鷓鴣，你聽說過嗎？肯定聽說過，但不一定見過。這是一種雜色鳥，背部和腹部黑白交錯，頭棕色，腳黃色；食物也雜，既吃昆蟲和蚯蚓，也吃植物的種子。其實我也沒見過這種鳥，我隻是見到了一座名叫鷓鴣的山。從紅原草原出來，穿過刷馬路口，離米亞羅彩葉林風景區還有數十公裏的時候，鷓鴣山就出現了。出現得很突兀，就像由低音區陡然升到了高音區。待反應過來時，已在高音區滑行了好長一段距離。李向誌說：“按這個速度，不到中午就可以到米亞羅，這季節，彩葉是看不到了，但那裏還有一絕：蘑菇湯。我們喝他一肚子蘑菇湯又繼續上路，天黑前絕對能趕回成都。”他說那裏最好的蘑菇是天鵝蛋，幾年前他到米亞羅，買了幾斤剛采下的天鵝蛋回去，送給小區裏的老太婆，她們吃了，把幹癟的大腿拍得啪啪響，搖頭擺腦地說：“香，硬是香！我們隻在很多年前才吃過這麽香的蘑菇！”這話她們差不多說了整整一年。
想到蘑菇湯，李向誌興奮了。他一興奮起來，就嘭嘭嘭地敲著方向盤，扯長了嗓子唱歌。
他會唱不少歌，包括《羊愛上了狼》這樣的網絡歌曲，但那些歌他都隻能用喉嚨唱，不能用心唱，隻有上世紀傳下來的老歌，他才能用心唱。他已經六十多歲了。
這時候，他唱的是《美麗的草原我的家》。
他的家在哪裏呢？盡管我跟他是忘年交、老朋友，可你也別指望我能回答你。
要說他的出生地，是在川東北，那裏的萬山叢中，有一個鎮，叫響水灘，顧名思義，鎮前有條河，河裏有片灘，水從灘上流過，淙淙有聲，竟日不絕。響水灘是個偏僻小鎮，一條獨街，人戶很少，全都是木頭房子，因地勢逼仄，房子挨房子，站在兩幢房之間朝上望，隻能望到一線天。死的死，生的生，好多輩人過去了，房子卻從沒維修過，某一天，村西的跛了梁柱，朝村東倒，便一倒百倒；東頭的河灣上，有棵巨大的黃桷樹，全鎮的重量，都壓在那棵樹上。即便如此，居民也沒想到去把房子扶正。反正樹不會斷，房子也不會塌，扶正幹嗎呢？這麽歪歪扭扭地住著，還別有風味的。
因此可以說，響水灘鎮是建在一棵黃桷樹上的。
李向誌的家就緊挨黃桷樹。
家裏住著兩個人：他和他的母親。他父親是國民黨軍人，屬打仗不要命的那種；打仗的人本來都不要命，而他父親是屬於特別不要命的那種，手榴彈都飛到腳底下冒煙了，他還要撿起來，看看是哪家兵工廠產的，再一揮臂扔回去。他在抗戰晚期做了尉官，解放戰爭打響的前夕，據說晉升了，但隻是據說；自從懷上李向誌，他女人也再沒見過他。1949後，竟也沒有他的任何消息。當地誰都知道他是國民黨軍官，長天白日來問那個雖不能說是寡婦，但事實上就是寡婦的女人，探聽她男人究竟是被解放軍打死了，還是隨蔣介石去了台灣。多半是去了台灣，要是陣亡，總有個名單的，名單一層一層地遞交下來，終究會交到鎮上，交到家屬手中，可鎮上不知道，家屬也不知道。
很小的時候，李向誌就聽母親說：“你爸死了，是解放軍打死的，死得好！”——這是白天。夜裏，那個圓臉長身的女人又說了另一種話，她說寶貝兒，你爸沒死，你爸去了台灣……她說你個不要天良的，你真的去了台灣嗎？聽說蔣介石隻帶走了金條、高官和高官的太太，你一個芝麻大的小官兒，蔣介石舍得在輪船或者飛機上給你一個座位嗎？你別果真挨槍子兒了哇！然後是哭泣。
那時候，李向誌躺在母親的肚皮上睡覺。
母親的皮膚跟她的衣服一樣，總是散發出河水和太陽的香味。
可她一哭起來，香味就跑了。她的肚皮一緊一鬆，常常把李向誌弄醒。
對父親的下落，鎮上人似乎比母親更有把握，他們咬定了那個比女人低一個頭的矮壯男人，就是逃到了台灣。凡逃到台灣的，他們一律稱為特務，大人孩子罵李向誌，就一句話：“特務雜種！”母親挨批鬥，罪名也是特務婆娘；本來該叫“特務的婆娘”才對，叫起來不方便，把“的”字省掉了。然而語言也是物質，叫著叫著，她就真的成了特務，說她家裏藏著發報機，每天晚上，她都在灘聲的掩護下，給台灣發報，約定反攻大陸的時間。家裏天天都有人來，把壇壇罐罐搗碎，甚至把收藏起來準備過冬的南瓜、土豆、紅苕之類，也用鍘刀剖開，逐個檢查這些看上去平平常常的東西裏麵，是否藏著通敵的機關。頭兒是個穿製服的大胡子，除領著人來，隔那麽幾天，他還單獨來李家，都是深更半夜來；他這時候來不是尋機關，而是幹特務婆娘。李向誌跟母親睡在一張**，有時候睡著，有時候醒了，醒來後眼睛明碌碌地睜開，晴朗的夜晚，月光從亮瓦和齜開的門縫、板壁間漏進來，大胡子就能看見那雙眼睛。看見了照樣幹。
多年以後，大胡子才神神秘秘地對他身邊的夥計們說：
“嗨，我簡直沒想到特務婆娘跟其他女人是一樣的！”
大胡子說這話的時候，李向誌和他母親都早已離開了響水灘。
李向誌比母親先離開。是逃走的。那天夜裏，風跑得很急，雲堆得很厚，閃電把雲層劈開，在街上蛇行搜索，每次都像找到了目標，扔出炸耳的雷聲。鎮上人都縮在家裏，大胡子也沒有出動，母親好不容易睡了個安穩覺。夜半時分，李向誌悄悄從母親身邊溜掉了。他沒走大門，而是從窗口爬出去，攀住黃桷樹的枝丫，下到河沿，用褲帶把鞋襪衣褲纏在頭上，鳧水過河，鑽進林莽。林莽綿延不絕，他選定一個方向，頭也不回地朝前走。前方是何方，他不知道。半個月後，到了鳳凰山，站在山頭，望見了河穀中的一座城。老天爺呀，天底下真有這麽大的城嗎？這個從響水灘來的人，被城市的大嚇壞了，不敢下山。又走幾公裏，城市像根虛線那樣越拖越淡，山腳下再無大樓和街道，隻有被磚牆圍住的、呈“П”形的幾間水泥房，房頂伸出的一根煙囪，有天那麽高；磚牆背後，躺著一片地，種著蘿卜，翠綠的櫻子上灑滿黑灰。他沿茅草覆蓋的小路踅下去，蹲在地裏，拔蘿卜啃。
牙齒隻刮到了皮上的泥，就聽到一聲暴喝：“幹啥子！把你龜兒子燒了！”
這地方是達州城的殯儀館。
蘿卜是殯儀館的職工種的。櫻子上的黑灰，是從煙囪裏飄上去又沉下來的骨灰。
李向誌說，正是那個穿著白大褂、要把他塞進火化爐燒掉的人，幫了他的忙。也可以說，是李向誌的那張臉幫了他自己的忙。他的腿腳沒跟母親長——母親雙腿頎長，他的又粗又短，大概像他父親——臉卻跟母親的看不出多大區別，圓得像月餅，給人喜慶和至誠的印象；算他運氣，碰上那白大褂特別喜歡長這種臉形的人（他是殯儀館的整容師，連這種臉形的屍體他也打理得精心些），不僅讓他啃了三個蘿卜，還把他送到了達州鋼鐵廠。整容師的哥哥在那廠裏負責後勤，眼下正好缺個鍋爐工。
