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位則謀其政
【原文】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解析】孔子說：“不在那個職位，就不考慮那個方麵的事情。”
“在其位，謀其政”，為孔子所立明訓，亦為後世之從政者奉為圭臬，諸葛亮之前後(出師表)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行動，堪稱楷模。後來這優秀的從政者，或盡心盡職，精心政務；或引咎自責，以一身而謝天下，皆可稱道。當然，也有些屍位素餐、碌碌無為者，當引以為戒。
在其位不謀其政，或無力謀其政，結果一定是既害人，也害己。每一個官位都是一個組織裏必不可少的環節，職責各異。隻有各司其職，才能保證各盡其責，才能使整個組織正常運轉，如果仿下屬的可以隨意更改領導的決定，管財務的可以插手人事，管人事的可以任意幹預財務，那一定會混亂不堪。
在其位，謀其政，首先是要兢兢業業，勤勤懇懇，在這一點上，中國古代一些名相如高穎、王旦、姚崇等都頗具諸葛亮遺風。開皇元年(581)，楊堅登上皇位，稱文帝，正式建立隋王朝。文帝任北周時相府司馬高穎為尚書左仆射兼納言(侍中)，即宰相。高穎甚被文帝倚重，凡軍國要政、大小政事，文帝皆與之謀議。隋朝初建，百廢待舉，政權要進一步鞏固，政治、法律、軍事、經濟、文化等製度都需要改革或重建，生產、經濟也麵臨著如何進一步恢複發展的問題；另外，還必須北服突厥，南平陳朝。特別是平陳、統一天下，是以文帝、高穎為主的隋朝君臣們所經常考慮謀劃的問題。由於政務繁多，高穎每日孜孜不息，夙夜匪懈，國家大事時刻在他腦子裏徘徊，即便退朝後在家裏也不停地思考。他常常用盤子裝一些粉，置於床邊，夜裏想到一件該辦的公事，就用手指記在粉盤上，天亮後就筆錄下來，入朝處理。
宋相王旦對朝廷政務也是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他退朝歸家時還常常惦記朝政，專心思考。王旦有一馬夫，歲滿辭歸，王旦問道：“你控馬幾時?”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馬夫轉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問：“你乃某人乎?”於是厚賜之。原來此夫每日為王旦趕車禦馬，王旦在路上隻是想著政事，從未注意過馬夫是何模樣，也從未與之交談過，故隻識其背，不識其麵。歸家後，王旦往往不去冠帶休息，卻入靜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驚擾，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後來，王旦的弟弟去問副相、參知政事趙安仁，說：“家兄歸時一如此，何也?”趙安仁告訴他：“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決，此必憂朝廷矣。”
在其位，謀其政，還要興利除弊，救時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稱為“救世宰相”。
姚崇曆仕唐武則天、睿宗、玄宗諸朝。他“明於吏道，斷割不滯”，“善應變以成天下事”，為相期間，恪盡職守，勤政愛民，政績卓著，被時人譽為“救世宰相”。武則天時期，他因富於才幹，被破格提拔為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當時武則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來俊臣、周興等大興冤獄，許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無辜殺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剛上任的姚崇認為自己有責任改變這種局麵。於是他直率而誠懇地勸諫武則天，說服她改變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統治的長久。武則天為之所動，並於長安二年(702)修正來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錯案，為受害的官員“伸其枉濫”。為此，武則天讚賞他道：“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意。”並賞銀千兩。
睿宗時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極力革除弊政。當時官僚機構臃腫，百官泛濫，銓官製度紊亂。尤其是公主、後妃們，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應是吏部先用赤筆注官之狀，門下省審批，皇帝授旨，稱“赤牒授官”。斜封官則是皇帝受公主、後妃的請謁，用墨筆敕書任命官員，用斜封交付中書省。她們利用斜封，鬻法徇私，進而搞裙帶關係，各樹朋黨，擾亂吏治，致使政府機構的工作難以正常開展。姚崇則聯合宋璟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睿宗采納了他們的建議，“罷斜封官數千人”。同時，他又不畏強權，大力整頓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現了“賞罰盡公，請托不行，綱紀修舉”的清新局麵。姚崇為玄宗輔政時期，繼續大力整肅吏治。嚴格銓選製度，對於以請托等不正當手段謀取官職的，無論是誰，
