊，為蕭衍立下大功。
呂僧珍有大功於蕭衍，被蕭衍恩遇重用，其所受優待，無人可以相比。但其從未居功自傲，恃寵縱情，而是更加小心謹慎。當值宮禁之中，盛夏也不敢解衣。每次陪伴蕭衍，總是屏氣低聲，不隨意吃桌上的果實。有一次，他喝醉了酒。拿了桌上一個柑桔，蕭衍笑著說：“卿真是大有進步了。”拿一個柑桔被認為是大有進步，可見呂僧珍謹慎到什麽程度。
呂僧珍因離鄉日久，上表請求蕭衍讓他回鄉祭掃先人之墓。蕭衍為使其衣錦還鄉，光宗耀祖，不但準其還鄉，還給其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治今江蘇揚州)刺史，即管理其家鄉所在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然而，呂僧珍到任後，平心待下，不私親戚，沒有絲毫張狂之舉。呂僧珍的從侄，是個賣蔥的，他聽說自己的叔叔做了大官，便不再賣蔥了，跑到呂僧珍處要求謀今官作。呂僧珍對他說：“我深受國家重恩，還沒有做出什麽事情以為報效，怎敢以公濟私。你們都有自己的事幹，豈可妄求他職，快回蔥市幹你的本行吧！”
呂僧珍的舊宅在市北，前麵有督郵的官府擋著。鄉人都勸呂僧珍把督郵府遷走，把舊宅擴建。呂僧珍說：“督郵官府自我家蓋房以來一直在北地，怎能為擴建吾宅讓其搬家呢?”遂不許。呂僧珍有個姐姐，嫁給當地的一個姓於的人，家就在市西。她家的房子低矮臨街，左鄰右舍都開買賣的店鋪貨攤，一看就是下等人住的地方。但呂僧珍常到姐姐家中作客，絲毫不覺以出入這種地方為恥。
君子立身處世，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這是封建社會中理想的作人準則。然而，這並非常人可以做到。更有甚者，貴而忘賤，得誌便猖狂，恣意妄為，最終身敗名裂。呂僧珍可謂深知立身之道的智者，他功高不自居，身貴不自傲。從而使皇帝對他更加信任、放心。呂僧珍58歲時病死，梁武帝蕭衍下詔說：“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於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不但如此，呂僧珍還被加諡為忠敬侯。呂僧珍善有其終，當和他立身謹慎是分不開的。
謹慎立身，是對立身的價值有了充分認識。有了功勞，不要經常說起；有了恩寵，注意不可張揚；有了權力，注意不要濫用；有了做高官的朋友，注意不要趨炎附勢；有過去的不得誌的朋友，要注意不嫌棄。誌當高遠，事當謹慎，這是曆史指示的做人原則。
大樹將軍指東漢光武帝手下的大將馮異。他為人謙虛禮讓，不自誇，不爭功。他在隨從光武帝劉秀打天下時立有很多戰功。每當諸將會到一起時，眾人總是爭著誇耀自己的功勞，而馮異卻一個人常坐大樹下，不與別人爭功，因此被稱為“大樹將軍”。無獨有偶，南朝梁武帝時也出了個大樹將軍，這個人就是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是廣平郡人。南朝蕭齊末年，蕭衍起兵襄陽(今湖北襄樊)，攻打首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時，馮道根勇猛無比，殺敵甚多。梁朝建立後，他率軍平定陳伯之的反叛。擊退北魏軍的進攻，保住了阜陵城。與韋敏一起救援鍾離．在邵陽洲大破北魏軍。馮道根因戰功卓著，先後任過驍騎將軍、遊擊將軍、輔國將軍、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中權中司馬、右遊擊將軍、武旅將軍等職。
馮道根雖然屢立戰功，但對自己的功勞卻很少講。每次征伐過後，諸將們都喧嘩爭競，寸功必爭，寸賞不讓。唯獨馮道根沉默不語。他的部下們很不滿，認為跟隨馮道根衝鋒陷陣出生入死，遇到論功時，全讓別人爭丁去，豈不太吃虧了?每次遇到這種情況，馮道根總是開導他們說：“主上(指蕭衍)對眾人所建之功自有明鑒，何用我大爭大吵?”蕭衍對馮道根此舉非常滿意，曾指著他對尚書令沈約說：“這個人從來口不言功。”沈約說：“這真是陛下的大樹將軍啊!” ‘
馮道根以清廉謙退立身。他作地方官，和理清靜。為部下所懷念，蕭衍也說：“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忘記了還有一州。”他作為中央官，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他口不言功，卻獨得大樹將軍之譽，這是高於其他人的記功碑。馮道根是以清廉謙退立身的成功者。
俗話說：小心駛得萬年船。人生危機四伏，風險緊隨，謹慎方可不在陰溝裏翻船!