李向誌的這些話是否可信，很難說。就算他真是以這種方式進了達鋼廠，那整容師的哥哥怎樣盤問並收留了他，也是一個謎。那時候弦繃得吹彈即斷，不可能隨便收留人，尤其是當這個人衣衫襤褸，又來曆不明。我估計他當時撒了謊，因為有很長一段時間，他都不叫李向誌，直到由臨時工變成正式工，母親也不再是特務婆娘時，他才恢複了本名。
他在達鋼廠一幹多年。
然而現在，他已經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成都人了。
他自己說，從達鋼下崗來到成都後，他就做生意，但我至今說不清他做的哪門生意，隻感覺他像個成都土著，靠房屋拆遷得了一筆賠償，或者靠租賃祖上留下的門市，便百事無憂地混著日子。他一天的主要工作是喝茶。我剛跟他認識的時候，隔三岔五的，就接到他的電話，讓去他家附近的百花潭喝茶。開初抹不下情麵，我去過幾回，以後就堅決不再去了。百花潭是個免費公園，在青羊宮隔壁，隻要不下雨，露天壩的竹椅上就沒空過人，從早上八點開始，喝上午茶，喝到中午，要份盒飯吃了，接著喝下午茶，一直喝到晚上六點，又要份盒飯吃了，接著喝晚茶。世人都知道成都人休閑，其實他們不知道，打牌也好，喝茶也好，在成都人這裏都並非休閑，而是當成事業來做的。李向誌仰在竹躺椅上，自始至終是一副怡然自得的神態，我卻類同於受刑。
那時候我來成都一年多，借錢買了房子，就啥事不幹，隻貓在家裏寫小說。但沒有人願意要我的小說。別人不要我有什麽辦法？唯一的辦法，就是白天寫了，晚上又寫，就這麽晝夜兼程，不停地寫下去。我實在不該跟李向誌坐在茶桌上混光陰。他跟我不一樣，他沒什麽可焦慮的：離婚多年，單身一人，母親在療養院，兒子在美國，隻要把錢給足了，老少都不用他操心。而錢他是不愁的。雖然我拿不準他做的哪門生意，但他的確不差錢用。再說，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沒有多少話可以交流，大部分時間，都是茫然地盯住從樹葉間漏下的陽光斑點，或者看一隻不怕人的鴿子（他硬說是斑鳩）撿食地上的飯粒。鄰桌的茶客同樣如此，要麽沉默不語，要麽就說些與自己的生活毫不沾邊的閑話，比如好萊塢明星的私人飛機，本·拉登有多少替身，民國二十四年蔣介石到成都後，怎樣提防劉湘造反，又怎樣跟夫人鬧了矛盾，獨遊峨眉山時兩次朝侍衛發火，諸如此類。我幾次說走，李向誌都把頭搖幾下，把手擺幾下：“慌啥？小說是閑出來，哪裏是慌出來的？”
他仿佛什麽都懂。這也像成都土著。成都人的茶桌是傳播器，天上有顆星星打了個擺子，中南海有個人打了個噴嚏，成都人也知道，並在茶桌上迅速傳開。這裏沒有天上地下，不管多麽遙遠多麽神秘的東西，都會無形無跡地化為世俗，化為民間。李向誌浸染其中，如魚得水。
他把《美麗的草原我的家》唱得斷斷續續，唱兩句，停了，過一會兒又唱。方向盤倒是一直在敲。他右手的中指背上長著一撮綠毛，每敲一下，那撮綠毛都水草似的披拂開來。
我說你別敲了，你認真開車吧！
他笑嘻嘻的：“你害怕了？”
我老實承認，是有些害怕。
鷓鴣山的路況本來就差，又正在翻修，不是一般的翻修，而是搞得天翻地覆的那種。據說數月之後，有位大領導要去紅原。路上到處是坑，還蹲著尖削的石頭。昨夜下過雨，坑裏積滿水，不知深淺，從坑道經過時，車身似要傾倒；石頭都長著牙齒，把底座咬得嘎吱嘎吱響，車行老遠也不丟口。
然而，我越說害怕，李向誌把方向盤敲得越響，車也開得越快。
我知道他是在顯示，顯示自己的“不要命”。
他總是不放過任何機會顯示自己的“不要命”。對此，第一次跟他去川西高原，我就見識過了。那是八年前，我跟他結識不滿三個月，春節就到了，除夕天夜裏，他打電話來，問這幾天有空沒有，我以為他是要聚一下的，就說有空，他說好。隻說了聲好，別的啥也沒說，次日一早，他就把車開到我的小區門外，我才知道是要去高原。我啥也沒準備，他說，不過出去玩幾天，準備個球哇！
這次出行並沒有特定的目標，走到哪裏，想回去了，就回去。到二郎山我就想回去了！那地界，雪山圍裹，老鴉亂飛，老鴉邊飛邊叫：“哇——哇——”在我們老家，聽到老鴉叫是不吉利的，是要死人的。我心裏發寒，李向誌卻放聲歌唱：“二呀嘛二郎山，高呀嘛高萬丈……”他的歌聲把山唱得更高，也把天唱得更藍。孤鷹在高空盤旋，看上去不像尋找獵物，而是炫耀它的孤獨。過了康定，次第翻越高爾寺山、剪子彎山、卡子拉山，海拔都接近五千米的，我嘴皮發烏，呼吸困難，他卻依舊高歌，嘭嘭嘭地敲著方向盤。兩天過後，到了世界上最高的縣城理塘縣。李向誌把車往加油站開，說：“把油加滿，找地方吃頓飯，就打道回府。”我這才精神一振，想好生跟他說幾句話。
一路上，我都沒好生跟他說過話，我不是敷衍他，就是頂撞他。我也說不清這是為什麽。或許，我根本不該把自己的落腳點選在成都，也根本不該跟李向誌認識，更不該跟他成為朋友。
加油的師傅見我們的車是省城牌照，很驚訝：“你們真不要命啊，這季節……要去哪裏？”
不是說吃頓飯就回去麽，可聽人誇獎“不要命”，李向誌想也沒想，大聲說：“稻城！”
師傅豁著嘴，老半天才咕噥出一句：“那你們是真不要命了！”然後給我們舉例，說前年五月，他兒子開車送幾個香港客人去稻城，途中翻越海子山，客人嚇得驚叫，繼之痛哭。又說去年八月，警察在山穀中發現一輛殘車，車裏躺著一對男女屍骨，據推斷，這對男女已死三年了。
師傅不知道，他越這樣說，李向誌越來勁。我也根本攔不住他，車是他的，又隻有他會開。
不到川西，不知中國之大；不到海子山，不知高原之險。旋風把玻璃推開，車裏沙霧彌漫，睜不開眼。眼鏡片上積了厚厚一層沙土，頭發變黃，摸上去像陳年的地衣。待風沙止息，暗冰四伏的路麵，又窄得像根舌頭，兩側深不見底，陡直的崖壁棵草不生，車輪一半貼地，一半懸空。到這時候，想撤退也沒個地方倒車了。即使能倒車，李向誌也不會撤退。車行數十公裏，都荒無人煙，唯獐、鹿、豹潛蹤匿跡。四野亂石，草地稀疏，隻有烈風送走日月，不知豹們以何為食，如何安寢。人家熟悉這段路的，也把車開得如蝸牛爬行，李向誌卻是能開多快就開多快。拐過一個手肘形彎道，不知從哪裏突然鑽出一條小狗，追著我們的車咬。李向誌樂嗬嗬的，說：“兄弟呀，高原上的狗也寂寞呀。”
話音剛落，車就長了翅膀……
不知過了多久，兩人清醒過來。鑽出車外，發現車是朝崖下翻去，但有塊石頭擋住了它。沒這塊石頭，我們就要像那對男女，很可能幾年後才被發現，也可能永遠發現不了。
