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學不足以成大器

【原文】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解析】子貢問道:“孔文子憑什麽諡他為‘文’呢?”孔子說:“他思想敏捷而且愛好學習,不認為向地位卑下的人請教當作一種恥辱,所以給他一個‘文’的諡號。”

這個世界是個競爭的世界,有人的地方就有競爭。你要問別人:“競爭靠什麽?”十個人有九個會告訴你:“靠實力。”鄧小平同誌的那句“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才是好貓”說的就是這個道理。但實力不是憑空而來的,也不會自己生長,它就像是一棵樹、一盆花,需要你不斷地給它澆水,給它施肥,不斷地為它補充成長所需要的養分。這個過程,對於我們而言,就是學習。

古往今來,成功的人無不重視學習,也大都勤於學習、善於學習。

晉平公是春秋末期晉國的君主。他晚年的時候想學一些知識,可是總覺得自己已經老了。有一天,他向樂師師曠求救說: “我現在已經七十多歲了,很想學些知識,恐怕太晚了吧?”師曠回答:“晚了,為什麽不點蠟燭呢?”晉平公沒有聽懂他的話,生氣地說:“哪有為臣的這樣戲弄君王的!”師曠說:“我怎麽敢跟您開玩笑!我記得古人說過:少年時愛好學習,就像日出的光芒;壯年時愛好學習,就像太陽升到天空時那樣明亮;到老年還能愛好學習,就像點燃蠟燭發出的亮點。蠟燭的亮光雖然微弱,但同沒有燭光在昏暗中愚昧地行動相比較,哪一個更好一些呢?”晉平公點了點頭說:“你說得真好!我已經明白了。”

李嘉誠在香港十大財團的排行中位居榜首,是一位名揚四海的超級豪富,在香港經濟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有一位外商曾經問他:“李先生,您成功靠什麽呢?”李嘉誠答道: “靠學習,不斷地學習!”

我們不可能比晉平公還老,也不可能比李嘉誠實力還強,他們都如此熱愛學習,我們為什麽不趁年輕趕快抓緊時間學習呢?

古時候有位高人在給慕名前來求學的人第一次講道理時,先拿了一滿杯黑顏色的水,然後再往這杯子裏倒清水。杯子裏的水不斷外溢,而杯中的水仍然有黑顏色混在其中。這時,高人對求學者說:“要想得到一杯清水,必須先倒掉髒水,洗淨杯子,學習也是如此。”法國生理學家貝爾納說: “構成我們學習上最大障礙的是已知的東西,而不是未知的東西。”確實,有些時候,不是我們學不懂,而是我們腦袋裏固有的東西在排斥那些新的知識。很多人看書,喜歡劃重點,但實際上,劃來劃去劃的都是早就懂的東西,不懂的東西不會覺得有道理,感覺它沒有道理也絕對不會去劃。其實,劃重點沒有錯,就怕你反過來再看的時候還看這些劃過的東西。這樣看來看去,很難學到什麽新東西,因為忽略了真正不懂的東西。學習要從放棄開始,這樣說可能多少有一點玄乎的味道,但不是沒有道理。

上古時代,黃帝帶,領了六位隨從到貝茨山見大傀,在半途上迷路了,他們巧遇一位放牛的牧童。黃帝上前問道:“小童,貝茨山要往哪個方向去,你知道嗎?”牧童說: “知道呀!”於是便指點他們路向。黃帝又問:“你知道大傀往哪裏嗎?”他說:“知道啊!”黃帝吃了一驚,便隨口問道: “看你年紀小小,好像知道的事還不少啊!”接著又問道:“你知道如何治國平天下嗎?”那牧童說:“知道,就像我放牧一樣,隻要把牛的劣性去除了,那一切就平定了呀!治天下不也是一樣嗎?”黃帝聽後,非常佩服。

拿破侖·希爾在成功之前,曾利用20年的時間幫助鋼鐵大王卡耐基工作,這期間他一分錢的報酬也沒有,在幫助卡耐基的同時,也幫助了他自己,他本人在成功學研究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台灣成功大師陳安之在成功之前,也長期在美國幫助世界成功學大師安東尼工作,在幫助安東尼的同時,他也學到了成功學的真傳,最後終於獲得巨大成功。其實,不論是成功者還是失敗的人,不論是比你強的人,還是比你差的人,每個人都有我們值得學習的地方。要成功,必須要學習成功者的經驗,同時你也必須了解失敗者做了哪些事情,讓自己不要犯那些錯誤,隻有這樣,你才能更快地走向成功。

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學習也必須要把握一定的原則,掌握一定的方法。否則亂學一通,不僅沒有效果,學錯了可能還有害。

勤於學習、善於學習,不但是一個現代人立足於社會的基礎,也是一個人成為大器的必由之路。

三人行必有我師

【原文】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解析】孔子說:“三個人在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人可以做我的老師。我選擇他們的優點供自己學習,把他們的缺點作為自己的借鑒而改掉。”

俗話說:學無止境。一個人無論他的學問有多大,他也不可讀遍所有的書,窮遍所有的學問,他永遠有他不知不懂的東西。因此,真正的有學問的人總是非常謙虛,不恥下問,善於向人學習的。下邊的兩個事例就可以充分說明這一點。

李相,唐代的大將軍,曾擔任大居守(高級武官)。他博覽群書。認真細讀,勤學好問,學識淵博,受到當朝和後世的讚揚。

李相最喜歡讀《春秋》。無論公務怎樣繁忙,他每天必須讀一卷,終年不懈。讀書時,李相誤把《春秋》中魯國大夫叔孫婼(chuò)的婼讀成“若”。他手下有個小吏站在他旁邊侍讀。每當他把蠟讀它成若時,小吏的臉上就有異樣表情,不大好看,次數多了,李相發現這個情況,很奇怪,他問小吏:“你常讀《春秋》嗎?”小吏恭敬地回答:“是的。”李相嚴肅地問道:“為什麽每當我讀到叔孫婼時,你就表現出不以為然的樣子呢?”