姚崇都堅決予以製止。開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成義向玄宗請托，要求將他府中的閻楚矽破格晉升，玄宗答應照顧。這種做法違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堅決反對。他和另一丞相盧懷慎上書，反對因親故而升官晉爵。姚崇的力爭，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至此，向皇帝請謁討官的情況大為收斂。
唐中宗時，佛教盛行，公主、外戚皆奏請度民為僧尼，以求福禳災；富戶強丁也多削發以避賦稅徭役，破壞了政府的正常賦稅征發用農業生產的發展。姚祟再居相位後，義不容辭地上書玄宗，說：“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
起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壞正法?”唐玄宗采納了姚崇的建議，命有司檢括天下僧尼，以偽濫還俗者1．1萬多人。又規定“自今所在毋得創建佛寺”，“禁百官家毋得與僧、尼、道士往還”’“禁人向鑄佛寫經”。
玄宗開元四年(716)，山東蝗蟲大起，當時百姓迷信，不敢捕殺，而在田旁設祭、焚香。姚崇派遣禦史分道捕殺。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絕禦史入境，認為蝗蟲是天災，自宜修德，以感動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報倪若水說：“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饑饉，將何自安?幸勿遲回，自招悔吝!”此時，包括盧懷慎在內的朝中大臣也多認為驅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懷疑，姚祟說：“今山東蝗蟲所在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倘不收獲，豈免流離。事係安危，不可膠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並請削除。”結果玄宗被說服。排除各方阻力後，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並且還親自設計捕蝗辦法：“蝗既解飛，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
且瘞，除之可盡。””結果頗見成效，蝗災逐漸止息，當年農業取得了較好的收成。
姚祟一生為政，以身作則，興利除弊，救世治國，盡責盡職，深得諸帝及同僚們的推許，並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其位，謀其政，又要真正地以政治為己任，不因個人才名而偏忽。如，宋翰宰相歐陽修為政一向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即使與人言談，也多談吏事。有人曾不理解：像他這樣名冠天下的大文學家，應該談論的是文章詩賦、古往今事，而他卻多講為官之道，故發問道：“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何教人以吏事?”歐陽修回答道：“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彼非入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陳年公案，反複觀
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人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
在中國古代，士大夫們往往恃才倨傲，以學問、文章矜誇，而視敢事為俗流、濁流，不肯盡心盡責。而歐陽修作為一代文宗，為官30餘年，無論被貶為地方小官，還是在中央為相，處理政事都勤懇認真，從不疏忽大意，這是難能可貴的。
在其位，謀其政，也要以國是為重，當失職或屍位、無以輔政時，當激流勇退，以避賢路。石慶是漢武帝時丞相，他一生以醇謹聞名。在他任太仆時，為武帝馭馬架車。武帝曾問駕車的共有幾匹馬，他舉鞭一一點數，然後恭敬地報告：“六馬。”其謹慎如此。後為丞相，井封為牧丘侯。當時漢武帝正胸懷韜略，用兵連年，大少功業。而石慶身為丞相卻謹言慎行，瞻前顧後；對皇帝隻是唯言是從，俯首聽命；居相位九年，竟無所建樹。元封四年(前107)，關東地區出現流民200萬，其中有40萬口為無戶籍可核的農民。石慶認為自己身居丞相之
位，每日餐位屍祿，自慚形穢，便上書引咎辭職，他說：“臣幸得待罪露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斧質，上下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武帝未許。二年後，石慶在不安中去世。
在其位則謀其政，既是為政者的義務也是責任。否則，屍位素餐、混天度日，誤己誤人誤事誤國，罪莫大焉。
真誠方可取信於民
【原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解析】子貢問怎樣治理政事，孔子說：“糧食充足，軍備充足，人民信任政府。”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項，在這三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軍備。”子貢說：“如果迫不得已還要去掉一項，在這二項中先去掉哪一項?”孔子說：“去掉糧食。自古以來，人都會死，失去人民的信任，國家就站不住了。”
