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湘東破天荒回了趟辦公室，隻做一件事，就是給當年的同學打電話。失聯已久，許多人早就搬家了，更有些人連工作單位都挪地兒了。他隻能通過找得到的詢問找不到的，順藤摸瓜地逐個兒串聯起來。幸虧上學時人緣不錯，同學們還願意記得他：
“你真是杜湘東嗎？”
“杜湘東，你可算冒頭兒啦。”
“他媽的老杜，這些年死哪兒去了？”
麵對杜湘東提出的“聚聚”，有人痛快答應，有人吞吞吐吐地搪塞，還有人表露出了情有可原的謹慎。畢竟大家都忙，更畢竟一些人已經坐上了相當敏感的位子，別說多年不見的同學了，就連他親舅舅找上門來都得防著一手。令人欣慰，當他趕到上學時常去打牙祭的那家小飯館時，就見門口停了好幾個警種的車輛。最威風的當然是刑警支隊長的大切諾基，經偵總隊副政委的那輛霸道也不錯，車裏還候著個司機。在走進包間的客人裏，杜湘東的模樣無疑是最寒酸的，甚而帶了三分滑稽。他歪戴著帽子，褲腿一高一低，後襟上沾了一塊來路不明的油斑，懷裏鼓出個包，居然是個蟈蟈罐子。他也納悶為什麽要帶著蟈蟈進城，於是出門找了塊草地，把那小蟲放生了。
再折回去，推門進屋，一群警官正在熱鬧，拍著桌子互相說“老了老了”。看見杜湘東，齊聲歡呼，“老了老了”更加不絕於耳。這才是同學聚會的氣氛，誰也別挑剔地方，誰也別找理由擋酒，誰也別因為肩章上比人家多了一顆星一條杠就裝大尾巴狼。幹了？走著。悠悠歲月，欲說當年好困惑。酒量可以啊老杜，以前可沒見你能喝。也是鍛煉的結果，你們拿茅台練我拿二鍋頭練。說這個就沒勁了啊。我沒勁，我自罰。
桌上的酒瓶都見了底兒，恰好一個小**結束，場麵陡然靜了下來。有人臉紅，有人臉白，所有人都垂了臉，用近乎慈祥的眼神看著杜湘東。
“有事兒就說吧，老杜。”開口的是刑警支隊長。
杜湘東沒言語，再次舉杯，手一抖，灑了大半。
“大夥兒都不是閑人，今兒是為你來的，你就甭賣關子了。”其他人也道。
“那我就直說。”杜湘東把酒杯往桌上一頓，“你們幫我查個人吧。”
“查誰？”
“許文革。”
場麵更靜了。片刻，還是刑警支隊長說：“這些年你的那些事兒，不光我知道，哥兒幾個也聽說了。大夥兒都想勸你一句，人不能跟自個兒過不去。”
“可我覺得事兒還沒完。”
“法院都判了，你還想怎麽著？”
“別跟我講法，我他媽也是警察。但法律是法律，道理是道理。”
“話可不能這麽說，要是都像你一樣，社會不就亂套了嗎？”
“要是都像他許文革一樣，那才亂套了呢。”
“老杜，你這就有點兒軸了。人軸不完全是壞事兒，但要在不該軸的地方軸，那就真是壞事兒了。說句不該說的，我們也都覺得你挺可惜的，不過——”
“不可惜，誰也別替我可惜。我早想明白了，混得不好是我活該。你們是幹大事兒的人，我就配當個臭管教，而且連個管教都當不好。我給咱們這幫同學丟人了，我都沒臉來麻煩哥兒幾個。但我心裏憋得慌，那感覺比坐牢還難受……我沒本事，我就是一廢物，要沒你們幫忙，我是真過不去這個坎兒了……”
說著，杜湘東就“出溜”到桌子底下去了。他的嘴裏和鼻子裏流出了混雜的汁液，拉著絲兒吹著泡兒，汩汩地淌進了脖領子。他兀自口齒不清，喃喃不止。他進而又左右開弓地抽著自己的嘴巴，劈啪作響，轉眼讓臉腫得像個豬頭。同學們都來拉扯他，勸他“別介呀別介呀”，人堆兒底部的豬頭卻突然變成了一隻鯨魚，“哇”的一聲，天女散花，酒精度數極高的嘔吐物噴了眾人一身。
這也是那天晚上定格在杜湘東眼前的最後一幕。次日在學校招待所醒來，他已經全然記不得頭天說了些什麽。然而沒過多久，來自各個渠道的信息就陸續匯聚了起來。他相當於用鼻涕眼淚把在京公安係統粘連在一塊兒，展開了一次聯合調查。用刑警支隊長的話說：“我們這些人，大槍頂腦門子上都不怕，就怕自己兄弟耍苦肉計。”