小吏見長官那麽嚴肅,以為是責怪自己,連忙躬身跪倒,然後恭謹地回答:“小人過去曾蒙老師教過《春秋》,今日聽將軍把‘婼’讀成‘若’,方才明白過去照老師所教把它讀成‘綽’是大錯了。”李相見小吏說是老師讀錯,不由暗自生疑。便說:“恐怕不是你老師的錯吧?我沒拜過師,這個字是照本朝陸德明的《經典釋文》中的釋文注音讀的,一定是我讀錯了,而不是你讀錯了。”說完,從書架上取出《經典釋文》,讓小吏看。

小吏一看,才明白李相把字注意的字形看錯了,他委婉地說明正確的讀音是“綽”而不是“若”。

李相聽了,頓時臉發燒,覺得自己身為大官,日讀《春秋》,多次讀錯字而不自知,十分慚愧。這讓我們不僅想起曆史上“指鹿為馬”的故事,因為權勢,錯的也是對的。李相卻不是這樣,盡管他臉上發燒,卻仍能放下架子,走下座位,把太師椅放在北牆邊,請小吏坐。

小吏不敢坐:“這是將軍的金座,小人豈敢越禮坐!”李相把小吏按在坐椅上:“不許動,不然我要生氣了!”小吏不敢違背,坐也不是,不坐也不是,局促不安,十分尷尬。李相站在南麵,整了整衣冠,然後臉朝北,向著坐在太師椅上的小吏躬身下拜。小吏又要離坐,李相喊道:“不許動!”小吏隻好坐在椅子上接受他的大禮參拜。

李相行過禮後,誠懇地說:“我身居高位,卻常常讀錯字,實在慚傀。從今以後,你就是我的‘一字師’,我要再讀錯字,請你一定要給我指出來,千萬不要客氣啊!”小吏見李相身為大官,如此虛懷若穀,不恥下問,深受感動,從此,小吏與李相親如手足,共同研討學問。

官位不是學問大小的標誌,更不能衡量一個人的學識才幹。學問和才幹來自於學習和實踐,不管一個人的職務多高,年齡多大,凡是沒有學習和實踐過的東西,都是他人的學生,因為知者為師。李相雖居高位,他懂得這個道理,所以他能胸懷開闊,不恥下問,拜小吏為“一字師”。無獨有偶,京劇大師梅蘭芳雖享譽世界,卻仍虛心學習,不恥下問,他也有個“一字師”的故事。

梅蘭芳與沙市京劇團原藝委主任郭叔鵬有一段交往。那是1950年4月20日,梅先生率團到漢口演《女起解》之時。這出戲,對於從小就和京劇結緣的郭叔鵬來說,不知看了多少遍了,但親睹梅先生的演出還是第一次,因而他顯得特別認真。戲中蘇三有一段“反二黃”唱段,頭一句祟老伯說他是“冤枉難辯”,一個“難”字,讓郭叔鵬微微皺起了眉頭。不對呀,這個“難”字似乎與整個劇情相悖!初生牛犢不怕虎,當年33歲的無名小輩郭叔鵬看完戲徑直走進後台,向正在卸裝的梅先生大膽提出自己的見解:“梅先生,您看祟公德的念白裏麵,哪兒有蘇三所唱的冤枉難辯的意思呢?相反,倒是說他的官司,可能有出頭的希望了。”

“對!對!對!”梅先生認真地聽著,不時地點頭:“您的意見對,提的很有道理,依你之見,應該怎麽做才好呢?”

原來郭叔鵬隻想提提自己的見解而已,萬萬沒有料到梅先生不恥下問,請教他這個毛頭小夥子,故而一下子不知怎麽回答才好,沉吟片刻,郭叔鵬忐忑不安地說:“梅先生,您看能不能隻動一個字,即將難辯的‘難’字,改為‘能’字。”

“嗯……”梅先生臉上露出了笑容:“太好了,改詞不改腔,這樣跟頭裏的念白就比較連貫了,觀眾聽了也容易接受。”從那次後,《女起解》中這句詞便都唱“冤枉能辯”了。6月8日,梅先生在後台又碰到郭叔鵬,便拍著他的肩膀笑著稱為“一字師”,並詢問對昨日自己所演的戲的看法。這一問正中下懷,原來郭叔鵬心裏確實有一個小小的疑問:“梅先生,你演的趙女是真瘋還是假瘋?”梅先生看了看郭叔鵬反問道:“你看是真的還是假的呢?”郭叔鵬回答說:“我看,趙女應該是裝瘋,是假的,裝出來的瘋相是為了欺騙他父親的。你聽:我隻得把官人一聲來喚,我的夫呀,隨兒到紅羅帳,倒鳳顛鸞。把父親當丈夫,還要拉他人羅帳,這在趙高看來,女兒是真的瘋了,但隨兒到紅羅帳中的一個兒字,卻露出破綻。趙女自稱是‘兒’,顯然她還知道對方是‘父’了。這是神態清醒的表現,趙高不傻,憑此很容易識破女兒是假瘋。”

梅先生聽到這裏,插了一句說:“你提的這一段,也有人給我指出。趙高就是那個指鹿為馬的人;為人十分奸詐狡猾,這樣騙過他是不容易的。你提的‘兒’字確實是一個漏洞。”於是梅先生又像上一次一樣虛心地征求郭叔鵬的意見。這一回郭叔鵬早有心理準備,便脫口而出:“隻要把‘兒’字改為‘奴’字就行了。‘奴’是古代婦女的謙稱,對誰都可以這樣稱呼。”梅先生滿意地說:“明天,我就將這一句改過來。”說著梅蘭芳拿出一個筆記本,親筆題詞,蓋上自吧的印章送給郭叔鵬。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像梅蘭芳這樣的京劇大師也有疏漏之處,像郭叔鵬這樣無名小輩也不乏知識淵博之人。梅蘭芳不以名自居,躬身向無名小輩請教。郭叔鵬初生牛犢不怕虎,敢對名師、名人“施教”,終於得到梅蘭芳的讚賞。郭、梅二人的精神都是難能可貴的,令人敬佩。