如果你已經是一位主事者，並且相當機智，請注意，任何官場手腕、伎倆都隻是“用”，這種用，如果沒有下屬的擁護為“體”的話，注定是難以長久的。
美國總統大選前夕，形勢對林肯十分不利。他的對手民主黨在南方蓄奴州的選票萬無一失，隻要爭取到不多的幾個北方州，就可穩操勝券。民主黨的內定候選人是道格拉斯。如果想戰勝道格拉斯，首先必須製造民主黨內部的不和。於是，林肯在一次辯論時，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在未成立州的美國領土之內，人民是否可以合法地把奴隸製驅逐界外?”這是一個十分難答的問題。如果道格拉斯作肯定的回答，就會失去南部各州的支持；如果作否定的回答，又會失去北部各州的支持，包括他的本州伊利諾州在內。
道格拉斯在他本州民主黨機構的壓力下，加上他一人也不願背叛江東父老，便作了肯定的回答。結果激怒了南方民主黨人，他們決定取消對道格拉斯的支持，另外組黨。這樣，民主黨就宣告分裂，南方民主黨也選出了自己的候選人。雖然民主黨被林肯離間了，但道格拉斯仍然信心十足。他租用了一輛豪華列車，供他競選之用。並且在最後一節車上安置禮炮一尊，每到一站就鳴禮炮32響，然後樂隊奏樂，十分排場。每到一站，他還要乘一輛六輪馬車去市鎮中心發表演說。前麵有彪形大漢騎駿馬開道，後麵則是許多馬車，滿載著紅男綠女，吆五喝六，不可一世。道格拉斯叫嚷：“我要讓林肯這個鄉巴佬聞聞我的貴族氣味。”
林肯沒有馬車，更不用說專列；他買票乘車，每到一站，坐的是從朋友那裏借來的耕田用的馬拉車，在演說中，他常說：“道格拉斯參議員是聞名世界的人，是一位大人物。他有錢也有勢，有圓圓的、發福的臉，他當過郵政官、土地官、內閣官、外交官等等。相反，沒有人會認為我會當上總統。有人寫信給我，問我有多少財產。我隻有一位妻子和一個兒子，都是無價之寶。此外，還租有一間破舊辦公室，室內隻有桌子一張，價值二元伍角，椅子三把，價值—元。牆角裏還有一個大書架，架上的書值得每個人一讀。我本人既窮又瘦，臉很長，不會發福。我實在沒有什麽可依靠的，唯一可依靠的就是你們。”
眾所周知，最後，貴族氣味十足的道格拉斯沒有成為美國總統，而一無所有的鄉巴佬林肯卻如願所償，當上了美國總統。道格拉斯因為出言不慎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而林肯則以其真誠和坦率贏得了人民的信任，登上了總統的寶座。看人認為，林肯競選之勝，是勝在了他的才幹上。這種看法有道理，但卻是片麵的。林肯固然有能力，道格拉斯不也一樣有能力嗎?況且，林肯的政績為民眾廣為了解是他當了總統以後的事。
其實，林肯的勝利根基乃在於他的坦率和真誠。他不擺架子，不講排場，處處都顯得就是民眾的代表。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所謂“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是也。
中國古人對於“君、民”關係的論述，早已點明了上司與下屬關係的精髓——君是舟，民是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載是覆，全看這舟的表現如何了。為政之道，在於審時度勢：依勢用勢；但為政之本，卻在取信、立誠。贏得信任，取得支持，便可乘風破浪；相反，眾叛親離，威風掃地，則有翻船溺水之險。到那時，盡管你用盡陽奉陰違，兩麵三刀的技術，也是無力回天。也許落到水裏，嗆個半死，才想起來：之所以落到這步田地，全是自己平時的“積累”，上下內外，離心離德，腳上的泡是自己走的呀!
庸俗領導學隻講詭詐權謀，：不講德操品行；高調領導學隻會講大道理，婆婆媽媽，實作領導學則從原則到技術全麵分析。因為，原則與技術是相互為用，密不可分的，兩者缺一，即落人旁門左道。實作領導學既不是為了培養陰謀家，也不是為了培養理論家，它的目的是培養出紮紮實實、德才均備的領導人才。這裏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權力運作，要有一個“本末輕重”的觀念。為政運謀者可以衡量，可以調和利害，卻萬萬不可以舍本逐末。看中眼前利益與看到長遠利益，是區分英才與庸才的重要準繩。退一步說，如果說為你的團隊謀利益不是你的目的，它至少也是提高你形象的一種根本手段。請不要輕視這一點。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沒有人能在所有的地點與所有的時間都能欺騙與虛偽，隻有真誠坦率方可取信於民，這個道理很簡單，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常常有人忘記。
其身正，不令而行
【原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解析】孔子曰：“統治者的行為正派，就是不發命令老百姓也會執行；統治者的行為不正派，就是發命令老百姓也不執行。”
漢朝初期，有一位名將叫李廣，他有勇有謀，在抗擊匈奴的作戰中，打了70餘次勝仗，匈奴人十分畏懼他的英勇善戰，號為“飛將軍”，隻要一聽到李廣領兵出擊，便聞風喪膽而逃。李廣不僅自身驍勇，還統禦著一支驍勇的軍隊，所有的士卒都願意跟隨他作戰。
李廣本人不擅長言辭，但他帶出了一支訓練有素的精壯隊伍。其奧秘在於“其身正”，才有“不令而行”的效果。
