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日子就變快了，快得像狗攆。經曆了短暫的心情黯淡與惶然，在一日千裏和一擁而上的本能作用之下，人們又迅速亢奮了起來。似乎隻有杜湘東還在漫長地憋悶著。
憋悶遙無止境，然而有時反思，他的憋悶也和別人的亢奮一樣，有著與以往那個時代不同的質地。假如一定要說出不同在哪兒，大約是從雲端跌落回了地麵，從抽象還原成了具體，從恢宏分解成了細碎。恰好杜湘東現在又不是個單身漢了，一切問題都必須要進行務實的考慮，因此他對於看守所管教這份兒職業的衡量，也從它能否在價值上實現自己，轉移到了它能否在價錢上養活自己。但那些期望都落了空。所裏的車間倒是一直在創收，但經營狀況卻比以前差了許多。象棋子和冰棍棍兒的市場早被雨後春筍般的私營企業瓜分殆盡，再想上新項目，又一沒資金二沒技術。經過所長的推薦，杜湘東本人一度也曾被列為提拔對象，但卻在最後一關被卡了下來——總會有人想起他的“汙點”。由於他的失誤，倆犯人越獄，如今一個被槍斃了，另一個依然在逃。
杜湘東和劉芬芳的婚姻生活也說不上幸福。過去想得沒錯，劉芬芳嫁給他，說到底是受到了那種八十年代情緒的蠱惑——嫁給追捕持槍逃犯的英雄，這烘托了她心裏的浪漫。但幾年過去，英雄永無翻身之日，浪漫成了一時糊塗，因此她的憂愁也像時代一樣落地了，還原了。由於交通不便和家裏事兒多，現在劉芬芳仍然城裏鄉下兩頭跑，平時住在宣武門內，到了周日才坐上公共汽車來找一趟杜湘東。周末夫妻，小別重逢，按說是應該如膠似漆的，但劉芬芳往往一進門就冷著臉，略喝一口水，就開始抱怨。抱怨的內容包括她媽腦子糊塗，她爸是個甩手掌櫃，她弟弟都是惹禍精，以及領導挑刺兒同事使絆兒單位的待遇越來越差，總之是抱怨自己命苦；還抱怨誰家買了吸塵器，誰家都快買車了，而她奔波幾十裏路卻連黃“麵的”都舍不得打，總之是抱怨杜湘東無能；乃至於以前從未留意過的細節也成了她抱怨的素材，比如杜湘東為什麽吃飯要就辣椒醬，杜湘東為什麽洗衣裳總是懶得搓幹淨，杜湘東為什麽當初沒挑靠操場的宿舍而是挑了靠農田的，所以晚上蚊子這麽多——最後又都會形散神不散地歸結為自己的命苦和杜湘東的無能。劉芬芳的抱怨無異於對生活的再發現，讓她認識了另一個杜湘東，也讓杜湘東認識了另一個劉芬芳。
有時聽著抱怨，杜湘東就會懷疑：這還是那個愛看席慕蓉和三毛、正臉像紅蘋果側臉像吉永小百合的劉芬芳嗎？還是那個能說出“可惜明天又和昨天一樣”的劉芬芳嗎？她當然還是，或者說，現在的劉芬芳也許才是真實的劉芬芳，但從另一個意義上，杜湘東卻又無法確定地感受到劉芬芳的真實。劉芬芳抱怨得太投入了，常常抱怨到周末的晚上，就沒有了和杜湘東過**的興致，又或者劉芬芳雖然還願意履行那點兒責任，但杜湘東卻被她抱怨得心灰意冷，從社會性的無能進入了生物性的無能，隻好放棄了和劉芬芳過**的機會。一個難得能挨上肉的老婆，其真實性當然大打折扣。
