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父親的下落，李向誌是從日本的戰史資料上查到的。那一年，他的保姆研究生畢業，去日本留學，想到李向誌曾給她講過他父親的事，就多了個心眼，去圖書館查找。很容易就查到了，複印下來，並譯成中文，寄給了李向誌。李向誌對每一個保姆都有情有義，保姆也都這樣待他。
父親的這種死法，算不算抗日英雄？這問題一直撕扯著他。
在成都寧夏街，有座浮雕，紀念國民黨川軍抗日死難者，李向誌經常深更半夜踱到浮雕麵前去，蹲在底座上，仰望那一張張神態各異的麵孔。之所以這時候去，是他沒臉。這群人是明明白白的死難者（沒說是英雄，隻說是死難者），他父親卻很難說。盡管難說，他依然懷著期待，期待那數十張麵孔裏麵，有一張屬於他的父親。其實，他父親雖是四川人，卻並不是川軍。
很長時間過後，他才懷著忐忑的心情，把他父親的下落和他的苦悶告訴我。
我覺得這是件大事，便給他出主意，讓他去找有關部門，把他父親所屬部隊的番號查清楚，再看看是怎樣給他父親下的結論。
結果他沒去找。我問過幾次，他都支支吾吾。
當時就我應該看出那個膽小如鼠的李向誌。
他是不敢去找。他害怕。提到“部門”這樣的詞，他就怕。他隻是在百度上輸入“李新店”，偷偷地查。叫李新店的人，共有二百一十四個，他把每個人的簡曆調出來看，沒有一個是他父親。
“我爸分明是打日本的，”有一次他這樣向我嘀咕，“國內為啥沒有他的消息呢？我們年年都在8月15號這天譴責日本人參拜靖國神社，其實譴責根本沒用，靖國神社在日本，人家想參拜就參拜，你也拿他沒辦法。我們該做的，是把抗日將士的名字一個不漏地列出來，供在某個地方，每年也在8月15號這天去參拜，這才會給日本人震懾……為啥查不到我爸的消息呢？查不到的肯定還多，他們死在抗日戰場上，怎麽連一個名字也沒留下呢？”
我回答不了他的疑惑，此後他也就沒再提起了。
關於父親的下落，他連母親也沒告訴。
他做的唯一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是給當年的電焊工、現在的大畫家羅眼鏡去了一封信。他在信裏誠摯地表達了自己的愧疚。因為羅眼鏡在牆報上畫了那幅插圖，害得他把收音機藏起來，聽掉了台灣電台的那檔節目，讓他傷透了心，也讓他對羅眼鏡懷怨。他對羅眼鏡說：“你還記得嗎，自從你畫了那幅插圖，我就再沒給你打過熱水了，你沒和我一般見識，照樣教我認字……”
羅眼鏡沒有回他。不知道是沒收到李向誌的信，還是羅眼鏡忙不過來。
車又被攔下了幾輛，但同時，三輛小車開走了，還有兩輛中巴和兩輛大車也開走了。
鷓鴣山口**起來。
那群人憤憤不平，但他們確實違規，不像我跟李向誌是陪殺場。
因此那群人又把我們圍住，說些貌是同情、實則煽動的話：
“隻有你們這輛小車被攔下來，太冤了。”
“要是不耽誤，你們早就到米亞羅了。”
有人還摸出手機，看了看時間說：“到米亞羅？等吧！等到明天上午再說！”
這裏距米亞羅很近，即使子夜放行，也不必等到明天上午呀？但事實上就得明天上午。他們說，出了山口，路更爛，先前的路基，全部毀掉，坑窪石塊自不必說，糟糕的是，路兩側再不是山體，也不是河流，而是深不見底的穀地，白天也要十二分小心，誰敢晚上行動？除非是不要命了！
我越發的焦躁不安。到米亞羅也要明天上午，回到成都，必然是明天下午的事了。
