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下午,彼得·克魯特肯定是華盛頓唯一沒有關注總統女兒被射殺消息的官員,因為他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原子彈爆炸的威脅上了。
作為聯邦調查局副局長,他幾乎要全麵負責局裏的各項事務。克裏斯蒂安·克裏隻是名義上的領導,統管全局,保證一切都在總檢察長辦公室的指導下有序運行,而總檢察長也正是他自己。這種職位上的重疊總是讓彼得·克魯特很困擾,而且特勤局經常處於克裏的領導之下,這也讓他很頭痛,因為他不喜歡權力過於集中。他還知道,聯邦調查局的組織名單上單獨列出了一個精英小組,由克裏直接領導,這個特別安保小組由克裏斯蒂安·克裏從前在中情局的舊部組成,同樣讓克魯特感覺很不舒服。
但原子彈威脅事件可是彼得·克魯特親自負責的任務,他要自己完成這場演出。幸運的是,他得到了一些特別的調查方向,並且參加了智庫研討,直接商議發生在國內的核威脅事件。如果要說有什麽人是這種特殊事件的專家的話,非他克魯特莫屬。他現在也不缺人手,因為克裏任職期間,聯邦調查局的雇員數量增長了三倍。
當他第一次見到這封恐嚇信以及附帶的圖表時,就按照慣常指示的基本要求而采取了及時行動,但他還是因為恐懼而心頭一凜。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恐嚇已經有過幾百回了,偶爾也有幾次像那麽回事,但是都比不上這封信這麽有說服力。所有這些恐嚇信他們都沒有對外透露,這也是總指示的要求。
克魯特立即將這封信轉交到位於馬裏蘭州的能源部指揮所,並不惜動用了特別通信設備。他還向能源部的搜查隊報了警,搜查隊的基地在拉斯維加斯,簡稱NEST。NEST已經派出了他們的小分隊,攜帶各種工具和探測設備飛往紐約。其他經過特別訓練的員工也將乘飛機抵達市區,然後他們會使用經過偽裝、載有複雜設備的貨車搜查紐約的各條街道。直升機也會派上用場,地麵人員則攜帶裝有蓋格計數器的箱子走遍整個城市。但這些都不是讓克魯特頭疼的地方,他隻要派遣攜帶武器的聯邦調查局警衛來保護NEST的搜查人員就可以了。他真正感到困難的工作是要找出寫恐嚇信的混蛋。
馬裏蘭能源部的人已經研究過這封信,並且交給他一份關於寫信者心理狀況分析的材料。這些家夥真夠了不起的,克魯特想——他真不明白他們是怎麽分析出來的。當然了,這封信暴露出一條明顯的線索,就是恐嚇者並沒有索要錢財。而且,信中還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他一拿到那份心理報告,便派出了一千人前往調查。
報告上說,寫信者可能很年輕,而且受過高等教育,他可能是名牌大學物理係的學生。僅僅依靠這一條信息,克魯特花了幾個小時就找到了兩個很符合描述的嫌疑人。接下來的工作就很簡單了。他忙碌了一夜,給實地調查團隊下達各種指示。當他得知特麗莎·肯尼迪遇害之後,他果斷地將這件事從腦子裏清除出去——除了靈光一閃的某個瞬間,他想到所有這一切也許都是通過某種方式關聯在一起的。但是今晚的工作是要找出寫恐嚇信的人。感謝上帝,寫信的混蛋是個理想主義者,這樣的人比較好追蹤。這個世界上還有成千上萬貪得無厭的王八蛋,也會為了勒索錢財而做出類似的事情,但是要找到他們可就難上加難了。