不知是不是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幾年都沒懷上孩子。對於這個情況，身邊的人都直接或隱晦地表示過關心。比如所長就提醒過他，係統內將來還是有可能再分一次房的，到時候有孩子的職工能夠“加兩分”；再比如老吳還慫恿他到醫院掛個號，揣著本《大眾電影》“到顯微鏡底下擼一管”。劉芬芳自然也把孩子問題列為抱怨的保留項目。但杜湘東卻對此不甚上心，不僅不上心，有時還暗自感到幾分慶幸。說來也是，以目前的條件，有了孩子又該怎麽養、在哪兒養呢？再者，沒有孩子尚且如此，一旦因為孩子而疼過累過，天知道劉芬芳還會生發出多少綿延不絕的抱怨，那樣的話，杜湘東的腦袋就別想清靜了，心情也別想踏實了。他現在覺得腦袋清靜和心情踏實也成了一種奢侈。
在如今，他能夠獲得清靜與踏實的地方，隻有姚斌彬家。
隔一陣子就去看看姚斌彬他媽，這個習慣居然堅持了下來。本來杜湘東以為，通報了死刑的結果，他就沒必要也沒臉再登門了，但把他拽回去的卻是一些瑣事：姚斌彬他媽還能從醫院裏拿出藥嗎？家屬區統一不讓生爐子了，誰給她把煤氣罐扛上樓呢？鄰居們忙活的越來越忙活，閑下來的越來越氣兒不順，還能找到人幫她買菜、換衣服和上廁所嗎？這些瑣事意義重大，假如得不到解決，姚斌彬他媽就有可能病死、餓死、臭死。
於是杜湘東就去。去了先幹活兒，倆人再說會兒話。這時也不說姚斌彬了，更不說許文革，聊的都是身邊的近況。廠裏也開始推行“廠內待業”和“兩不找”了，廠長和書記家的窗戶都被工人砸了，砸了再裝，再裝再砸，到最後索性不裝了，全家裹了大衣敞著睡。還有些腦袋活絡的人，不知怎麽就富了起來，從郊外搬到了城裏的新房。《新聞和報紙摘要》的口音沒變吧？如今怎麽廣播裏都是港台腔，哇哇哇，聽取“哇”聲一片。直說到太陽偏西，日光傾斜，姚斌彬他媽還在榫卯結構的木桌前靜坐著，一條右腿無知無覺地抵著桌腿。她麵色漠然，聲音緩慢，眼神裏卻含著一絲不知從何而來的溫柔。有時杜湘東覺得，這是一個孤立於時間之外的女人，屋外的那些事兒都與她無關，也就是個談資罷了。然而時間到底還是給這女人留下了印記：她的頭發大片地灰白了，遠看像野火燎過的枯草；她的皺紋越發深刻，從眼角蔓延到了額頭；她的兩腮凹陷，牙齒岌岌可危，隨時有自行脫落的風險。但還有時，杜湘東會恍惚覺得對麵坐的是姚斌彬。這對母子太相像了，從長相到性格都像，如果姚斌彬能活到老，大概也是這般模樣。
幾年來，時不時有通緝犯落網的新聞，有些聽起來簡直像是傳奇。比如有個悍匪改名更姓和一個女警察結了婚，最後是被老婆在**銬起來的。再比如有個賊頭兒到外國整了容，又偷渡回來想看一眼孩子，結果孩子不認識他，大喊家裏有小偷，就被街坊四鄰逮了個正著。而在一次又一次“清網”之後，許文革仍然音信全無。對於逃犯來說，這才是真正的傳奇。他是怎麽躲過那些“雪亮的眼睛”的？他如果離開了北京，又輾轉去過哪些地方？難道他已經死了嗎？這些懸念的謎底被揭開一角，還是經由姚斌彬他媽。
時間是在越獄事件之後的第六年，也是一個春天。禮拜六的晚上，杜湘東回到宿舍，還沒進屋就見燈亮著。打開門，劉芬芳已經坐在屋裏。當時還沒改成“雙休日”，所以劉芬芳來找他，大都是在周日白天，再加上安頓她父母以及坐車倒車，趕到郊縣往往是下午了。今天怎麽提前了？杜湘東心裏一緊，他想，劉芬芳該不會也被分流待崗了吧。食品公司的效益這兩年同樣不好，好多冷庫都轉包給了外企。然而再一細看，劉芬芳的情緒似乎還不錯，不僅掛著笑模樣，而且還做好了飯。桌上擺了一隻砂鍋，砂鍋裏熱騰騰地漂浮著豬下水——大概又是從單位裏“順”的。這也是她一直保持的好習慣，隻不過以前不大好意思明目張膽，覺得與席慕蓉和三毛的意境不太吻合，而這兩年就理直氣壯了起來。