同時，我又擔心那個不要命的李向誌會在夜裏放行後跳出來；那種場合，他是一定會跳出來的。他很可能不僅開到米亞羅，還要一鼓作氣開回成都。從米亞羅下去，就進入汶川地界，地震不久我跟他到過汶川的漩口，去年八月，我帶著兒子到過汶川縣城，對那段路熟悉，公路纏在山腰，感覺那公路輕如綢帶，風一吹就會飄起來，把車輛和行人拋下山崖，百餘米深的崖底，是波濤洶湧的岷江；“後地震”時期的峭壁上，照舊有飛石（當地人叫“地震石”），白天還可以見機行事，把飛石躲過，晚上怎麽躲？我們已經在海子山險過一次了，老天爺開恩，才撿了條命，總不能奢望老天爺再次開恩。
那群人慫恿我跟李向誌去找警察。他們的意圖是，隻要我們說通了，就相當於擠開了一道門縫，他們再加把力，自己也就能從那道門縫溜出去。我也想去找警察，但光我去沒用，駕照又不是我的。
“走，過去看看。”我對李向誌說。
李向誌很猶疑，我便推著他走。
快到崗亭的時候，他甩開我的手，身板放正了，自己走。
警察坐在靠窗的桌前，用鋼筆在報紙上寫什麽。
我給警察打招呼，警察嗯了一聲，沒抬頭。
我說：“麻煩你把駕照給我們吧，我們有急事，謝謝你啦！”
警察依然沒抬頭。
我說：“對小車不是沒有限製嗎？”
警察這才把頭抬起：“誰說沒有？”
“我們在紅原問清楚了才上路的。”
“那是紅原，這是理縣！”
這條路由紅原和理縣共管，兩地各自唱戲，叫聽戲的買誰的票？我正要這樣問，沒想到李向誌把我攔開，一步搶到警察麵前，給他遞名片。警察板著臉，拿著名片看。名片上印著密密麻麻的字，我都不知道寫些什麽。我從沒見過他的名片。警察看完了，說：“你還賣樂器？”李向誌連忙說：“賣呀，鋼琴、手風琴、小提琴，都賣。”警察說：“我女兒是學簫的。”李向誌說簫我也賣，你要是帶女兒到成都買簫，找我就是！接著，他開始給警察大談音樂，說簫在唐代稱尺八，後來才叫簫，也叫洞簫，又說：“學簫是最難的，百日胡琴千日簫，口琴笛子站著教，什麽意思呢？就是說學口琴笛子最容易，站著教就能教會，弦樂要難一些，需要一百天，學簫就更難了，要一千天……”他滔滔不絕甚至過度亢奮地說下去，但警察對他的話明顯不感興趣，始終板著麵孔，就連他說“你女兒敢學簫，證明她很有音樂天賦”一類肉麻的奉承話，警察回聲“謝謝”的時候，也是板著麵孔的。
李向誌懂再多的知識，有再多的話頭，在這個警察麵前，絲毫不起作用。
當警察終於不耐煩地站起身，走出崗亭的時候，那個膽小如鼠的李向誌便現了原形。
他輕輕推我，細聲說：“走，出去。”
我說慌什麽，坐一會兒。
崗亭裏，有一張辦公桌，一排木沙發，一架籠著蚊帳的單人床。我把李向誌推到了沙發上。
他半坐半蹲，說：“人家都出去了！”
我見他臉色灰暗，眼含驚恐，隻好順從了他。
中午的陽光格外強烈，朝車身走去時，感覺陽光能揭了我們的皮。那邊等候的人，眼巴巴地望過來，希望能提早從我們臉上判斷是否遊說成功。李向誌明顯不想跟那群人碰麵。他閱人無數，別人藏得再深的心思，也能識別出來。走到中途，他不走了，摳住我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訓導我：“你說話要講究策略，剛才要不是我及時插進來，你就跟警察說崩了。不說崩還有希望，說崩了就沒希望了。”
話雖如此，他的眼神卻是躲閃的；在警察麵前的那番表演，讓他難堪。
幸好他沒去把小提琴拿過來拉給警察聽。
為了安慰他，我說：“就是，全靠你。”
他高興起來，說：“嘿，我想到了一個辦法！”
接著掏出手機打電話。他在電話上簡要敘述了我們的遭遇，然後說：
“過一會兒，你收到我的短信，就打電話給我，說我媽病危。”
將機蓋合上後，他得意地望著我笑。
