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西漢時期著名的唯心主義哲學家和今文經學大師。景帝時任博士，講授《公羊春秋》。漢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在著名的《舉賢良對策》中，提出其哲學體係的基本要點，並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采納。其後，任江都易王劉非的國相10年；元朔四年(前125年)，任膠西王劉端的國相，4年後辭職回家。此後，居家著書，朝廷每有大議，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仍受武帝尊重。
漢武帝的繼位，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也給儒學帶來了複興的希望。十年磨一劍，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真是千載一時，三生之幸!
漢武帝劉徹，是景帝的中子，愛好文學，崇尚儒術，雄才大略，朝氣蓬勃。他講文治．修武功．北擊匈奴，南撫百越，西通西域，東郡朝鮮。西漢帝國聲威大振，號稱極盛。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漢書》稱讚說：“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薦)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製誥)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莊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調製音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托孤)則霍光、金日●；其餘不可勝記!”(《公孫弘傳讚》)真是人才濟濟，群星燦爛，“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同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廣得異材，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更是他求賢若渴，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修儒學。據《漢書·董仲舒傳》所載，漢武帝“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秀才)孝廉，皆自董仲舒發(倡議)之。”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麵。於此，誰還會說德生無用呢?此乃“無用”之大用!“無用”之妙用!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建元。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建元元年新年伊始，即“詔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這次應舉者百餘人，莊助為舉首；公孫弘以明於《春秋》中選，為博士；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征。其餘學申不害、商鞅、韓非法家之言，操蘇秦、張儀縱橫之說者，一概罷黜，不予錄取。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史有分歧。董仲舒對策，《漢書·武帝紀》記於六年後的元光元年(前134年)，《資治通鑒》載於建元元年。《漢書》所記可信。對策說“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從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元四年(前137年)才七十年，若是建元元年對策，不得稱“七十餘”，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可以說“七十餘年”。
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那就是竇太後仍然健在。竇太後是文帝皇後，景帝母親，武帝祖母，她好尚黃老，憎恨儒學，菲薄五經。武帝即位，被尊為太皇太後，建元初年，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事實上，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後的嚴厲摧折。元年夏，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為太尉。竇、田傾向儒學，推薦儒生趙絡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趙、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用“束帛加壁，安車蒲輪”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商議明堂禮製。似乎墜給將振，儒運當興。趙綰一時得意，競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後，以便推行儒術。結果竇太後大怒，私下調查出趙綰、王臧貪汙事實，責問漢武帝，武帝將二人下獄，迫令自殺謝罪。竇嬰田蚧亦免職反省。申公以老疾為由，旋歸故裏。明堂之事不了了之。整個建元時期，儒學都受壓抑，在艱難中掙紮。直到竇太後亡故之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複蘇的春天。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適時地喊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長期鬱積的心聲。
建元六年(前135年)五月，竇太後死。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六月，武安侯田●複出為丞相，堅冰已經打破，阻礙已經消除。司馬遷說：“及竇太後崩，武侯田●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史記·儒林列傳》)。儒學的真正複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後崩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的，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如果以竇太後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那麽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
這正是：“天人三策稱聖意董生一舉天下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