劉芬芳朝他一笑：“先吃，吃完有事兒跟你商量。”
杜湘東還含糊著：“要不先商量吧。”
劉芬芳說：“不吃就涼了。你急什麽，反正不是壞事。”
說完抄起勺子，給他盛下水。倆人就吃，吃時劉芬芳也沒開展抱怨，笑吟吟地繼續賣關子。等吃完，都有些肉醉，進而又有了肉欲，於是早早上床，先過了一回**。過時劉芬芳側著臉，用仍然還有點兒像吉永小百合的那個角度朝向杜湘東，所以杜湘東就很激動，他覺得劉芬芳終究還是戀著他的。
並排躺了會兒，杜湘東才問：“到底商量什麽？”
劉芬芳就說：“我二姐從南方回來了。她那個德國公司在北京設了辦事處，讓她來當人事的頭兒。在外麵漂了些年，她好歹還算有點兒人心，想補償家裏，尤其是想補償我，所以就問到了你。她說如果你願意過去，可以幹個物流部的小組長，工作也簡單，帶著人到碼頭點貨收貨，再把東西送給北京的二級代理商就行。她還說你有學曆，人也踏實，他們公司又在擴大規模，過不了幾年保證升職。”
杜湘東又含糊了：“你是說讓我辭職？”
劉芬芳說：“我已經替你——替咱們算計過了，你在看守所待著，什麽時候是頭啊？再熬幾年就真熬老了，老了再後悔就晚了。還不如趁早過去，工資翻番兒不說，他們還給租城裏的公寓。當初沒解決的問題，這不就全不是問題了嗎？”
杜湘東更含糊了：“辭職不就得脫警服嗎？”
劉芬芳進而咯咯笑了：“鐵飯碗不如金飯碗，何況你這還是個破飯碗。脫就脫唄。”
她說得既果斷又輕鬆，而杜湘東實在沒法兒反駁她。這些年來，可以說是他拖累了劉芬芳，把她拖累成了一個愛抱怨的婦女，現在是人家劉芬芳給他指了條明道兒，他好像隻有感恩戴德的資格。但他也明白，劉芬芳嘴裏的脫警服，和他所說的脫警服內涵又不相同。對於劉芬芳，那就是樹挪死人挪活這麽簡單，對於杜湘東，卻還意味著別的東西。
所以杜湘東說：“讓我琢磨琢磨？”
“有什麽可琢磨的，你在這地方的氣還沒受夠啊？”
“還是得琢磨。”
打著琢磨的名義拖過一夜，第二天，劉芬芳的臉色就變了。她的決策沒有得到杜湘東的熱烈響應，這讓她感到他不識好歹，於是重新回到了抱怨的軌道上。抱怨的內容則緊緊圍繞著杜湘東在看守所的窮、遠和得不到提拔這一係列現狀。說的都是事實，所以杜湘東理虧，不能回嘴。而劉芬芳又變本加厲，摔摔打打起來，最後指著杜湘東的鼻子逼問：“給句話行不行，你還是男的嗎？”
杜湘東不但給不了一句話，甚而披上一件便裝逃了出去。老婆一個禮拜才來一次，他卻落荒而走，這要讓所裏的同事看見，誰知道他們會聯想到什麽。所以杜湘東貼著牆根，像尿急似的一路小跑出了看守所，來到那條荒涼的土路上。腦子還亂著，他隻想清靜一點兒，踏實一點兒。哪裏才有清靜和踏實呢？於是便坐上車，往姚斌彬家裏來。
