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後，案件開庭審理。
1989年春，許文革夥同他人盜竊汽車發動機，又夥同他人於在押期間逃脫，此兩項罪名成立。但對盜竊和越獄，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與1999年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在量刑標準上均做出了新的規定，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不再適用1989年執行的舊標準。兩罪並罰，通常可以判處有期徒刑五至六年，案犯主動自首，也可酌情減判。控辯雙方的爭論，集中在許文革在逃期間的表現。在礦井底下救了人，這與本案並無直接關聯，是否可以算作立功？即使算立功，救人的過程並不翔實，證據也不充足，是否可以作為減判的理由？檢察院方麵提出如上質疑。一審法院采納了檢方意見，並不認可立功情節，遂將許文革的刑期定為五年。許文革一方不服，隨即提起上訴。考慮到礦難有據可查，警察杜湘東又能證明案犯當時確在礦區，更高一級人民法院並未駁回上訴請求。擇日再審。
這時杜湘東明白，他那份證明起到的作用，首先是拖延時間。利用重新開庭之前的一兩個月，許文革的律師又在兢兢業業且效率極高地搜集其他證據。天知道他們雇了多少人、花了多少錢、動用了多少關係，終於在河南平頂山找到了當年那位副礦長。煤礦被封、老板跑路以後，副礦長也失了業，經親戚介紹先去了陝西榆林，後又輾轉去了河南，幹的都是挖山開礦的活路。被找到時，他已經患有嚴重的塵肺病，許文革的律師立刻替他結清了醫療費用，把他送到北京，一邊洗肺，一邊做證。因為副礦長大部分時間都在特護病房，所以杜湘東並未與他見麵，但據說那人的證詞後來成了審判的轉折點。
也正是在此期間，案件開始受到媒體的關注。在那些新聞報道裏，許文革被描述成了一個“迷途知返、白手起家的成功人士”，還有一檔名氣很大的電視節目到看守所對他進行了專訪，挖掘其“心路曆程”。節目播出，反響越發熱烈，不僅法律界的相關人士，就連八竿子打不著的專家也都紛紛發表意見。說話的人一多，便朝著務虛的領域裏去，各路人精兒又會自覺不自覺地選邊兒站隊，演變成了如下兩種論調的激辯：第一，公平至上，資本是有原罪的，中國的資本家更是有原罪的；第二，效率優先，隻有對那些“有能力的人”網開一麵，社會經濟才能快速發展。前者批判後者信奉“叢林法則”，後者諷刺前者要開“時代倒車”，大家離題萬裏，天馬行空，各執一詞。
這個插曲的受益者當然是許文革。把水攪得越渾，法院在量刑時，就越有可能采取折中方案：輕了不行，重了更不行。所謂“酌情”，酌的有案情、人情，當然也包括輿情。另一個間接受益者卻是看守所——電視鏡頭裏的監舍整潔明亮，管理有序，建設成績斐然，這相當於用事實回應了近些年來針對我國司法體係的惡意抹黑。上麵因勢利導，把單位樹成了典型，於是新所長更忙了，他得隔三岔五出去做報告，還得逢年過節帶著一群眼淚汪汪的在押人員包頓餃子，以供宣傳使用。
也是經由媒體報道，杜湘東才弄清了許文革的另一個身份：他已經是一家汽修企業的實際控製人了，廠子在南方，手下雇著百十號人。盡管奔馳車、一天一扔的毛巾內衣和按小時付費的律師都透露出了類似的可能性，但確切得知這個信息，還是令人倒吸一口涼氣。當然，這其中的許多細節有待補充，比如許文革究竟是通過什麽途徑“發跡”的？再比如許文革既然是個逃犯，又是如何管理資產、運營企業的？隻不過除了杜湘東以外，並沒有什麽人真會關注那些疑點。人們需要的隻是一個勵誌的傳奇，一個暴富的神話。
