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那個初夏開始，杜湘東的生活裏多了一項內容，就是不定時地去探訪姚斌彬他媽。有時很勤，三兩天一趟，有時稀疏，但間隔最長也就半個多月。去時所做的事兒也很尋常，首先是照料女人的生活起居，洗衣曬被，到農貿市場買菜。要是涉及不太方便的事情，比如洗澡和上廁所，那就隻能請鄰居的女同誌來幫忙了——有空的多是一些老太太，顫顫巍巍地扶著顫顫巍巍的姚斌彬他媽前往公共衛生間，常常解個手就得耗費半個小時。一旦人家表露出嫌麻煩的意思，這活兒就不能白幹，杜湘東得偷偷塞給老太太幾個錢。
家屬區的其他住戶也認識了杜湘東。他們聽說他是個管教，剛開始還會感歎兩句“人民警察愛人民”乃至“人民罪犯人民愛”，也不知是在讚美還是揶揄。後來就成了見怪不怪，碰麵時打個招呼“吃了嗎”“又來啦”，好像杜湘東是姚斌彬家的一個成員似的。
杜湘東這時會想，許文革來這個家時，會是怎樣的狀態呢？
而他固然不會把自己想象成許文革。他是來刺探許文革的。這個任務在姚斌彬他媽那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實現。許文革的住處是單身宿舍裏六個床位中的一個，床頭貼了張通緝令，好像在提醒室友，這個逃犯會隨時跑回來睡覺。姚斌彬他媽交給杜湘東的那把鑰匙卻對應著別處，是廠區外側一排平房中的一間。那是廠子草創初期，第一批建設者們的臨時住所，到了杜湘東前去調查時，房屋都敞著門，廢棄著，唯有那間小屋門上掛了把鎖。開門進去，別有洞天：裏麵並無家具，靠窗的亮處擺了一台小車床和一個工具箱，車床的電源是從牆外引過來的，工具箱裏除了扳手改錐，還有遊標卡尺、焊槍以及形形色色杜湘東所不認識的家夥什兒。對麵靠牆的那一側，則堆放著更加琳琅滿目的工業產品：縫紉機的機頭、老式自鳴鍾、隻有後輪沒有前輪的自行車、農田裏灌溉用的小水泵……光笨重的話匣子就有三台。杜湘東抄起一台打開，居然能響，可以收聽《新聞和報紙摘要》。
幾乎是個小型維修車間。後來姚斌彬他媽告訴杜湘東，這倆孩子從小就愛擺弄機械——這也許是因為出生在廠子裏，除了螺絲齒輪，再沒別的可玩的了。為了這個愛好，當媽的沒少跟兒子置氣，她認為姚斌彬應該考大學，出人頭地。但也管不住，尤其是姚斌彬差幾分高考落榜，頂班進了廠子之後，幹脆和許文革把操練的場所搬到了這間平房，還湊錢買了一台老式車床，下了班就關起門來鼓搗，周末更是不分晝夜。他們的廢寢忘食終於有了收益，不多久，竟然能出去給人家幹維修了。自行車，收音機，飯館的冷櫃，附近公社的農用機械，隻要壞的不是核心部件，往往都能修複如初。不僅收費不高，而且交活兒還快，絕不會像國營修理廠那樣擺譜兒、拖工期。漸漸地闖出了名氣，十裏八鄉都有人慕名而來，這時姚斌彬他媽倒不好說什麽了，可廠子裏卻有人看不過眼了。那些人的說法也有道理：姚斌彬和許文革的身份是國營工廠工人，工資是國家發的，技術也是國家教的，怎麽能再去接私活兒掙外快呢？現在是不講究割資本主義尾巴了，但該遵守的規矩還是得遵守。況且誰知道倆人給外麵幹活兒的時候，有沒有偷偷用過國家的機油、齒輪、焊條？如果那樣，性質就變了，就成了損公肥私。於是領導出麵，談話批評，勒令製止。倆孩子還不服，偷偷摸摸接著幹，被發現後挨了處分，並且強調如果再犯就要開除。
講這些事兒時，杜湘東正坐在姚斌彬他媽麵前，再一次打量屋裏的擺設。對於一個都有工資並且還能賺到外快的家庭而言，這個房間無疑是過於簡陋了。說句誇張的話，連燈泡兒都算是一件重要的家用電器。他也被允許翻看過姚斌彬留下的私人物品，別說沒有手表和蛤蟆鏡這些年輕工人中的時髦玩意兒，就連衣服都是質地粗劣的地攤兒貨，有好多還打著補丁。那麽錢都花在哪兒了？是吃了喝了，還是讓許文革拿去討好他的那個廠花女朋友了？可在姚斌彬他媽嘴裏，“那倆孩子”又都是特別顧家的人，就連廠裏發的夜班飯票都一張一張地攢下來，每逢單月份的月底到服務社去換一桶豆油，外加兩條肥皂。