該智則智，當愚則愚
【原文】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解析】 這句話意思是說：“寧武子，當國家有道的時候，就顯示聰明；當國家無道的時候，他就裝傻。他的聰明，別人可以趕得上，他的裝傻，別人就做不到了。”
鄭板橋有句名言：“聰明難，糊塗更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尤難。”這其中包含了對把握人生的態度之難的感慨。其實，不管人自身的素質——諸如智商、情商等各種做人做事的本領如何，相對於強大的外部外境，都顯得比較弱小。尤其當局勢動**變化，人成為其中一顆身不由己的小棋子，必須采取適當的態度和手段，該智則智，當愚則愚，這樣才能保住身家平安，才能圖謀機會以求發展。
世事詭譎，風波變幻，非人力所能把握控製；而幾乎所有的事物，都存在人所看不透徹、無從預料的一麵。因此，隻有讓自己心如明鏡，順應事物變化的規律，才能贏得自己做人的主動，不被無常的大勢裹挾。
公元前5世紀，在今天的蘇杭一帶，有吳、越兩國兩國雖然相鄰，但是為了爭奪霸業，互不相讓，相互對抗。後來，越王勾踐敗於吳王夫差之手，不得不逃亡會稽山，忍辱負重與吳國談和，在幾經交涉後，吳國才答應勾踐回國。勾踐回國後一直記著所受的恥辱，臥薪嚐膽，立誓雪恥。二十年後，終於滅掉吳國。而幫助越王成功的就是範蠡。範蠡不但是一個忠心耿耿的臣子，而且是一個理智的智者。
範蠡被任命為大將軍後，自忖：長久在得意之至的君主手下工作是危機的根源。勾踐這個人臣下雖然可以與他分擔勞苦，但是不能與他共享成果。於是他便問勾踐表明自己的辭意。勾踐並不知道範蠡的真實意圖，於是拚命挽留他。但範蠡去意已定，搬到齊國居住，自此與勾踐一刀兩斷，不再往來。
移居齊國後，範蠡不問政事，與兒子共同經商，很快成為富甲一方的大富翁。齊王也看中他的能力，想請他當宰相。但他婉言謝絕。他深知“在野而擁有千萬財富，在朝而榮任一國宰相，這確實是莫大的榮耀。可是，榮耀太長久了反而會成為禍害的根源。”於是，他將財產分給眾人，又悄悄離開了齊國到了陶地。不久後他又在陶地經營商業成功，積存了百萬財富。
範蠡才智過人，並具有過人的洞察力。他之所以離開越國，拒絕齊王的招聘，以及成功地經營事業，這些都在於他深刻敏銳的洞察力所致。有—句成語叫“明哲保身”，明哲就是指深刻的洞察力，即發揮深刻的洞察力來保全自己。範蠡正是這種能夠明哲保身的人。
唐朝郭子儀平定安史之亂的事跡已為人所熟知，但很少人知道，這位各極一時的大將為人處世卻極為小心謹慎，與他在千軍萬馬中叱吒風雲、指揮若定的風格全然不同。
唐肅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郭子儀晉封汾陽郡王，住進了位於長安親仁裏金碧輝煌的王府。令人不解的是，堂堂汾陽王府每天總是門戶大開，任人出入，不聞不問，與別處官宅門禁森嚴的情況判然有別。客人來訪，郭子儀無所忌諱地請他們進入內室，並且命姬妾侍候。有一次，某將軍離京赴職，前來王府辭行，看見他的夫人和愛女正在梳妝，差使郭子儀遞這拿那，竟同使喚仆人沒有兩樣。兒子們覺得他身為王爺，這樣子總是不太好，一齊來勸諫父親以後分個內外，以免讓人恥笑。
郭子儀笑著說：“你們根本不知道我的用意，我的馬吃公家草料的有500匹，我的部屬、仆人吃公家糧食的有1000人。現在我可以說是位極人臣，受盡恩寵了。但是，誰能保證沒人正在暗中算計我們呢？如果我—向修築高牆，關閉門戶，和朝廷內外不相往來，假如有人與我結下怨仇，誣陷我懷有二心。無所隱私，不使流言蜚語有滋生的餘地，就是有人想用讒言詆毀我，也找不到什麽借口了。”
幾個兒子聽了這一席話，都拜倒在地，對父親的深謀遠慮深感佩服。