孔子的學生曾子說過這樣的話:“以能問於無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意思是說“自己有才能卻向沒有才能的人請教,自己知識多卻向知識少的請教;有學問就象沒有學問的人一樣,知識充實就象很空虛的人一樣。”這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的真正態度。

有學有識,方成大器

【原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解析】孔子說:“君子廣泛地學習各種文化知識,再用禮來加以約束,也就可以不至於離經叛道了。”

做學問,要將博學而來的知識,用—種文化精神、理論原則來統率、規範,並以此為標準、尺度來分析、研究,“—以貫之”,加以係統化、理論化、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做人也同樣如此。有的人空活—把歲數,在做人做事上仍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原因就在於他們並沒有把自己寶貴的人生經驗加以總結、歸納和升華,而僅僅當成了一種過程,經過之後就吃掉了。這樣,無論如何是不能“越活越明白”的。

縱觀孔子一生的求學、治學之道,可以看到他不僅如此說,而且身體力行,努力實踐之。正是他嚴格地遵循這個“先求淵博,後取精約”的治學原則,才成為集古文化之大成的學者。

孔子年輕時,為了求學,足跡遍布魯、周、衛、杞、宋諸國,分別向師襄子、齊太師、郯子、萇弘、老子等名人求教,又向太廟管理人員等社會底層人物’學習。後來又周遊列國訪名人,遊大川,博覽群書,廣征博集,成了“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的學者,其知識淵博的程度,令人讚歎不已。

孔子生活的年代,我們的祖先已給後人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曆史文化典籍。但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典籍在流傳過程中極易損壞。到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已經有很多古代的文化典籍破損散失、殘缺不全了。孔子一方麵出於教學的需要,一方麵作為知識淵博的學者,他感到自己有責任將這些珍貴的遺產進行整理編纂,以便於係統地研究,他開始向專精方麵發展,著力構建儒家思想體係,創立儒家學派。

《詩》、《書》、《禮》、《樂》等典籍是西周以來官府之學共修之課,但這些典籍的內容、體例卻很蕪雜。孔子將它們進行加以整理,成為他三千學生共同使用的教科書,同時也為中華民族留下了一份珍貴的遺產——“六經”,即《詩經》、《書經》、《禮經》、《樂經》、《易經》、《春秋》。雖然不是孔子創作,但經過他篩選、整理,“約之以禮”,不僅使之體係更加係統、完整,而且主旨愈加鮮明突出。

《史記·儒林列傳》中說: “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所謂“論”就是內容的討論去取,所謂“次”就是篇目的編排調整。而“修起”則是起而修之,以免淪亡泯滅。司馬遷說:“古代留傳下來的《詩》原有三千多篇,到了孔子,把重複的去掉,先取可以用來配合禮儀教化的部分,成詩三百零五篇;孔子都逐一配曲人樂,以求合乎古代韶樂(虞舜樂)、武樂(武王樂)以及朝廷雅樂、廟堂頌樂的聲情精神。

孔子對六經中的《書》,主要在於論次。孔子所看到的先代史料雖不一定如《緯書》所說有三千二百四十章之多,但估計也不會很少。孔子所編定的《書經》原來有多少篇,由於中經秦火,已不可確知。縱令是百篇亦當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史記·五帝本紀》說:“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係姓》,儒者或不傳。”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序《書》,何等謹慎。

對於《禮》與《樂》二經,孔子則重點是“修改”,即起而修之。以免淪亡泯滅。在孔子的時代,周朝王室已經衰微,而禮樂製度教化也廢弛了。於是孔子探循夏、商、周三代以來的禮製遺規,厘定禮製、禮儀。他上起唐堯虞舜之間,下到秦穆公止,依照事類秩序加以編排。孔子考察了殷夏以來禮製增損的情形後說道:“以後就是經過百代,那變革的情形業是可以推知的。因襲不移的是禮的精神本體,增損改變的是禮的文采儀節。周禮是參照了夏殷兩代而製定的,它的內容文采是怎麽樣的盛美啊!我是遵行周禮的。”於是整理出《禮》和《樂》。

《周易》和《春秋》是孔子晚年著力最勤的兩部典籍。《周易》是古代的占卜之書,但這部書中蘊含著深刻的哲學思想。孔子親自為《周易》作《傳》,後人稱之為《易傳》、《易傳》王要是闡述《周易》哲學思想。《周易》原是一部深奧難讀之書,經孔子作《傳》,後人才得以窺見其中的奧秘。

《春秋》是孔子依據魯國史官所記的《魯春秋》而寫成。《春秋》一書上起魯隱公元年下至魯哀公十四年,前後一共包括了十二位國君,以魯國為記述的中心,孔子的編纂不是簡單匯集,而是有原則的,即是尊奉周王為正統,參酌了殷朝的舊製,推而上承三代的法統。凡符合遵從法統者大力頌揚,凡違反法統者則進行貶抑責備。以“春秋筆法”約之,《春秋》文辭精簡而旨意深廣。如當時的吳、楚兩地諸侯,按周製,隻不過是冊封的“子爵”,但他們後來自稱為“王”,為遵從法統,孔子編寫的《春秋》中,仍依據當初周王冊封的等級降稱他們為“子爵”。

還有晉文公召集的踐上會盟,周襄王竟以普通盟友身份應召前去與會,《春秋》以為這事不合法統而避開它,改寫成“周天子巡狩到了河陽。”孔子其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篡改曆史,而是意在維護周朝正統,以使那些竊位盜名為非做歹的人有所警惕懼怕。作罷《春秋》之後,孔子深有感觸地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盡嚐”六經”是曆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遺產,多不是孔子的原創,但都經過孔子不同程度的加工,加入了孔子的思想。孔子加工後的“六經”,各自意蘊深刻,作用巨大,莊子曾經指出:“《詩》以道誌,《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孔子正是遵循“先求淵博,後取精約”的原則,才有“六經的問世,才創立了儒家學派,建構起了自己的思想體係。