況且還有一台進口汽車發動機的案子呢，那玩意兒要能賣出去，可是一筆巨款。一切盜竊犯的動機當然都是弄錢，但弄錢的動機各有不同。姚斌彬和許文革是為了什麽呢？
直拖到那年秋天，問題才有了答案。入夏以後，杜湘東就再沒去過姚斌彬家，原因是那段日子北京有點兒亂，公安機關高度戒備，所有警察都得二十四小時隨時待命。好容易熬到街麵上大致太平，杜湘東先到丈人家安頓一番，這才從城裏坐上長途車，直接前往六機廠。下車繞過廠區，景象倒是基本如常，不同的是對外來人員的盤查更嚴了，連家屬院門口也設了崗，攔住沒穿警服的杜湘東盤問了半天。幸虧保衛科的胖子巡查經過，打個哈哈就讓他進去了。而來到幾棟筒子樓中間，卻見一輛鋥光瓦亮的皇冠轎車停在空地上。這可是從未有過的情況，以前別說皇冠了，就連東歐產的波羅乃茲也沒在這片宿舍裏出現過。杜湘東心裏咯噔了一下，站在車前觀摩了好一會兒，弄得車裏的司機也緊張地看著他，還嘀嘀按了兩聲喇叭。他正想轉身離開，就聽見一片喧鬧，一群人從姚斌彬家所在的那幢筒子樓裏擁出來。走在前麵的是兩個中年男人，麵色鐵青，跟在後麵的則是樓裏的鄰居，對著他們的背影指指戳戳。態度最激憤的是那個整日翻撿垃圾堆的老太太，她首如飛蓬，躬著駝背追上去，響亮地“呸”一聲，被甩開後再緊追兩步，又“呸”一聲。伴隨著“呸”，她還在振振有詞地質問：“這還讓我怎麽過？”
“你們算個屁領導。”
片刻追到車前，竟然一把摟住了其中一個男人的大腿，滾在地上不起來了。兩位領導拉她不是，不拉她也不是，隻好一邊擦汗，一邊探頭向四下張望。恰好看見保衛科的胖子，他們就像遇見了救星，大聲招呼他過來“處理一下”。胖子不情願地咂吧著嘴，跑過來硬拽開老太太的手，同時對領導們說：“撤退，我掩護。”
領導們便鑽進了皇冠轎車，砰砰關門，倉皇而去。群眾卻也不追窮寇，就連老太太都不再打滾兒，搖頭歎氣地和眾人一起散了。空地上隻剩下杜湘東與胖子兩人，一時間尷尬地大眼瞪小眼。瞪了一會兒，杜湘東才問：“剛才那是什麽領導？”
胖子道：“廠長和書記唄。”
杜湘東說：“這是來幹嗎呀？”
胖子居然也“呸”了一聲，說：“還能幹嗎？打白條來了。”
不等杜湘東再問，他就喋喋不休起來：廠子一直受困於經營不善、市場疲軟等問題，如今外麵的架子雖然未甚倒，但內囊早已盡上來了。尤其這兩年，原先那些福利全部取消，工資也隻能發一半，更要命的是退休職工醫藥費都報銷不出來了，隻能先讓本人墊付，再由廠裏打個條子，意思是欠著。可是廠裏能欠著工人的，工人卻不能欠著醫院的，曾經有人把條子拿過去衝賬，人家根本不認。也集體找上麵反映過好幾回，前一陣總算有了說法，所有欠款將預支一筆專款結清，於是大家翹首以盼，盼來的卻是廠長和書記親自登門，一邊繼續打白條，一邊鼓勵大家發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精神，“再忍忍，忍忍就好了”。
“再忍忍就死啦，人一死，他們丫的倒是好了。”說到這裏，胖子終於重新站隊，大張旗鼓地幫著工人聲討起領導來。可惜麵前隻有杜湘東一個聽眾，他的正義感無法得到廣泛的呼應。而這的確是以前從未聽說過也從未想到過的情況。就連杜湘東這代人，都認為一旦進了國家單位，生老病死都有國家兜著——敢情國家也有兜不住或者不想兜的時候。那麽作為一個重病號、老病號，姚斌彬他媽承受的經濟負擔可想而知。倆孩子外加一個女人的收入，大概僅夠維持生活的，要看病就得靠外快貼補，外快不讓賺就隻能鋌而走險了。一條邏輯線索在杜湘東心裏清晰了起來。
上樓之前，他多問了一句：“對了，剛才那輛車就是姚斌彬和許文革的……贓物嗎？”