中國曆史上多的是有大功於朝廷的文臣武將，但大多數的下場都不好。郭子儀曆經玄宗、肅宗、代宗、德宗數朝，身居要職60年，雖然在宦海也幾經沉浮，但總算保全了自己和子孫，以80多歲的高齡壽終正寢，給幾十年戎馬生涯劃上了一個完美句號。這不能不歸之於他的這份謹慎。
範蠡和郭子儀顯然都是才智超群的人。但若依某種世俗的眼光看，他們的某些行為又“蠢”得不可理解。其實，這才是真正的“若愚的大智”，他們超出常人的聰明之處，也正在於此。
誌不物移，寧靜淡泊
【原文】子曰：“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解析】孔子說：“士有誌於（學習和實行聖人的）道理，但又以自己吃穿得不好為恥辱，對這種人，是不值得與他談論道的。”
在人生的浩瀚海洋中始終漂**著一葉扁舟，它堅毅自信，果敢不疑，不隨波逐流，不輕信盲從，不見異思遷。麵對死亡，它敢於以卵擊石，這就是真理。人應該立誌追求真理、服務社會，並以此作為人生目標。在實現這個目標的過程中，不可能一帆風順，而經常麵臨的是艱苦環境，想舒舒服服地實現人生目標是不可能的。在這個尖銳的矛盾麵前怎麽辦?孔子認為真正忠於道者必須不顧及條件的艱苦，堅持不懈地奮鬥。倘若又想奮鬥又害怕艱苦，那就免談了。
“士誌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這句話是說一個人的意誌，有可能被物質環境引誘、轉移，真要是如此，那也就不用和這種人談學問、說道了。換句話說，孔子強調實觀人生目標必須與艱苦奮鬥緊密相連，成功永遠屬於那些不怕艱苦、不恥惡衣惡食者。因為孔子敏銳地看到了這樣一種鮮明的景象：那些衣食精美、富貴榮華的達官顯貴們常不能像家世寒微者那樣堅持節操，為國盡忠；那些廁身於朝廷高堂上的春風得意者，常不能像那些在山野上辛勤勞作的躬耕者那樣料事如神，深明道理。同時，那些以野菜之類來充饑的貧困者，常常多有那清爽如水、純潔似玉的高潔人品；而那些慣於華衣美食的富貴者，反而極易為了保持那些錦衣玉食而顯出甘做奴隸的軟弱性格和嘴臉。為什麽會這樣呢?合理的解釋隻能是：那些家世寒微的勞動者倘處得好清貧的生活，他就能因淡泊而明誌，因明誌而對人對事應對得當；而那些高官厚祿者倘過分地依賴於富貴，他就有可能過分地沉湎於富貴溫柔鄉之中，逐漸消磨了自己的鬥誌，在關鍵時刻，甚至會因保持眼前的那些錦衣玉食的富貴生活而喪失了氣節與誌向。孔子的這個見解哲理深邃，人生體味豐富。
三國時期蜀國的名相諸葛亮，心懷濟世救民的高尚誌向，有自比管仲、樂毅的自信心。而他這種誌向、自信，並不是在劉備“三顧茅廬”請他出山擔任軍師、丞相之職後才建立的。恰恰相反，他的誌向與自信都是在他隱居隆中，過著山野村夫的生活時就形成的。那時，他過著結廬耕學的生活，即使在自己結砌的茅廬中，以耕耘種田為生，在學習方麵也絕不鬆怠。生活雖清苦，他還是十分關注世事局勢的變遷，不時與知心朋友一道談古論今，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與主張。這種舉止又與他的高尚誌向合在一起，使他贏得了時人的敬重，被視為臥虎藏龍式的人物。所以，當劉備慕名恭請他出山時，年剛二十七歲的他才能了如指掌地縱論天下的形勢，才有那名傳千古的《隆中對》。可以說，沒有淡泊明誌的青年諸葛亮，就不會有日後被視為中華民族智慧化身的諸葛亮。他自己也最懂得淡泊與明誌的關係，所以，日後他還在《誡子書》中告誡兒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誌無以成學。惱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穹廬，將複何及!