在這裏,孔子講的雖是學與行的道理,但深究一下,就可以發現它告訴我們的是做學問、做人的道理和方法。

博聞多識,擇善取之

【原文】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解析】孔子說:“大概有一種自己不懂卻憑空妄為的人,我沒有這種毛病,我是多多地聽,選擇其中好的來接受;多多地看,全記在心裏。這樣的知,是僅次於‘生而知之’的。”

一個問題或一門知識,往往與外界事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表裏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現象與本質可能相符也可能相悖,要掌握一門知識,要懂得一個道理,如果不博聞、不多見,就難以縱橫比較、全麵思考, 就難以準確地選擇並把握“善者”。

醫學家李時珍能編纂成《本草綱目》這本醫學巨著,在於他能“遍嚐百草,去偽補缺”;而從其治學態度、方法而言,正得力於博聞多見,擇善而從。

李時珍出生在湖北蘄州瓦硝壩一個世代行醫的家庭,“時珍承祖業”,很小就隨父親一起行醫。

一天,李時珍出診回來,一個姓龐的打魚人焦急地趕來把他請去。老龐說他的妻子得了急症,讓一位江湖醫生給開個方子,不料藥服下去。病勢卻變得更重了。老龐望著昏迷的妻子,急得直流眼淚。

問題出在哪裏呢?李時珍攤開江湖醫生開的藥方,看了兩三遍,又給老龐的妻子號了脈,覺得方子並沒有開錯什麽藥。他立刻想到,應該檢查—下藥渣。李時珍發現藥渣中有“虎掌”,方子上卻沒有這個藥。再看方子上有“漏籃子”,藥渣裏卻沒有,這肯定是藥鋪裏發錯了藥,錯把“虎掌”當成了“漏籃子”。他知道虎掌有大毒,立即取出救急的藥,叫老龐給妻子服下去,病人總算脫離了危險。

回到家裏,李時珍老是放不下藥店配錯藥這樁事。他想,鬧出這個亂子不能全怪藥店,還要怪舊的“本草”書,那本叫《日華本草》的書,就是說“漏籃子”又名“虎學”。

“本草”是專門記載藥物的書,我國最早的“本草”書是漢代的《神農本草經》,李時珍很佩服古代藥物學的成就,同時也發現了不少問題。今天的“漏籃子”事件,使他聯想起過去因“本草”錯誤而發生的幾件事。

“本草”書上說,巴豆是瀉藥,可是他有—次給患者服用少量的巴豆,反而止住了腹瀉。後來繼續使用,成功病例已近百人。

有個紳士按“本草”書所說,把“草烏頭”當作“川烏頭”服用,結果—命嗚呼!

“老本草已經好幾百年沒有修過,應該趕快修一部新的,把我見識到的東西都添進去,把古人講錯了的都給改過來。李時珍這樣想。但重新修訂“本草”,談何容易!過去修本草是朝廷組織力量進行的,個人的力量無疑顯得太小。

但李時珍下決心要盡白己的微薄之力完成這件功德無量的工程。從此,李時珍在行醫讀書當中,更加留心—切和“本草”有關的材料、古籍和文獻。《黃帝素問》、《華佗方》、《張仲景傷寒論》、《神農本草經》、《證類奉草》等藥書,他都——精讀,加以校勘,寫下劄記。

為了修改好舊“本草”,他堅持書本知識和調查實踐相結合,穿草鞋,背上藥筐,拿起藥鋤,帶上必要的藥書和筆記本,投身到大自然中去實地采訪。凡是需要調查研究的藥物,事先都寫在他的本子上,先尋找當地產的,再解決不易尋到的。自己不認識的草藥,便向當地人請教。蘄州周圍百十裏內廣闊的原野,偏僻的山穀,都印上了他的足跡。

廣大的勞苦群眾,不論是種地的、捕魚的、砍柴的、打獵的,都熱情地留他在家住,積極地幫助他了解各種各樣的藥物,他也虛心求教。

李時珍整整花了十年的心血,還是有不少藥沒有收集到實物。於是,在他47歲時,決定做長途旅行。他收了一個徒弟叫龐憲,師徒結伴而行,先後到過湖北北部的武當山,江西的廬山,還到過江蘇、安徽等地。

正是由於李時珍多走、多學、多見、多聞,他的那個藥物名單中的空白點不斷減少,而藥包中的經驗單方卻逐漸增多,老鄉們告訴他:箭頭草燒出煙來,可以熏瘡;困脂菜搗爛了,可以消除蟲晈傷的疼痛和騷癢;大蒜液殺蟲和防癆非常有效;益母草是治療婦女病的良藥;患夜盲症,吃羊肝和胡核可以治愈……這些千百年來流傳在民間的單方、偏方,既經濟實用,又是十分珍貴的醫藥遺產,李時珍都把它們記錄下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憑著這種百折不撓的決心,李時珍藥包裏的資料已經多得不勝枚舉,有關於礦物的,有關於植物的,有關於動物的,還有不少珍貴的民間單方和書籍文獻。三年後,李時珍回到家中,動員全家人參加編寫工作。除了龐憲這個重要助手之外,他的三個兒子、四個孫子,有的幫助抄寫,有的幫助繪圖。1578年,李時珍60歲的時候,這部輝煌巨著終於完成了。全書記載了藥物1892種,插圖1160幅,附方11016則,共100多萬字,訂成52卷,堆在案頭有好幾尺高。

李時珍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成就,正是得益於博聞多識、擇善而取之的治學之道!我們在敬佩他不畏艱辛、持之以恒的精神的同時,更應該領悟到博聞多識、擇善而取之在成就事業中的重要性,從而在自己的學習和工作中采取這種正確的方法,以真正有效地不斷提高自己的素養和水平。

