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麵對日本公司的挑戰，美國公司使出渾身解數，仍然落入下風。從棉紡織到家用電器，再到汽車，幾大戰場連戰連敗，無一勝績。
即使美國政府使出“廣場協定”這樣的撒手鐧，讓日本整體上陷入了金融膨脹自我毀滅的陷阱，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公司自身產業競爭力不足的頹勢。
真正扭轉這一局勢的，是克林頓時代的國家級產業戰略：促使中國市場全麵開放，並且將美國產業的中低端環節成批量地向中國轉移。
這一戰略將美國的資本優勢與管理能力與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市場結合起來，從而讓美國商品獲得價格優勢，同時把中國的消費市場作為美國產品的傾銷地，打造中美複合經濟體。
克林頓親自撰寫文章《擴大貿易與傳播價值觀：我為何要努力爭取給予中國永久貿易地位》，表述了他的觀點：
“中國是一個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市場的國家，因此，我們的國家利益需要我們有原則、有目的地與中國接觸，並與之建立一種穩定、互惠的關係。”“對美國來說，給予中國永久正常的貿易關係與地位是一項很好的交易。”
在文中，克林頓進一步詳述了美國農業、製造業和信息技術領域將會獲得的好處，並警告說，“如果國會拒絕美國給予中國這一地位，中國就會拒絕給予我們所達成的這項交易中的所有好處”“簡言之，對此否決可能使得美國農場主和企業將無可奈何地看著歐洲和日本的競爭對手搶占21世紀最大的市場——中國的有利地盤”。
美國的國會議員不是蠢蛋，他們當然也看到了咄咄逼人的日本、歐洲這兩大競爭對手給美國公司帶來的困境，以及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巨大前景。他們擔心的是：產業轉移會逐步掏空美國的產業根基，讓美國國家實力逐漸衰落，從而讓美國步當年英國衰落的後塵。
畢竟，每一個了解美國曆史的人都清楚，美國當年正是通過承接英國對外產業轉移，實現了自身的國家崛起，進而成長為世界霸主。因此，克林頓必須說服國會議員們，即使美國向中國進行大規模產業轉移，也不會步當年英國的後塵。
克林頓最終成功說服了錙銖必較的國會議員們。支持克林頓的理論自信來自兩個方麵：
一是戰略大師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圖19）。
隨著生產活動不斷精細化和複雜化，產業分工不斷向縱深發展，企業的價值創造不再局限於企業內部，而是一係列相互聯係的企業的一係列活動。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關聯的生產經營活動，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價值鏈。
波特認為，價值鏈雖然包含了許多環節，但隻有價值鏈上的某些特定環節才能創造價值，這些環節就是企業價值鏈的“戰略環節”。
戰略環節構成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尤其是能夠長期保持的優勢，抓住了這些關鍵環節，也就抓住了整個價值鏈。
圖19價值鏈分析
再回過頭來看這幅圖，結合價值鏈理論可以得到一個推論：企業應當牢牢抓住戰略環節，將其他低價值的部分外包，從而讓企業的價值最大化。
價值鏈理論成為美國的國家級產業戰略的理論根基：
隻要牢牢抓住技術含量高、難以被掌握，且又是產業鏈必須的核心環節，其他中低端環節都可以外包給中國。中國人再怎麽辛勤勞動，也隻能世世代代做美國的打工仔，將高額利潤拱手獻給美國公司，美國公司再將利潤投入下一輪技術開發中，從而始終占據產業戰略製高點。
為了保護自身的技術優勢，美國做了一係列安排。
1995年1月1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簡稱為TRIPS）正式生效，作為參加方最多、內容最全麵、保護水平最高、保護程度最嚴密的一項國際協定，給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的優勢進一步上了保險。再加上美國經常使用的針對知識產權的“特別301條款”，其他國家想挑戰美國的知識產權優勢，簡直就是癡心妄想。
1996年7月，在美國牽頭下，33個國家在奧地利維也納簽署了《瓦森納協定》，該協定的主要目的就是對中國進行技術管製。其中包含兩份控製清單：一份是軍民兩用商品和技術清單，涵蓋了先進材料、材料處理、電子器件、計算機、電信與信息安全、傳感與激光、導航與航空電子儀器、船舶與海事設備、推進係統9大類；另一份是軍品清單，涵蓋了各類武器彈藥、設備及作戰平台等，共22類。
上述工作就相當於給中國量身定製了“牢籠”，讓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永遠處於低端。
二是基於美國對於信息產業的自信。
“二戰”之後，美國主導了以半導體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互聯網、無線傳輸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術（ICT）革命，信息技術不斷滲透到人們的生產和生活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如果將產業看作一個人，那麽控製了ICT技術就相當於控製了他的大腦和中樞神經，其他環節不過是相當於手足軀幹。
