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嗟君曆盡塵海風波，其才略至戰時始顯。
一個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為寒。
——黃炎培挽百裏
一九三八年十月，百裏先生病逝廣西宜山，我曾寫了一篇悼念文字，稱為“文藝複興時代的典型人物”。我說：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特征，在那黎明時期的蘇醒氣息——朝氣中，並不隻是傾向到異教思潮。我覺得清末戊戌、辛亥以迄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波瀾、人物性格和文藝複興時代頗為相近。我把百裏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1〕。文藝複興時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麵的，多方麵的興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論，他是科學家、畫家，又是雕塑家，又嚐為工程師，在北意大利開了一條運河，又曾在米蘭造了許多堡壘，又是音樂家、格物學家、軍事學家，而且替後世的飛行設計，構了許多幻想圖，夠得上“多才多藝”四字的讚語。（這樣多方麵光芒的人物，在那時代還是很多，如米克蘭哲羅〔2〕，也是身兼繪畫、雕塑、建築、工程、詩人、生理剖解這些專門技術的。）百裏一生既是軍事學家，又為政論家，擅長文史研究，詩寫得不錯，字也寫得很好，也是多方麵的才能。他娓娓清談，滔滔不絕，風趣橫溢。他著《歐洲文藝複興史》，對於那時期的氣息，體會得很親切，文字中流露著閃眼的光芒。
我寫了那段文章，後來讀了張宗祥先生的紀念文。（張先生和百裏先生，還有我的老師單不庵先生，為青年時相知契的三友。）他也說起：百裏先生在甲午前除了習製藝八比，喜歡曆史及小說。他曾勸張先生看《野叟曝言》，且詡詡以文素臣自居。張氏覺得文素臣貪多務能，不合他的理想。張氏又說：“百裏此後政治、哲理、外交、美術，靡不研討。不徒以兵學擅長，則少年時已基之矣。”也正好合了我的說法了。（《野叟曝言》，清江陰夏二銘所作。文白字素臣，“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鬥。說他不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卻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扺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殞穀。旁通曆數，下視一行；間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
百裏先生，於我當然是師輩，因為查猛濟兄和我都是單師的門徒。查兄和百裏先生又是內親。因此，我在上海就見過這位風雲的前輩。有一天，那是“一·二八”戰後的第三天，二月一日。他和我們在一家咖啡館喝茶，翻開那天上海版的《每日新聞》，頭條新聞是日本陸相覲見天皇的電訊。他沉吟了一下，對我們說：二月五日〔3〕早晨，會有日軍一師團到達上海參加作戰了。他何以這麽說呢？他說日陸相覲見天皇的意義是報告日軍正式出戰。依日本當前的運輸能力，三天之間，可運輸一個師團兵力、四萬戰鬥兵及其裝備到上海，所以他估計這一師團，五日可以投入戰鬥。（後來，他把這一估計，告訴了蔡廷鍇將軍。）果然，“一·二八”戰役，日軍的第一場反攻是從二月五日〔4〕開始的，他估計得非常正確。我對於百裏先生的欽佩，就是這麽開始的。高子白先生悼詩中，有“論兵邁古聞中外，攬轡澄清誌羽綸”句，也說百裏是現代的諸葛呢。
“無端急景凋年夜，到處低徊遇古人。瓶裏赤心甘必大，墓前青草史來芬。雄獅傷後威猶在，白馬歸來畫入神。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夢到新正。”這一首詩，百裏先生自注：“聞孫（即張宗祥）要我寫字，即錄丁醜除夕在巴黎柏林間所感，裝些外國古董給他看。”甘必大，法國元帥，他的心，還在瓶中供養著。史來芬（今譯施裏芬），德國軍事學家，墓前無人掃除，亂草縱橫，墓鑄一獅，受傷倦臥。“白馬”句，係指法國名畫家畫拿翁（即拿破侖）凱旋歸來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間，漢口版《大公報》刊載了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這篇文章，真是轟動一時。稍微知道內幕的，都明白這是蔣百裏先生的手筆。在一切宣傳文字中，這是有內容，出於冷靜觀察，而以真摯感情來表達的傑出之作。