從主觀方麵來說,人在理解一個問題時,或是掌握一門知識時,很可能受自身學識、心理、情感等因素的影響,如果不是在博闖、多見的基礎上甄別、取舍後得來的,就很可能由於自身的限製和局限而認識得不全麵、不準確。

從客觀方麵來說,一個道理、一門知識,與外界事物有著豐富的、多樣的聯係,有著表麵現象和內裏本質的區分,要真正要懂得一個道理,把握一門知識,如果不博聞、不多見,就難以從事物之間豐富的、多樣的聯係中找到規律,就難以透過現象看本質, 就難以準確地選擇並把握那些對我們自身有利的知識和技能。

所以,無論從主觀上講,還是從客觀上汫,求知離不開、少不了“博聞”、“多見”,但更要注意“擇善而從”。誰能堅持這樣做,誰就能求得真知。

學以致用為本

【原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解析】孔子說:“熟讀了《詩經》三百篇,叫他去處理政務,卻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國,卻不能獨立應對;讀得雖多,又有什麽用處呢?”

論語中孔子講過這樣一段話:“熟讀了《詩經》三百篇,叫他去處理政務,卻行不通;派他去出使外國,卻不能獨立應對;讀得雖多,又有什麽用處呢?”這段話說出一個道理,學必須致用,如果學得再多,卻不管用的話,讀了也是白讀。而真正的有學問的人,都是能夠將理論與實際相聯係,學習致用的人。陸隴其即是一例。

陸隴其是清初講授程、朱理學和王陽明心學的有名的學者,曾經當過知縣、禦史一類的小官。他像其他理學家一樣認為天下萬事萬物之中都包含著同樣的“理”,現實中的人之所以不同,就是因為沒有領悟到其中的“理”,人們隻要懂得了這些“理”,就能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規矩,遵守國家的法製。陸隴其不僅善於講學,還善於將他的理論應用到實踐中,因此,他無論是行政還是斷案都有一個特點,就是除了按法律辦事以外,還十分重視道德教化。所以,他無論是履行公務,還是審訊犯人,總要深入淺出地講一些道理,幫助人們發現自己的良知。

在催交賦稅的問題上,陸隴其表現得很典型。催交賦稅是朝廷賦予各級官員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務,也是一項很不容易完成的任務,每年都有鄉民拖欠賦稅,並因此發生人命案。一般的縣令在催交賦稅時,總是指揮大批衙役下鄉督促,用武力相脅迫,稍有緩慢,要麽罰糧罰款,要麽實行體罰,往往搞得官民對立,怨聲載道,稍有不慎,還會激起民變。

陸隴其卻能十分平穩地處理這件事。他在當嘉定縣令時,每當將要繳糧納賦的時候,他事先通常把鄉親父老召集起來,不是下達繳納賦稅的命令,而是對大家講一番按時納賦的道理。他說:“向大家征繳錢糧,全是朝廷的國課,不是縣官的私蓄。如果大家能急朝廷之所急,按時上繳錢糧,不僅自己心安理得,不用擔心,而且給官員減去了很多麻煩,這樣,官員就有更多的工夫為民辦事。我與大家沒有任何私怨,不想為收錢糧而責罰任何人。更何況你們一旦受到杖責,不僅要花許多錢,還要落個欠糧受責的名聲。倒不如及早繳齊糧款,我們大家都相安無事。”鄉民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因此去除了心理障礙,樂於接受。所以陸隴其在任時,幾乎沒有發生過欠糧受責的事。

對於囚禁在監獄中的犯人,他也並不是簡單地依法辦事,而是好言相勸,進行開導。他曾經寫過一篇《勸盜文》,派人給犯人們反複宣講。文章的大意是:“人的本性原本都是善的,你們這些犯了罪的人也都一樣,沒有人例外。隻是由於陰差陽錯,一念之差,才導致了不安分守己,作出犯法的事來,關在這裏接受懲罰。所以發生這樣的情況,都是由於人心中的雜念蒙蔽了善性造成的。然而人心是可以改變的,隻要你們能夠反思往日的不是,真心悔過,去掉心中的雜念,就能重新做好人,依舊可以成家立業。”讀到這裏,在場的犯人們都感動地哭了起來。因此,教化的效果很好,罪犯也逐漸地減少了。

陸隴其不僅善於言傳,還善於身教。陸隴其在擔任靈壽縣知縣的時候,更注意對鄉民進行言傳身教的教化,效果很好。有一天,一位老婦人來到縣衙控告她自己的兒子,指控兒子忤逆家長。父母告兒子的事在當時並不多,陸隴其對這件事十分慎重。他先派人把老婦人的兒子找來,經過盤問調查得知,這位少年不到20歲,自幼喪父,依靠母親把他拉扯大,但管教不嚴,因和鄉裏的一些地痞無賴在一起鬼混,沾染了不務正業的壞毛病,在家不僅不照顧多病的母親,反而經常幹一些不孝順的事。老婦人沒有辦法,才告到縣衙,請陸知縣為自己作主。陸隴其弄清情況後,知道這種情況僅靠懲罰不僅沒有用,還可能使這個家庭更不和睦。於是,他對老婦人說:“我的衙署裏現在需要一位館僮,如果你同意的話,我想讓你的兒子暫時來這裏服役,等我找到合適的人選後,再把他替換下來。”老婦人雖不解其意,但覺得給自己的兒子找了一份差使,總是好事,當即同意了。陸隴其隻給那位少年提出一個要求,就是要他當自己的隨從,一天到晚跟隨在自己的身邊,一時也不許離開片刻。