李廣為人十分廉潔。他屢立戰功，每次得到賞賜，都分給部下同享。平時演練行軍，他總與士卒同吃同住。身為將軍40年，“至死身無餘物”。鎮守邊塞，異域作戰，時常出擊千百裏，要露宿荒漠，十分艱苦，隻要有一名士兵尚未喝到水，他不到水邊去；隻要有一名士兵還未吃上飯，他就不嚐一口。他對士卒一向寬厚，從不隨意苛責辱罵，士卒也都視之如父。因而，李廣雖然口才笨拙，不愛多說話，卻在士兵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每有征戰，李廣總是身先士卒，甘冒矢石，而士卒則更加奮勇向前，舍命圍護李廣。在他60多歲最後一次同匈奴作 戰中，因出師不利而自殺。當時全軍將士，個個痛哭失聲，百姓聞訊，也人人涕淚直流。所以司馬遷在總結李廣的一生時說：“餘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上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人也。”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的道理其實就是要說明作領導的要“以身示人”，要“身教重於言教”，隻有這樣，才能讓自己有權威，讓部下心服口服而不遺餘力地執行命令。在曆史上，“以身示人”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就說曹操吧，那“割發代首”的故事也說明了他對身體力行，率先垂範的作用了解得非常清楚。那一次是曹操親自領兵出征，適逢麥熟季節，為此，他下了一道死命令：凡有踐踏麥田者一律處死。不料，他自己的馬受驚闖入麥田，踏壞了莊稼，於是他把執法官找來議罪。法官認為按《春秋》“罰不加於尊”之義，可以免去處罰。曹操卻說：“製法而犯之，何以帥下?”但自己身為統帥負有重任，“不可自殺，請自刑”。便拔劍割下頭發表示接受懲罰。在“身體發膚受之父母”的古代，能做到“割發代首”並不是一件容易事。恩格斯說過：“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麽和實際上是怎樣一個人。”通過這種方式，曹操在他部下中獲得極大的權威。
清朝的於成龍也堅持“以身示人”，提倡“治亂世，用重典”的他曾得到康熙召見，被褒讚“今時清官第一”。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人格境界也隨之攀高，造成了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良好效果。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做官對於很多封建官吏來說尤異於最好的斂財手段。當這種判斷成為社會風氣後，做清官便非常艱難，但是百姓呼喚清官，當以“清端”、 “卓異”聞名的於成龍登上官場的時候，注定引來一片喝彩聲，少有大誌的他自幼過著耕讀生活，受到正規的儒家教育，後懷“此行絕不以溫飽為誌，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負，接受清廷委任，去往遙遠的邊荒之地做縣令。這可不是輕巧活兒，兩屆前任一死一逃，羅城遍地荒草，城內隻行居民六家茅屋數間，政府辦公地隻設三間破茅草房，他這個縣令寄居於關帝廟中，同來的從仆或死或逃：作為邁向仕宦生涯的第一步，帶病的他隻有以堅強的意誌奔走操勞。
而對百廢待舉的局麵，於成龍“治亂世，用重典”，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他抱定“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信念，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結果是賊人“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盡行退還”， 鄰盜”從此再不敢犯境。擺脫內憂外患的同時，於成龍剛柔並用地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桀驁的地方豪強“皆奉法惟謹”。他的突小的辦事能力得到上級的重視，他也有機會被舉薦為廣西惟一的“卓異”，升任四川合州知州。 赴任時，他連路費都沒有，當地百姓“遮道呼號：‘公今去，我儕五天矣!’追送數十裏，哭而還”。到合州之後，他革除宿弊，改善 百姓的生活質量，免去規定驅從，僅以家仆隨身；合州也是窮地方，他的務實努力又改變了當地麵貌，遂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幹同知有兩件事情值得細述：治盜省訟和兩次平定“東山之亂”，為了摸清重大盜案的來龍去脈，“微行私訪”的他扮作田夫、 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特意在衣內置布袋裝有盜賊名單， “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尤不得。”他“寬嚴並治”、“以盜治盜”，而被百姓呼為“於青天”；值得提及的是，其破案、察盜之能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得到神化，《聊齋誌異·於中丞》描述得繪聲繪色。
“二藩之亂”爆發之後， “通賊”罪名使人人白危，於成龍又 出來收拾尷尬局麵。無畏的他冒著生命危險進入發難的山寨說服300名槍手，當“高山大潮，烽火相望”的時候，他力排眾議主動進剿，乘勝平定其餘叛亂：
於成龍的讓人難忘，主要在於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遇到災荒的時候，他以糠代糧救濟災民。 “要得清廉分數足，惟學於公食糠粥。”把儀剩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餘兩，施一日而盡”：事情做到這個份上，為民稱頌就絲毫不令人感到意外了，說他是“閩省廉能第一”，也絕非什麽誇張之辭。康熙在紫禁城召見他，褒讚他“今時清官第一”，“製詩一章”表賜白銀、禦馬“嘉其廉能”，任其為總製兩江總督。有了廣闊天地的他開始大舉整頓吏治，試圖 以模範作用帶動整個封建官場。