也有記者深挖到了杜湘東這條線索，希望能從他那兒得到“一手資料”，從而進一步佐證那個傳奇，烘托那個神話。了解對方的目的後，杜湘東粗暴地予以拒絕：“滾蛋。”
兩個月後，二審宣判。依據《刑法》，犯罪分子的“立功表現”是指揭發他人或提供重要破案線索，並經核查屬實，因而在狹義上，許文革的救人行為不能算作立功，但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於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幹問題的解釋》，許文革具有明顯的悔罪表現，並對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因此仍可參照相應的減刑標準處理。最後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立即執行。也就是說，上訴目的已經達到。
不管怎麽說，這樁跨世紀也跨過了杜湘東年輕歲月的案件，終於在法律層麵上塵埃落定。許文革被移交給監獄的當天，劉芬芳提早收攤回家，燉了一鍋豬下水。老所長和老吳也打來電話，如出一轍地問：“不想了吧？”杜湘東回答他們：“早不想了。”然後老所長跟他交流了養生，老吳則介紹了自己在東南亞幾處海灘勝地的見聞，“都他媽大洋馬，扒開屁股才能找著褲衩兒”。又過了幾天，所裏傳達通知，杜湘東結束了短期輪崗，重新回監舍工作。可見對於他這個“老人兒”，所裏還是留著三分麵子的。
杜湘東卻表示：“我就留在登記處吧。”
新所長以為他還在鬧情緒，安撫道：“杜哥，工作離不開您。再說您當年不都是主動申請到一線、到困難的崗位上去嗎？這個傳統得發揚啊。”
杜湘東說：“當年是當年，現在就想圖個舒服。”
他說的是實話。至此，杜湘東已經目睹許文革實現了他的全套計劃：隨著法製進步，當年的案子如能拖到今天再審，對罪犯是極其有利的，再加上自首和立功等因素，許文革隻需要坐上不長時間的牢，就能以很小的代價洗白自己——而恰恰是因為“發了”，今非昔比了，許文革才無比迫切地渴望洗白。如果說許文革是一個幽靈的話，那麽他是一個隨時準備回到陽光之下的幽靈。某個年月把他從人變成了鬼，但在隨後的年月裏，他又從鬼變成了人。這麽想著，杜湘東仿佛又身處在礦井深處，和許文革一起經曆著黑暗中的天崩地裂。他仿佛還看到，當井下所有人都在倉皇失措時，許文革的眼裏卻閃爍著孤注一擲的光芒。許文革早就開始設計他的計劃了，並為此穩紮穩打，步步為營。而再反觀自己，卻全然是一個懵懂的、被動的人，他隻配被人牽著鼻子走。如果說當年的杜湘東隻是承認了失敗，那麽現在，他還感到了徹骨的乏力。
於是他不僅從管教的位置上退了下來，進而還變成了這樣一副形象：騎一輛破爛自行車，後座上斜插著一根劣質魚竿。如果離近了，能聞見他身上酒廠起糟的味兒更濃了，還能聽見他的懷裏有隻蟈蟈正在吱吱亂叫，聽那五音不全的調門兒，好像也被熏醉了。如此全副武裝的杜湘東從宿舍出發，或者找河邊清靜的地方下竿兒，或者到山腳下給蟈蟈挖野菜，或者去為下崗女工劉芬芳的冷飲攤上貨，總之難得到所裏照個麵。對於單位，他有一種很公平的態度：“我不煩他們，他們丫的也別煩我。”而現在，別說領導了，就連交情不錯的幾個小夥子也對他敬而遠之。大家除了覺得跟他混在一起“影響不好”以外，仿佛還害怕從他那兒沾到什麽晦氣。人們對他的稱呼也變了，從“杜哥”升級成了“杜爺”。這個“爺”當然不是“爺爺孫子”的“爺”，而是“北京大爺”的“爺”。定居郊縣十幾年，杜湘東終於混成了一個別人眼裏的北京人。