在辦公室等待消息的時候,克魯特用計算機把過去曾經收到過的核恐嚇信件整理存檔。實際上,他們從來就沒有發現過什麽核武器,那些在試圖拿錢時被抓住的敲詐分子都承認,根本沒有什麽核武器。有些人多少懂一點科學,就敢假充內行;其他人則是看到某本左翼雜誌上有篇文章,記述怎樣製造核武器,便從上麵摘錄了點可信的資料。那家雜誌社本因受到外界壓力而無法刊登這篇文章,結果事情鬧到最高法院,法院判決該壓製行為違反了言論自由。現在一想到這個判決,克魯特還會氣憤得全身發抖,這個該死的國家豈不是在自尋死路嗎?有個發現引起了他的興趣:兩百多件類似的案子裏,寫信恐嚇的沒有一個是女人或黑人,甚至連外國恐怖分子都沒有,都是一些該死的、純種的、貪婪的美國人。
他整理完這些計算機文件之後,琢磨了一會兒自己的老板——克裏斯蒂安·克裏。他實在不喜歡克裏行事的方式,克裏認為聯邦調查局的全部任務就是保衛美國總統。他不僅派特勤局執行保衛任務,而且還在每一個聯邦調查局辦公室成立了特別小組,主要任務就是偵測總統辦公室中可能出現的危險。克裏還從聯邦調查局的其他部門抽調了很多人手進入特別小組。
克魯特對克裏的權力,以及他那個由前中情局人員組成的特別部門都心存疑慮。他們到底在做什麽?彼得·克魯特不知道,但他完全有權知道。那個部門直接向克裏匯報,這可是一件很糟糕的事,因為聯邦調查局這樣的國家機關對公眾輿論非常敏感。所幸到現在為止他們還沒惹過什麽麻煩。這個特別部門幹過一些尷尬事,為了不把國會議員和他們的特別調查委員會全給招來,克魯特花了不少時間幫克裏處理善後,免得他惹一屁股官司。
淩晨一點,克魯特的副手來到辦公室,報告說兩名嫌疑人已經處於監控之中。他們手頭的證據證實了心理分析報告上的信息,另外還找到了一些旁證,現在隻差簽發一紙逮捕令了。
克魯特對副手道:“我得先向克裏做個簡要匯報,我給他打電話,你先別走。”
克魯特知道克裏應該在總統幕僚長的辦公室,就算不在,那些全能的白宮電話接線員也能一路追蹤到他。結果克魯特第一通打到辦公室的電話就找到了克裏。
“那個特別案件已經圓滿解決,”克魯特說,“但是我想,逮捕他們之前,我應該先跟您匯報一下——您能出來一下嗎?”
克裏的聲音有些勉強:“不行,我出不來。現在我得和總統在一起,你肯定理解的吧。”
“我能否先辦事,以後再匯報?”克魯特問。電話另一端沉默了好長時間,然後克裏說:“我想我還是能勻出點時間讓你過來的,如果到時候我沒空,你就等一下,但是你得抓緊。”
“我馬上就到。”克魯特說。
兩人都不會考慮通過電話進行簡要匯報,那完全不可能,因為任何人都能通過無數的無線電波截取信息。
克魯特趕到白宮,由保衛人員帶著進入一間小接待室。克裏正等在那裏,他拆下了假肢,正隔著長襪按摩那條殘腿。
“我隻有幾分鍾時間,”克裏說,“還要和總統一起開個大會。”
“耶穌啊,我真為他難過,”克魯特說,“現在他怎麽樣了?”
克裏搖搖頭:“我們是絕不會明白弗朗西斯的想法的,他似乎還行。”他有些迷惑地搖搖頭,然後直入主題,“好吧,說說恐嚇信的事吧。”他看著克魯特,多少有些厭惡的神情,這個男人的外表總是讓他反感。克魯特是這樣一種人:永遠精神抖擻,襯衫和西裝永遠平順筆挺。他總是係著羊毛領帶,打方結,一般都是淺灰色,有時也換成沉重的黑色。
“我們已經盯上他們了,”克魯特說,“是兩個年輕小夥子,二十歲,在麻省理工的實驗室工作。兩個都是天才,智商高達160,富裕家庭出身,左翼,參加過反核示威遊行。這兩個小子都能接觸到絕密文件,他們符合智庫作出的推斷:他們就在波士頓的實驗室工作,接一些政府和大學的項目。幾個月前,他們去過紐約,有個家夥找小妞來讓他們開心了一把,那家夥肯定這兩人還是第一次。真是要命的組合——理想主義和年輕人的憤怒荷爾蒙。現在他們已經被我的人控製住了。”
“你有確鑿證據嗎?”克裏斯蒂安問道,“具體的物證?”