“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 “以一夫不獲日子之喜，以一吏不法門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於成龍責令部屬揭報“不肖貪酷官員”、“昏庸哀誌等輩”， “以憑正章參處”。他“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凡其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由於他的舉薦，很多廉潔有為的人才得到重用。每個發現科考中有舞弊之風，他規定“立刻正章人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這番努力改變了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屢遭落榜的狀況，他的官階和人格境界越升越高，生活卻更加艱苦。“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仆”，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仆共吃”，“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親切地稱他“於青菜”，周圍的官吏也不得不“無從得蔬茗，則日采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雲遊宦海的他隻身行走天涯，與結發妻闊別20年之後才得一見，及至去世的時候，居室中隻有“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菜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得到如此愛戴，康熙破例親自為其撰寫碑文。據報載，他的後世子孫如今仍生活在於氏繁衍的土地上，沒有忘記祖輩的曆史而樸實地勞作著。
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對於製定的規則，如果自己首先就不要遵循它，那麽要部下遵循它無異於緣木求魚。而自己如果自己行為正派，“以身示人”，當然規則與命令就能得到很好的執行。
為政當居之無倦
【原文】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解析】子張問怎樣處理政事，孔子說：“身居官位不懈怠，執行政令要忠實。”
居之無倦就是身居官位不懈怠，勤於政事，就是兢兢業業，夜以繼日，勵精圖治；不辭病苦，奉公盡職。其最高境界就是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忘我工作，利國惠民。
勤於政事，是成就一個有作為的封建君王的基本條件。綜觀曆代比較英明傑出的帝王，特別是那些開國創業之君，一般都是兢兢業業，勤於政事。如果連勤政都做不到，那就必然陷於荒**：嬉戲怠惰而難以自拔，朝政因之委於他人，於是重臣擅權，宦官幹政，輕則導致朝綱紊亂，大權旁落，重則引來內憂外患，身敗國亡。
平民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是個勤政的典範。他從征討殺伐中奪得江山，深知皇權來之不易。為了防止大權旁落，他登位以後便果斷廢除丞相製，改由6部(吏、戶、禮、兵、刑、工)長官直接向皇帝匯報，由皇帝親自裁決，使得皇權與相權集於一身，大小政務均親自處理，斷不假手他人。往往天不亮就起床批閱公文，直到深夜才得以休息，甚至吃飯時還在思考政務。每思得一事，就順手寫在紙上，縫在衣服上，事情記多了，掛得滿身都是，上朝時再把它們一一處理了當。以洪武十七年九月的收文為例，從十四日至二十一日8天內，共收到內外諸司奏紮共1660件，計3391事，平均每天要批閱200多件奏劄，處理400多件事。其政務的辛勞可以想見。侍臣怕他操勞過度，勸他：“陛下勵精圖治，天下蒼生之福，但聖體過勞，宜多加保重。”而朱元璋卻說：“我難道好勞而惡安嗎?以往天下未定，我饑不暇食，倦不暇寢，獎勵將帥平定平下；現在天下已定，四方無事，難道可以高居宴樂了嗎?自古以來，人勤則國家興，人怠則國家衰，我怎麽敢暇逸呢?”他把勤政放到關係國家興衰存亡的高度
來認識，所以能自覺堅持，甘之如飴。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朱元璋命人讀了6000多字還未聽到具體意見，大發脾氣，叫人把茹打了一頓。可是心中仍然係於政事，未能釋然。於是第二天又命人讀，讀到1．6萬字後，才涉及本題，建議了5件事情，其中4件可行。朱元璋即命主管部門予以施行，並指出這5件事有500字即可，不必囉嗦1萬多字，還承認自己打人是過失，表揚茹為忠臣。並親自寫文規定建言格式，公布全國。可見其對政事是多麽一絲不苟。
《尚書》說，“怠忽荒政”、“業廣惟勤”，勤能補拙。因此，古代賢能的地方官吏，都以勤政來自律自警，從而實現吏事的練達和政治的清明。
晉朝時的陶侃，曆任南蠻長史、江夏太守、武昌太守、侍中、太尉等職，他不僅是一代名將，也以“性聰敏，勤於吏職”著稱。