我們都沒大受傷，隻紮了滿頭滿臉的玻璃碴。
李向誌把玻璃碴拈去，哈哈大笑，“照相照相！”他說。
隨後他走近晃晃悠悠的車身，從後座拉出相機，讓我給他照張人和車的合影。
回到成都後，他把這張合影發給了他所有的熟人。
有時候我想，李向誌為什麽那麽在意讓別人覺得他不要命呢？
他是真不要命，還是以這種方式，表達對他“不要命”的父親的懷念？
當然，懷念這個詞用在這裏是很奇怪的，我們無法想象去懷念一個從未謀麵的人，哪怕這個人是自己的父親。似乎用追隨更恰當。李向誌是在“追隨”他的父親。
在達鋼廠領到第一筆薪水後，他既沒想法給母親寫信報告行蹤，也沒買吃買穿，而是買了一部收音機。他的薪水低得出奇，不夠買一部收音機，便找工友借。給他借錢的是個電焊工，酷愛美術，因此還負責廠裏的宣傳畫和牆報插圖。此人姓羅，戴著深度眼鏡，大家都叫他羅眼鏡，十餘年後，羅眼鏡因一幅作品，不僅名震畫壇，還波及文化界和思想界；那幅作品用畫領袖人物的尺寸和筆法，畫了一個飽經滄桑的農民。但在當時，誰也不知道電焊工羅眼鏡會有那麽大的出息。他跟李向誌住在同一間宿舍，夜裏餓得翻來覆去睡不著，兩人便翻過圍牆，去偷農民的白菜。那正是武鬥搞得如火如荼的年月，不少人，包括工廠附近的農民，都有槍。因此，盡管隻是偷白菜，也冒著丟命的危險，從買來收音機那天起，李向誌夜夜收聽。雖然跟羅眼鏡在偷白菜的時候結下了戰鬥友誼，他還是做得很小心，用被蓋把自己嚴嚴實實地捂住，聲音開得如同蚊子叫，一個人聽。
他聽的不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而是台灣電台——那時候，叫敵台！
羅眼鏡知道他在聽敵台，但羅眼鏡不動聲色。
二十多天後，李向誌下班回來，見路邊的牆報煥然一新，便走過去看。
他沒上過學，一天也沒上過，本是不識字的。在他老家響水灘，每隔十天半月，就要放場露天電影，隻要銀幕上現了字，全場都念，比如放的是《英雄兒女》，片名出來，全場便響起不甚整齊卻格外高揚的聲音：“英雄兒女。”接著是製片廠家。電影結束，念字的聲音再次響起：“一九六四年。”但還有一個字呢，人人都知道還有一個字，因為那時候，每部電影都不止看十遍八遍，大家站起身，提上凳子，等那個字出來，念了，才離開，不會念的，也要聽了才離開；那個字是：“完。”每次聽別人念字，李向誌都抬頭望天。天上是一個空洞。到了達鋼廠，跟羅眼鏡住在一起，他見羅眼鏡既看書又畫畫，還在畫上題字，便去討好羅眼鏡，想跟他學認字。他討好的辦法除了偷白菜時跑在前頭，還就地取材：每次回宿舍，都給羅眼鏡提一桶熱水，讓他洗臉洗腳。羅眼鏡每天教他三十個字，他把這些字當飯，不是認字，是吃字。沒過幾天，廠裏放電影，當金光閃閃的五角星推出了片名，他驚喜地發現自己竟然認識那幾個字，便挺著胸膛，唱歌一樣念。他的聲音比蜂鳴箱裏的還大！全場都奇怪地盯住他，他也很奇怪地盯住別人。他知道，廠裏識字的人，比響水灘的多，但廠裏的人看電影，卻不高聲念字，這讓他異常震驚，也格外失望。
但畢竟，他識字了，他為字著迷，路上看到髒不可忍的碎報頭，也撿起來看，別說新換的牆報。
然而那天，他走近牆報，一個字也沒看清，脫殼裏就像放禮花那樣炸開了。
右上角有幅沒有題目的插圖：一個人，整個上半身被鋪蓋籠著，隻把屁股露出來，高高翹起；頭部的位置，伸出一根天線。
誰都能看懂這幅畫的意思。
“羅眼鏡把我賣了……”他想。他聽敵台，並沒想賣國，隻不過想聽到父親的消息。他還沒有聽到父親的任何消息。午夜時分，台灣電台有個節目，介紹軍隊舊將，隨蔣介石去了台灣的川東北人，他聽到了七個人的名字，這七個人，軍銜最低的也是少將，他父親抗戰晚期才做了尉官，就算青雲直上，也混不到將官，但他相信，從高到低，總有一天會說到他父親的。——卻被羅眼鏡出賣了。
他把收音機藏進了農民的菜地，等著別人來抓他，把他打進大牢。
可好幾天過去，都風平浪靜。
這幾天，羅眼鏡照常教他認字，但沒有一個字他是記住的。
有天晚上，羅眼鏡把三十個字寫好，他剛坐過來，羅眼鏡突然問：“你為啥不聽收音機了？”
他噌的一聲坐得梆直。
羅眼鏡說：“牆報上那幅畫，隻不過是我的一幅作品，與你有啥球相幹？”
原來，羅眼鏡沒打算出賣他，那幅畫，隻不過是他的一幅作品。
但李向誌不放心，直到再次更換了牆報，他才去把收音機取回來。
收音機埋在很深的土裏，已嚴重受潮，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雜音很重，別說聽敵台。他把耳朵貼在機身上，盡量不漏掉一個字。聽出的結果，是那個欄目已經停辦了……這都是羅眼鏡害的。
次日一早，他把收音機扔進了爐膛。
事過多年，當得知了父親的真正下落後，他才原諒了那個已經成為大畫家的人。
李向誌很少談到他的母親。他懷念或者說追隨一個遙不可及的人，卻對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親極少提及。在我的印象中，關於母親的話題，他隻主動給我談起過兩次。一次是遮遮掩掩地講述大胡子怎樣半夜三更到他們家，另一次，是我倆在一家咖啡館裏，他說到自己當年為什麽從故鄉逃跑。
他說兄弟，我實在不忍心看我媽挨鬥。響水灘鬥人，跟其他地方不一樣，其他地方可能扇耳光，跪柴塊，或者在毒日頭下罰站，響水灘不這樣，他們把鬥爭做成娛樂，事先選幾個身強力壯的家夥，在鎮子中央的祠堂裏（枯水季節，就在河灘上），占據天、地、人、和四方，把我媽這樣的牛鬼蛇神夾在中間，你一肩膀撞過去，我一肩膀頂過來，比誰把力道拿捏得最好：既不把人撞倒，又要撞得足夠有力，讓牛鬼蛇神打出的趔趄，像扭出的舞步一樣好看。笑聲把響水灘的天都掀翻了。觀眾笑，甩肩膀的笑，鬥爭對象也要笑，不笑就證明你不高興，就一直這麽撞下去，直到你笑出來為止。他們的臉的確笑了，但那是假笑；他們的屁眼才是真笑：好些人的屎尿都被撞出來了。當時有人給這種玩法取了個名字，叫“開天劈地”。真是名不虛傳。我母親的屎尿沒被撞出來，卻從褲管裏掉下一團血糊糊的東西。那是衛生巾。那時候不叫衛生巾，叫月經帶，一根絲瓜樣的長條形布袋裏，塞滿柴灰，吸女人的血水。