陸隴其是有名的孝子,在家極守孝道。他的母親住在縣衙的後院,每天早晨,陸隴其起床後就來到母親寢室門外,恭敬地站著,等候母親起床。母親起床後,陸隴其立即進去問安,並端進熱水讓她洗漱。吃午飯時,陸隴其把老母扶到座中,自己側立一旁,服侍進餐。有時,他還裝作小孩子一樣做遊戲逗老人發笑。等母親吃完離座後,他才開始吃飯。有時盡管吃的是母親剩下的飯菜,他也從不計較。晚飯時,陸隴其對母親也是這樣。辦完公事回到家中,陸隴其總是先到母親的房中,侍候母親,有時,陸隴其講一些古代的故事,也談一些民間的逸聞趣聞,使老人家聽得津津有味,眉開眼笑,如果遇到老母得病,陸隴其更是顯得心急如焚,十分忙碌,又是請醫,又是熬藥,還徹夜不眠地守在母親身邊。俗話說:“床前百日無孝子”。但陸隴其始終如一,一直不懈怠。

陸隴其就是這樣忙著辦公事,孝敬老母,一有空閑還要讀一讀書,似乎忘記了自己的身邊還有一位不知孝敬老人的少年犯人,陸隴其除了每天督促他跟隨在自己的左右,指示人幫助自己幹點什麽外,什麽話也沒有對他講過。幾個月就這樣過去了,終於有一天,那位少年突然跪在陸隴其的麵前,請求放他回家。陸隴其故意說:“你母親告你忤逆不孝,這件案子還沒有審理,你怎能回家呢?”這時,那位少年已經覺悟,淚流滿麵地跪在地上,泣不成聲地說:“以前小人糊塗透頂,都是小人的過錯。是我不懂禮儀孝道,得罪了母親。自從跟隨大人以後,我完全明白了盡孝的道理。請大人讓我回家,好好孝敬母親,也好彌補從前的過失。”陸隴其本來就是這個意思,聽了這些話,十分高興,又給他講了一番道理,說了些勉勵的話,讓他回家了。後來,那位少年果然“良心發現”,不僅痛改前非,還努力上進,取得了功名,成為遠近聞名的孝子。

康熙三十一年(1692),陸隴其逝世。第二年冬,朝廷需要委派兩名文臣管理直隸、江南兩處書院。朝廷中的大臣都主張應該從翰林院中物色人選。康熙不同意,發出特旨說:直隸派李光地去管理,江南派陸隴其去管理。大學土王熙急忙奏報說:“陸隴其已於去年病故了。”康熙十分惋惜地說:“為什麽不早啟奏?”王熙回答說:“按照啟奏的條例,七品官在籍身亡的官員不在向朝廷奏報之列。”康熙沉默了許久,十分感歎地說:“陸隴其是本朝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理論不聯係實際就會失之於空,學問隻有致用就為失之為虛。

業精於勤而荒於嬉

【原文】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雲爾。”

【解析】葉公向子路詢問孔子是怎樣的人,子路不知道怎麽回答。孔子說:“你為什麽不這樣說,他的為人呀,發憤得忘記了吃飯,快樂得忘記了憂愁,不知道衰老就要到來,如此而已。”

古語雲:“君子之學貴一,一則明,明則有功。”意謂君子做學問貴在專心致誌,“發憤忘食,持之以恒。如此就能諳於事理,諳於事理就能夠取得成效。魏晉時的學者皇甫謐,不求高官厚祿,畢生精思苦學,竟至廢寢忘食,終於學業有成,著述繁富,成為一代經學大師和醫學專家。正是“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

皇甫謐是魏晉期間著名的經學大師、醫學家。他的一生著述甚多,有《禮樂》、《聖真》諸論、《帝王世紀》、《玄晏春秋》、《年曆》、《高士》、《列女》、《逸士》、《論寒食散方》、《針灸甲乙經》等。其中《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針灸學專著,為後世學習針灸必讀的經典,在國內外有深遠影響。但是皇甫謐年輕時卻是個浪**子。他出生後就過繼給叔父為子,從小遊手好閑,不肯讀書。有的人以為他可能是個呆傻人。

一天,皇甫謐得到了一些瓜果,就高高興興地拿回家,孝敬他的叔母任氏。任氏卻不為他孝敬的瓜果高興,看到他成天玩耍、無憂無慮的樣子,不由得歎了口長氣,說:“你拿這些瓜果給我,難道就是孝順嗎?《孝經》上說:‘雖然每天用牛、羊、豬三牲來奉養父母,仍然是個不孝之子。’何況這些瓜果呢?你現在快二十歲了,眼睛卻從來沒有看過書本,心裏不懂一點道理,你將來能幹些什麽事呢?又有什麽可安慰我的呢?”說到這兒,任氏想起皇甫謐將來的前途不知道怎麽樣,淚如泉湧。她一邊抽泣,一邊接著說:“從前,孟子的母親三次遷居,終於使孟子成為仁德之人;曾子的父親為信守諾言而殺豬,留下了教育子女的榜樣。難道是我沒有象孟母那樣選擇好鄰居、沒有象曾父那樣運用良好的教育方法嗎?你怎麽會愚蠢、魯莽到這等地步呢?唉,教你修身立德,勤奮好學,是為了你好,你自己可以有所得,對我又有什麽用呢!”說完這番話,任氏更加傷心,對著皇甫謐涕淚不止。

皇甫謐沒想到給叔母孝敬一些瓜果,會引起叔母如此傷心。叔母的話深深地刺激了他原先麻木不仁的頭腦。想想自己已經是個20歲的男子漢了,應該有所作為了,卻還啥事不懂,實在羞愧。看著叔母的淚臉,暗下決心,再也不能浪**下去了,一定要象叔母教訓的那樣勤奮學習,做個有修養的人。

皇甫謐家裏很窮,沒有錢到京城求學,同鄉有個名叫席坦的學者,皇甫謐就拜他為師,在席坦的指點下勤學不倦。皇甫謐平時還要幹農活,否則無以謀生,他就總是帶著經書到田裏,幹活累了在田頭休息的時候,便拿出書來誦讀起來。經過幾年的學習,皂甫謐博覽了國家的重要文獻和諸子百家學說。性格變得沉靜好思,有了崇高的誌向,很少有個人的欲念。他覺得書籍能給人以知識,教給人道理,流傳後世,造福子孫。所以決定以寫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