“給誰打的？”
他說給保姆。
這個保姆，看來還是去年的那個，因為我們在紅原的時候，色兒青還給她去過電話，色兒青依然叫她姐姐，問姐姐今年為什麽不到草原來玩。
我們原地不動，等待警察回到崗亭。那群人見我們遲遲不過去，知道沒什麽希望，頓時泄了氣，散散淡淡地坐在熾烈的太陽底下，聽河的吼聲，看筆直而起的、除了樹還是樹的山景。
警察不知到哪裏去了，過了好長時間才出現，嘴皮放光。看來他剛吃過午飯。
他嘴皮上的亮光不僅被我的眼睛看到了，也被我的胃看到了，胃便嘟嘟囔囔地抱怨，說它早就餓了，為什麽不給它吃的。我也想給，可在這荒郊野外，去哪裏找吃的呢？警察和收費員，很可能是在收費亭裏做飯，也可能是有專人把飯給他們送來，怎麽能跟人家比？何況現在還有更要緊的事辦。
見警察進了崗亭，李向誌迅速給保姆發了短信。一個字也沒寫，是一條空短信。
然後，我們走向崗亭。剛到門口，電話來了。
李向誌裝模作樣地“哦哦”幾聲，重濁地抽了幾聲氣，很急迫地說：“你給警察講一下吧。”一步跨前去，把手機遞給警察。
警察不知道什麽事，接了。
“……你先送醫院，”警察說，“……那有什麽辦法？……我不需要給誰請示，上級早就說了，這是硬性規定，拒絕任何請示……”警察的臉紅一陣白一陣的，也不知保姆說了什麽。看來，在李向誌麵前不大說話的保姆，其實是很能纏人的。警察被纏得沒辦法，隻好說：“我會考慮的。”
之後把手機蓋一合，還給了李向誌。
李向誌滿麵悲戚的樣子，竄著頭，跟我一起坐在沙發上，等著警察的“考慮”。
警察又坐到辦公桌前，旋開筆帽，在報紙上寫寫畫畫。
半個鍾頭過去了。一個鍾頭過去了。警察終於把筆放下，站起身。
我們都以為他要放我們走了，可是，他又出門去了。這一個鍾頭時間，都沒聽見從山裏出來的車聲，他出門，隻是因為坐疲了。他跨過水泥堤埂，進了收費亭，跟那收費的女子聊天。
李向誌又要起身，我一把拽住他：“就在這裏等！他又沒叫我們出去。再說裏麵又沒什麽東西，他收來的駕照也是扔在收費亭的。”
他眼睛不看我，說：“警察是不是懷疑了？”
我說不像，聽上去你那保姆很會演戲，而且我一開始就跟警察說過我們有急事。
收費亭和崗亭之間，有一點兒倒角，警察要看清這邊的情況，必須把脖子伸長。他沒伸長脖子，還將門閉了。我便起身走到辦公桌前，看他寫些什麽。寫的全是無法連成句子的詞語：磚、水泥、山、房子、規定、河、綿羊、風、野兔、蚊子、走西口、政委、釣魚、科學發展觀，等等。
他在野地裏幹著這項工作，實在太無聊啦。我突然有些同情他。
他無聊，我也無聊，雖然崗亭裏比較涼快，但坐在這裏幹等，心頭的焦慮比太陽更烤人。
誰又來同情我呢？
我對李向誌說：“你在這裏等他的答複，我去把車守住。”
那群人蹲在遠處，端著什麽東西吃。他們帶幹糧了麽？這時候我很後悔，我們也該帶些幹糧，哪怕帶兩瓶酸奶也好！從色兒青家離開時，一家人硬要給李向誌和我各送一桶酸奶，我們硬是不要。不收別人的東西，是李向誌一貫的脾氣，他常常給人送好吃好喝，可要是別人還情，他會急得臉紅脖子粗。我雖沒那麽固執，但我跟色兒青家究竟說不上交情。
本來就又饑又渴，這時候見別人吃東西，越發的饑渴難耐。
走近了些，見他們鼻子底下熱氣騰騰的，原來不是幹糧，而是方便麵。即使帶了方便麵，哪來的開水？一問，才知道是現買的。朝前走五十米，轉過一道彎，山體窩進去了一塊，在公路之外露出十餘平方米的壩子，有人在那壩子上搭了個地震後用的活動板房，賣方便麵。我立即跑過去。
老板是一個中年婦人，我說要兩盒。
她說：“二十塊。”