“你墮落了。”另一個北京人劉芬芳抱怨道。
“我不早這樣了嘛。”杜湘東回答。
“那你就是越來越墮落了。”劉芬芳又說。
杜湘東不忿：“難道我就沒有墮落的權利嗎？”
聽他這麽反問，劉芬芳就沒話好說了。也許她還在心裏做了一番權衡：比之於奮發的杜湘東，墮落的杜湘東才是適合於當丈夫的。況且一個窮人，能在墮落這事兒上擁有多大的資本和想象力？畢竟不賭嘛，畢竟不養女人嘛，畢竟還知道給家裏幹點活兒嘛。那麽墮落就何止是天賦人權，簡直是值得提倡的了。而劉芬芳沒話好說，杜湘東也就失去了對墮落進行深入闡述的機會。那種反思隻能在暗地裏進行：如果說以前墮落，是因為不知道許文革身在何方，那麽現在墮落，不妨可以算是他為了適應“許文革回來了”這一現狀所做的努力。表麵上是同一種墮落，骨子裏卻有不同的內涵。
如此說來，即使到了今天這步田地，許文革仍然還在縈繞著他，糾纏著他，改造著他！這個發現將杜湘東嚇出了一身冷汗。
而此後的兩件事，讓他不得不承認確實如此。
第一件事發生在半年以後。那天晌午，杜湘東照例出門，自行車後座的魚竿上挑了一隻等待收納戰果的塑料袋，迎風一抖，如同旗幟，上書五個大字：維納斯婦科。這陣子劉芬芳在鬧婦女問題，小肚子疼，正好聽說縣城有家私營醫院開業酬賓，免費門診，便去看了一趟。杜湘東騎過看守所正門，忽聽有人叫他。那聲音鑽進耳朵裏，既刺耳又隔閡，偏又似曾相識。一歪頭，就看見門前停了一輛大切諾基，車裏跳下了那位上警校時總跟他較勁的同學。同學還在幹刑警，因為破過幾樁震驚全國的大案，現在已經升了某個城區刑偵支隊的一把手了。這些消息也是在新聞裏得知的。
杜湘東溜車過去，像狗撒尿似的一腳蹬在大切諾基的輪轂上，用同學當年的口氣打招呼：“喲，稀客呀。”
然後他才眨了眨眼，略感茫然。這位身居要職的故人怎麽會來找他，並且看那架勢，還是專程下鄉來找他。而自從提拔到領導崗位，同學就學會了收斂傲氣，或者說，反而沒必要傲氣了。他笑笑，和杜湘東握手，話說得既親熱又帶著責備：“打電話你不在辦公室，找你們所長也不知你在哪兒。都什麽年代了，你也不配個手機。”
杜湘東幹硬地迸出幾個字兒：“你要幹嗎？”
同學繼續笑道：“找你核實個事兒。那事兒你可能不想提，但也請擔待著。當年為了那個叫許文革的逃犯，你不是跑過一趟大同嗎……”
杜湘東更加幹硬地打斷對方：“那案子早結了。沒結之前，你們不也撒手不管了嗎？”
同學道：“我想說的也不是許文革，而是你找許文革時，我給你介紹過一個當地的警察。他帶你去查過線索，還跟你一同進過礦區。這人你還記得吧？”
杜湘東與同學對視，眼前浮現出一個人影。那警察瘦高駝背，滿臉通紅，渾身髒兮兮的，當初剛見麵，他就自我介紹過，姓徐，不過後來竟忘了人家的稱呼，隻記得長相如同一隻蹦躂在土裏的大蝦米。杜湘東這輩子唯一一次過了把刑警的癮，正是在那個老徐的陪同下完成的。追許文革時，如果不是老徐把他拽出了礦井，沒準兒命都送了。
見杜湘東遲疑著點頭，同學就一股腦兒地說開了。他說老徐以前是省裏有名的破案能手，門路廣，腦子活，關鍵時刻反應奇快，不隻杜湘東，就連他本人也承蒙老徐救過一命。當時是到山西抓一個搶劫犯，刑警同學在路邊攤上看得真切，撲上去就要按人，沒想到對方從懷裏掏出一把鳥銃，頂住了他的頭。正在這個當口，一旁策應的老徐及時趕到，一把攥住鳥銃，把槍口抬向天上，不僅救了警察，也沒傷及群眾。隻可惜這樣一條漢子，卻在最不應該的地方翻了船。他很早離婚，前妻和女兒住在太原，女兒升初中那年，因為沒戶口，得交一筆擇校費，但窮警察又怎麽交得起？恰好有個認識的生意人說能聯係上省城重點學校的領導，還說擇校費可以由他先墊著。雖然知道天上不該掉餡兒餅，但因為常年感到對不起女兒，老徐也決定把錢借了再說。沒過多久，便發現那生意人身上還背著一起傷害案，是討債時指使黑道把人手剁了。對方求老徐放他一馬，老徐不答應，依舊抓人。到了牢裏，那人就反咬一口，揭發老徐勒索、受賄。雖然打了借條，又是在不知案情的狀態下拿的錢，但追究起來仍屬犯忌，於是老徐被從一線調離，找了個閑職掛著。