“我們沒有審訊他們,甚至都沒有指控他們,”克魯特說,“這是預防性拘捕,原子彈法案中規定我們有這個權限。隻要我們抓住他們,他們一定會招供,並告訴我們那個該死的玩意兒在什麽地方——如果他們真裝了一個的話。不過我覺得應該沒有,恐嚇信上寫的都是屁話。但這封信肯定是他們寫的,他們符合心理報告上的分析,而且寫信的日期也對——就是他們登記入住紐約希爾頓酒店的那天,這下就鐵證如山了。”
政府機關就是資源豐富,計算機以及高級電子設備等等應有盡有,克裏斯蒂安對此總是感到很佩服。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能對任何人實施竊聽,無論被竊聽者采取了什麽樣的防範措施。這實在讓人驚歎。那些計算機在不到一小時內就能掃描到全城酒店客人的登記信息,還能處理其他的複雜問題。當然,這一切的費用也高得令人咋舌。
“好,我們得抓住他們,”克裏斯蒂安說,“但我不確定你能否讓他們招供,這些小子都精得很。”
克魯特注視著克裏斯蒂安的眼睛:“好吧,克裏斯,如果他們不肯招供,而我們又是個文明國家,那就讓原子彈爆炸,死幾千個人好了。”他笑了一會兒,幾乎有點居心叵測的意思,“要麽你就到總統那裏,根據《核武器控製法案》第九條,請他簽署一份醫學手段審訊的命令。”
這其實才是克魯特來的最終目的。
克裏斯蒂安一晚上都在想辦法尋找其他出路。他一直都不敢相信,美國這樣的國家竟然也有這種秘密法律。媒體本來可以輕而易舉地解密這份法律,不過媒體老板和國家首腦之間的契約此時又發揮了作用。因此,這份法律公眾並不知情,其實還有很多監控核技術的法律,公眾都不知道。
克裏斯蒂安很了解“第九條”,即便從他這個律師的角度來看,這一條款都讓人震驚,這條法律最令他反感的正是它的專橫野蠻。
“第九條”的核心內容,是規定總統有權下令實施一種大腦化學掃描,也就是直接用於大腦的測謊儀。開發這項技術的目的就是讓任何人都說實話。如果有人安放了核裝置,就可以通過這項專門法律來榨取他們腦中的信息。這條法律剛好適用於這次事件。用不著嚴刑逼供,受審人也不會遭到任何生理上的折磨。過程很簡單,就是測量受審人大腦中的化學反應,以證實提問的時候,他們對每個題目都能據實以告。一切都很人性化,唯一可能出現的問題就是沒人真正知道測試過後,大腦到底會產生什麽變化。實驗顯示,在極少數個案中,測試可能會導致受審者記憶力喪失,以及輕微功能喪失的情況。他們會隱瞞這一點——這麽做未免有些傷天害理——不過老話不是說過嘛,有得必有失。真正的問題是,測試還有十分之一的概率,會造成徹底的記憶力喪失,就是完全的、長期的遺忘症。受審者的整個過去都會被完全抹掉。
克裏斯蒂安道:“說服他簽字同意的勝算不大,不過恐嚇信能和劫機事件還有刺殺教皇聯係上嗎?就連那個關在長島監獄的家夥看起來都像是個詭計,這些會不會都是陰謀,是敵人搞的煙幕彈和詭雷陷阱?”
克魯特仔細審視了他半天,就好像在反駁他剛才的那番回答。“可能就是陰謀,”克魯特說,“不過我懷疑這和曆史上那些有名的巧合是一樣的。”
“這樣的巧合往往造成悲劇。”克裏斯蒂安苦笑著說。
克魯特繼續說道:“這兩個小子隻是在用他們天才的方式發瘋而已。他們關心政治,一直都惦記著世界可能遭遇核危險。不過他們關心的並不是當下的政治紛爭。什麽阿拉伯、以色列,什麽美國的窮人富人,民主黨和共和黨,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他們就恨不得這個地球轉得再快一點才好。你也知道,”他鄙夷地笑笑,“他們都覺得自己是上帝,刀槍不入。”
不過有一件事克裏斯蒂安不能不管。兩次事件造成的政治餘波正在四處蔓延,希望事態別發展得太快,他想。弗朗西斯現在很危險,他必須得到保護。或許,他們可以利用這兩個事件,讓它們相互製衡。
他對克魯特說:“聽著,彼得,我下麵要說的行動是最高機密,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去把那兩個小子抓起來,然後送到我們華盛頓的醫學審訊部。這件事隻有你知我知,還有特別小組的幾個特工知道。讓他們先了解一下這個《核武器控製法案》,得絕對保密。不能讓任何人看見他們,除了我之外任何人不得跟他們交談,審訊由我親自進行。”
克魯特看他一眼,目光有些怪異。他可不喜歡克裏的特別小組接管這次行動:“醫學小組希望先見到總統簽署的命令,才敢把化學物質注射到兩個年輕人的大腦中。”
克裏斯蒂安說:“我會請示總統的。”
彼得·克魯特輕描淡寫地問道:“這次行動的關鍵是時間,而且你說過除了你,別人不可以審訊他們。那麽我能參加嗎?如果你被總統那邊的事情纏住了怎麽辦?”