百裏先生把這故事托之於一段神話，說：“上一年冬間，我在柏林近郊綠林中散步，心裏胡思亂想，又是舊習慣不適於新環境，看手表不過五點，但忘記了柏林冬天的早黑——結果迷失了道路，走了兩點多鍾，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點心慌。但是遠遠地望見了一個燈，隻好向著那燈光走，找人家問路。哪知道燈光卻在一小湖對麵，又沿湖繞了一大圈，才到目的地。黑夜敲門（實在不過八點半），居然出來了一位老者，他的須發如銀之白，他的兩頰如嬰之紅，簡直像仙人一般。他告訴我怎樣走，怎樣轉彎，我那時仍舊弄不清楚。忽然心機一轉，問他有電話沒有，他說：‘有。’我說那就費心打電話叫一部車子來罷。他說：‘那麽請客廳坐一坐等車吧。’一進客廳，就看見他許多中國日本的陳設，我同他就談起東方事情來。哪知這位紅顏白發的仙人，他的東方知識比我更來得高明。凡我所知道的，他沒有不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卻不能像他那樣深刻。比方說‘日本人不知道中國文化’等類，他還有《日本〈古事記〉研究》一稿，我看了竟是茫無頭緒。我十分佩服他，從此就訂了極深切的交情。這本書是我從他筆記中間，片段的摘出來而稍加以整理的。”這一段，托之於夜遇仙翁，說得很有趣。
百裏先生這篇文章，是借著莎士比亞的“漢姆來特”（今譯哈姆雷特，下同）來著筆的。他說：“一群偉大的戲角，正在那裏表演一場比漢姆來特更悲慘的悲劇。…………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注定的；現代的悲劇，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
依我們看法，他是懂得辯證發展的規律的，他說：“日本陸軍的強，是世界少有的；海軍的強，也是世界少有的，但是這兩個強，加在一起，卻等於弱。這可以說是不可知的公式，也可以說是性格的反映。”他說：“孔子作易，終於‘未濟’，孟子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中國文化，日本人根本不懂，他卻要自稱東方主人翁？”這些話到今天看來，不正是先知的啟示嗎？
遠見
百裏先生逝世時，黃任之（炎培）先生挽聯中說：
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嗟君曆盡塵海風波，其才略至戰時始顯。
一個中國人，來寫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後結晶文字，有光芒使敵膽為寒。
這就把他的才學抱負都說出來了。當時，邵力子先生也括取蔣氏的《國防論》、《日本人》二書精義，寫了挽聯：
合萬語為一言，信中國必有辦法。
打敗仗也還可，對日本切勿言和。
蔣百裏一生，最關心國家命運，他雖是將帥門生遍天下，卻是李廣數奇，沒有施展才略的機會，而念念不忘“國防”與“抗敵”，看得非常遠，非常細密。當時，張仲老（一麐）曾對我們說起一件事：那時，他和梁漱溟先生都在重慶。（漱溟尊翁梁巨川先生和仲老是乙酉同年。）看報得百裏病歿宜山噩訊，漱溟失聲長歎。仲老問了緣由，漱溟說：“我五年前在鄒平（山東），得百裏先生電雲將特地過訪，覆到即行。漱溟素未識蔣，但聞其名，即覆電專誠相晤。百裏如期至，乃適漱溟夫人病危彌留，無暇招待，百裏參觀後，不暇深談。未幾相遇於青島，百裏問我：‘君知我前至鄒平之故乎？’漱溟曰：‘不知也。’乃曰：‘吾知中日之戰，勢不能免，勝敗之分，一在械，一在人；論械則我不如敵，論人則我多於敵七八倍。然今日軍事在民眾總動員，而將士不過什之三。我國係農業社會，凡農民欲以民族主義動之不易明了；惟欲破壞其所據之鄉村，則彼以生命相搏，故欲君於教育中注重於鄉村。始吾所以專訪鄒平，欲告君之理由也。’今天他逝世了，我能不哀痛嗎？”仲老說：“中國本少參謀人才，而若百裏之學識，尤為軍人中所絕無僅有的，這是朋友們所共同承認的。”