“那可不，廠裏哪兒還有第二輛皇冠？”胖子說。
“不是說效益不好嗎？”
“這情況就更複雜了。車本來是機關裏一個副局長的專車，放在廠裏是要換幾個零件，結果出了那檔子事兒，被警察暫時扣下了。人家倒好，等不及，直接又配了一輛公爵，也是日本原裝，這輛皇冠就作價賣給我們廠了。上級壓下來，不買都不行。買了又不能浪費，哪怕天天挨罵，廠長也隻能坐著……沒準工人的醫療費就是被挪用到這輛車上了。”胖子說完，對這個複雜的情況進行了簡要的總結，“操！”
杜湘東默默離開，順著樓梯往上爬。他的腳步益發緩慢，等站在姚斌彬家門口時，幾乎踟躕著不敢進去了。他不忍心麵對剛被公家打了欠條的女人的臉。門沒關，從布簾子底下看過去，姚斌彬他媽似乎正坐在桌前，右腿放任自流地歪向一邊。喘了口氣，杜湘東終於還是走了進去，擠出一個久別重逢的微笑，叫了聲“崔阿姨”。
姚斌彬他媽一顫，以一個中風患者所能達到的最快的速度，把桌麵上的一疊白紙攏起來。那就是廠裏的欠款證明了吧，一定還蓋著堂皇的大紅公章。杜湘東感到自己這麽看著她，顯得有點兒冷酷。於是他又踅摸起了家裏積攢下來的活計：站立器有個橡膠扶手掉了，台燈的燈泡憋了，水壺裏積了厚厚一層水堿……等一口氣把活兒幹完，桌麵早已空空****，姚斌彬他媽還像雕像似的坐在桌前。
杜湘東訕訕的，又要出去做飯，姚斌彬他媽卻頭也不扭地說：“你也知道了吧。”
說的就是欠條的事兒。杜湘東回答：“知道了，剛才還在樓下碰見廠長書記了。”
姚斌彬他媽歎了口氣：“其實也不是存心想瞞著你，而是不想讓你知道，姚斌彬和許文革偷東西、從看守所逃跑……都是為了我。”她喉頭一抖，帶出了哭腔，再看臉上，眼裏亮閃閃的，似乎又要落淚。
杜湘東僵立著，半晌說出一句確實讓自己倍感冷酷的話：“我是個警察，隻管人犯沒犯罪。至於為什麽犯罪，我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姚斌彬他媽沉默半晌，然後說：“杜管教，你是個好警察。”
這已經是第三次有人說他“好”了。但他這個“好”警察此刻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彌補一個對於他這種職業而言不可原諒的錯誤。到底什麽算“好”，什麽算“壞”呢？杜湘東第一次意識到，在那些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間，還存在著一個複雜的中間地帶，而他和姚斌彬、許文革都被困在那裏，似乎永遠不能上岸了。這種處境幾乎是令人絕望的。
他發呆，對麵的女人也發呆。過了好久，杜湘東又聽見姚斌彬他媽說：“你是帶著任務來的，這我知道。但我沒法兒幫你完成任務，以後就別為我耽誤工夫了。”
杜湘東笑了：“任務不任務的倒在其次。我來，就是想跟您說會兒話。”
姚斌彬他媽也笑了：“那就說會兒吧。人總得說話，不說太憋得慌。”
隨後，女人言語綿密，好像從記憶裏扯出了一根線頭，一件事兒連著另一件。過去總說姚斌彬，今天她卻說到了許文革，說到了許文革的身世。許文革他爸也是一名維修工，還是一名政治積極分子。那年頭人們說積極也都積極，但或者是順著集體慣性，或者是揣著點兒個人目的，偏他和眾人不同，積極得十分虔誠。除了會上喊口號，他還自學馬列，讀的是中央編譯局的漢譯全本。工人文化低，有不明白的，總去請教一個上過“輔仁”的老工程師，也就是姚斌彬他姥爺。經過學習，他懂得了工人階級掙脫的隻是鎖鏈，懂得了勞動必將成為人類的內在需要，也懂得了在首都北京建設工廠，不僅是為了帶動全國工業大生產，更是為了在遙遠的未來實現共產主義。所以當前全國勞模、那位老工程師被定性為本廠的“走資派”時，帶頭批判他的維修工當眾痛哭流涕。