我嚇了一跳。她賣的那種方便麵，在超市隻賣二塊五一盒。
但有什麽辦法呢，在這看不見一隻鳥也聽不見一聲鳥鳴的鷓鴣山口！
我付了錢，她把東西遞給我，我把封皮和各樣佐料都撕開，讓她加開水。
她說：“再添四塊。”
我直想罵娘。可那婦人明顯是一副盛氣淩人又漫不經心的樣子，別說罵娘，分辯一句，她恐怕也不會把開水賣給我。
回程途中，恰逢一輛大車開過去，黃塵漫天，我和我手裏的食物，都被裹在嗆人的塵土裏。
警察還沒回。當李向誌接過方便麵，又聽我說了是從哪裏買來的，他仰天歎息了一聲。
我問他怎麽了？他說：“我終於明白這些大大小小的車子為啥被攔了。”
接著，他一邊吃，一邊給我講述他送母親去火葬場那天的事。
火化之前，要燒些紙錢，放些鞭炮，送亡靈上天。他把紙錢和鞭炮都是買上的，可去了火葬場才知道，外麵買的不算數，要在裏麵買。門口就有一家，是他們領導的家屬開的，比外麵要貴三倍，但貴不貴是他的事，買不買是你的事。你非在外麵買，也行，隻要你不怕親人發臭都不給你火化，也不怕火化之後連骨灰也不給你收全。李向誌當然隻能在裏麵買了。那天，火葬場的生意十分清淡，見他是一個人，賣家好心好意地說：“你去忙，我幫你放鞭炮。”然而，直到他把母親的骨灰盒摟在懷裏，也沒聽到一聲鞭炮響。骨灰盒很沉，看來，母親的亡靈被封在裏麵了，沒能飛升上天……
李向誌說：“那邊賣方便麵的人，絕對是交管局某位領導的家屬，因為很明顯，路上的車輛是如此之少，根本沒必要管製。管製是為了把人留住，好賺這些人的錢。”
他說得十分小聲，好像那關在收費亭裏的警察長著順風耳。
這些話聽上去有些滑稽，但我又沒法反駁他。就說管製吧，也應該通過媒體廣為宣傳，讓大家都知道，但他們沒怎麽宣傳，一路上連個提示牌也沒有，遠遠近近的人，都隻是“聽說”，沒聽說的司機，就成了瞎子。那邊等待的人，好些都是在不知道的情況下誤走這條路的；他們吃下了一點兒東西，喝下了一點兒熱湯，卻依舊是眼神茫然，了無生趣，看上去跟囚犯差不多。
我拿著兩個空盒子走出崗亭的時候，李向誌問我：
“分明知道我媽病危，分明說的要考慮，警察怎麽還不吭氣？”
我說我哪裏知道。
這時候，李向誌的一句話讓我異常震驚，他說：
“他是警察，肯定他也知道我媽是壞人。”
母親是壞人，這想法和觀念，就好比李向誌年少時一直吃的食物。就算在未來的日子裏吃遍了山珍海味，但融入骨肉的終極美味，還是小時候吃過的東西，不管這東西有多糟……
警察一直在收費亭裏，到下午三點也沒過來。其間，隻有一次他去崗亭旁上廁所。那時候我站在車門邊，見他朝廁所走去，立即給守在崗亭裏的李向誌發了條短信：“母親快不行了，速歸！”
我是想他把這條短信拿去給警察看，可他沒有，而是這樣回我：“別急，急辦不成事。”
他不急，有人急。其中一個開長安車的，是個三十來歲的胖子，我跟他聊過，他承認自己的那輛中巴，不是私用，而是偷偷載客。四川人把這種車叫“野豬（租）兒”。他也是從紅原過來的，載著五個客人去都江堰，本想抄近道，把這批人送攏後，再做點兒短途生意，誰知弄巧成拙。五個人找他鬧，說如果今天到不了，不僅不給一分錢，還要他雙倍賠償。他對我說，他是理縣旁邊的茂縣人，地震的時候，一家老小殘了三個，現在，全家人都靠他的這輛車，虧一天生意，就虧了好些天的日子，更別說給顧客賠償了。他不停地抬腕看表，到四點鍾，再也忍耐不住，向收費亭走去。
不一會兒，那邊吵起來了。
吵了大約五分鍾，警察將門一拉，從收費亭出來，回了崗亭。胖子也跟著去了崗亭。
我也朝崗亭走去。我見到的景象，是警察撩開單人床的蚊帳，鞋也不脫地躺著，閉上眼睛。