功夫不負有心人。不久,皇甫謐寫出了《禮樂》、《聖真》等著作。甘露年間(256—260年),他不幸得了風痹症,行動不便,卻仍然不斷地閱讀和寫作。疾病的痛苦,又促使他發憤學習醫書,習覽經方,采集和整理古代的醫學文獻資料,並且寫出了《針炙甲乙經》等醫學著作。有些人看到皇甫謐學問很好,就勸他多和達官貴人交往,來贏得名聲,好去做官。皇甫謐聽了不以為然。他寫了《玄守論》來回答那些人的勸說。他宣稱,隻有聖人才能出仕做官得到好名聲,自己不是聖人,不必結交達官貴人,為公事忙碌,然後得到好名聲。於是他不去做官,依然沉浸於經典書籍之中,廢寢忘食地讀書和寫作,被人稱為“書**”。他的朋友見他學習如此專一,怕他損耗精神,影響身體,勸他注意休息,不要用功過度。皇甫謐回答說:“早晨學到了道理,到傍晚死了也是值得的;何況人的壽命並不完全是由自己決定的呢。”

皇甫謐一心隻在寫作事業上,對功名看得很淡薄。他的堂姑的兒子梁柳要去陽城任太守了。在梁柳即將赴任時,有人勸皇甫謐為梁柳餞行。皇甫謐說:“梁柳沒有做官的時候,他來探望我,我都不出門迎送,請他吃飯,也隻不過鹽、菜一類的東西,貧窮的人不拿酒、肉來招待。現在他當了太守,我卻去用酒宴來錢行,這不成了看重陽城太守的官職,而看輕了梁柳本人嗎?這哪裏符合古人的為人之道呢?如果那樣做,我心裏會很不安的。”後來地方官和朝廷曾多次征召他當官,但他都一一謝絕,概不赴任。他的朋友和鄉親們又都來勸他應召。他便寫了《釋勸論》來表達自己的潛心學問、不願為官的誌向。晉武帝司馬炎為了表示自己求賢若渴,又屢屢下詔敦促、逼迫皇甫謐出來做官,皇甫謐仍不為所動。他上書自稱草野之臣,說明自己重病在身,隻能待罪床席;自己是個平庸的人,如果穿上顯貴的錦緞綢衣是很不相稱的;希望陛下寬待久病之人,請出真正的奇才異能之士,不使泥滓混雜於清流之中。由於他的言辭懇切,終於獲得了皇帝的恩準。過了一年多,他又被舉薦為賢良方正,他還是不去,卻上書給皇帝要求借書。皇帝便送給他一車書。他雖然患有重病,但仍勤讀不已,筆耕不輟。

鹹寧初年(275年),晉武帝又下詔說:“皇甫謐沉靜樸實,堅持學習,喜好古籍,與世俗之人的旨趣完全不同。所以特任命皇甫謐為太子中庶事。”皇甫謐以病重為由堅決推辭。皇帝起初雖然並不勉強他改變誌向,但不久又發出詔書,征辟他為議郎,接著又補任命他為著作郎;司隸教尉劉毅還請任命皇甫謐為功曹,但皇甫謐統統不應允。一直到死,皇甫謐也沒有去做官。

皇甫謐之所以能夠著述繁多,多才多藝,善寫詩、賦、誅、頌等各種文體,以疾病之身而成為一代醫學、經學大家,就在於他能夠有誌於學,好學深思,持之以恒,淡泊平生,不務虛名,不趨時附勢,不圖高官厚祿。如果誌趣不遠,為人浮躁,追逐名利,決不能在學業上有所建樹。皇甫謐的治學精神及治學道路,於今天還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業精於勤,學問之道更是如此。一個人隻要有誌於學,好學深思,持之以恒,就肯定會有所建樹。

會學習還要會思考

【原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解析】孔子說:“隻是讀書,卻不思考,就會迷惘;隻顧思考,卻不讀書學習,就會出問題。”

這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也成為世人所熟悉的學習格言。

孔子的一部《論語》,“學”字出現六十五次,對於人的學習問題,可說是進行了多方麵的反複論述。其中“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可算是孔子推薦的重要治學方法之一。

從孔子這句名言,可以看出“學”與“思”是兩個不能混同但又緊密關聯的概念,各有各的特點,各有各的作用,但又誰也離不開誰。一個人在學習過程中,缺少其中任何一項也不可以。

那麽“學”是什麽,“思”又是什麽呢?欲知“學”是什麽,我們不妨先說說“學,,不是什麽。孔子既然將“學”與“思”相對而言,可見“學”,並不就是“思”。《周易·文言傳》中說:“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禮記·中庸》中也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裏將學與問、與行相對而言,也就是說學不是問,也不是行。既然學不是“思”,不是“問”,不是“行”,那是什麽呢?必定是學前人留下來的知識,學前人的文化遺產,其實就是讀書。“思”好理解,它就是思考、思索、探究的意思。

孔子說“學”與“思”要結合,要統一,“學而不思則罔”。“罔”就是被欺騙、迷惘。即是說,一個人如果隻會讀書,不動腦筋,不認真思考,表麵上好像有了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隻記住一些死教條,就很容易受書的欺騙,隻能是迂闊疏遠,不切實際的東西,沒有用處。但是,隻是“思而不學”,則又容易“殆”。“殆”,意指“疑而不決”,即解決不了自己不懂的問題。即使自己天資聰慧,有思維能力,有思想,但不認真讀點書,缺乏思考的武器和分析、解剖問題的工具,那也是非常危險的。