而他的同學不是領導也是老油條，都明白這樣的調查應該被控製在怎樣一個“度”裏。一言以蔽之：違反紀律的事兒不能幹，授人以柄的事兒不能幹。但他們也告訴杜湘東，所謂的“度”往往又是微妙的、含混的，打打擦邊球也不是不可以。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大家心知肚明。杜湘東先到刑警支隊長那兒報了個案，說姚斌彬他媽失蹤了。失蹤了自然要查，盡管沒過幾天就得知崔麗珍住在城北的養老院，但養老院是許文革授意安排的，而許文革又正處於服刑的特殊階段，那麽就勢查一查這個人，也是有其必要性的了。
更得感謝這些年的技術進步，群眾雪亮的眼睛早已進化成了由芯片、二極管和數據庫組成的龐大的複眼結構，一個人再怎麽隱姓埋名，隻要還和社會有接觸，他所留下的痕跡都會記錄在案。信息匯總到杜湘東這裏，又可以拚湊成一部許文革的發跡史。
大致分為如下兩部分。
首先是在逃期間。當年許文革離開礦山，立刻南下廣東。他先後使用多個化名，在各式各樣的民營工廠幹過活兒，但都不甚得誌，最多也就幹到了“拉長”。轉機出現在跳槽到汽修行業之後。他本就是一名嫻熟的技術工人，又對機械極感興趣，剛一入行就顯現出了過人的本領。什麽車他都敢上手，什麽車他一上手就能轉，漸漸就在汕頭一帶闖出了名氣，乃至於深圳、廣州都有人專門請他去維修一些走私的豪華車。有老板想替他出資，慫恿他單幹，但許文革都沒答應，直到遇上了劉秋穀。
當時劉秋穀拖著一條腿，也來沿海地區討生活，原打算用他哥的撫恤金做點兒生意，結果被人騙得精光，淪落在夜市裏乞討。許文革把他撿了回去，提議倆人合夥幹，本錢自己出，卻讓劉秋穀出任法定代表人。這麽安排，當然有其目的，但劉秋穀一來走投無路，二來把許文革視為救命恩人，因此甘當逃犯的傀儡。此後，許文革便展示了一個商人的才能和膽識。他跳出家用車市場，轉而盯上了爆發式增長的物流業——幾乎所有南方工廠的貨物都得用大卡車源源不斷地運往港口，但卡車一旦壞在路上，廠家的售後網點又輻射不到，常常會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地耽擱許多天。許文革的“點子”恰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他也不租門店，用全部積蓄招聘工人、租賃麵包車，再加上言傳身教，很快帶出了一支過硬的維修隊伍。他們像工蟻一樣沿著貨運線路遊走，隻要有卡車“趴窩”，一個電話就能迅速趕到，該修的修，修不好的拖到汽修廠，轉手又能掙一筆介紹費。這種經營模式勝在機動性強、成本低廉，在那個年代絕對屬於“一招鮮”，剛一試水就贏得了極好的口碑，進而說動了幾個原先認識的老板入股投資。此後的幾年，許文革幾乎是在夜以繼日地勞心勞力：發展加盟的維修站點，和卡車製造商洽談專修授權，遇上特別重大或者特別棘手的情況還得親自“出現場”……公司的規模也像滾雪球一樣膨脹起來，業務擴展到了廣東全境。
自然，無論是融資還是合作，拋頭露麵的都是劉秋穀，許文革隻在背後操縱。