這一掛，就掛了七八年。但卻閑不下來，不光許文革這個案子，地方上再有什麽棘手的案情，仍會抽調老徐幫忙。老徐也不拒絕，他也許還幻想著上麵既然用他，那就還有被“摘下來”的可能性。結果到了上個月，就出了事兒。鐵路警方要端掉一個列車上的盜竊團夥，知道老徐熟悉地形，請他在大同段配合一下。但前兩個站點收網過早，又沒把人都抓住，餘下的案犯被逼紅了眼，剛看見身穿舊警服的老徐上車，就有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迎了上去，照著肚子攮了一刀。老徐把眼一瞪，說聲“小兔崽子，拳頭還挺硬”，隨後一頭栽倒。等送到醫院，發現肝髒被捅破了，又搶救了半個月，還是沒救過來。
老徐死前，斷斷續續還有意識。這時上麵想起來，還有一位得力幹警正被“掛著”，於是位複原職，立功嘉獎。以前的領導趕到醫院，把那份決議逐行逐句地念給老徐聽，上麵列舉了老徐從警生涯的諸多事跡，倒像提前念了一份輝煌的悼詞。剛念完，老徐便昏了過去，過了片刻又自己醒了過來，對領導說：“還差一條呢。”
領導手忙腳亂地問：“差哪條？”
老徐說：“我還拒過賄。”
聽到這話，領導就有點兒尷尬，問：“還有這事兒？”
老徐就把何時何地拒過賄說了。聽著同學複述，杜湘東也想起了當年他和老徐坐在洗浴城包間裏的情形：倆警察一左一右，中間夾著煤礦老板和幾遝現金。
刑警同學收尾道：“憑他以前破過的案子，足夠當個省級以上英模的，但非要在材料裏添上一條拒賄，就有點複雜了。沒過幾天，老徐就突發大出血去世了，所以這事兒算是他的遺願，領導沒法兒拒絕。可他又在錢上有過紕漏，而且當年告他的人還放出來了，怕就怕再咬起來，打了英模的臉，也打了組織的臉，那樣影響就惡劣了。最後上麵給出意見，一定要對老徐的說法再做核查，隻有證實了才敢往材料上寫。他們省廳的人先找到了我，讓我私下跟你了解一下，你們當年到底拒沒拒過賄，當時老徐又是個什麽反應……”
“我能證明。”杜湘東說，“有人行賄，老徐拒了。”
“你呢，也沒拿？”
“他都凜然成那樣了，我怎麽好意思拆他的台。要不是他，我還真不好說。”
“你實事求是就行，不必……”
“怎麽著，山西那邊信不過老徐，你也信不過？”
“我說的不是他，是你。沒必要再踩自己一腳，據我所知，你也不是那樣的人。”
“那你看我是他媽哪樣的人？”
杜湘東吼了一聲，卻不雄壯，好像掐著嗓子嘶鳴。他扒在輪胎上的腳還抽筋兒似的一蹬，大切諾基紋絲不動，屁股底下的自行車先歪了，令他一個踉蹌翻倒在地。刑警同學沒再出聲，從大簷帽底下冷冷打量著他。杜湘東叉腿坐了片刻，跳起來，一邊劈啪拍打屁股，一邊要過紙筆，也不回辦公室，趴在汽車鼻子上寫了一份證明。世事真是一環套著一環，跑了趟山西，還牽扯出了這麽多案中案。他是第二次給人做證了，不過這次晚了。許文革活著，老徐卻死了，還是死在一個小毛賊的手裏。杜湘東一邊寫，一邊心就疼了起來。他還感到喘不過氣，得不時撫著胸口往下順順。用了兩張紙，總算把該說的話說清楚了。同學接過材料，替杜湘東把自行車扶起來，仍未言語，走了。
過了倆月，老徐的噩耗漸漸在他心裏淡了下去，另一件事卻接踵而至。