進門打聲招呼，照舊掃地做飯。杜湘東從不在周末來，但姚斌彬他媽幾乎連樓也不下，時間概念早已淡漠，所以也沒多問。剛把粥擺上桌，卻聽見樓下嘀嘀按喇叭，還有人喊：“各家取信取包裹了啊。”然後嚷嚷一串人名。原來是郵局的車來了。如今郊區的郵政條件也有所改善，不用郵遞員騎著“二八”自行車走村串巷了，換成了韭菜綠的微型麵包車。不過仍是每周才來一趟，並且不管送信上門，隻能下去自領。早先調查許文革的行蹤時，刑警方麵還專門問過郵局，得到的答複是姚斌彬家與外界並無信件往來。但此時他們正喝著粥，就聽見郵遞員扯著嗓子又喊：“崔麗珍，崔麗珍在不在？不在我可走啦。”
樓下還有人對郵遞員解釋：“您再等會兒，她腿腳不靈便。”
杜湘東抬頭和女人對視一眼，說：“您歇著，我去。”
說著拉開書桌抽屜，拿了證件。平時姚斌彬他媽上醫院取藥和到廠裏領補助，隻要趕上杜湘東在，也常由他代勞，所以放證件的地方他也熟。杜湘東三步兩步下樓，對已經很不耐煩的郵遞員出示了兩人的身份證，說明“代領”，便從人家手裏接過了一張匯款單。匯款人寫著叫“劉春粟”，匯款地址是山西某縣某鄉郵局，匯款金額是三千塊錢。
杜湘東的腦子便“嗡”了一聲。他竭力平複呼吸，掏出警察證，在對方眼前一晃：“特殊情況，崔麗珍有匯款這事兒，別再告訴別人，明白了嗎？”
對方的臉就白了，忙不迭地點頭。杜湘東轉身回去，以鎮定的姿態上樓，來到姚斌彬家門前，聽見自己的心跳似乎過於響亮，又閉眼喘了兩口長氣，這才推門進屋。
然後，他對姚斌彬他媽笑道：“他們看錯了，不是找您的。廠子裏還有別人姓崔吧？”
女人似乎凝視了他片刻，又似乎隨口應道：“哦。”
也不知這個謊話編得圓不圓，但杜湘東背上已經冒出了冷汗。他還得裝得沒事兒人似的，繼續吃飯、洗碗、有一搭沒一搭地說閑話。這個中午仿佛比任何一個中午都要緩慢，直熬到兩點多鍾，姚斌彬他媽要午睡了，他才起身告辭。
出了筒子樓，杜湘東兩腿裹風，奔向最近的公用電話。他是要打給刑警隊的同學。以前來姚斌彬家，契機是同學交代了一個任務，所以那時候，他總得時不常地就這個任務的進展情況做一下匯報。過了這麽久，案子成了懸案，同學也從警員升了探長，雙方匯報和聽取匯報的興致便漸漸地淡了下去，尤其這兩年，幾乎音信不通了。說到底，他們的性格還是有點兒“犯衝”，交流時說不出地別扭。然而今天這張匯款單卻讓杜湘東重新想起了那個任務，他必須得找人商量對策了。
刑警隊周末也有人值班，但電話打到辦公室，同學卻不在。杜湘東便又打同學的傳呼，號碼還是剛普及BP機的時候對方給的。掛了電話就蹲在馬路牙子上，那副樣子像個焦急地等著領工資的農民工。來來往往又有人打電話，一旦占用得稍微長點兒，杜湘東就心急，卻又不好催人家。直等了將近一個小時，電話才響起來。
同學還是傲慢的語調，和當年一樣：“你找我？少見呀。”
杜湘東沒顧得上客氣，低聲說：“那事兒有消息了。”
“哪事兒？”
“還能哪事兒，許文革呀。”
“哦哦，許文革。”同學儼然已經忘了，在杜湘東的提醒下才想起來，卻又顯得不大相信，“一直沒消息，怎麽會突然就有了呢？”
杜湘東便把情況說了。他分析，姚斌彬他媽常年獨居，除了和他自己，並未與機械廠以外的人有過聯係，那麽有誰會專門給她匯款，而且還不是一筆小錢呢？極有可能是在逃的許文革。又從匯款的時間和地點上推測，如果真是許文革，那麽他目前八成還流竄在山西省大同地區，定位具體到鄉鎮一級。說這話時，杜湘東嗓音顫抖，伴隨著咳嗽，仿佛被“逃犯”“流竄”等字眼兒嗆著了。