其次就是入獄以後。許文革的逃犯身份公之於眾，股東們果然被嚇了一跳，不過很快明白他自首是為了洗白，所以非但沒有撤股，反而紛紛幫他介紹律師、疏通門路。生意人考慮的是錢，隻要許文革能替他們盈利，那些人才不管他有沒有前科。而許文革身在監獄，胸懷天下，又開始著眼於一個新的商機。這兩年，隨著山西、內蒙古遍地開花的挖礦運動，西北方向已經取代南方沿海，成了中國最為繁忙的交通運輸線路，但山區地形陡峭，路況擁堵，卡車走走停停，刹車係統不堪重負，往往會釀成惡性事故。針對這種情況，許文革斥資買下了幾項增強卡車製動力的專利技術，比如更換耐高溫的陶瓷刹車片、加裝穩定可靠的氣動總泵等，並且決定在北京設廠，建立起集製造、銷售到改裝、維修於一體的全產業鏈。他也明白，要實現這個目的，最可行的方法就是與國企合資，如此一來，既能利用對方的土地和廠房，同時也能獲得政府的支持。於是他委托金融顧問與谘詢機構，專程對一家經營不善的本地工廠進行了評估，據說即將進入實質性的洽談階段。
“哪家廠子？”聽到這裏，杜湘東問。
“第六機械廠。”負責轉述消息的刑警支隊長說。
杜湘東一陣發蒙。原來劉秋穀出現在六機廠，可不僅僅是為了安頓姚斌彬他媽。而急於“騰籠換鳥”的工廠在北京還有很多，許文革偏偏挑中了這一家。正在恍惚，刑警支隊長又拋出了一個更加令他發蒙的消息：入獄不到一年之後，許文革即將保外就醫。理由是他患有嚴重的哮喘，目前已經發展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至於病因，可能是他曾經在井下幹過重活兒，但也和長期以來的晝夜操勞、精神緊張不無關係。
好一會兒，杜湘東才接話：“病情屬實嗎？”
刑警支隊長道：“許文革也算個名人了，就算想瞞騙，也沒人敢給他行方便。”
“那他的生意呢，也沒違過法？”
“經偵的兄弟看過他公司的納稅記錄和財務報表，起碼賬麵上沒毛病。不過說句不好聽的，咱們國家的生意人，就算發家靠的是腦子和力氣，屁股上真能一清二白的也不多。尤其是許文革這個行當，水太深也太渾了，做大之前得跟人鬥狠、鬥心眼兒，否則隨便哪個村支書和流氓團夥都能砸了他的攤子；做大之後又免不了和各式各樣的頭頭腦腦‘勾兌’，鋪路全得用錢……就拿跟六機廠合作來說吧，短短幾個月就把方方麵麵上上下下都搞定了，你以為那些大紅章是白蓋的？誰的眼睛也不瞎，都能猜出是怎麽回事兒。”
杜湘東的口氣便興奮了起來：“經濟犯罪也是犯罪。你們打算什麽時候開始取證？”
刑警支隊長卻歎了一聲，腔調衰頹了下去：“杜湘東，你也是一把歲數的人了，怎麽頭腦還是這麽簡單。且不說許文革都在幕後主使，真查出什麽端倪也未見得會落到他頭上，就算坐實了他那個公司行賄、漏稅、搞權錢交易，涉及的也不僅僅是經濟犯罪的問題了。跟他接觸的還有領導呢，跟領導接觸的還有更大的領導呢，那些當官兒的我們‘辦’得了嗎？況且盤活老舊企業，減輕財政負擔，這是現如今的國家政策，許文革是順勢而為，我們要動他就是跟政策對著幹，你以為上麵會答應？既然說到這兒了，我也不怕你不高興，再從旁觀者的角度議論兩句吧……你覺得警察是幹嗎的？有惡必懲那是理想狀態，用這個標準要求誰，誰都沒法兒活。許文革再怎麽讓人看不慣，畢竟還沒傷天害理吧？說到底也是環境使然，如果隻揪著他一個人不放，那不公平。”
杜湘東的聲音低了下去：“你真這麽想？”
“想不通也隻能這麽想。”刑警支隊長凝視他半晌，又道，“大夥兒幫你幫到這個份兒上，算是仁至義盡了。你不是說自己憋得慌嗎？現在知道了吧，許文革也憋得慌。假如你覺得法律對他的懲罰還不夠，那他病成這樣，你也該解氣了吧？”
杜湘東不語。同學突然攬住他的肩膀，和他腦門兒頂著腦門兒，用力晃了一晃。警察的性格都硬，刑警更硬，能有這麽個舉動，就說明真把杜湘東當成了兄弟。再想想以前和同學的較勁，想想經由同學介紹才認識的老徐，杜湘東也動了感情。然而即使鼻子已經酸了，喉頭一哽一哽，他卻還是想對同學說：兄弟，對不住，我辜負你了。
開弓沒有回頭箭，盯梢是從許文革出獄的當天開始的。