杜湘東仍保持著探望姚斌彬他媽的習慣。好像腦子裏藏著一枚鬧鍾，走得不準，但卻遲早要響，敦促他去例行公事。而最近幾趟過去，便在那個十幾平方米的房間裏嗅到了別樣的氣息。先是每次進門，都覺得屋子幹淨了，摸摸窗台櫃角，連北方城市難以避免的浮土也不見了；其次是盛米的塑料桶、裝菜的竹筐總會滿滿當當的，甚而還有水果，並且不是附近菜市場裏的尋常貨色，無論蘋果橘子都大而飽滿，打了一層鋥亮的蠟。
對於這些變化，杜湘東向姚斌彬他媽打探過。得到的回答是：“他們送來的。”
這個說法無疑過於籠統，但也是標準答案。隨著越發地老了、虛弱了，這半年來，姚斌彬他媽仿佛失去了辨人的能力和興趣。從她嘴裏幾乎聽不到完整的人名，而是用代詞指稱一切：我，你，他，他們。我還不餓。你來了。他把我的暖壺踢翻了。至於這裏的“他們”，可以是廠子的工會，也可以是街道乃至區裏的福利機構。跨了世紀以後，國家貌似從捉襟見肘的窘境裏緩了過來，就連對於原先被刻意遺忘的困難群體，也能騰出手來照應了——可惜往往也就是一陣風，為的是配合什麽檢查什麽活動。
當然，“他們”還可以是別人。杜湘東又問：“他們是誰？”
姚斌彬他媽便吃力地歪著腦袋，半晌才答：“他們就是他們。”
問也沒用，再問就是故意逼人了，杜湘東不忍心。而他倒存了一絲懸念，想看看“他們”還要怎麽表現。橫豎也沒事兒，他去得更勤了。那天又是周末，杜湘東騎著破車來到六機廠家屬院，一進門，就見姚斌彬家的樓下停了一輛救護車，卻不打閃燈，也不嗚哇亂叫。當年翻撿垃圾的老太太早不知哪兒去了，接替她的是個中年婦女，脾氣倒比前任隨和，看見杜湘東，點頭招呼：“來啦？”
杜湘東說：“來啦。”說著瞥瞥救護車。
婦女便意味深長地說：“崔大媽命好。”
那一刻，杜湘東魂飛魄散。在窮人的語境裏，死得痛快或者死得不破費，就算“命好”了。他不敢多問，三步兩步上樓，便看見姚斌彬家門口圍了一群人，正伸著脖子往屋裏觀望。掀開布簾子，又露出幾個穿白大褂的醫生護士，圍著姚斌彬他媽或問詢或安撫，手上還操練著一些儀器。姚斌彬他媽卻安然無恙，像無數個日子一樣坐在桌前，神色出離。見到杜湘東進來，她才開口：“你跟他們說說。他們問的我都不懂。”
杜湘東既問姚斌彬他媽，也問醫生護士：“讓我說什麽？”
一個中年醫生接口道：“你是她的監護人？”
杜湘東搖頭：“她又不是孩子。”
“聽鄰居說，這些年來，你一直在照看她？”
“也是得空兒才來一趟。”
“請介紹一下她的生活情況吧。”
“很簡單……睡覺起床，燒水做飯。吃的我都提前備好了，菜盡量買存得久的，土豆大白菜什麽的。得按時吃藥，所以我寫了個字條，貼在桌子上。以前她還自己去拿藥，後來懶得動窩兒，我就得勤著點兒檢查她的藥瓶，快沒了就替她跑趟醫院。像上廁所和洗澡這些事兒，對她來說很麻煩，不過練了這麽多年，基本上自己也能做了……我原先工作挺忙的，靠我一人肯定不行，還是多虧了鄰居們。”
他說完，看看屋外。鄰居們紛紛點頭，附和杜湘東，有的說“在偏癱的裏麵，她這樣兒的算好的啦”，有的說“崔姐這人好強，很少給人添麻煩”，還有的沒等誰來表揚，先客氣了起來，“這不應該的嘛，街裏街坊的”。一時間煥發了這年月這環境裏少見的脈脈溫情。
然而問的人可不滿意。一個護士撇嘴道：“怪不得這麽瘦，光吃土豆白菜了。”
立刻有人頂她：“你查查我們的工資條兒，想吃鮑魚你給買去。”
另一個護士說：“老人身上都有味兒，估計半個月也洗不上一回澡。”
又有人說：“別說她了，我們都這習慣。你聞聞我，我也有味兒。”
杜湘東把話頭轉向醫生：“你們又是哪個醫院的，誰通知你們來的？”