而下一回跟我聊同樣的話題，他又不是說的這回事，而是說太餓了。他說響水灘那旮旯，除了鵝卵石，啥都不產，家裏來了客人，就撿一盆鵝卵石，用鹽炒了，你拿一塊，我拿一塊，滋滋地嘬那卵石上的鹽味兒。後來食鹽緊缺，連這道菜也端不出來，就隻有大眼瞪小眼。他想活命，隻有逃走。
第三次聊，他說的是：兄弟，不跑，我就結不到婆娘。響水灘人人都知道我的底細，誰願意嫁給我？我想啊，想婆娘啊！當時我以為，隻有特務婆娘的兒子才想婆娘，到達鋼才明白，羅眼鏡也跟我一樣想，羅眼鏡根正苗紅，怎麽也想呢？這讓我相當吃驚。他想婆娘，就把婆娘畫出來，有次我倆偷回一窩白菜，我拿刀正要切，他說別忙！之後提起畫筆，畫那窩白菜，結果他畫出的是一個女人，綠衣綠褲，水靈得要讓人暈倒……我感覺響水灘的年輕女人都知道我在想她們，跟她們碰麵，我的頭抬起來不是，低下去不是，我在她們眼裏，五髒去了四髒，隻剩下一顆肮髒的心，我能不跑嗎？
他說了這麽多，但我覺得，在為什麽逃跑的問題上，他一直在十分真誠地欺騙自己。
他沒騙我，而是騙他自己。
他說出的每一種理由，都可以看成理由，卻不是真正的理由。
真正的理由，是他恨自己的母親。
自從到了成都，他就把母親擱在療養院裏，如果他是個大忙人，還情有可原，然而事實不是這樣。那回他去米亞羅買了幾斤天鵝蛋，也是送給小區裏的老太婆，讓她們嚐了鮮，卻沒給母親嚐嚐。最奇怪的是，2008年5月20日，也就是汶川地震一個星期過後，我坐他的車去北川，剛到綿陽，他接到一個電話，是成都某敬老院的馬院長打來的。李向誌怒氣衝衝，說馬院長你別管她，她撞死了我不會找你們說半句話！她不會死的，要是她真想死，為什麽撞鋪蓋卷呢？為什麽不往牆上撞呢？言畢啪的一聲關了手機。之後車開出十幾公裏遠，他依然是滿臉怒容。
馬院長來電話，自然是說他母親，他怎麽會這樣？
有回他突然冒出一句：“我老婆就是被我媽趕走的。”
他似乎是想表明，因為這件事，他才恨母親。他說他老婆很漂亮，是達鋼廠的廠花。這話我並不相信，憑他的地位和長相，不大可能把廠花弄到手，除非達鋼廠的男人全都不喜歡漂亮女人；話又說回來，就算老婆真是廠花，婆媳間起一些爭執，也是平常不過的事，為這事就離婚，錯不在母親。
我有一種感覺，他對母親的恨，並非離婚之後才有，而是在響水灘就有了。要不然，從響水灘逃走的那個夜晚，為什麽把母親瞞住？他這一逃，就是十二年，在這長長久久的時日裏，他沒給過母親一個消息，開始幾年倒說心存畏懼，八年之後，形勢變了，他不僅可以給母親寫信，還可以大大方方地去把母親接走，但他沒有寫信，更沒有及時去接……
這次去紅原的路上，我倆夜宿川主寺。成都熱得不行，高原上卻冷得像冬天，房間裏被蓋單薄，又沒空調，睡到半夜，兩人都被冷醒了。他起來看電視，可擺弄來擺弄去，就是打不開，他“噢——嗬嗬——”的喊叫幾聲，像發火，又像練嗓子。整個一幢賓館，隻住著我們兩個客人，他把嗓子喊破，也隻有離得很近的星星聽見，人聽不見。練了嗓子，他又把琴取出來拉。他隨身帶著小提琴。小提琴也是在達鋼廠學的。他的好多本事都是在達鋼廠學的。我簡直不明白他在那家廠裏究竟還有什麽東西沒有學過。他曾經告訴過我，說他是廠樂隊的首席小提琴手，但他拉得實在不怎麽樣。他自己也感覺到了，解釋說，他二十年沒摸過琴，兩個月前才重新撿起來，手指不聽使喚，何況還凍僵了。
言未畢，他接連打了幾個噴嚏，之後說：“別感冒了啊。我還是我媽死的時候才感冒過一次。”
我這才知道他母親已經死了。
“啥時候的事？”
“去年十月份。”
“為啥不通知我？”
“人死如燈滅……”他說，“我哪個也沒通知。”
路越來越爛。一條河傍著公路往下走，或者說，公路傍著河流往下走。河流很窄，卻咆哮得像條大河，把兩邊的山壁撞得轟轟隆隆響。山體倒是漸趨生動了，林木深密，嵐煙如霧。這麽茂密的林子，卻看不見一隻鳥，也聽不見一聲鳥鳴。我原以為，鷓鴣山上一定是鷓鴣成群的。
往常，我最害怕李向誌話多，有時候，他的話多得如同災難，天南地北的，張口就來。可今天他沒怎麽說話，他一直在斷斷續續地唱那首歌，每一句都唱得很動情，仿佛那片剛剛被我們甩在身後的草原，真是他的家。事實上也可以這麽說，因為他在那裏買了兩匹馬，請人養著。給他養馬的人，名叫色兒青，是個十九歲的藏族姑娘。他走色兒青家，就像走自己的家。其實，他去年才跟色兒青認識。
去年也是這季節，他帶著保姆，去了若爾蓋，然後去紅原，車在鮮花遍野的草原上飛奔——他開車總是這樣，路再爛，也把車開得像逃跑，何況紅原作為長江、黃河的發源地，正打造與九寨溝、黃龍溪的旅遊共同體，路都是硬化過的——他眼睛的餘光瞥見路邊有家店子，出售酸奶，便停下來，挽著保姆的手，去了那家店子。守店的就是色兒青。色兒青剛從成都畜牧學校畢業，漢話說得相當地道，把酸奶賣給他們，還請他們進屋坐。他本就是個閑散人，隻要高興，在哪裏都能坐上一天半天。於是他就進去了。山區漢人住的那種木屋，並不寬大，倒也整潔。
他雖已六十多歲，卻健壯得就像個中年人，因此色兒青叫他叔叔，把他保姆叫姐姐。她以為那保姆是他女兒，不知道是他保姆，還兼做他的情人。離婚在他心裏留下了一塊活著的傷疤，他始終忘不了老婆，發誓不再娶，卻並沒停止過找情人。他找的情人都是在校大學生或者研究生，畢業過後，雙方關係自動解除。
色兒青這麽叫，李向誌沒糾正，他保姆也沒糾正。凡跟他的保姆，基本上都是不大說話的。她們把話留給他說。李向誌問色兒青為什麽沒在成都謀事，卻回了山高水高的草原。色兒青說，我就是想在成都找事情呢，可找不到啊，李叔叔你幫幫忙吧。他說沒問題啊，然後問她會些什麽。“我會醫牛醫馬，”色兒青說，“我學的就是這個。”李向誌又說好，沒問題。聽上去，像成都有成群的牛馬等著醫治。這時候，色兒青的父親回來了。她父親則白是紅原縣壤口村村長；紅原地域廣大，卻難見人煙，全都是一鄉一村，因此也可以說則白是壤口鄉鄉長。色兒青對父親說：“阿爸，這是李叔叔，他要在成都給我找事情。”則白咧了嘴笑，滿口整齊的白牙，似能嚼碎世界上任何一種骨頭。
跟則白握了手，李向誌就要走了，可則白不讓走。則白摸出手機打電話。十餘分鍾後，遠處駛過來一輛摩托。駕車的是色兒青的母親尼瑪準。尼瑪準帶著青澀如少女般的微笑，走進屋來，並沒給客人打招呼，就洗了手，進了廚房。她勉強能聽懂漢話，但不會說。家裏，就她跟婆婆不會說漢話。從穿著上看，也隻有她跟婆婆才像藏人：則白穿襯衫，色兒青穿T恤，尼瑪準和婆婆都是滿身藏服。