他哭是因為惋惜：這個給他講解過“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之區別的人，怎麽就糊裏糊塗地站到曆史潮流的反麵去了呢？可見自我改造和不斷革命有多麽重要。在此後的那些年裏，維修工更加真摯地積極著，上麵提倡勞動競賽他就加班，上麵號召支援三線他就捐工資，上麵鼓勵造反他就自告奮勇組建了戰鬥隊。然而當**的年頭過去，上麵又要整頓秩序了，責任又被一股腦兒算在了他的頭上。因為並沒有真打死過人，所以處理還算輕的，無非也就是寫檢討和“夾著尾巴做人”，但維修工想不通，不通則痛，越心痛，就越深陷於周而複始的自我折磨。終於有一天，廠裏人發現他把自己吊在了車間的鋼梁上。按當時的邏輯，這就算畏罪自殺了。
維修工的老婆死得早，是操作滾筒烘幹機時被聯軸節絞住了褲腿，頭磕在叉車的鏟尖上撞死的。隻留下一個許文革，不到十歲就變成了野孩子。他住在父母的小平房裏，學也不上，成天打架，餓了就到食堂討口吃的，要不就是撿點兒工地上的邊角料賣錢。時間長了，廠裏覺得是個禍害，有人提出把他送“工讀”，而當時姚斌彬他媽剛離婚，帶著姚斌彬搬回了廠裏，看見許文革可憐，便說：反正一個也是養，兩個也是帶，權當姚斌彬多了個哥吧。她讓許文革住進了自己家，找領導落實了許文革的撫養費，重新把他押回了學校。念到技校畢業，又是她出麵敦促廠裏落實政策，讓許文革接了他爸的班。革命時期整人的和被整的，反倒相依為命過了這麽多年。日子久了，人們漸漸把姚斌彬母子與許文革當作了一家人，隻是在倆孩子出事兒之後才議論，沒準兒是許文革把姚斌彬給帶壞了。
“都是命。”女人最後總結說。
這話杜湘東也聽許多人說過。那些偶然失手的慣犯交代落網經過時，往往會感歎一句“都是命”。所長講起在戰場上有人衝鋒在前卻活了下來，有人躲在炮彈坑裏卻被炸飛了的事情，也認為那“都是命”。人抗不過命，在這個大前提下，想不通的事情仿佛就有了解釋。那麽姚斌彬和許文革又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偷竊、被捕、越獄、一個跑了另一個卻被抓回來了的結局？對於這倆犯人，那一切也“都是命”嗎？如果是這樣，身陷囹圄的姚斌彬會羨慕許文革嗎？逃脫在外的許文革會坦然地想起姚斌彬嗎？
這麽想著，杜湘東已經從六機廠回到了看守所。天徹底黑了，蒼穹籠罩在北京南部的平原之上，竟不顯得深遠，好像一層不透光的幕布，誰也不知道在它外麵藏著什麽。經過辦公區時，他看見所長屋裏還亮著燈，又想起自己外出了一天還沒銷假，便向樓裏走去。
銷假也就是露個麵，表示“人在”即可。而當杜湘東打完招呼，說句“沒事兒先走了”，所長突然招招手，讓他走近了些：“還真有事兒。”
“您說。”
所長掏出煙，這次卻沒點，也沒轉肩膀，片刻把煙扔在桌上，抬頭看著杜湘東：“任務有點兒特殊……你恐怕得跑趟姚斌彬家。”
去看姚斌彬他媽的事兒，此時隻有杜湘東自己知道，連劉芬芳都沒告訴。當他聽見所長這麽說，嗓子忽然一緊，像被誰勒住了。咽了口唾沫，他才明知故問：“去幹嗎？”
所長翻出一個牛皮紙袋，手指在上麵敲了敲：“判下來了。”
杜湘東問：“怎麽說的？”
“死刑，立即執行。”
這其實是可以預料的結果，隻不過杜湘東從未主動往那個方向預料過。在那個年頭，僅憑盜竊一項就送了命的犯人也有不少，何況還有越獄、搶奪槍械和繼續頑抗？
他再次明知故問：“這麽快？”
所長回答：“已經不快了，要不是他的事兒還涉及另一個在逃犯，上個月就判了。這陣兒社會上亂，上麵強調要發揮人民民主專政的震懾作用，專門點了幾個未決犯的名，其中就有他。至於許文革，反正已經進入了通緝程序，估計也逃不了多久。”