中日戰爭前夕，百裏先生曾往日本考察一回，晤及士官老同學真崎、荒木諸人，知道中日關係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從地理及民族性看，湖南乃是中國的心髒，中國的烏克蘭。一旦戰事爆發，沿海一帶首遭**，工業計劃應著眼於山嶽地帶，而便利防空及軍事守險，應以南嶽為工業核心。百裏和實業部專員討論煉鋼計劃說：初步小型工廠，可設於安徽的馬鞍山，大冶的鐵和安徽的煤，運起來都很便利，一旦發生對外戰爭，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區，煉鋼廠應該設於株州以南，郴州以北；而萍鄉的煤，寧鄉、醴陵、永興的鐵，質量都是合用的。他曾主張向美大量購買柴油（那時油價比自來水稍貴），而設儲油池於廬山、衡山及武陵山脈川湘邊境。（油池設在山洞中，以防敵機轟炸。）他說中日戰爭發生，大本營應設在芷江、洪江一帶，那一地區有森林，有礦產，又有沅江流貫其間，乃是天然的國防地帶。（空軍基地設在昆明。）在“七七事變”前一年，他能作出這樣的軍事設計，可說是遠見了。
附：文藝複興時代的典型人物
曹聚仁
我很早就讀過蔣先生所著的《歐洲文藝複興史》（商務本），那本書的序文，係梁啟超所作，梁氏自謂動筆作序，一寫便不能自休，後來竟是子息大於娘本，隻能單獨出本，替本史另作一序。那本因作序而寫成的，即是有名的《清代學術概論》（商務本）。梁氏的概論，也是開山工作，自有獨到之處；不過定要把清代三百年的學術思潮，比附之於歐洲文藝複興運動，我個人總以為大可不必，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特征在那黎明時的蘇醒氣息——朝氣，並不隻是傾向到異教思潮。
要比附的話，我倒覺得清末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以迄五四運動前後的思想波瀾、人物性格，和歐洲文藝複興時代頗為相似。如可比附的話，我倒想把蔣百裏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藝複興時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麵的，多方麵的興趣和光芒。以文西而論，他是科學家、畫家，又是雕塑名家，又嚐為工程師，在北意大利開了一條運河，又曾在米蘭造了許多堡壘，他又是音樂家，格物學家，軍事學家，而且為後世飛行設計的幻想人，他真夠得上“多才多藝”四字的讚語。這種多方麵光芒的人物，當時還很多，即如米克蘭哲羅也是身兼繪畫、雕塑、建築、工程、詩人、生理解剖等技術的。蔣先生一生既為軍事學家，又為政論家，又擅長文史研究，字也寫得很好，也是多方麵，其談講說述，滔滔不絕，風趣橫溢，也頗有文西的氣概。他著作《歐洲文藝複興史》，對於那時期的氣息，體會得很親切，文字中也流露著閃眼的光芒。
我個人對於研究係那一群人的政治手腕，心中總不敢苟同；（或者由於我個人所受的理學氣氛而來。）但對於研究係人物的學問風度卻非常佩服。我為什麽提起研究係呢？因為研究係已成為曆史上的名詞，可以撇開政見同異政黨感情來作公平論斷了。研究係的人物，如蔡鍔、梁啟超、黃選新、張君勱、張東蓀…………都是多方麵的人物，蔣先生並可以說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我們若認為研究係的思想氣氛，即是文藝複興時代的氣氛，這話也不算十分牽強吧！
為什麽一個大變動時代的人物，不隻扮演一種角色，而要扮演許許多多樣式的角色？史家解釋滿洲的人文主義，說是一種活潑新奇的人生觀，對於人生現實發生樂趣，富有自信力，為青春狂熱所鼓動。人人對於現況樂觀，對於世間一切都覺得有辦法，即有嚐試為之的精神。當其對舊的表示厭惡，對於一切新的即愛接受，自然而然，要多方麵去嚐試了。蔣先生文字中所帶來的樂觀氣氛，即是這一種活潑新奇的氣氛，它之所能吸引人亦在此。
假使以上的話，不算十分曲解，那就算我在蔣先生的壟柏上所掛的劍了！
注釋
〔1〕今譯萊奧納多·達·芬奇（Leonardo de Vinci，1452--1519）。蔣百裏在其《歐洲文藝複興史》中對達·芬奇的評價為：“於文學、美術、科學、哲學無所不通，無所不精。其多才多藝為曆史上所未曾有。”“藝術家以知立者，其明智之光能燭萬物之微而無不入。”
〔2〕今譯米開朗琪羅（Nichel-anze Baonarroti），蔣百裏對其評價為：“藝術家之以力成者，其精神之強能挾萬物以趨而無不動。”
〔3〕此處疑作者筆誤。在曹其他著作中提到的均為“二月七日”。事實上，在其所著《中國抗戰畫史》中將“一·二八”淞滬戰役分為三個階段，“自初戰至二月七日，日增援陸軍到達上海為一階段”；“從二月七日，日陸軍參加戰鬥，到二月二十三日廟行之戰為第二階段”。
〔4〕曹聚仁在其《采訪外記》（三聯書店版）中提及這一段，他如是寫道：“（蔣百裏）說：‘陸相杉山昨日晉謁天皇，這就是報告出兵的意思，依日本的運輸能力，以及從長崎到上海的水程，估計七日早晨，可運到一個師團。’果然，二月七日，日本的第九師團，到了上海，參加作戰了。”此說法更為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