沒過多久，尼瑪準端出一大盆手抓牛肉，還有一盤“和尚包子”。
吃了牛肉和包子，天色已晚。則白一家盛情挽留，李向誌和他保姆便決定住下來。
公路兩邊都是草場。南邊的草場之外，是連綿的群山。北邊的草場沒那麽寬廣，出店百米就被河流分割（一路跟隨我們在鷓鴣山穿行的，就是這條河），河的那邊也是山，尼姆登山，比鷓鴣山的海拔高了千餘米，卻照樣被針葉林覆蓋，望過去，蓊蓊鬱鬱的，滿眼的綠。
李向誌問則白：“你家有多少草場？”
則白說三千多畝，但牲口並不多，隻有百十頭，一半是牛，一半是馬，有兩匹馬快要生了。
就在這時候，李向誌說他要買兩匹馬——兩匹即將出生的小馬。
每匹三千元，次日早上，他把六千元交到則白手裏，就帶著保姆離開了。
買馬幹什麽？成都街頭不可能騎馬，且要把這兩匹馬養大，隻能放在它們出生的草原。
何況它們還沒有出生呢。
李向誌回到成都半個月，那兩匹馬才從娘胎裏鑽出來。它們見了天日，卻沒見識主人，色兒青便過些天就給它們照張相，發到李向誌的郵箱裏。這些照片都很模糊，雲朵之下，一白一紫的兩匹馬兒，小小的，淡淡的，像長在綠茸茸的天上。李向誌說：“你離它們近些照。”色兒青說不行啊李叔叔，馬才讓人靠近，它們不讓。李向誌糊塗了，我買的不就是馬麽？色兒青說，等它們長大了，將它們馴化過後才變成馬，之前不是馬。李向誌問，不是馬是什麽呢？色兒青說，是野馬。李向誌嗬嗬嗬笑，野馬不是馬，這實在太有意思了，他得意揚揚地對保姆說：“你看，我那六千塊花得值不值？”
他還多次向我吹噓，多次約我到紅原，去看他還不是馬的馬。恰逢這幾天我們片區檢修電路，停了電我沒法工作，就跟他來了。來的時候，聽說米亞羅、鷓鴣山一線在修路，車輛不準通行，便從江油、九寨溝繞道，多走了近千公裏，第三天才到色兒青家。但依然沒有看到那兩匹馬。
色兒青說，馬在遠遠的山裏，又不曉得在哪一架山裏，恐怕看不到了。
李向誌說：“好，在山裏好！”
他說這話時的樣子，很神往，像他買下兩匹馬，就是為了看不見它們。
色兒青說：“李叔叔，你給它們取個名字吧。”
“名字？就叫國林子！”
色兒青問了哪幾個字，又問為什麽叫國林子，他說你別管，就這麽叫。
色兒青說：“這才一個呢。”
他說：“兩匹馬都叫國林子。”
我們都不知道為什麽取這麽一個奇怪的名字。他說得很認真，但我疑心那隻是臨時想起來的幾個毫無意義的字節。凡事他都是這副態度。早在一年前，他不是就許諾給色兒青在成都找事情的嗎，但這次來，色兒青和她父母不好提，他也沒提。他多半早就忘了。他隻興致勃勃地對則白說如何開發北邊的那片草場，說把這片草場搞成高爾夫球培訓基地，隻需請一個師傅，再請一個球童，讓色兒青經管，色兒青坐在草場邊嗑瓜子兒，就有賺不完的錢！他說每天從這裏經過的車，二百輛絕對有，看到基地，就會停下來，不說全停下來，有一半停下來，也就是一百輛車停下來，休息一陣，學上幾招，不僅司機學，車裏的其他人也學，加在一起，就有幾百號人，學一次五十塊，幾百乘以五十，是多少？另外，你不是說用望遠鏡能看到尼姆登山上的狼、熊和馬鹿麽，你設一架望遠鏡在河邊，讓那些人除了學打球，還看原生態的野生動物，看一次收十五塊，你算算這筆賬！
聽著這些話，我心裏想，則白會相信他嗎？
反正我是不信的。他熱衷於參與和幹涉別人的生活。有好幾次，他專程開車上我家來，要我把房子賣掉，重新去買一套。我問為啥，他說那套更好。我問好在哪裏，他說升值空間更大。我說，我是把房子當家，不是當財產，我要把一座房子住上十年八年，才感覺到它是家。他不聽，說已經給我定下了，如果錢不夠，在他那裏借。他第一次這樣說，我對他是又感激又愧疚，感激他的熱心腸，愧疚負了他的熱心腸；後來我就不了，因為他隻是說說了事，說過就忘，當沒說。不過，我也從中悟出了一點兒他在成都做的“生意”。有一回，他把我拉三道堰，那地方河汊縱橫，被稱為成都的威尼斯，他在主河道旁邊覓得一套私宅，讓我買，並且說本來他自己想買，我倆關係好，才讓給我。他打電話把主人叫來，幫我討價還價。我開始就沒打算買，最終也沒買。他自己卻也沒買。後來我回憶，他跟主人討價還價的時候，有點像說相聲。看來，他是在幫人推銷，從中漁利。他信息的來源，很可能就是在茶桌上。這種買賣，十有八九都得泡湯，但隻要做成一件，就是一筆不菲的收入。
當然，對他而言，參與和幹涉別人的生活才是主要樂趣，掙錢隻是順便的事……
我想則白也不會相信他。則白可不是沒見過世麵的人，他家裏有個大鏡框，裝滿了他隨縣領導出訪各地的照片。對李向誌算的那筆賬，他肯定跟我一樣懷疑。然而，他卻是很當回事的樣子，提到用望遠鏡看山上的野生動物時，他說：“不是回回都能看見，有時候看得見，大多數時候看不見。”李向誌原地轉了一圈：“你管這個幹嘛？看得見是他的運氣，看不見該他倒黴，隻要把眼睛湊近了望遠鏡”，他右手的食指和拇指做成一個圓圈，一隻眼睛虛著，一隻眼睛睜著，睜著的那隻眼睛往圓圈上一頂，“對不起，請掏十五塊！”則白嘿嘿嘿笑。
接著，李向誌對一旁的色兒青說：“我回去過後，給你製作一個正規的策劃書。”
色兒青鞠了一躬，說：“謝謝李叔叔！”
我心裏想，你等吧，等到他下次來的時候，他說的又是另外一件事了。
自從離開紅原，離開色兒青家，我對色兒青和她父母的模樣，就有些混沌了，反而是對那個不常出現的老太婆，也就是色兒青的奶奶，印象深刻。我們是昨天上午十點到色兒青家的，在那裏住了一夜，算起來，有不下二十個鍾頭，但見到老太婆的時間，不會超過兩小時。她住在旁邊的屋子裏，吃飯的時候才過來，吃了飯，喝碗奶茶，馬上離開。她吃得少，一頓飯不會花去十分鍾，如果不是昨天晚飯後在草地上鬧了一會兒，我們跟她見麵的時間，就不會超過半個小時了。隻要沒端碗，她就拿著轉經筒，不停地搖。她眼睛含笑，麵容慈祥，臉上皺紋很少，渾身利利索索，不像是八十七歲的人。
我之所以記得她，是因為我由她想起了李向誌的母親。
李向誌的母親也是這樣幹淨利索的。
李向誌的母親如果活著，今年也是八十七歲。
不過，她們隻有這一點兒相似了……
李向誌的母親我見過一回。
那是去年九月，在她去世前的一個月。