從宏觀產業視角上看，ICT技術就是所有產業價值鏈中的“戰略環節”，隻要將ICT技術牢牢控製在手中，其他各種髒活累活完全可以交給其他國家去幹，仍然可以坐享利益的大頭。
隨著互聯網的不斷發展，美國人對於網絡的理解也越來越深入。現在，我們都知道網絡中存在“強者越強、贏家通吃”的效應，後來者難以撼動強者的地位。比如微信牢牢占據了中國的即時通信社交，實現了完全的贏家通吃。
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互聯網絡的基本遊戲規則，牢牢掌控在美國公司思科的手中，思科總裁錢伯斯就是克林頓政府的貿易政策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克林頓與副總統戈爾曾表示，錢伯斯是互聯網產業界、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的真正領導者。
克林頓政府之所以放心大膽地讓中國加入WTO，不擔憂甚至鼓勵低端產業轉移到中國，就是因為美國政府的智囊團早已推演了互聯網時代的未來：由於網絡效應的存在，美國將牢牢占據產業金字塔的頂端，也就是全球價值鏈的頂端，千秋萬代，一統江湖。
直到2008年之前，曆史的走向確實大體沿著克林頓預想的方向前進。中國巨大的市場與廉價的勞動力，使得中國成為美國商品的傾銷地及加工車間，美國公司牢牢掌握研發和品牌，輕輕鬆鬆收獲天量利潤。這些利潤又支持美國公司投入下一輪研發，從而持續獲得競爭優勢。中國的研發團隊則針對本土市場特點進行應用級的微創新，實現“全球化+本土化”的範式。
中美二元經濟體係，讓美國實現了對競爭對手日本和歐洲的戰略級碾壓。日本和歐洲也不得不效仿美國，同樣湧入中國市場並且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
除了在產業競爭上取得戰略級優勢，美國還擁有日本和歐洲所沒有的軍事霸權和金融霸權，在當時無論怎麽看，美國的江山都是牢不可破的。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會湧現出弗朗西斯·福山的“曆史終結論”：美國的製度和價值觀將統一全球，曆史不再繼續演進，而是走向終結。
9.2 價值鏈與破壞性創新
曆史就是這麽吊詭，克林頓讓美國經濟走上巔峰，也正是克林頓需要為美國產業的整體衰落負最大責任。
在美國盛世之下，危機正在悄悄浮現。首先冒頭的先兆出現在美國內部：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擁有悠久曆史的美國大公司走向衰退甚至倒閉破產，被更年輕更有活力的新興公司所取代。這種創新被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裏斯坦森總結為“破壞性創新”（或稱顛覆式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
另一大先兆則是：對於那些國際化的大公司而言，越來越多富有影響力的創新成果不是來自美國本土的研發中心，而是來自中國等新興市場的研發團隊。這些創新成果在中國市場得到驗證之後，反向輸入歐美發達市場。這樣的創新過程與通常認知的“全球化+本土化”的範式截然相反，因此被稱為“反向創新”（或稱逆向創新，Reverse Innovation）。
事實上，這兩種創新模式本質上是共通的，都是對波特價值鏈理論的顛覆。
價值鏈理論看似無懈可擊，實際上存在兩大致命漏洞：
一、以靜態孤立的思維看待產業分工。
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創新，而創新是新係統不斷創生，對舊係統進行顛覆和破壞的過程，永遠處於動態發展的過程中。
波特的產業鏈理論相當於在某個時間點對經濟係統做了一個快照，根據這張快照進行靜態分析，找出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強弱關係，既沒有考慮這些環節在長期動態發展中的情況，也沒有考慮環節之間的相互作用。
美國公司往往將議價能力強的研發和品牌牢牢攥在手中，把低價值的製造環節外包給中國。但是，研發是被市場需求驅動的，研發團隊遠離市場，不傾聽用戶聲音，怎麽可能隨著市場的需求不斷進化，始終滿足用戶需求？
美國電商亞馬遜在中國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亞馬遜作為全球電商老大，卻在中國折戟沉沙，根源在於其研發中心設在美國，根據北美消費者的使用習慣進行產品開發。亞馬遜電商平台全球共用一套底層係統，在沒有強勁競爭對手的國家，利用網絡效應攻城略地。但是在中國，亞馬遜遇到了更加貼近本地市場快速反應的對手——淘寶和京東，亞馬遜在中國的研發團隊提出的改進建議，還要送到美國總部的研發中心，往往大部分被駁回，即使修改，反應速度也很慢，遠遠趕不上中國的競爭對手。
基於價值鏈理論，人們往往認為研發和生產是相互獨立的，但根據熊彼特的創新理論，所謂創新就是舊要素的新組合。所有的技術要素都要匯聚到生產環節當中，因此各種產業鏈聚集效應越強，也越容易孕育創新。
所謂研發工作，是將實際的技術要素抽象為理論模型，基於模型進行新組合，但是任何抽象過程都會丟失大量信息，缺失大量淺層模型。舉個例子，物理學家可以設計出原子彈的理論模型，但是距離真正造出原子彈還有很大的距離。