沒等他理順調門兒，同學就截斷了他：“知道了。”
那種輕描淡寫的口氣讓杜湘東有點兒犯蒙。他追問：“你們準備怎麽辦？”
“照章辦。我會把你的線索轉到‘追逃辦’，再由他們那邊聯係當地公安局。”
杜湘東叫起來：“那怎麽行？別人不知道你還不知道嗎？許文革比一般逃犯有腦子，反偵查能力極強，所以才會通緝了這麽多年都沒抓到。而且基層的警力、裝備都和北京比不了，說句不好聽的，辦案也沒那麽專業，如果這事兒還走常規程序，沒準兒又會讓犯人跑掉。跑了再抓可就難了。”
同學反問：“那你說怎麽辦？”
杜湘東說：“當然是從北京派人，最好你帶隊，立即去。到了地方先暗中排查，如果許文革還沒來得及往別處流竄，應該能摸清他的蹤跡。到那時候也不能急，得慢慢收網，還得多做幾種預案，必要的時候再要求其他部門配合……”
“喲，你也知道人跑了就難抓了呀。”同學不滿於杜湘東越俎代庖的態度，陰陽怪氣地“刺兒”了一句。隨後歎了一聲，話竟說得難得地誠懇了起來：“可你知不知道我們現在是什麽工作狀態，知不知道許文革那案子之後北京又出了多少事兒多大的事兒？就拿眼巴前的來說，前兩天的報紙你也看了吧？七個外地女孩兒住在一套單元房裏，一夜之間全讓人捅死了，血都流到樓下鄰居家裏了，腸子絞在一塊兒都分不清楚哪段兒是哪個人的了。為了這案子，我已經帶人在大興蹲了半個月，兩天兩宿都沒合過眼——我們哪兒有人手奔到外地明察暗訪？哪兒有功夫興師動眾地對付一個幾年沒音信的許文革？況且現在還不確定那到底是不是許文革，你不也隻說了‘可能是’嗎？”
“那這陳年舊案就沒人管了？”
同學囁嚅了一下：“我要再說什麽‘天網恢恢’那是糊弄你，咱們警察跟警察之間，就別來那一套了。我隻希望你能理解我們——時過境遷，這世道變得太快。姚斌彬和許文革那案子，主管領導早調走了，案子的意義也跟當年不一樣了。當年有當年的重中之重，現在有現在的當務之急。人都活在現在，能顧得上的也隻有現在，對吧？”
“……對。”
“那我先忙，有事兒再聯係。”
杜湘東掛了電話，木然半晌，突然朝麵前的磚牆擂了一拳。牆紋絲不動，手卻戳得生疼。
然後，他臉色陰沉地坐車回家，到家時已近傍晚，宿舍樓都亮著燈，隻有他家黑著。他本以為劉芬芳負氣走了，“回北京”了，但開門進去，卻見她還在，隻是歪在**不理人。倆人也沒了做飯的興致，到食堂隨便打一口吃了，又發了會子悶，說聲“睡吧”，就鋪床躺了上去。躺著什麽也不幹，各自望向深邃的天花板。發呆很久，劉芬芳才開了口：“琢磨得怎麽樣了？”
說的還是辭職的事兒。杜湘東實事求是地回答：“沒怎麽琢磨。”
劉芬芳說：“那你想什麽去了？這都一天了。”
杜湘東說：“想個案子。”
劉芬芳說：“什麽案子？”
杜湘東說：“好多年前，那倆犯人逃跑的案子。”
劉芬芳便沉默。片刻又說：“那案子我記得。跑了倆，你追回來一個帶槍的。你當時知不知道他帶著槍？”
杜湘東說：“知道。槍丟了，我隻能先追那個帶槍的。”
劉芬芳說：“你沒想過可能會犧牲？”
杜湘東說：“當時那麽急，哪兒想得到這個。”