胖子說：“我天不亮就出發，上午九點過就到了這裏，你把我扣了這麽長時間，夠意思了麽。”
警察一言不發。
胖子說：“你知道，下麵的路那麽爛，半夜放行，開出去要出人命的。”
警察把眼睛睜開了，身子一挺站起來：“你給我出去！”
胖子沒有出去。
警察又坐到那張辦公桌前，把筆帽旋開，在報紙上寫字，一筆一畫的，寫得格外賣力。
胖子的口氣明顯軟了，說：“我剛才有些衝動，對不起……”
但警察沒接受他的道歉，還是寫字。
這時候，滿麵通紅的胖子轉過頭，盯住我。我知道，他是希望我幫腔。
我早就想幫腔了。我說：“你們這牆上掛著……”
隻說了這半句，我的後襟被猛地扯了一下。
是李向誌在扯我。他坐在沙發上，竄著頭，一副悲愴的樣子。他坐的姿勢也沒有變過：隻用屁股尖壓住沙發的前沿，雙手搭在膝蓋上。我明白他的意思，又不甚明白，就噤了口。
胖子見我是靠不住的了，又把目光轉向李向誌。可李向誌的眼睛一直看著地上。胖子出去了。
警察也出去了，又去了收費亭！
李向誌還是那個姿勢，一動不動。
我簡直要爆炸了。這時候我忍受不了的，不是警察，而是李向誌。
外麵很快響起發動車子的聲音。是那個胖子在發動他的長安車。他把車倒過來了。也就是說，他要返回紅原，再從那條遠了數百公裏的路上開到都江堰。如果他的車不會飛，今夜是不可能到的。進入道閘，他找警察要回駕照後，就開始罵。他說你個瓜娃子，披一身皮皮就以為是爺了？你跟我們一樣，是狗！好壞我們還長了顆狗心，你連狗心也不長，你是石頭縫裏蹦出的狗！
警察便講道理給胖子聽，說單邊放行，這是規定，你們平時罵執行公務的人不按規定辦事，一旦規定到自己頭上，心裏就不舒服了！胖子說：“既然是規定，就該一視同仁，為啥有些車能走？我的隻是中巴，你們不放，好幾輛大車為啥放了？”本在警察旁邊幫腔的女子一時詞窮，急得把雙手往腰一叉：“這事……你管得著嗎？”胖子說：“我交我該交的費用，我有權走路，也有權監督！”女子笑起來：“嗬，你真能幹。明說，那幾輛車的司機跟我們熟，我們想放他走。我們想放誰走就放誰走，你來監督啊，你去上麵反映啊！”胖子知道女子說的是大實話，而他卻毫無辦法，於是怒火中燒，又開始罵：“我說你們是石頭縫裏蹦出的狗麽！一條公狗，一條母狗！”
胖子拿到駕照後，杆子本是翹起來的，聽他這一罵，它又躺下去了。
胖子猛踩油門。
就在他拚命撞過去的瞬間，杆子嗖的一聲**，直了許久才驚魂不定地躺倒。
看來，那東西對不要命的家夥，也是很害怕的。
這個世界，為什麽總是喜歡讓人害怕呢？
別說我們這樣的凡夫俗子，就是身懷絕技的八十萬禁軍教頭林衝，也照樣害怕。在嶽廟前，娘子被高衙內攔住，欲行不軌，林衝接錦兒急報，趕過去，從後麵扳過那人，舉拳要打，可他看清了是誰，手先軟了；娘子被關在陸虞候家，任高衙內調戲糾纏，又是錦兒告急，林衝趕去，不是破門而入，而是立在樓梯上，叫聲“嫂子開門”，給高衙內留出跳窗逃跑的時間，也給自己的“怕”留出回旋的空間……其實誰又不怕呢。娘子被調戲的事，鬧得盡人皆知，林衝帶著娘子下樓來，從街上走過，鄰舍兩邊都怕惹是生非，全部關門閉戶。
林衝是怕著同時代人的怕，也是怕著現代的我們的怕。
或者說，現代的我們，還怕著古代的林衝的怕。
朝胖子早已消失的車身望過去，我很愧疚，但我不會去跟警察吵的，我跟他吵，就隻能走胖子的老路。我忍受不了李向誌的那副模樣，但我比他好不到哪裏去。
何況，李向誌是從小就怕過來的。
半年前我就發現這一點了。