監獄也在南郊，但比看守所更靠近城裏。那天上午，當鐵門打開，杜湘東就站在馬路對麵的一棵樹後。繞過樹幹，他目睹許文革蹣跚著緩緩移動，脖子像沉到水底的鵝一樣盡力伸長，又被胸膛的劇烈起伏扯得一晃三顫。才坐了一年牢，許文革的腰背更加佝僂了，連那張棱角分明的臉都幹癟了下去，還氤氳著一團黑氣，遠看好像一根被曬蔫兒了的茄子。可見監獄的確是個折磨人的地方。奔馳車就停在街邊，迎出來的還是一瘸一拐的劉秋穀，律師卻不見了。兩人略說幾句，許文革從懷裏掏出一隻藥瓶，往嗓子裏噴了噴，上車。
杜湘東也動身。他的交通工具是一台帶鐵篷的三蹦子，篷上貼滿了“開鎖換鎖”和“包小姐”之類的字樣。這玩意兒是他托人買的城管罰沒品，冒黑煙，顛屁股，隨時還有再次遭到罰沒的危險，不過已經比自行車能跑多了。又幸虧北京正在翻來覆去地“攤大餅”，原先的鄉下地方也開始堵車，甚至比城裏更加交通不暢，所以奔馳車一路且行且停，竟然沒把他甩掉。在跟蹤期間，杜湘東需要留心的主要有兩件事：一是不要離目標太近，以免被發現；二是別在溜邊插縫的時候碰了人或者剮了車——他賠不起。
如此亦步亦趨，並不很久，便到達了目的地。那是一幢四層小樓，外立麵貼滿了瓷磚，如果不是圍著院子，遠看倒像個巨大的廁所。這種建築在郊區隨處可見，多半屬於鄉鎮企業或農民個人，常年都在招租，但卻常年空著，因此隻能頂著個“寫字樓”的招牌靜候拆遷。奔馳車開進院門，還沒停穩，樓裏的人已經擁出來了，高高矮矮七八個，都是身穿灰褐色工裝製服的精壯小夥子。院兒外是條市場街，像所有城鄉接合部一樣嘈雜、汙濁，杜湘東就把車停在幾個攤位之間，滅了火，聆聽那些手下對許文革進行匯報。他們不叫許文革“老板”，而是和劉秋穀一樣稱他為“許哥”：許哥，一樓的房間給您收拾好了；許哥，設備正在路上，明後天就到；許哥，金融公司的人又來了，說等著和您當麵談。許文革卻未作答複，或者他說話了，但卻說得虛弱乏力，因此一牆之隔的杜湘東無法聽到。又過了片刻，院兒門口響起一陣鞭炮聲，大概是兄弟們要給許哥“衝衝喜”，但許文革反而被硝煙味兒嗆得一邊大喘，一邊鏗鏘地咳嗽起來。聽那歇斯底裏的架勢，恨不得肝兒都快從嘴裏吐出來了。於是劉秋穀就罵人，接著鐵門一關，院兒裏詭異地安靜下來。
其實從同學那裏得知，劉秋穀還在城區東三環租下了一套正經八百的商用房，專供公司的財務部門以及一個高薪聘請的“職業經理人團隊”使用，但杜湘東預感，許文革出獄以後不會去那裏。現在看來，他的直覺無比準確。而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偏僻、簡陋的地方落腳，原因恐怕隻有一個：第六機械廠就在附近。順著柏油馬路麵朝東，透過新世紀以來越發濃鬱的霧霾，隱約就能望到廠區破敗的主樓了。蘇聯式樣的尖頂如同鬼船的桅杆，無根無據地懸浮在半空之中。杜湘東還記得，曾經有女工在那棟樓裏合唱《山楂樹》：
我卻沒法分辨，我終日不安，
他倆勇敢和可愛呀，全都一個樣……
現在倆人一個死了，一個回來了。
從這天起，杜湘東的生活隻剩下一項內容，就是窺探許文革。每天天不亮，他便會駕駛著突突亂響的三蹦子長途跋涉，來到那棟小樓的院兒外。國營工廠早已一蹶不振，它的周邊地帶卻呈現出了野蠻生長的繁榮。搞貨運的，批發鋼材電線的，出租工程車輛的，由此又帶動了飯館、旅社和百十塊錢就能“爽一把”的小發廊。這種環境很利於隱蔽，當他把車往路邊一靠，看起來完全就是一個“摩的”司機。出於謹慎，他又買了一頂能遮住下巴、隻露雙眼的毛線帽，幹脆連麵目也藏了起來。但這種形象又帶來了一些小麻煩，常有人過來問他“走不走”，甚至連問都不問，徑直往鐵篷裏一鑽就不下去了。杜湘東本想拒絕，又一轉念，開了這麽一輛車卻不載客，成天往院兒門口一杵，瞎子不都能知道自己正在幹嗎嗎？於是隻好就範。好在路程都不遠，不是去車站就是去鎮上，頂多半個小時就能打個來回。回來以後，他繼續發癡似的盯著那棟小樓。