孔子在這段話裏,既講明了學習的重要性,更揭示了學習過程的特點和規律——求學必須堅持“學”與“思”的統一,二者缺一不可。孔子總結的這一規律,既是他自身治學的體會,又是他幾十年教學實踐的總結。推而廣之,在學校學習之外的任何形式的學習(包括自學)和做學問,都要遵行孔子所示的“學思相兼”之法。

《論語·八佾》中記載著這樣一則故事: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莢6.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說的是有一天,子夏讀了《詩經》中“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為絢兮”這三句,其中的道理不太明白,便來問他的老師孔子。

當然子夏並不是完全不懂,他的意思是這三句話似乎形容得過分了,所以問孔子這是什麽意思。孔子告訴他“繪事後素”,即說繪畫完成以後才顯出素色的可貴。這句話的意思,以現在人生哲學的觀念來說,就是一個人由絢爛歸於平淡。就藝術的觀點來說,好比一幅畫,整個畫麵填得滿滿的,多半沒有藝術的價值;又如布置一間房子,一定要留適當的空間。天生麗質,本質優良,稍加點綴,不必濃施粉黛,不必過分做作,就特別美。意即一切在於內質,而不在於外表。經過老師的點撥,子夏一聽就懂了,於是提出了心得報告:“禮後乎?”難道禮儀的後麵還有一個“禮”的精神嗎?也就是說禮的內涵比表之於外的禮儀更重要嗎?孔子聽了就說:“對!你完全對。”並且稱讚子夏說,你現在是真正懂得詩了。

從這則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子夏是一個做到學、思結合的人。他自己先學《詩》,邊讀邊思考,讀到“巧笑情兮……”一段,經過自己思考,在“素以為絢”這一句上憤憤悱悱,終是想不通,道不明,就去請教孔子。孔子一句“繪事後素”,一下子點通了子夏的思路。但他並不就此罷手,而是進一步思考,舉一反三,立刻由“繪事後素”聯想到“禮後”,即一個人須有忠信之質,然後可以學禮;禮好比女人的粉黛衣飾,忠信好比女人的巧笑美目。巧笑美目是天然素質,當然在先;粉黛衣飾是人工文飾,當然在後。子夏的這一心得,正是學與思結合、統一的結果。

話說到這裏,需要說明一個問題,孔子師生盡管在討論詩,但並不在做純文學的研究。詩包括了人的思想與感情,他們是討論這首詩中的意義。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即是說,學識的修養要先讀詩。這並不是要政治家成為一個詩人,因為春秋以前的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時代的《詩經》,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知識的通才之學,包括文學、藝術、哲學、宗教,以及蟲魚鳥獸的名稱,人情風土的

知識。

為什麽會如此?因為在古時,是文政不分、文哲不分、文史不分的。大政治家,大多是大詩人、大文學家;中國的文學家,很多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譬如唐初張若虛的名詩《春江花月夜》有句:“江上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的詩裏就寓哲於美了!所以你不在文學裏找,就好像中國古代沒有哲學,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

文史不分。中國曆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裏麵的禮、樂、律、曆、天官、封禪、河渠、平準等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多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麽那麽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好,他提倡的。對聯為什麽在明代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盡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過年的時候,朱元璋從宮裏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聯,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幹什麽的,為什麽門口沒有對聯。一問是閹豬的,一來不會作對聯,二來這個行當也不大好寫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實際,還有深意。

正因為如此,培養一個政治人才,必須先使他讀詩、懂詩,了解詩背後的人生、宇宙的境界,透過詩的感情,去培養立身處世的胸襟。

上麵簡要介紹詩的作用,可以看出孔子與子夏表麵上討論的是詩,實際討論的是人生的道理;也可以明白,子夏為什麽三句詩不懂,非要學、問、思相結合搞懂不可。

在孔子的學生中,堅持學、思結合的決不僅僅子夏一人,子貢也是一個善於學思結合而受到孔子表揚的。

《論語·學而》中記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有一次子貢說:“老師!人窮了,倒黴了,還是不諂媚,不拍馬屁,不低頭;發財了,得意了,還能夠對人不驕傲,何如?”這個“何如?,,若演起戲來,導演一定教演員作得意狀。子貢這個時候,似乎認為自己學問修養做到這個地步已經很不錯,很有心得了,心想一定可以得到老師的欣賞。可是孔子隻說“可也”而已。下麵還有一個“但是”,但是什麽?“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你做到窮了、失意了不向人低頭,不拍馬屁,認為自己就是那麽偉大,看不起人,其實修養很不夠;或者你覺得某人好,自己差了,這樣還是有一種與人比較的心理,敵視的心理,修養還是不夠的。同樣的道理,你到了富而不驕,也不能說修養夠了,因為你覺得自己有錢有地位,非得以這種態度待人不可,實際上仍舊有優越感。要做到真正的平凡,在任何位置上,在任何環境中,就是那麽平實,那麽平凡,才是對的。所以孔子告訴子貢,像你所說的那樣,隻是及格而已,還應該進一步做到“貧而樂,富而好禮。”

聽到這裏,子貢懂了,而且服了,不僅服了,而且在孔子的講解過程中他又展開聯想,提出了更深一層的心得:“詩雲:‘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貢引用這句詩是古代的詩,講做玉石的方法。如花蓮的玉石,最初是桌麵大的一塊石頭,買來以後,先將它剖開,裏麵也許能有幾百個戒指麵,也許隻有十個八個也說不定。做玉器的第一步,用鋸子弄開石頭叫剖,也就是切;找到了玉,又用銼子把石頭的部分銼去,這第二步手術叫磋;玉磋出來了以後,再慢慢地把它雕琢,琢成戒指形、雞心形、手鐲形等一定的樣式、器物,就是琢;然後又加以磨光,使這玉石發出美麗奪目的光彩來,就是磨。

切、磋、琢、磨,這就是借助加工玉石的細膩、艱辛過程來比喻接受教育的過程。一個人生下來,要接受教育,要慢慢從人生的經驗中體會出來。學問進一步,工夫就越細,越到了後來,學問就越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