王敦之亂平定後，朝廷任命陶侃為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和荊州(今湖北江陵縣)刺史。陶侃資性聰敏，勤於吏職。他整天正襟危坐，處理公務，千頭萬緒，都沒有遺漏；遠近的書信和奏疏都親手草寫，下筆如流。及時接見遠來近投的客人，門前沒有停客。他經常對人說：“大禹是聖人，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陰；至於我們這些凡俗的人，應當珍惜每一分光陰。怎麽能夠遊逸荒醉，生著無益於當時，死了默默無聞於後世呢?那樣是自暴自棄啊!”僚佐有的因為清談和遊戲荒廢了正事，陶侃就命人取來他們喝酒、賭博的器具，都投入江中。如果參與的人是官吏和將領，則加以鞭打，並且說：“賭博是牧豬奴才幹的勾當。”有奉贈物品的，陶侃都仔細地問明由來，如果是辛勤勞作所致，雖然微小，也一定高興，慰勞和賞賜都加
倍；如果是不正當的方式所得，就嚴厲地斥責他們，還其所贈。
陶侃曾經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的稻子，陶侃問：“用它幹什麽?”那人說：“行道所見，隨便取了點。”陶侃大怒道：“你不種田，竟敢糟踏人家的稻子!“”抓過來就鞭打了他一頓。由於陶侃勤政愛民，老百姓也都勤於農業生產，家家豐裕，人人富足。當時造船，陶侃命令把鋸下的木屑和竹頭全部收起來，官員們都不了解他的用意。後來，正月初一，正遇上雪後轉晴，公署廳堂前餘雪猶濕，於是以木屑鋪到地上，走路時一點沒有妨礙。到桓溫伐蜀時，又以陶侃所存的竹頭作釘子，建造船隻。
陶侃珍惜光陰，理政周詳，建立了不朽功業。北魏時的宋世景為政“無早晚之節”，也寫下一段勤政的佳話。
宋世景起初官拜國子助教，後任司徒法曹行參軍、尚書祠部郎和滎陽太守等職。時稱他的文武才略和清平忠直，少有人能比得上。雖才德過人，依然夙勤不怠，因而判案如神，政績卓著。
宋世景任滎陽太守時，當地豪門鄭氏依仗權勢，縱橫鄉裏，人們都很懼怕。世景下車伊始，就抑壓豪強，趕跑了鄭家一位貪贓枉法的縣令。於是，僚屬們都害怕他的威嚴，沒有不改過自謹的。為了治理好滎陽，宋世景廢寢忘食，僚屬和百姓，隨到隨見，沒有早晚時節的分別。來者沒有一個不能和盤托出他的隱情和心事的，因為太守總是平易近人，屏人密語。這樣，宋世景對於民間發生的事情，不論大小，都能知道；揭發奸人、揪出隱情，像神明一樣。曾經有一個官吏，休完假還郡，路上吃了人家的雞；又有一個聽差，私下裏接受了別人一頂帽子，又吃了兩隻雞。世景喝斥他們說：“你們怎麽敢吃了某某的雞，拿了某某的帽子呢!”二人聽了，大驚失色，急忙叩頭伏罪。於是，上上下下都震驚恐懼，沒有敢觸犯禁令的。
古人說，勤於思則理得，勤於行則事治。居之無倦、勤於政事是為政者的基本品格與原則。一個人不論才能大小和職位高低，隻要在其位，就應該敬其事，出其力，勤於行，盡其職。
為政不要以私害公
【原文】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解析】孔子說：“一個人能夠生存在世界上是由於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時也能夠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於他僥幸地避免於禍害。”
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是說，一個人能夠生存在世界上是由於正直，不正直的人有時也能夠生存在世界上，那是由於他僥幸地避免於禍害。在政治上，不以私害公是正直的一種很重要的表現形式。中國曆史上，有許多能不念舊怨，不計私情，以國是為重，而不以私害公。他們的行為至今受到人們的稱讚。
西漢蕭何與曹參都堪稱不以私害公的傑出人物。
蕭何與曹參都曾是沛縣小吏，蕭何是主吏椽，曹參是獄椽，兩人同時參加了劉邦起兵。後來，一個運籌帷幄，支撐全局；一個披堅執銳，身經百戰，又同時成為西漢王朝的開國元勳。
劉邦統一後，大行封拜，先樹蕭何為酂侯，食邑最多，這時，包括曹參在內的戰將功臣們憤憤不平，都說：“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嚐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劉邦借狩獵講明了蕭何在建漢中的作用，他說：“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既然說到這一步，戰將們便不好再說什麽。
受封完畢，排定位次時，戰將們推出了他們的代表曹參，紛紛陳辭道：“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分封之時，劉邦已拂逆功臣，首封蕭何，這時，雖然仍想將其列為第一，但一時找不出新的理由，關內侯鄂君很了解劉邦的心思，遂上言論蕭何與曹參之功勞，他說：“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
劉邦當然立即采納了這一建議。雖然兩次事件都是劉邦定奪，但曹參、蕭何之間卻產生了較深的隔閡。史稱：“(蕭)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又稱：“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但兩人又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宰相氣度，都做到了不以私害公。蕭何病重之時，惠帝前往探視，問道：“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蕭何答道：“知臣莫如主。”惠帝問：“曹參何如?”蕭何馬上頓首道：“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完全拋棄個人恩怨，舉薦曹參。而曹參為相後，也是不計個人恩怨，一仍蕭何成法，史稱：“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唐中朝的名相李泌與名相兼名將郭子儀也都是不計私情以大局為重的代表。
