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張照片，是我們家的，上有三個人：父親、母親和弟弟。
如今父親母親早已老態龍鍾，弟弟也因單位的破產早早披上歲月的滄桑與無奈。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江和瑞昌一帶的地震餘波殃及湖北。我著急地打電話回去，問他們的情況如何。弟弟從前開著一輛桑塔納轎車，單位的破產申請被接受後，那輛公車就被銀行查封了。因為還有一點事做而被稱為半待業的弟弟，在電話裏語氣之平靜，分明將地震當成了曾經駕駛著那輛桑塔納轎車所遇上的坑坑窪窪。
照片上的弟弟也看不到有多少意氣風發。那一年弟弟剛剛出生，抱著他的父親和母親，卻是春風滿麵，笑容可掬。在他們身後注定要聞名於世的一座橋頭堡高高聳立著，從那些縱橫交錯的鋼梁中，隱約看得到一種顯然不是橋梁的身影。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我們還是從小就將藏在鋼鐵叢林中間的這個影子，當成一列正在橋上飛馳的火車。同樣也是沒有證據，我們非要認為父母們的笑意中，與弟弟相關的成分隻是由於不得不抱著他，其餘的全都獻給身後這座象征著那個時期精神與物質生活的龐然大物。
中國文化中有物競天成、順其自然之說。在日常現實當中，除了那些多得不能再多的逆來順受，以及在發展下去就會關係到自身的事情麵前，保持一種隻管自家門前雪不顧別人瓦上霜的裝聾作啞掩耳盜鈴姿態，真正具有天然特征的便是那些儼然因時因地隨口取得的人名和地名。這座橋建在長江之上，因為地點是在武漢城區之內，將其叫做武漢長江大橋是任何人都能想到，不會產生丁點驚豔效果的下意識的事情。
縱觀我們的曆史人文，僅從那些普遍習慣的姓名上，就能體會到一些帶有教義色彩的紀念詞。譬如“唐”的使用，譬如“漢”的流行，譬如國內政權在一九四九年發生重大更迭後而讓許許多多的人取名為“國慶”與“解放”。萬裏長江上的第一座大橋是一九五八年建成的。也是那一年出生的弟弟，與太多的同齡人一樣，被情不自禁的父母們取了一個與這座橋相關的名字。
一九九四年前後，武漢這座城市在迫不及待的現代化進程中，有過不肯顧及個人隱私的短暫時期。那一陣，不管願意和不願意，隻要交錢安裝住宅電話，其電話號碼必定會被公開在那本厚厚的黃皮書中。少數提前意識到隱私權受到侵犯的人，也隻能無可奈何地羨慕那些擁有漢橋、大橋、新橋以及美橋、豔橋、愛橋等名字的人，還酸酸地說，那些人的父母大人太有先見之明。當年出版的電話號碼簿，讓人歎為觀止的不是電信部門的蠻橫霸道，而是其中動輒十幾頁和幾十頁地連接在一起同名同姓的那些人。一頁接一頁的“李漢橋”、“王漢橋”、“張漢橋”；一頁接一頁的“李大橋”、“王大橋”、“張大橋”；一頁接一頁的“李愛橋”、“王愛橋”、“張愛橋”，如此等等。電話號碼簿上的百家姓中，所有姓氏裏都有人在1958年之後，因為長江大橋的建成所產生的共鳴，而獲得一個用“橋”作為後綴的名字。形容鋪天蓋地有些誇張，隻說漫山遍野又有點不到位，電話號碼簿上那些連綿不絕的相同名字會聚到一起後，平添一種大隱隱於市的味道，反倒將個人隱私置於更加秘密的迷魂陣中。
在沒有長江大橋之前，武漢是一座不完整的城市。由於大江大水的關係，管治這座城市的政治機器總要比別處多一層複雜。八年抗戰之初，民眾所呐喊的“保衛大武漢”也隻是一種泛地理稱謂。一九五一年之前的武漢，多數時候是一種概念。而作為一座城市，它一直在時廢時存中變遷。江南是武昌，江北為漢口，各有各的縱深，各有各的供給，這樣的自然分治也是無話可說的。那一年，在歐洲小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發郊外的一條界河邊，對岸的奧地利垂釣者一次次將漁鉤拋過河流的中間線，不用說我們的陪同，就連巡邏的邊防軍人也都熟視無睹。作為地球上屈指可數的河流，長江有將歐洲的全部界河加在一起也比之不足的理由，成為不同人群之間的天塹。如果沒有一九五八年的橋，至少那個在一九五一年正式宣布成立的武漢市，也許依然要在存與廢的曆史選擇中反複輪回。
從概念中的武漢，到實體中的武漢，其過程一如人之初信口叫來的大毛或小妹等等乳名，慢慢過渡到正兒八經的學名。乳名是非常具有親和性的，然而人的生涯越往後，越是覺得它的虛弱。而那些從乳名中生長出來的學名，才是相伴著酸甜苦辣直到終老的真實。由武昌、漢口和漢陽三鎮聯係而成的武漢，從來不乏名勝：知音琴台、白雲黃鶴、清心東湖、禪意歸元——哪一處不是詩畫情濃人文春秋。化入姓名的也都不絕如縷，卻難比一梁一柱打造而成的那座大橋。
弟弟的名字與前麵說過的那些略有不同。在他自立後的最初幾年，曾經將自己的名字改了一半。父親給他取的名字中也含有“橋”，那一陣他卻在各種不同的書寫背景下，將“橋”的前麵那個怎麽看都嫌俗氣的字，改寫為與之諧音，但要文雅的另一個字。弟弟沒有同我提起過為何要將自己的名字改一個字，也許是因為那個字太平凡，太普通。這也是我曾經的想法，那時候，我一直悄悄地認為父母親是在媚著那個時代的意識形態之俗。
不曉得生活在這座城市中以橋為名字的那些人，是否像弟弟那樣萌生過改名的念頭。弟弟的修改尚且沒有動搖他那名字的本意。如今的弟弟已到了連地震來臨都能處事不驚的境界，當然不會再去為用了幾十年的名字耗費腦力。就像任何一座橋的誕生，看上去是人對河流的超越與征服，其內心深處共鳴的反而是人對自然的頓悟與臣服。也隻有這樣去想，才能明白為何武漢城市中人，不理古典，獨尊新橋，實在是因為這座橋是長久以來人們心中普遍存在的一個情結。
一如日常當中大家最愛說，人一旦犯了桃花劫，絕對沒有躲避的可能。被長江所阻隔是武漢的天命。對一座城市的四分五裂，何嚐不是一段婚姻的分崩離析！當然，命運又用一種解釋說，桃花劫雖然不可避免，卻有可能化解為桃花運。如此就能將生死之劫因勢利導地變化為不會傷及身家根本的情愛之運。武漢的流水上從來不會有桃花汛，那些遠來的花瓣早早就被遠處的波濤吞沒了。作為城市的武漢，它將越來越多的二橋、三橋、四橋、五橋當成了這大江之上流不走的桃花。所以，不管這聯想是不是太牽強，橋的出現，讓城市的地理劫難真實地化解為一種可愛的時運。
2005年12月於東湖梨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