那次有個陝西的朋友給我送來一幅畫，這朋友很有文名，畫得怎麽樣我並不清楚。朋友離開成都之前的那頓飯，我請了李向誌。李向誌跟我那朋友聊得熱火朝天的，從文學到美術，他無不頭頭是道。他讀過《毛澤東詩詞》，讀過《金光大道》《暴風驟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之類，而且還寫過一個電影腳本呢，雖然寫得很臭，畢竟湊成了三萬多字，那腳本名叫《跑馬溜溜的草原》，是去年從紅原回來後寫的，女主角的名字就叫色兒青。這次，他把腳本包裝成書的模樣，給色兒青送了一本（同時給色兒青送了一個厚厚的紅包，是她幫忙養馬的辛苦費）。至於美術，他沒吃過豬肉，卻見過豬跑——當他說出羅眼鏡的大名，道出了他跟羅眼鏡的關係，我那朋友立時對他刮目相看了。他高興得手舞足蹈的，飯畢，非要開車送我那朋友去機場。我當然也隻好要跟他一同去。
回城的路上，聽說朋友送了我一幅畫，他就非要來看，看了不說，還要我把畫帶上，去見他的一個朋友，讓他幫忙鑒賞，看能值多少錢。他那朋友是個大畫家，雖沒有羅眼鏡那麽大，也是全國知名的，住在東郊畫家村。畫的尺幅很大，又是用鏡框裝裱的，重得很，我說算了吧，反正是朋友送的，我又不可能賣。他說賣不賣是一回事，關鍵是你要識寶。言罷喟然長歎，說當年他要是把羅眼鏡那些畫廢了的收起來，現在早就發大財了。之後他根本不再征求我的意見，把畫往肩上一扛，出了門。
路上，他拐了個彎兒。並沒說要拐到哪裏，開到一個地方停了，讓我在車上等著。我看到“××療養院”的門匾，才知道他是順道來看母親的，便跟著他進去。他直接去了財務科。裏麵有兩個中年女人正在閑聊，見了他，格外熱情，那是因為，他平時弄到了好喝的茶葉，好吃的野味兒，不僅送給小區裏的老太婆，還送給療養院的工作人員。他說：“我把錢交了。”其中一人打開電腦，另一人問：“見了你媽沒有？”他說不用見，我今天忙，交了錢就走。那人出去了，這邊手續剛辦妥，她就領著一個老人進來了。她把老人扶著，笑著說：“你兒子來了。”原來她就是李向誌的母親。
我沒想到她身量有那麽高，腰板有那麽直，眼神有那麽陰鬱；她穿著青布衣褲，戴著青布帽子，是一個青色的老太婆。相隔兩米，我也能聞到她身上的氣味兒——一種幹淨的氣味兒、枯萎的氣味兒，這兩種氣味化合，形成一種孤獨的氣味兒。
李向誌把發票團起來，往包裏塞，慌慌忙忙地說：“我有急事，馬上走。你在這邊好好過。”
他果然就走了。
上了車，迅速發動馬達，像真有比救命還急的急事。
兩相比較，色兒青的奶奶真有福。昨天晚飯後，李向誌說，老人家，你別忙走，我給你拉琴。然後把小提琴拿出來，站在老人麵前，很陶醉地運弓。老人能聽懂他的琴聲嗎？我不知道，她麵容慈祥地含笑聆聽，似乎是聽懂了。她手裏的轉經筒並沒有停，一圈一圈又一圈，像把琴聲也織了進去。拉了幾首曲子，李向誌又說：“老人家，我給你照相。”他叫色兒青把奶奶扶到草場上，站著照了，又盤腿坐在草地上照，而且把小提琴給她，讓她抱著，摁幾下快門後，接著教她把琴放在肩頭，用臉頰壓住，做出拉琴的樣子，再照。老人樂了，樂得嗬嗬嗬地笑出了聲。
在老人快樂的笑聲裏，我就看見了李向誌的母親。
那次，我跟李向誌急匆匆離去的時候，我回過頭看了一眼。
他母親站在門口，目光像一隻蟲子，死死地盯在李向誌的後腦勺上。
我感覺到，那隻蟲子是他母親的魂。
她的身體不能把兒子看住，魂也要把兒子看住。
那個年紀輕輕就守寡的女人，自從丈夫下落不明，就不允許兒子離開自己的視線了。甚至也不允許兒子離開自己的肌膚。她常常把兒子摟在懷裏。看上去是想保護兒子，其實是希望兒子保護她，盡管她知道這根本不可能。祠堂裏或河灘上鑼聲一響，她就要被人從兒子身邊抓走，去陪大家“開天劈地”地玩。她的屎尿沒被撞出來，月經帶卻從褲管裏掉下來了……李向誌說，在他十歲之前，母親挨鬥，他都去看，母親被撞來撞去的時候，他總是從人縫中鑽過去，抱住母親的腿，母親的月經帶掉下來那次，血糊糊的東西剛好落在他臉上。他不知道那是什麽玩意兒，兩隻手捧起來，本想遞給披頭散發的母親，但他沒有，而是一把扔出去。眾人嘩地一聲退開，像那東西是枚炸彈，能要了人的命。
夜裏睡覺，母親把兒子摟得更緊，盡管這根本不能阻止大胡子把她抓到一邊，去扒她褲子。那時候，響水灘家家戶戶的門板，都是雙扇木門，用根長長的栓頭別住，但輕輕一推，兩扇門之間就會裂開一道縫。大胡子深更半夜來，既不喊叫，也不拍打，隻用根細竹棍從門縫裏捅進來。李向誌家本來有三間房，被沒收了兩間，隻剩一間了，他跟母親做飯、睡覺，都在那間房裏。大胡子的細竹棍，直往**捅，是告訴母親：“我來了！”有時候捅在母親身上，有時候捅在李向誌身上，不管捅在誰身上，母親都會醒——即使捅在李向誌身上，她也比兒子先醒。母親打著擺子，像得了嚴重的傷寒。然而，她總是在半分鍾之內起床，把門打開，放大胡子進來。隻要起得稍微遲緩了些，大胡子進來後，就語速極快地說話，他說話“吧吧吧”響，像他說話與喉嚨無關，隻用兩片嘴唇往外碰；有一次李向誌聽見他說：“你再敢這樣老子就要收拾你明天老子就叫他們把屎尿給你撞出來！”母親連忙解釋，說我開始沒醒，真的沒醒……大胡子離開後，母親一把將兒子箍住，有時箍得兒子憋不過氣來……
多年以後，李向誌和我成了朋友，遮遮掩掩地給我說到這件事情。
又過幾年，他把這件事延伸了一下。
但沒提大胡子，隻說母親，也不是專門談及，而更像是說漏了嘴。
那次我倆去青城山，在農家樂裏歇了一夜，仲秋時節，月明星稀，山色如黛，習習涼風，送來野**的藥香。經管農家樂的，是對隨和的夫妻，晚上十點過，聽李向誌說想去外麵喝酒賞月，便給我們炒了幾道菜，搭一張方桌放在院壩裏。這家院落單門獨戶立於半山，四周清靜得很，如此良宵，真不願意睡覺，兩人便慢悠悠地喝。本都是不勝酒力的，喝到淩晨兩點過，竟把一瓶白酒喝光了。
喝了酒的李向誌，話比平時更多，所說的，大多是在公園裏茶桌上的話題，我很不想聽的那種。
但就在我躺在圈椅裏快要迷糊過去的時候，聽見他說：
“我媽那人，到老都離不得我陪她睡，不然她就在半夜三更大叫，說有鬼。”
我猛一激靈，清醒過來。
結果，他說了這句沒頭沒腦的話，就睡過去了，還山呼海嘯地打起了呼嚕。
淒清的月光下，我點上煙，把他那句話想了很長時間，直到身上冷得冰浸，才把他叫醒，進屋。
我始終疑心，那句話不是他酒喝多了說漏了嘴，而是故意說給我聽的。他的呼嚕聲，是裝出來的。
關於母親的事情，他實在需要訴說，但他難以啟齒。