安史之亂爆發後，李泌隨肅宗至彭原(今甘肅鎮原東)，規劃反叛大計。肅宗與李泌談及李林甫，想命令諸將，克長安後，掘其塚墓，焚骨揚灰。李林甫是唐玄宗後期寵信的奸相，口蜜腹劍，害人無數。他曾讒害李泌，幾致死地，按照常理，對肅宗這一想法，他自然會十分讚同。但李泌考慮的卻不是個人私憤，他認為若是肅宗為首的新朝廷這樣對待以往的怨仇，恐怕會波及安史叛軍中的新仇人，使他們斷了改過自新、歸附朝廷的念頭。因此，他提出：“陛下方定天下，奈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肅宗聽後，十分不悅，反問道：“此賊昔日百萬危朕，當是時，朕弗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林甫亦惡卿，但未及害卿而死耳，奈何矜之?”後在李泌的反複勸導下，肅宗接受了這一意見，並說：“朕不及此，是天使先生言之也。”
對昔日仇讎如此，對昔日有恩於他的人，李泌也同樣不徇私情，以大局為重。肅宗與李泌少相友善，一直尊稱“先生”，其愛妃張良娣非常關照李泌，並曾為其解脫險境，安史之亂爆發後，兩人又都十分倚信李泌。但在關於張良娣的問題上，李泌一直恪守大局，不肯遷就，肅宗抵彭原不久，玄宗曾派人送給張良娣一副七寶鞍，李泌認為應交付國庫，他說：“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吏，以俟有戰功者賞之。”聽到這話，張良娣不太高興，道：“鄉裏之舊，何至於是!”良娣與李泌又是同鄉，故雲。肅宗道：“先生為社稷計也。”馬上命人撤下七寶鞍。過了不久，肅宗又對李泌道：“良娣祖母，昭成太後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以慰上皇心，何如?”也就是要封良娣祖母為太後。李泌則認為：“陛下在靈武(今寧夏永寧西南)，以群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肅宗又接受了這一建議。不過，李泌也由此得罪了張良娣，以後，連續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使他一度歸隱山林。
與李泌相似，當時的另一位名相兼名將郭子儀也是不計舊嫌，不念私恩，完全以國是為重。安史之亂爆發前，郭子儀與李光弼同為朔方節度使的牙門都將，兩人積怨甚深，不交一言。安史之亂爆發後，原朔方節度使安思順因是安祿山從弟被賜死，郭子儀被任命為朔方節度使，準備分兵東進，抗擊安史亂軍。這時，李光弼內心十分不安，擔心郭子儀乘機加害，遂人府門向郭子儀請罪道：“一死固甘，乞免妻子。”郭子儀急忙下堂，扶光弼上堂對坐，推心置腹地說：“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憤時邪?”他又上書唐廷，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將朔方兵萬餘人分給光弼統領。史稱兩人分別時，“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在平定安史之亂的戰爭中，兩人都建立殊勳，彪炳史冊。
當安史之亂尚未平定之時，權閹魚朝恩對郭子儀百般進讒，乾元二年(759)，郭子儀被解除朔方節度使一職，召回京師，掛了一個空頭宰相的名號。寶應元年(762)，因朔方節度使李國貞治軍過嚴，將士們怨聲載道，無不思念郭子儀，牙將王元振遂發動兵變，殺李國貞。唐廷不得已，又任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子儀抵朔方後，將士們歡呼不已，王元振也自以為立了大功，期望得到獎賞。因為在唐後期，節鎮主帥被逐比較常見，逐殺主帥之人也往往不被定罪，要麽自立為帥，要麽擁立新帥成為功臣，新任主帥則對之優遇有加。但郭子儀卻不這麽做，王元振自以為有功於郭子儀，認為必有重賞。誰料，郭子儀到任後，馬上將他扣押，嚴正地對他說：“汝臨賊境，輒害主將，若賊乘隙，無絳州矣(朔方節度使時治絳州，即今山西絳縣)。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屍不久，就將王元振等人斬首，史稱：“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若郭子儀囿於私恩，不斬王元振，很難安定河東局勢，由此也可見郭子儀的不凡氣度。
此事過後10餘年，郭子儀在邠寧節度使任上時，曾上奏唐廷，請任命某人為州縣官，但未能獲準。在唐後期，這種情況比較少見，因為當時的節度使們握有一方重兵，對他們奏請除授的官員，唐廷一般是照例恩準，稍不如意，這些重臣便可能舉兵而起，興師問罪。因此，得知郭子儀奏請的任命未能獲準，僚佐們便紛紛議論道：“以令公勳德，奏一屑吏而不從，何宰相之不知體?’’但郭子儀對此毫不介意，反倒認為這是朝廷對他的信任，他對僚佐們說：“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多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乃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事，人主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從這番表述，我們又可以看到郭子儀顧全大局、不計私憾的政治氣度。
凡事有大小輕重之分。政治乃天下之公器，是為眾人謀利益的事情，而個人恩怨屬於個人之私務，切不可以私亂公，以小亂大!