接著向杜湘東交代任務內容：他就是個送信兒的。本來對於死刑犯，法院隻需將判決書遞交本人即可，並無傳達到家屬的義務，但出於人道主義，往往還是會安排人去告知一聲。然而姚斌彬這案子又屬於“從重從速”，法院對他的家庭情況並不了解，加之最近忙得不可開交，所以就把善後的事兒推回給了公安機關。假如杜湘東願意，他可以在執行的當天去送姚斌彬一程，然後再去向姚斌彬他媽宣布結果，轉述“可以外傳的遺言”。而這項任務自然也有保密要求，那就是絕不能透露行刑的時間地點，以免引發意外。
領完任務，杜湘東在此後的幾天就不能外出。所長卻也沒有再提此事，見麵時還會故意聊些輕鬆的話題。一切如常，時間緩慢得有了凝滯感。到了出任務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輛北京212將杜湘東送到了市內一個級別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經過核準的死刑犯都關押在此。進入帶電網的高牆，便看見囚車和負責行刑的武警早已嚴陣以待：既有神色鎮定的老兵，也有麵色煞白的年輕戰士。人人手裏握著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槍，槍裏隻有一發子彈。這兩天裏，老兵一定已經對新兵進行了反複講解以及示範，力爭把那一槍打穩、打準，尤其是要克服條件反射，不能在槍響的同時先往後跳——那會造成子彈偏離心髒，就必須得朝腦袋補槍了。聽說看過補槍的人，這輩子都別想再吃雞蛋炒西紅柿。
對於死亡這事兒更加缺乏經驗的，則是即將承受子彈的犯人。也很奇怪，當杜湘東被帶進專門看押死刑犯的“小號”時，卻沒聽見裏麵傳出撕心裂肺的哭叫聲，也沒聽見“××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之類的豪言壯語。號房靜悄悄的，仿佛裏麵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攢足心力，等待著去展開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遠行。來到最靠裏的一間囚室門口，杜湘東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牆角，也不抬頭，電燈照在他半蜷的身體上，在地麵投下小小的影子。
聽取遺言是要隔著鐵門進行的。杜湘東在柵欄外叫了一聲：“姚斌彬。”
姚斌彬便緩緩地揚起一張覆蓋著陰影的臉，回答道：“杜管教，你來了。”
聲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來送他一程——這孩子算是明白叫“媽”也沒用了。杜湘東硬逼著自己問：“你還有什麽話說？”
“沒話。”姚斌彬繼續平和地說，“我認罪，伏法。”
“我是說……”杜湘東把臉往外扭了扭，又轉回來，“我去過你家了，你媽挺好，吃喝都不愁，鄰居也挺照應她的。我也問過你們廠的領導了，說你的事兒不會妨礙她的待遇，畢竟是幹了一輩子的老職工……醫藥費的資金也快到位了，到時第一個解決的就是她。”
說這話時，杜湘東感到自己正在進行拙劣的邀功。姚斌彬的嘴唇顫抖了起來，牙齒像發冷似的咯咯作響，一雙酷似鹿類的大眼睛閃了一閃。但那眼裏終究沒有眼淚，過了一會兒，他才說：“杜管教，我不怨你……你不必為了我這麽做。”
杜湘東一震，回答道：“你怨不怨我，我都得把你抓回來，也都會去看你媽。”
“謝謝您。”
“需要我給你媽帶什麽話嗎？”
“希望她把我給忘了。”
“還有許文革……假如我能見到他，你對他有什麽說的？”
“希望他比我活得長。”