母親成為“特務婆娘”之後，夫家的親戚和娘家的親戚，都跟她斷絕了關係，她沒什麽依靠，隻有一個兒子，於是把不能成為依靠的兒子當成了依靠，白天離不開他，晚上也離不開他，日久天長，就變成了一種習慣，說是一種病也行。前麵說過，李向誌從響水灘逃走，有整整十二年時間，這十二年母親是怎樣過的，他從來也沒說過。不知道他想過沒有。那時候，李向誌已經結婚，且生了兒子，他沒料到母親還是要貼著他睡。母親搶了他老婆的位置，他老婆就跟他離了婚。難怪，到了成都，他就把母親送進了療養院（當時達州沒有療養院，否則他可能早就送去了）。
在療養院裏的母親，是怎樣度過漫漫長夜？
李向誌說，很快就出鷓鴣山口，出了鷓鴣山，米亞羅就近在眼前。
時間隻是上午十一點，我卻餓得心慌意亂。大概是想到了他說的鮮美無比的蘑菇湯。也可能是真的餓了。在色兒青家，我沒有哪一頓飯是吃好的，高原反應折磨著我，聞到牛肉的氣息，奶茶的氣息，反應便會加劇，而他們每頓飯都少不了這兩樣東西。還有這一路的顛簸呢！為走近路，真是受苦。許多時候，走近路比走遠路受的苦多。本來，我們聽說這一線正修路，車輛不準通行，到了紅原才知道可以通行，隻是有交通管製，單日子，外麵的車進來，雙日子，裏麵的車出去。今天是單日子，按理，我們也不該走這條道的，但色兒青打電話去縣交通局問了，說對小車沒有管製，單、雙日子都能走。
鷓鴣山起得突兀，收得也突兀，轉過一道彎，猛然間就蹦出一個出山的收費站。
剛開進道閘，一個警察便從水泥堤埂上跨過來，讓李向誌停車。“駕照。”警察說。
李向誌連忙把駕照遞給他。
“開到那邊去。”警察指了指杆子對麵。
收費亭裏，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子，什麽話不說，隻伸出一隻手。李向誌交了錢，橫躺著的道杆便徐徐挺起。李向誌把車開過去，停在路邊。路邊已停了十餘輛，有大車，也有中巴，司機要麽坐在駕駛室，要麽站在車門邊，奄奄一息的，愁眉不展的。看來他們都跟李向誌一樣，被收了駕照。還有一些搭乘這些車輛的旅客，坐在路邊的泥地上，看下麵困獸般吼叫的河流。
收費站旁，臨河有個崗亭，我看見警察走了進去，便過去問他：“啥時候放行？”
“十二點。”
我以為他說的是中午十二點，結果不是，是子夜十二點！
我當時就傻了。今天趕回去，是我的主意。妻昨天夜裏打電話說，我們片區的電路已檢修過，也就是說，不會再停電了，我可以坐在電腦前工作了。能工作卻沒有工作，讓我焦躁不安。
算起來，我到成都已將近十年，貓在屋子裏寫小說，也有將近十年，但我沒寫出什麽氣候。發表的作品，加起來不上二十萬字，且都是發表之後就被風吹去、被水洗去的那種。對我而言，寫作很可能是一條絕路，我是把絕路當成路來走。我的妻子比我更清楚那是我的絕路，但她知道我不可救藥，就放任我走下去，她自己則辛辛苦苦地去外麵打拚，掙錢養家。偶爾，特別是夜深人靜的時候，我也會想：我真的值得把一條絕路當成路來走嗎？這種想法讓我異常痛苦，幹脆關了電腦，走進臥室。進了臥室又不睡，坐在床邊繼續想。我以為妻是睡著的，結果她沒有。她說你怎麽不睡呢？我便湊上去，把我的苦惱告訴她。她說：“要你走回頭路，是不可能的，你自己知道不可能，我也知道。與其這樣，還不如順其自然。”她是在安慰我，卻讓我越發的不堪。她接著說：“能像你這樣耐住寂寞的男人，已經相當難得了。”她還說到了李向誌，說李向誌像個三腳貓，這樣的男人，不好，難怪他老婆要跟他離婚。我很想告訴她，李向誌跟老婆離婚，是他母親造成的，但我沒說。
早知道要在這裏等到子夜，還不如在色兒青家再待一天。則白說，他願意丟下一天的工作，陪我們去看長江、黃河的界碑，再翻過查針子梁去看花海，並順道去看一個天葬台。
這些東西，本來都是我很想看的……
我從崗亭出來，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了李向誌。
那時候李向誌身邊已圍了一群人。他們是來尋求支持的，至少是心理上的支持。他們說，你們是小車，小車可以走，把駕照給他幹嗎？至少該問問清楚才給呀。（我也是這樣想的，但我不好說出口。）李向誌皺著眉頭，不搭腔。正這時，一輛小車從道閘駛過來。過杆之前，那警察同樣跨到水泥堤埂上，向車主問話。我們以為它會停下，但它沒有，它像一隻笨拙的烏龜，在坑窪不平的路麵上，一忽兒左邊高，一忽兒右邊高，揚起一片煙塵，在我們視線裏消失了。
那群人指著小車消逝的方向，說：“看看吧，人家就沒交證！”
李向誌脫離人群，走到河邊。我知道他心裏不好過，就過去跟他站在一起，遞煙給他。
他平時不抽煙，這時候把煙接了，點上說：“那個人是他爹。”
他說的“那個人”，是指跑掉的車主，“他”是指警察。
河水吼聲震耳，離崗亭又遠，警察不可能聽見的，但李向誌說得非常小聲。
在這種時候，他一定會說得非常小聲。
這個“不要命”的人，其實是個膽小鬼。
我也是偶然發現他是個膽小鬼。
那次地震過後，我倆去了北川，又折回插到都江堰，想去汶川看看。然而，出了都江堰市區，在通往汶川的路上，見警察在馬路上站在排。李向誌急忙打轉方向盤，把車開到一邊。開到一邊就開到一邊吧，他卻開出數十米遠，我喊幾聲停下他才停了。我當時很奇怪，不管怎樣，該先了解一下，能去就去，實在不能去也就算了麽，又沒作奸犯科，跑什麽？我讓他把車開過去問情況，他說你去問吧。我隻好下車走過去。警察說，路上有飛石，太危險。原來是這麽回事。我撒了個謊，說我有親戚在汶川，我剛從外地歸來，想去看看。警察說，我放你過去，你也到不了汶川；百花大橋斷了，連映秀也去不了，你最多隻能走到漩口。我說行啊，能去漩口也好啊，我在漩口打聽一下，看有沒有人知道我親戚的下落。警察猶豫了片刻，說：“路上多長個眼睛！”就這麽簡單，警察的態度也很和藹。我道了謝，回頭喊李向誌，李向誌把頭伸出駕駛室，我朝他招手，他很迷茫的樣子，不動。我說開過來！他把頭縮回去，好半天車子才啟動了，慢吞吞地往這邊開。到警察身邊，停下了。我坐上去，說：“走。”他說往哪裏走？我說往前走。他依然不動，直到警察揮揮手，他才相信了。