那次我接待了一個遠房表哥。我跟我那表哥住在同一條河上，相距不過十餘公裏，卻多年沒有走動過，而今他在深圳發達了，回老家省親時，聽我們村的船夫說我在成都，他回深圳前，恰好要到成都辦些事，便問到我的電話，要跟我見一麵。他住在百花潭公園對麵的京川賓館，那天上午，約我去百花潭喝茶。走到公園門口，我給李向誌打了電話，他離這裏近，又喜歡喝茶；再說我不知道跟我那表哥能不能說上話，怕冷場，有李向誌在，就絕不必擔心冷場了。我跟表哥見過麵，遞煙給他，他說我不抽煙，我還不知道你抽煙呢。言畢非要去三十米外的小賣部給我買包好煙，攔都攔不住。
這期間，李向誌來了，喜笑顏開的。這是我第一次主動約他出來。我給他說我有個表哥，在深圳做生意，你跟他聊聊，說不定能弄到些信息，將來去深圳賺一筆錢。他嘻嘻笑，說好哇好哇。
表哥很快過來，手裏拿著的不是一包煙，而是一條，軟中華。他皮膚白淨，滿臉黑黝黝的胡子，讓他麵部露出的部分白得晃眼。我提前指給李向誌看。李向誌望過去，眼神倏地扭動起來。
那真是扭動，像蚯蚓遭遇火燒。
我當時沒明白怎麽回事，待表哥走過來，我把他們互相介紹給對方，表哥跟李向誌握手，李向誌竟然抖抖索索的不把手伸出來，眼神一直在扭動，臉也敗如秋草。我那表哥畢竟是見過世麵的，雖有些尷尬，卻很快就泰然自若了，說他如何喜歡成都，等把錢賺夠了，一定要到成都養老；說並非成都就不能掙錢，但內地婆婆太多，懶得跟他們廝纏。往常遇到這類關於賺錢的話題，李向誌會滔滔不絕的，可今天他卻竄著頭，隻把屁股尖放在椅子上。喝茶的人太多，老板沒那麽多躺椅，李向誌坐的是一張翻板椅，我生怕他坐蹺了頭。大約二十分鍾，他起身離開茶桌。我以為他上廁所去了，可老半天也不過來，打電話問，他才說他有事回家去了！我相當生氣。怎麽會這樣呢，他不是這樣失禮的人啊。
午餐過後，我才恍然大悟。
表哥丟下筷子，用餐巾擦臉，從側麵看去，隻見一臉的毛。
——大胡子！
李向誌是害怕大胡子！
他害怕響水灘的那個大胡子，也害怕跟那個大胡子相似的人，哪怕是生理上相似……
因為怕，他才追隨父親。他追隨的不是父親本人，而是父親的“不要命”。
當大胡子**母親的時候，他期待有一個不要命的父親在身邊，繼而也期待自己成為不要命的人。
可最終，他隻敢在不會說話也沒有穿製服的山川麵前撒野。要是可能，說不定他寧願不跟任何人接觸，寧願沒有故鄉，也沒有任何固定的住處，就像他買下的那兩匹“野馬”。
由於怕，他就恨。他不敢恨別人，隻敢恨自己的母親。他恨母親，不是因為母親是“壞人”，也不是因為母親趕走了自己的老婆，而是把對大胡子的恨轉嫁到了母親的身上。可有些事，我卻是無法理解的，自從跟他認識過後，我發現他對老太婆特別好，比如對他小區裏的老太婆，還有對色兒青的奶奶。那次我們去北川，他帶了幾大包衣服去送給災民，都是新買的，也都是送給老太婆穿的。他不願去療養院看母親，卻常常給療養院的工作人員送禮物。知道父親的下落後，他不告訴母親，是覺得母親沒有資格知道父親的下落，還是想讓母親繼續為某個希望而活著？
猜測這些事很費精力，而我這時候心力交瘁。那盒方便麵實在不頂用，我很快又餓了。本想再去買兩盒，想到李向誌說的那種情況，餓死我我也不願再朝活動板房的方向望一眼。
我隻問李向誌要了車鑰匙，回車上去睡覺。
太陽已經被大山擋在身後，但車裏的熱量，能把人燙熟。開了許久的空調，我才敢坐上去。
這是一輛桑塔納車。李向誌開的最好的車，就是桑塔納。