對方回答，他們不是醫院的，而是城北一家療養院的。有客戶預交了費用，讓他們上門給崔麗珍做一次家庭體檢。那家療養院杜湘東也聽說過，在電視和報紙上都打過廣告，據說是按國際標準建的，價錢自然也是國際標準。醫生又把杜湘東往屋角拉了拉，低聲問：“那麽老人發病之前，您還觀察到什麽症狀沒有？”
杜湘東說：“她是老病號兒，認識我之前就中風了。”
“我說的不是中風。”
“還有別的毛病？”
“對，我們懷疑她得了阿爾茨海默病。”
這個洋詞兒把杜湘東唬住了，他嚴峻地看著醫生。
醫生解釋道：“也就是老年癡呆。當然，按照你的說法，老人不是還能基本自理嘛，這說明情況還不算太嚴重。不過她現在的生活環境……確實成問題，醫療條件也跟不上，很不利於進一步檢查和治療。說句不好聽的，等徹底糊塗了就晚了。所以我的意見是，立刻讓她到療養院先住下，再由院方安排就醫。”
“你們想把她接走？”
醫生笑了：“我們療養院的門檻也挺高的，哪兒能說去就去？”
說完撇下杜湘東，靠窗去打電話。說不幾句，轉過身來：“客戶表示，費用不成問題。隻要老人去了，我們就能安排陪護，還能組織專家會診。咱們收拾收拾吧。”
杜湘東腦子“嗡”了一聲：“一個大活人，你們哪兒能說弄走就弄走？”
“瞧您說的，好像我們是個強製機構。其實聽鄰居說，您才是個警察吧？那我們就向您這位警察同誌匯報一下。走之前當然得辦手續，但您不是老人的家屬，也不是法定監護人，所以手續不是經過您來辦。幸好不是還有單位嘛，現在那位客戶已經去找廠裏了，隻要廠裏同意，就是符合相關規定的。而說到底，這一切的大前提，還得是老人自己同意過去……”醫生說著又笑了，這時便有護士拿出一本宣傳畫冊，平鋪在桌前，向姚斌彬他媽展示療養院的硬件和軟件——陽光套房、綠地水係、護理團隊、康複中心。而醫生的口氣循循善誘，又像是在探討一個多此一舉的話題：“崔阿姨，您想住到那裏去嗎？”
姚斌彬他媽把眼睛從畫冊上挪開，看向桌上的一副相框，沒聽見似的。
醫生又道：“您說句話。再好的地方，也得願意去才是真好。”
姚斌彬他媽仍失著神，眼睛也沒轉一下。
這時樓下又傳來了關車門的砰砰悶響。杜湘東探向窗外，便看見了那輛奔馳轎車，車上下來兩個人：一個是禿頂，從上往下看去好像一隻鱉；另一個滿頭黃毛，好像一朵**。“**”與“鱉”腳步急促，噔噔噔地跑上樓來。走在前麵的禿頂男人大概是個領導，雖然廠子停工，可編製還在，那麽“班子”就得維持運轉。鄰居們見了他，紛紛撇嘴，而禿頂也並不指望受到歡迎，自顧自地走進屋裏，表演起來。他先對姚斌彬他媽噓寒問暖了一番，然後宣布，崔大姐去住療養院，“這是一件好事”，雖然廠裏“也舍不得”，但是“為了您著想，態度是十分支持的”。這麽說時，他身後的年輕人卻往杜湘東身邊挪過來。這人穿得花裏胡哨，兩隻皮鞋鋥亮，步伐卻踩出了強弱對比極其鮮明的切分音。對視一眼，麵無表情，但杜湘東認出了小瘸子，小瘸子也認出了杜湘東。其實早該想到的，小瘸子就是劉秋穀，許文革從礦井底下背出來的那個孩子。他截了肢，但又踩著一條假腿站起來了。除了這條腿，他從打扮到神色都是一副“小開”模樣：輕狂、淺薄。
劉秋穀的目光在杜湘東臉上停留片刻，突然變得冰冷。隨即，他故意忽略了杜湘東，轉而和醫生討論起了療養院的費用問題。醫生說，具體數目他也不清楚，做報價單是財務的事兒，但劉秋穀仍要響亮地追問：“大概多少，一年二十萬？三十萬？”
“差不多吧……基本費用三十萬足夠了。”
“有沒有更高檔的？我們掏雙份兒，能再多幾個人伺候著嗎？”
他也在表演，不僅演給鄰居們看，還演給杜湘東看。而在鄰居們波瀾**漾的感歎中，在杜湘東的沉默中，姚斌彬他媽卻突然說話了：“我不去。”