劉芬芳說：“那你就沒想到我？”
杜湘東說：“那時你不都要跟我掰了嘛。”
劉芬芳就撲哧一笑。她已經很久沒撲哧一笑了，在黑暗中，杜湘東仿佛看到了她的正臉像紅蘋果，側臉有幾分像吉永小百合。笑完她又說：“你也算對得起這身警服了。辭不辭職，現在你得給我個說法。我二姐說了，他們那邊急，時間不等人。”
杜湘東便也沉默。片刻道：“不去了。我幹不了別的。”
說這話時，杜湘東似乎並不為難，然而話剛出口，心裏還是一痛：這意味著他失去了一個“機會”，也意味著他和劉芬芳還得無限期地窮著、分居著。他又想起了下午與刑警同學的對話。人家不僅是在解釋案子跟蹤不下去的原因，更相當於在世界觀的層麵上啟迪他，教育他。人都活在現在，能顧得上的也隻有現在。而“現在”又是一個飛馳的、稍縱即逝的概念，一旦被甩下，就可能永遠也抓不住它了。這個道理同學懂，劉芬芳懂，他們這個時代的所有人幾乎都懂，好像隻有杜湘東一個人不懂似的。
然而心裏的坎兒終究邁不過去。杜湘東的思緒飄浮，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另一個下午。在那天，姚斌彬入土為安。一個大活人被抓進去，回來的隻有一捧骨灰，裝在最便宜的骨灰盒裏。盒兒上沒鑲照片，連名字都刻得浮皮潦草的，墓地也不是正經公墓，而是廠裏找旁邊村子說了說，在田埂之間起了個墳頭。街坊四鄰幫著挖了個坑，攙扶著姚斌彬他媽把骨灰盒放進去，七手八腳地填滿土，再立上一塊僅注明生卒年份的水泥碑。姚斌彬，生於一九六八，死於一九八九，年二十一。安頓停當，眾人便散去，隻留下杜湘東站在女人身後。
母親呆看著兒子的新墳。剛入土的人，按理是該祭一祭的，姚斌彬他媽卻沒帶著水果點心。她半趴半跪，在墳前伏了片刻，然後從懷裏摸出一遝紙來，劃了根火柴將它們點燃。日光明媚，看不見火，隻有一條黑色的痕跡在紙上不緊不慢地啃食。杜湘東往前跨了半步，這才發現那些紙他曾經見過，是廠裏給打的醫藥費欠條，都蓋著大紅章。但他卻像被懾住了似的，隻是靜默旁觀，並未上前阻止。姚斌彬掙的外快都變成了欠條，現在把欠條燒給他，這裏麵似乎蘊含著不可言喻的公道。然而隨之而來的一個念頭卻讓杜湘東心驚膽戰：把舊賬一筆勾銷，這是否也說明姚斌彬他媽不想活了？
杜湘東想叫女人一聲，卻張不開嘴。
姚斌彬他媽倒像猜到了他的心思，回頭笑了：“杜管教，你放心，姚斌彬是為我死的，我就算是為了他也得活著。”
於是她活到了今天。想到這裏，杜湘東的心便安寧下來，像深不見底的夜空。愧疚感還是存在的，說一千道一萬，隻是苦了劉芬芳。而令他納悶的是，當他已經做好準備承受劉芬芳的抱怨乃至咒罵時，劉芬芳偏又不作聲了。她靜靜地躺在他身邊，與他保持著謹慎的距離，連呼吸都是若有若無的。她睡著了嗎？當然沒有。她正在和他一樣睜眼看天。
倆人幹巴巴地躺了一宿。天快亮了，劉芬芳的語言能力才得以恢複。她說：“杜湘東，你還不如那倆犯人。犯人還知道跑，你連跑都不敢跑。”
借著東方既白的微亮，杜湘東瞥向劉芬芳。她的枕巾濕了一片，眼腫得像個桃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