過了友誼隧道，便進入山區。山都被抖散了架，仿佛咳嗽聲，也會把山震垮。沿途到處是被巨石攔腰斬斷的車輛，都被拖到了公路邊；公路下麵，是紫坪鋪水庫，水庫對麵的獅子山、白雲頂，綿延數十公裏的山體，被剝了皮，露出黃色的肌膚或雪白的骨頭。那真個叫山河破碎。某些地方，山上窸窸窣窣響，仰頭一看，輕風不起，卻飛石粒粒。我提心吊膽，而這時候的李向誌，卻完全變了個模樣，毫不畏懼的，走一段路，就把車停下來，拍照。
他喜歡拍照，還拍得不錯，製的那套行頭，也很專業和高檔。
我不知道他攝影的技術，是否也是在達鋼廠學的。
漩口鎮遍地瓦礫，即使有一幢可以稱為房子的東西，也歪歪扭扭，做出隨時準備坍塌的樣子。街上壘了巨灶，放上大鍋，鍋裏燒著熱水，水汽霧一樣彌漫。駐紮漩口的某部，帳篷搭在中街，數十米長，都是整齊的軍綠色，中間留一條走廊，我從廊道過去，用手機照相，一個站崗的士兵立即製止：“不許拍！”我沒理睬他。這裏又不是軍事要地。我站在當中，前前後後照了許多，那士兵雖明顯不悅，卻也並沒攔我。李向誌是跟在我後麵的，他那部鏡頭焦距達70-200的佳能相機，拍幅全景，一定相當壯觀，可是，待我想看看他鏡頭裏的圖像，卻發現他沒有跟來——他退回去了。聽到那士兵說“不許拍”的時候，他就退回去了。退到了軍營之外，相機掛在胸前，規規矩矩地站在那裏，等我。
他不怕飛石，也不怕病菌——我們去北川時，他爬上北川中學的廢墟，而旁邊分明立著告示：“病菌危險，嚴禁入內。”可他視而不見，上去撿拾學生遺棄的書本，將卷角的地方壓平，碎裂的部分嵌合，還把被雨水和消毒液弄潮的紙張，攤在手掌上曬幹，然後小心翼翼揣進自己包裏——再想想我們在海子山，命懸一線的，他還哈哈大笑。而一聲並不嚴厲的嗬斥，怎麽就把他嚇成了這樣？
甚至，在都江堰，誰也沒嗬斥他，隻不過看見值勤的警察，他就掉轉車頭！
更可笑的，是昨天夜裏在色兒青家。
則白對他說：“去年你就想睡一次帳篷，天氣不好，沒睡成，今天晚上我給你們搭帳篷睡。”他說好哇！那時候他手裏拿著小提琴，高興得用蓄得很長的指甲，在琴上弄出一段“撥弦波爾卡”。帳篷搭在北邊的草場，裏麵放了兩張床——茶幾似的木板，板上鋪了牛毛氈，又鋪了厚厚的棉絮，還各備了兩床被蓋，縱是天寒地凍的時節，也不擔心著涼了。我們累了幾天，想早些休息，不到十點鍾，就鑽進了帳篷。李向誌睡覺打呼嚕，怕影響我，他叫我先睡。氧氣稀薄，腦袋發脹，越想睡越睡不著。在我陷入掙紮的時候，他的呼嚕聲卻起來了。我是怎樣把耳朵堵住，怎樣在被窩裏數羊，就不細說了，總之我到底睡過去了。不知過了多久，外麵響聲大作，有摩托車的聲音，也有人語喧嘩，我蒙蒙朧朧地被吵醒，聽上去，像是有人來色兒青家拉東西。很可能是拉酸奶。去年，他們隻是零星地賣酸奶，今年做大了，還去縣裏領了執照。在我們帳篷不遠處，拴著幾頭奶牛和幾頭牛犢，每天清早，天沒亮明白，色兒青就要和她母親擠牛奶，再將牛奶加工成酸奶，自家的牛奶不夠，還去外麵買。
這樣的聲音不會像呼嚕聲那樣折磨我，我很快又睡了過去。
但李向誌把我叫醒了。
他的叫聲很驚恐，直到我答應了他，他才裝出很平靜的樣子，說你聽，有狼！
則白是說過這片草場上會來狼，他去年拴在這裏的一頭牛犢，就在夜裏被狼吃掉了。但外麵鬧鬧嚷嚷的，狼怎麽可能出現？何況狼根本就鑽不進結實的帳篷裏來。
我沒理他。我見他坐在**，脖子扭著。直到外麵的人相互道了別，摩托車遠去，大地死一般沉寂之後，他才躺下去。不一會兒，他就睡著了。
他在最該擔心狼的時候，呼嚕聲卻響得那麽歡快。
我知道他不是怕狼。
我也知道他總有一怕。
在李向誌的身體裏，裝著兩個人，一個膽大包天，一個膽小如鼠。
這跟他執著“追隨”的父親，實在太不一樣了。
他父親自始至終也沒有膽小過。
那個身材矮壯的響水灘人——李向誌的父親，不是被解放軍打死的，更沒有去台灣。
他是被日本兵打死的。
那時候，日本都宣布投降三天了，但有一支日本兵不知道，他們據守一個山洞，等待援兵。援兵遲遲不到，便決定以死相搏。以死相搏得有力氣，這支百餘人的零散部隊，被圍困多日，糧食已經告罄。裏麵有三個慰安婦，都是昭和十三年初春，也就是日本占領中國首都南京不久，在島國舉國歡騰的時候來到中國的。她們到中國快六個年頭了。大多數時候，她們不是活著，而是陷入回憶：從島國出發時的狂熱，萬民空巷的集會，還有撕破長天的口號聲：“占領支那！占領支那！占領支那！”這回憶成為她們的營養，讓她們滿目瘡痍的身體裏，依然鼓**著效忠天皇的**。此時，三人隻對了一下眼神，便各自拿根拐杖，去了洞子深處的滴水岩，坐成一排，將拐杖一端插入口裏，之後猛地用力，拐杖從喉嚨進去，直刺腹部。她們要把自己的骨肉變成食物，最後一次報效國家。然而，饑餓的士兵肅立於三具屍體麵前，誰也沒想到要吃掉她們。長久默哀之後，士兵們拾起槍支，準備戰鬥。
洞外的中國軍隊，人數也不多，隻一個連。要不是帶兵的連長太厲害，日本兵早就突圍而出。
這個厲害的連長，就是李向誌的父親李新店。
李新店開始也不知道日本投降了，直到昨天後半夜，很可能就是在三個慰安婦奔赴黃泉的路上，他才得到消息。得到消息沒讓他高興，而是憤怒，憤怒得發狂。別的不說，單是這支日本兵，就讓他吃盡了苦頭，不僅打死了他的很多弟兄，而今又把頭縮進烏龜殼，叫他這隻老鷹無從下手。正說要將他們困死在山洞裏，日本卻投降了！去你媽的，投降就能把所有事情一筆勾銷嗎？比如我衝進你家裏，殺死了你的父親母親、兄弟姐妹，累得氣盡力竭了，你開始反抗，可這時候我把手舉起來，說我投降，這麽說一聲，就能償還血債嗎？你就願意放我一條生路嗎？……對這個重大的消息，李新店既沒給手下宣布，更沒向洞內喊話，而是改變方案：不再困，而是攻。他害怕再不攻就沒機會了。
拂曉時分，戰鬥打響。這個出了名的“不要命”，大大小小的戰鬥都是衝在前頭的，他身上彈痕累累，卻奇跡般地沒有死。他把從自己體內取出的彈片，收集起來，研究它們的產地，還常常嘲笑那些彈片的無能，說，如果你再深一點，或者左一點、右一點，你就能完成自己的光榮使命了，可你偏偏沒那個能耐。這一次，他照樣衝在前頭，但這次很不走運，他還沒來得及撂倒一個日本兵，就被打成了蜂窩煤。死之前，他罵了聲“狗日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罵的不是日本人，而是惱怒沒給他留時間弄清那麽厲害的槍彈，是哪家兵工廠生產的。這給他留下了終身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