如果我沒認錯，這還是我跟他過海子山時翻了的那輛。那回，我給他照了相，兩人便束手無策了，想打電話求援，手機沒有信號，搭別人的車吧，這條道上，一天半天也難得碰到一輛，有時三五天也沒車過。除了走路，還有什麽辦法呢！估摸了一下，回理塘應該比去稻城更近些，於是往回走。這是下午兩點，天無片雲，陽光傾潑而下，如果沒有風，是很暖和的，但狂風肆虐，冷得打抖。隻要太陽下山，氣溫會迅速降到零下二三十度，我們不是被凍死，就是被饑餓的豹子吃掉。然而，想在天黑前到達，根本不可能，每走一步，都必須深深地勾著腰，腳趾死死抓住地麵，否則就會被風抬下山穀。真是天無絕人之路，走了四五裏，突然聽到身後車響！我們站下來招手。車停了一下，之後猛地躥開。躥開幾十米，又停了。車主是一對父子，怕遇到劫匪，但最終沒把我們當成劫匪，將我們拉到了理塘。我們又去找加油站的那個師傅，請他兒子開輛越野去把懸在崖邊的桑塔納拖進縣城，再作修理。
十年過去了，李向誌還開著這輛車。
我覺得搭在座位上的墊布也沒換過，米黃色，繡著幾棵鬆，以前很厚實，現在摸上去枵薄如紙，到處都是洞。幹淨倒是幹淨。這墊布是保姆給他洗，還是他自己洗？多半是他自己洗。包括他穿的衣服，多半都是他自己洗。保姆陪他聊天過夜的時候多，為他洗衣做飯的時候少，絕大部分時間，保姆都是在學校裏。喜歡泡在茶桌上談天說地的李向誌，仿佛天上的知一半，地下的全知，然而，保姆的世界他恐怕永遠也無從知曉。當李向誌一個人在家，親自動手洗衣服的時候，一個人去店裏吃飯的時候，他心裏想些什麽？是否會想到他的母親、前妻和兒子？母親已不在了，前妻早就跟了別人，兒子自從去了美國，就沒回來過，開始是怕待不夠時間，拿不到綠卡，可拿到綠卡之後，還是沒回來過……
本說回車上睡覺，其實根本睡不著。我百無聊賴，就翻看他放在車上東西。其實也沒什麽，就是一把淺褐色的小提琴，一張爛朽朽的全國地圖，一個巴掌大小的掛件。掛件是個小人兒，我取下來玩。
小人兒正麵該凸的凸，該凹的凹，背部卻是扁平的，沿脊椎寫著幾個字：“國林子。”
這是他給那兩匹馬取的名字。
黯淡欲消的筆跡，證明寫上去已有相當長的時日了，並非他臨時想出的名字。
天色迅速暗下來。山裏的天，太陽一走，就黑得快。
車裏更是黑壓壓的，悶得慌，我又出來，朝崗亭方向望去。
那邊毫無動靜，但李向誌沒坐在崗亭裏，而是坐在外麵的梯坎上，整個姿勢，跟坐在沙發上時毫無變化。我猜想警察還在收費亭。
和我們一起等待的那群人，開始還很激憤，胖子從原路返回後，全都是聽天由命的樣子了，或站或坐，彼此間連話也懶得說；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抱著她心愛的小狗，吧嗒吧嗒地落淚，狗直往她的懷裏拱，嗚嗚地叫著，大概是路上沒帶夠狗糧，方便麵之類的東西它又不吃，它餓了。
人這麽多，可大家都很孤單。我朝李向誌走去。
快到他身邊時，李向誌突然站起身，朝收費亭跑。
是警察在向他招手。
他踮起腳尖，仰頭望著警察。警察把駕照給他後，他說：“我媽死了，兩個鍾頭前死的。”
那女子很吃驚：“你為什麽不早說？”
李向誌沒說警察早就知道他母親病危，而是這樣回答：“你們照章辦事，應該的。”
然後他轉過身，朝車身飛跑。
我跟上去，拉開車門時，他剛好把那個掛件掛好。開始我忘記掛了。
小人兒晃晃悠悠，一會兒前，一會兒後。
一時找不到話說，他發動車子的時候，我問他：“國林子是什麽意思？”
“沒有意思……我媽給我取的乳名。”
車躥出去了。路這麽爛，他開得還是像逃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