“非淡泊無以明誌，非寧靜無以致遠。”這兩句傳誦至今的名言，是他深刻的人生體驗，也是他一生叱吒風雲的底蘊。
與堪稱淡泊明誌楷模的諸葛亮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諸葛亮受托輔佐的蜀國後主劉禪。這位“阿鬥”則可稱為因濃豔而損誌，從肥甘而喪節的典型。劉禪不同於其父劉備，雖也經曆過戰亂，卻多是生活在嬌生慣養的環境中。父輩出生人死，九死一生，為他打下一片江山，留下一點基業。但當時形勢不容樂觀，北麵魏國虎踞龍盤，東麵孫權據險而守，西麵少數民族人心也未必永遠誠服，要鞏固基業，向外拓展，沒有宏圖大誌，是難於立足的。但是，劉禪卻無大本事，更可悲的是他成天混跡於後宮，與嬪妃尋歡作樂，早把“進取”二字丟在九霄雲外，更談不上建樹起高遠的誌向。有諸葛亮憑著一股鞠躬盡瘁的勁頭，蜀國還能出兵伐魏，劉禪還能背靠大樹好乘涼。諸葛亮死後，劉禪就一籌莫展了，到了魏兵大軍壓境之時，他就隻有乖乖投降的份了‘。當他被魏兵押到洛陽時，在司馬昭舉行的一次宴會上，劉禪看到了蜀地歌舞，非但未勾起亡國之恨，還笑個不停，當司馬昭問他：“你不想念蜀地嗎?”他脫口而出的回答竟是：“這裏很好，所以我不想．念蜀地。”從而留下了一個“樂不思蜀”的笑柄，曆史上稱他為“扶不起的阿鬥”。
這不僅是蜀國的悲劇，更是諸葛亮的悲劇。讀一讀杜甫的《蜀相》怎不令人感歎？！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無深刻的人生體驗者，是不知淡泊之難能可貴，不知淡泊有助於明誌的。隻有那些有豐富的社會閱曆、通曉人情世故而又盡嚐人世的濃淡滋味者，才會知道淡泊有助於堅守遠大誌向，才會拒絕那紛亂而又華而不實的生活，甘於淡泊的人生，從而在天地間留下了一個清雅的名聲。
那麽，說“非淡泊無以名誌”，是否太絕對了呢?不是的。因為淡泊能使人清心寡欲，使人不致於過分地執著於財富、權勢和名譽，能夠體察到名譽、權勢等並不是最重要的東西，從而超越那種短淺的功名目標，建樹起追求更高人生價值的誌向。淡泊也能使人不致於被過分繁雜的生活頭緒所迷惑，使人得以純潔自己的身心，從而培植出超塵脫俗的心靈。心靜氣定，無疑有助於實現自己的高遠誌向。總的來說，淡泊是明誌的基礎，明誌則是淡泊生活的升華。
明末清初文學家李笠翁說，人生就是戲台，曆史也不過是戲台，而且隻有兩個人唱戲，沒有第三個人。哪兩個人？“一個男人，一個女人。”這句話又引起另一則有名，的故事乙相傳清朝的乾隆皇帝遊江南，站在江蘇的金山寺，看滾滾長江上有許多船來來往往，他問一個老和尚：“老和尚，你在這裏住了多少年?”老和尚當然不知道這個問話的人就是當今皇上，他說：“住了幾十年。”又問“幾十年來看見每天來往的有多少船?”老和尚說：“隻看到兩隻船。”乾隆驚奇地問：“這是什麽意思?為何幾十年來隻看到兩隻船?”老和尚說：“人生隻有兩隻船，一隻為名，一隻為利。”乾隆聽了很高興，認為這個老和尚很了不起。李笠翁和那位老和尚，為什麽對人情世事看得如此透徹，就在於他們在淡泊中培植出一種超塵脫俗的心靈，才不被世-上那紛亂而又華而不實的生活所迷惑、所羈絆。
當然，要真正地過並且過得好淡泊的生活，是說來容易做來難的。人生總是有許多追求、許多奢望，比如功名、富貴、金錢、美色等等，好東西誰不喜歡呢?孔子自己也說過：“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對於一個想要有所作為的人，如果不能抵禦外界聲色犬馬的**，玩物喪誌，輕則荒廢學業、事業，重則身敗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