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記

二十五年前，抗戰第二年，我在浙閩沿海一帶旅行，春末到了福州，恰好碰上福建全省舉行科學宣傳周，也參加了開幕式。教育廳長鄭貞文先生要我對青年學生作講演。我說：近代中國思想，以“閩學”為主潮，不過，過去七八百年間的“閩學”，乃是朱熹在建陽南平一帶所傳授的格物致知之學。到了今日，這樣的“閩學”還不夠解決現實的問題，我們要提倡另外一種“閩學”，鄭樵（漁仲）的“到自然、到社會中去研究”的“閩學”。（鄭漁仲和朱熹時代相先後，都是南宋學人。）我又說到我自己，本來如清代正統派的樸學家一樣，研究考據之學，奉鄭康成（東漢末年大經學家）為宗師。古人稱鄭康成之學為“鄭學”，如今我們要提倡另外一種“鄭學”——鄭漁仲之學。這番話，很得貞文先生的讚許。（鄭氏原是科學家。）我也舉了一些戰場上的實例。過了幾天，陳儀（公俠）主席邀我談話，他也提到我的演講，他說我的主張和蔣百裏先生相接近。（公俠先生原是百裏的好友。）我說我是單不庵先生的弟子，單師也是百裏總角之交。我們就談到他們兩人治學方法的不同。

我本來是伏處書齋，作考據文史的工夫，過的是學究生活，抗戰把我帶到“行萬裏路”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說是從乾嘉學人的方式，走向顧亭林、顧祖禹的治學途徑去了。這一方麵，頗受百裏先生的影響。百裏說過：“現在哪裏是青年人安心讀書的時候？前方戰地是青年人最好的課堂，從戰地得來的學問，比從課堂上得來的可寶貴得多。”（見當年《大公報》）他所講的正是我這番話的注解。八年的戰地生活，倒把我一點“上不巴天，下不巴地”的空頭學問弄得有點邊際。最重要的一點，我並不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人。（我本來是金華學派的後學，經過戰地生活，更和顏元、李塨的學派相接近了。）

先師單丕（不庵）先生，他也是乾嘉考證學的學人。（他的生活方式，則是宋明理學家這一型的。）他的讀萬卷書，是了不得的，可是，他一生學問竟如英國史學家亞克敦（Lord Acton，阿克頓勳爵）一般，書齋裏井然排著幾萬卷圖書，據說每一部每一卷都遺有他的手跡。而在餘白上，還用鉛筆的細字記出各種的意見和校勘。（單師則用毛筆。）他的無盡藏的知識，相傳是沒有一個人不驚服的。…………但他之於曆史學，也到死為止，並不留下什麽著作。這螞蟻一般勤劬的碩學，有了那樣的教養，度著那麽具有餘裕的生活，卻沒有留下一卷傳世的書。“他就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樣，吸收了知識，卻並無一泓清泉，也就不曾噴到地麵上來呢？”我是單師最心愛的弟子，當然沒有批評他的意思，但我和查猛濟兄（他是百裏的至親），和百裏先生談到單師時，不禁有“徒然的篤學”之歎。（我也覺得十分慚愧，總想把單師的一些劄記及考據文字整理起來，可奈我們那位不識字的師母，她頑強地拒絕把單師遺書送到文瀾閣去保存起來，我也是無可奈何的。）

我最近根據手邊的一些史料，替百裏先生寫一本傳記性的小冊子。就因為文獻不完全，許多方麵，隻能缺疑，等有機會再來增補。像我這樣不曾弄得十分完整便刊行的事，單師一定不讚成的。但許多事都不能俟河之清才來做的，我想百裏先生不會怪我的草率。好在他的幾個女兒都是了不得的，她們一定會寫出另外的傳記來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