醫生以為自己聽錯了：“您說什麽？”
姚斌彬他媽重複：“我說我不去。”
禿頂男人也替她著急起來：“這算怎麽話兒說的？您看……”
劉秋穀這才慌了神。把姚斌彬他媽“伺候”起來，這一定是許文革交代的任務，任務完不成，就是辜負了救命之恩。縣城版的霸道總裁演不下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孩子般的委屈，他走近姚斌彬他媽，哀求道：“嬸子，別呀，咱再商量商量？”
姚斌彬他媽瞥他一眼：“我不認識你，跟你商量不著。”
那麽跟誰商量？眾人又都看向杜湘東。杜湘東的心沉了沉，很想歎口長氣。他也靠到桌前，俯身蹲下去，看著姚斌彬他媽的眼睛。
“這是許文革接您來了。”他哽著嗓子，輕聲說。
女人似是一震，把手探過來，抓住了杜湘東迎上來的手：“我知道我該去，老麻煩你，我也不好意思。但我就怕一件事。”
“您說。”
“我怕姚斌彬回來找不著我，著急。”
“姚斌彬他……”
“杜管教，不瞞你。”女人舔了舔嘴唇，“姚斌彬他有罪，跑了，去山西了。”
她雖然還記得姚斌彬和許文革，但腦子裏的事實卻都亂套了，張冠李戴了。也正是女人的這句話，讓杜湘東不得不相信了醫生的判斷。他緊緊握了握女人的手：“我還常來呢，碰見姚斌彬，就讓他找您去。”
姚斌彬他媽就閉了眼，把身子往後一靠，一副任憑處置的姿態。人們鬆了口氣，各自行動起來。醫生指示護士到救護車裏去搬輪椅，劉秋穀接過幾張表格唰唰簽字，禿頂領導動員群眾，現場開了個小規模的歡送會。床單、被褥、換洗衣服都不用帶，療養院裏有現成的，隻要把證件、藥方等小件物品揣進一個牛皮紙袋，就算收拾停當。住了一輩子的地方，走時原來如此簡單。嘰喳忙亂之際，姚斌彬他媽和杜湘東一個坐，一個蹲，倆人手還握在一起。
終於，女人被攙扶起來放進輪椅。她回頭又找杜湘東：“看我去，啊！”
杜湘東說：“看您去。”
姚斌彬他媽被簇擁著推下了樓，門外的喧嘩逐漸減弱，直至陷入靜謐。杜湘東卻一動不動，還蹲在地上。十幾年了，這間小屋幾乎和他頭次來時一模一樣。因其不變，也就掩埋了那些深夜痛哭的悲聲與皓首枯坐的身影。對於杜湘東而言，這兒就像一個避風港，可以把那些困頓和屈辱隔絕在外，而現在，避風港即將垮塌。
窗外起了風，陽光肆意橫行，鋪天蓋地的流雲的影子在水泥地上掠過。杜湘東心裏突然起了個念頭。許文革，老徐，他們都是撲在塵土裏也身上帶光的人，而在此前的那些年裏，他本人的存在價值仿佛僅僅是為了陪襯“他們”，以顯示“他們”才是強悍的、磊落的、高尚的——所以他才會長久地憋悶，憋悶得讓他忘了自己也是能發光的。現在，他必須做點兒什麽了。他得換個角色，還得向他所處的世道討個說法。況且他想幹的事兒還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杜湘東往身旁掃了一眼，看見桌子底下倒扣著一個簡陋而古舊的相框。這東西一直擺在桌角，而方才走得倉促，落在地上竟無人察覺。相框裏插著一張黑白照片，中間的女人四十多歲，麵龐清秀，眸子閃亮，在她身後一左一右，站著兩個身穿工人製服的稚嫩青年。姚斌彬死了，許文革還活著。姚斌彬的一條命，換來了許文革的重新做人。這公平嗎？雖然姚斌彬毫無怨言，也不可能再有怨言，但杜湘東還是要問，這公平嗎？有了這句發問，杜湘東就不感覺自己是孤獨的了，他還多了一個同伴，那人是姚斌彬。
他把照片從相框裏抽出來，揣進上衣口袋。離開之前，他朝窗子的方向凝視片刻，點了點頭。那透亮的虛空裏，似乎有個姚斌彬對他似笑非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