見義不為是膽小鬼
【原文】見義不為，無勇也。
【解析】這句話表達了“義”與“勇”的關係。其實，見義不為不僅是怯懦的表現，而且是十分可恥的事情；相反，見義勇為則是十分光榮的事情。為了使社會風氣變得更好，應該提倡見義勇為的精神。
“見義不為，無勇也。”這是說君子應該見義勇為。見義不為，則無君子之勇（但是也可能有小人之勇）。“子謂子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這裏的恭敬惠義，其實也都是義，義者，宜也。此即君子之行、君子之勇。
在孔門弟子中，子路以勇著稱。
然而有一次，“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裁）！’”朱注：“夫子善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同前）所以，孔子常常挫其銳氣。“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這裏，從“君子義以為上”中，有一句淺台詞呼之欲出：小人利以為上。此即“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之勇尚義，小人之勇尚利。
應該見義勇為的事你不去做，用老百姓的話來說，你是“當做不做，豆腐放醋。”用四川的方言來說，你是個“二百五”。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見到車匪路霸應挺身而出；見到女青年落水應義無反顧，不待脫衣就跳下水去，救命要緊。否則，你就是膽小鬼一個。
怎樣勇於行？這是關於勇的度量問題。前麵說過，勇於行包括言和行兩個方麵。孔子要求“言必信，行必果”，從而要求“訥於言，敏於行”：“君子能於事而慎於言”（《學而》）；“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裏仁》）。這是因為，“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所以，君子慎於言，勇於行。反之，“巧言令色，鮮矣仁。”（《陽貨》）
不僅如此，孔子甚至認為，君子不僅要慎言，而且要慎行：“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為政》）慎言慎行是君子之勇，妄言妄行是小人之勇。後來蘇東坡認為大勇、小勇之別，在於一個“忍”字，“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留侯論》）小人之勇與君子之勇，在度量上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勇敢是人類最美好的品德之一。但“勇”不是一味地輕生好鬥，而是與道德修養密切相關的。孔子承認他的學生子路比自己勇敢，但也教導他有勇更要有義。孔子認為，沒有是非觀念的“勇”是不足取的，見利忘義，或“見義不為”，都談不上真正的“勇”。荀子將“勇”分為上、中、下三種境界，懷仁愛之心，憂國憂民，無私無畏，是“大勇”；好禮而輕財，親賢者遠小人，是“中勇”；不顧是非，貪財鬥狠，是“小勇”。綜觀古今，凡是為國家、民族利益，為正義事業，敢於奮鬥，勇於犧牲者，都是值得崇敬的勇者。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強禦。” 《詩經·大雅》。大意是柔軟的東西不輕易去吃，堅硬的東西也不輕易吐出來；不欺侮弱小的人，也不懼怕強權的威脅。這首詩是歌頌西周名將仲山甫，為送他出征而作。意思是說他一定會不負王命，平定諸侯，安撫百姓。表達了對品德高尚、勇猛英武、不欺軟怕硬、不淩弱懼強的品格的讚譽。
孔子提倡“視死如歸。” 原意就是麵對死亡要像回家一樣從容。 畏懼死亡是人之常情，但是還有比死更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義”。這句話強調，有時候為了維護“義”、成就“義”，就應該直麵死亡，平靜地對待死亡，也就是“舍生取義”。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有仁德的人一定會很勇敢，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這句話表達了“仁”與“勇”的關係。有仁愛之心的人一定會見義勇為，舍生取義，這才是真正的“勇敢”；而某些看起來勇敢的人，卻不一定都是為“義”而勇，也許隻是意氣之勇，在他們的心中未必有仁愛之情。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則是說有德行的人不會憂慮，有智慧的人不會迷惑，有勇氣的人不會畏懼。這是孔子認為君子應該具備的三種品質，也是一種完美的人生境界。有仁德的人，能夠寬厚愛人，所以無所憂慮；有智慧的人，能夠辨明是非，所以不會迷惑；有勇氣的人，能夠臨難不驚，所以無所畏懼。一個人具有這三者中的一種品質已屬難得，三者兼備，更是不易。孔子坦言自己也沒能做到，不過他的學生子貢卻說這是“夫子自道”，意思是說這是孔子的自我描述。在孔子學生的心目中，孔子就是仁、智、勇的化身，如果連他都不具備這三種品質，那誰還能做得到呢？
荀子也講“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道義所在，不會傾倒於權勢，也不會隻顧私利。荀子這句話是在談論一個人的“大勇”時說的。荀子指出，隻為爭飲食而鬥是無廉恥的豬狗之勇，為爭貨財而鬥是惟利是圖的賈盜之勇，無謂地械鬥是小人之勇。君子之勇是為道義而鬥爭。他們不屈不撓，勇往直前，不畏權勢，不為一己私利，所以會得到民眾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