克裏斯蒂安·克裏笑了笑:“不用擔心,我會去的。除了我,誰也不行,彼得。現在跟我說說細節。”他腦子裏還有別的事情要考慮,很快他要和聯邦調查局特別小組的主管開會,指示他們對國會和蘇格拉底俱樂部中的重要成員實施電子和計算機監控。
亞當·格萊斯和亨利·提波特已經把他們那個微型原子彈安置好了,那可是他們花了不少力氣,動了不少腦筋才造出來的。也許是太為自己的勞動成果而驕傲,他們忍不住要檢測一下這個炸彈是否可以幫助自己實現崇高的理想。
他們一直關注著報紙上的消息,但是他們寫的信並沒有出現在《紐約時報》的頭版,也沒有任何關於這個話題的新聞。他們本想等當局滿足自己的條件之後,再帶著他們找到原子彈的,但他們卻沒有得到這樣一個機會。他們被刻意忽略了。這樣的結果讓他們既害怕,同時也感到生氣。現在看來,炸彈即將爆炸,幾千人得死。不過這或許是最好的結果——還有什麽辦法能向世界警示原子能的危險呢?還有什麽辦法能讓當局采取必要行動來加強防衛措施呢?他們已經計算過,爆炸將摧毀紐約市至少四到六個街區。他們問心無愧,因為在製造炸彈的時候,他們就確保放射粉塵的殘留量達到最小。還是有些人要死的,他們覺得很遺憾,但這是人類必須付出的小小代價,這樣人們才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認識到它們必須建立堅不可摧的防護措施,全世界各國都應該禁止製造核彈。
周三,格萊斯和提波特一直在實驗室工作。等到研究室裏所有人都回家,他們才商量是否應該給當局打個電話作為警告。一開始,他們的目的並非真的要引爆炸彈,隻是希望那封警告信能夠登載在《紐約時報》上,然後他們就會回到紐約,拆除那枚炸彈。但是現在似乎變成了各方意誌力的博弈。他們會被當成孩子一樣對待,受盡嘲弄嗎?而實際上他們是可以為人類作出重大貢獻的。有人聽他們的意見嗎?說句良心話,如果政治機構濫用他們的科學成果,他們就不願繼續研究下去了。
他們選擇紐約市作為懲罰的目標,是因為他們到此旅遊時,發現邪惡的思想似乎滲透到大街小巷的每一個人。惡語恐嚇的乞丐、肆意橫行的機動車司機、粗魯待客的商店店員,還有無數的盜賊、搶劫犯和殺人犯,這讓他們感到驚駭。他們最為厭惡的地方就是時代廣場,那裏人頭攢動,摩肩接踵,在他們眼裏簡直就是一個爬滿蟑螂的汙水坑。皮條客、毒販子和妓女們四處招徠生意,嚇得格萊斯和提波特落荒而逃,躲回了位於郊區的旅館。因此,他們義憤填膺,決定就把炸彈安置在時代廣場上。
電視裏播出特麗莎·肯尼迪被殺的畫麵時,亞當和亨利也同其他美國人一樣震驚。但是他們還有些不滿,因為這一事件分散了人們對他們自己行動的關注,而原子彈爆炸才會給人類命運帶來更為重要的影響。
他們還是緊張起來。亞當聽到自己的電話上傳來奇怪的嘀嗒聲,而且注意到自己的汽車似乎也被跟蹤了;路上有人從身旁經過時,他就像觸電一般不舒服。他把這些感覺跟提波特說了。
亨利·提波特身材頎長,瘦骨嶙峋,就好像是透明皮膚下的血肉用鐵絲串了起來。跟亞當相比,他的思維方式更科學,心理素質也更好。“你這是罪犯的典型反應,”他對亞當說,“這很正常。每次我聽到有人敲門,都擔心是聯邦探員。”
“萬一真的是呢?”亞當·格萊斯問。
“不要開口,等著律師來,”亨利·提波特答道,“這是最重要的。寫恐嚇信就能讓我們坐二十五年牢,如果炸彈爆炸了,不過就是再多幾年而已。”
“你覺得他們能找到我們嗎?”亞當問。
“根本不可能,”亨利說,“我們已經銷毀了所有可能留下痕跡的東西。老天爺,我們難道還不如他們聰明嗎?”
這讓亞當稍稍安心,但他還是有些躊躇。“或許我們應該打個電話,告訴他們炸彈的位置。”他說。
“不行,”亨利說,“他們現在都很警惕,我們一個電話,他們就馬上能鎖定目標,這是抓住我們的唯一辦法。你得記住,如果情況有變,你就保持沉默。好了,我們該去工作了。”
亞當和亨利當天一直在實驗室工作到深夜,真正原因是他們兩人想待在一起,聊聊已經完成的行動以及接下來的對策。這兩個年輕人都具有堅忍的意誌,成長中所受的教育也是要堅持自己的信念,並勇於藐視霸權。盡管他們推導得出神奇莫測的數學公式,甚至改變得了人類命運,但他們對現代社會各種複雜的關係仍然懵懂無知。他們在科學上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心智上還沒有長大成人。
他們正準備離開時,電話響了,是亨利的父親。他對亨利說:“兒子,仔細聽清楚。聯邦調查局馬上就要來逮捕你們,讓你們見律師以前,什麽也別說,一個字都別說。我知道——”
這時房門突然被打開,一群持槍的人一窩蜂湧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