說完，姚斌彬站了起來，隔著一道鐵門，以齊平的高度與杜湘東對視。那一刻，杜湘東隻覺得姚斌彬的神態仿佛是在什麽時候見過的：似笑非笑，坦然而又悲愴。這時囚室盡頭傳來了浩大而威嚴的腳步聲，杜湘東和另外幾位執行同樣任務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向後退開，看著武警依次打開鐵門，把已經驗明正身的死刑犯們押了出來。今天執行槍決的共有七人，都是男的，姚斌彬的年紀最輕。
偏在這時，姚斌彬又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當他被兩名武警架著往外走時，忽然身子往下一墜，滑脫了箍住胳膊的手臂。武警還以為這犯人像此前的很多犯人一樣崩潰了、昏厥了，但低頭一看，卻見姚斌彬蹲下身，從地上撿起一根麻繩，想要捆到右腳的褲腿上去。褲腿捆繩子，這也是死刑犯特有的待遇，目的是紮緊底下的漏口，免得到時候屎尿傾瀉出來。而此刻，姚斌彬居然還能察覺到麻繩鬆了，居然還想把它重新紮上。他的赴死是多麽鎮定，又是多麽心思縝密。他即使死了，也不願意遭到收屍人的嫌棄。
然而這點兒願望實現起來又是如此困難：麻繩兩次三番地被他用左手撿起來，又在捆綁的過程中從他的右手指間滑落。他有傷，右手大拇指無法起到支撐作用，隻能用食指和中指勉強夾住繩頭，顫顫巍巍地試圖穿進左手扶穩的環扣裏去。姚斌彬顯現出了超然物外的專注，忘我地忙碌於這個死刑之前的小小細節。掉了又撿，撿了又掉，負責押送姚斌彬的兩名戰士也終於不耐煩了起來。他們也許把姚斌彬的行為視作了拖延時間或者轉移注意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有限度的。他們互相使了個眼色，同時彎腰，將胳膊重新插入姚斌彬的肋下，把他拎了起來。
其中一個說：“算了，時候不早了。”
這時，杜湘東便走向了姚斌彬。他蹲下身去，撿起那條死蚯蚓似的麻繩，繞到姚斌彬的褲腿上，打了兩個環，拉緊。做完這件事，他站起來，與對方對視了一眼。那一刻，姚斌彬的眼神仍是平和的，但杜湘東心下悚然，兩耳轟鳴。
任務則在當天就完成了。杜湘東已經想不起他是怎麽趕往機械廠，怎麽上樓進屋，怎麽麵對麵地告知姚斌彬他媽姚斌彬被正法了。他也想不起那女人聽說消息之後的反應：她哭叫了嗎？還是無聲地落淚？抑或她連眼淚也沒流，木然地接受了事實？時間仿佛在雲裏霧裏滑了過去，而杜湘東之所以頭腦恍惚，是因為他長久沉浸在震驚與疑惑之中。他自詡為一個大材小用的警察，但卻在最後一刻才發現，自己很可能漏掉了姚斌彬與許文革越獄案件中最為關鍵的細節。對於公安機關和法院而言，那也許是個無用的細節，無法挽回姚斌彬的死；但對於杜湘東本人而言，那個細節卻解釋了姚斌彬為什麽會死。杜湘東的腦海中還長久地回旋著姚斌彬詭異的、似笑非笑的表情。這表情他曾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逃跑事件發生的那天，當姚斌彬把槍扔到地上束手就擒的時候，第二次則是在今天。姚斌彬的表情、遺言以及所有舉動都指向了杜湘東的推測——隻是為時已晚。
然而杜湘東卻不能把他的震驚與疑惑告訴姚斌彬他媽。他理智尚存，知道自己如果說了，那女人大概會瘋掉。正如同他無法向姚斌彬他媽轉述另一個場景：他坐著武警的軍車，跟隨姚斌彬趕往了刑場。那地方離市區不遠，山清水秀，全然不像殺人的場所。麵積不大的一圈院牆，門口的木牌隻標注著“高法工程”。囚車先進，後麵的軍車卻在牆根停下。武警方麵的負責人告訴大家，他們有兩個選擇：一是下車走進去，目睹行刑過程；二是在外麵聽著，從槍聲確認結果。幾個送信人麵麵相覷，沒人動彈，杜湘東也沒動。於是武警就轉身走了進去，關上大門。
過了很久，槍才響了。不是依序，而是幾乎同時，那七槍裏，有一槍是姚斌彬的。
這撥兒死刑犯的運氣都不錯，隻響了一次，沒人需要補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