如此持續了半年，但卻成效甚微。這期間的幾乎每一天，杜湘東都會把許文革的動態記錄下來，寫在一個空白本子上。那些內容是如此單調、簡略而重複，諸如：
許文革沒出門。劉秋穀買菜做飯。
許文革沒出門。醫生上門為他治療哮喘。
許文革乘車，沒上高速，前往當地派出所備案。
許文革乘車，上高速往北，應為探望崔麗珍。
許文革沒出門。有訪客兩名，大概是商業夥伴。
……
假如一定要就此做出分析，那麽結論是：除去履行法律規定的手續以及去養老院看望姚斌彬他媽，許文革保持著深居簡出，連生意都完全在那棟小樓裏進行遙控。相應於杜湘東變成了一個不像警察的警察，許文革也變成了一個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
這份記錄還有第二個人看過，是刑警支隊長。那年春節，同學又來找過他一趟，名為拜年，實則是放心不下。倆人坐在車裏，自然說起了“調查”的進展。杜湘東知道瞞不過去，便把本子掏出來，遞了過去。剛開始，同學還一篇一篇地翻著看，到後來就唰唰一掃而過。他評價了一句“精神可嘉”，然後直言相告，就算許文革果真隱藏了什麽犯罪行為，憑杜湘東也休想發現，更別提把他再次投進監獄了。原因很簡單：杜湘東的調查手段太低級、太小兒科了。靠人力去盯梢，蹲點兒，這都是上個時代的套路，而現在甭管是偵查技術還是反偵查技術，都日新月異到什麽地步了？就拿這滿滿一大本記錄來說，還不如隨便哪個電線杆子上的監控攝像頭提供的信息更多。
“我也沒覺得自己能逮著他。”杜湘東回答。
同學就問：“那你圖什麽呀？”
杜湘東反問：“許文革這種人，難道不應該有人看著他嗎？”
同學沉默半晌，說：“我看你是魔怔了。”
杜湘東表示讚同：“我還真是魔怔了。”
而在監視以外，也有意外收獲。每次坐車的人給了錢，他都看也不看，順手往隨身帶的挎包裏一塞。等過完年，就覺得那包鼓鼓囊囊的挺礙事兒，打開一看，亂七八糟撐滿了零錢。於是他拎過劉芬芳擺攤兒收錢用的紙箱子，打開挎包，讓那些散票兒紛紛落落地傾瀉出來，把他的收成和她的收成混在一處。他們這對窮人夫妻居然也擁有滿滿的一箱子錢了。
這麽做，當然是為了安撫劉芬芳。自從杜湘東早出晚歸，她對他的聲討也到達了一個新的**——有本事的人才不著家呢，你也配？什麽活兒都丟給老婆，成天出去躲清閑，這還叫男人嗎？不會掙錢，花錢倒挺在行，自行車換成了三蹦子，這樣就能到更遠的地方“浪”去了吧？而見到杜湘東的舉動，劉芬芳便一愣，進而露出了恍然大悟的神色。
她問：“誰給你出的主意？”
杜湘東說：“什麽主意？”
劉芬芳踹了一腳紙箱子，驚得兩張毛票兒翻騰而起：“拉活兒呀。”
杜湘東搪塞：“也沒誰。好多人不都這麽幹嘛。”
劉芬芳說：“可你是警察呀。”
杜湘東笑了：“我都快忘了，你倒想起我是警察了。”
劉芬芳突然眼圈兒一紅。她這人就是這樣，平時老覺得自己被虧欠，但隻要想起杜湘東也在承受委屈，哪怕他的委屈其實和她無關，她也會立刻翻轉過來，覺得自己才是虧欠了杜湘東。這是劉芬芳性格上的軟肋，使得她既後悔不迭又心甘情願地跟他過了這許多年。想到這裏，杜湘東便歎了口氣，伸手摸了摸劉芬芳的臉——那張臉的正麵已經和紅蘋果毫無相像之處，側麵也看不出半點兒吉永小百合的影子了。這個舉動很突兀，所以劉芬芳下意識地一躲，但她隨即又把臉湊了上來。老夫老妻含羞一笑，決定晚上再燉一鍋豬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