如果研發與製造環節脫離太久，那麽研發就會越來越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且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美國抓住了產業價值鏈的關鍵環節，中國則將全產業鏈納入囊中；前者抓住了現在，後者掌握了未來。
二、以局部利益最大化的思維對待分工夥伴。
在同一個產業鏈分工中的不同夥伴，組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他們通過分工協作共同創造出價值。但是價值鏈理論不是追求如何讓這個產業鏈發展得更加繁榮，以便大家能夠分享到更多價值，而是基於自身的強勢地位，從上下遊夥伴那裏榨取更多價值，以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這就如同奴隸主殘酷剝削奴隸，必然引發奴隸反抗一樣，這種基於產業鏈的剝削關係必然會激發他人的反抗。
反觀中美產業分工狀況，如果美國始終將其高技術產品以合理價格向中國銷售，在“造不如租，租不如買”的思潮影響下，中國還真未必能夠拋開美國拚命創新，說不定直到今天，克林頓的戰略構思仍然實現得很好。但是美國一方麵用關鍵技術卡脖子，另一方麵利用技術壟斷優勢把產品價格賣的很高，逼得中國不得不自主創新，殺出一條血路，反而加速了美國產業戰略的破產。
若追溯其本源，價值鏈理論的兩個漏洞，與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緊密相連。從最宏觀的視角來看，社會生產是由貨幣資本、土地、技術、勞動等要素交織成一個有效的供給體係，提供滿足市場需求的服務和產品。工業時代的貨幣資本取代了農業時代的土地，成為組織上述供給體係的核心要素，因此貨幣資本處於戰略核心地位，並且基於這一核心地位來實現資本利益最大化。
價值鏈理論，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信息技術催生跨企業跨地區產業分工的情況下的具體體現。
價值鏈理論一方麵造成剝削與不平等，另一方麵又會天然地將孕育創新的生產環節甩給他人，相當於一方麵用鞭子抽打奴隸，另一方麵又把刀柄遞到奴隸手裏，不激起反抗反倒奇怪了。
波特的價值鏈與競爭戰略遇到的困境，實際上就是資本主義遇到的困境。如果馬克思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一定會對他的資本論進行與時俱進的修改，重新定義資本主義的掘墓人。
上述反抗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頻繁和普遍。
互聯網技術確實會造成強者恒強的網絡效應，但是同時也導致信息擴散變得越來越容易，這就使得壟斷技術的秘密越來越難；而在技術要素匯聚之地，由於信息技術極大提升了交互效率，實現創新變得越來越容易。
破壞性創新和反向創新，就是上述反抗的不同體現或征兆。
破壞性創新，是指一個行業內的優勢企業所麵臨的困境。
基於利益最大化的考量，優勢企業會優先滿足頭部優質客戶（又稱為主流用戶）的需求，針對這些需求不斷改進自身的產品和服務，同時放棄那些又麻煩、又低價值的長尾用戶（又稱為邊緣用戶）的市場。與主流用戶的要求不符的創新，會被當作浪費預算、造成成本上升的雞肋被放棄掉。優勢企業認為這樣做，就可以牢牢掌控競爭中的主導權。
但是後一類創新，有可能滿足那些邊緣用戶的需求（比如雖然性能差些，但是更方便、更便宜），成為後來者顛覆優勢企業的最好機會。因為隨著技術的不斷進步，新技術的性能會不斷改善，最終會滿足主流用戶的需求，如同農村包圍城市一樣，最終侵蝕原本優勢企業的生存空間。
這一情況在互聯網時代變得越來越普遍，基於三點原因：
一是獲取邊緣用戶並滿足他們需求的邊際成本變得越來越低，使得後來者“席卷農村”的速度越來越快，效率越來越高。正是因為看到這一點，小米的雷軍喊出了“得普通消費者得天下”的口號。
二是技術迭代的速度越來越快，使得顛覆過程變得更加明顯和戲劇化。2013年諾基亞看起來還如日中天，但隨後就急速垮塌。
三是不斷升維化的競爭，使得服務越來越前置，收費越來越後置。“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使得原先占據優勢的企業要想跟上競爭的步伐，就意味著要砍掉原先觸手可及的蛋糕，與利益最大化的原則產生強烈抵觸。
比如張一鳴的字節跳動顛覆李彥宏的百度，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2011年移動互聯網剛剛興起的時候，李彥宏是如此評價的：
“廣告價值沒有PC互聯網大；電子商務優勢也不及PC；遊戲的收入來源是大型的客戶端遊戲，而手機上隻能裝輕量級遊戲……所有這一切都使得在移動互聯網時代賺錢需要麵臨很大的挑戰。”
百度的商業模式正是遵循了價值鏈理論，利用自身技術優勢，占據了互聯網價值鏈的製高點。互聯網商業基本模型是流量+變現，而搜索是PC時代的兩大流量來源之一（另一個流量來源是社交）。百度牢牢掌握搜索，然後通過賣流量獲利，成為三大互聯網巨頭BAT之首。
李彥宏也正是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來判斷做什麽，不做什麽，因此他輕易放過了移動互聯網的機會。
字節跳動的今日頭條APP，通過免費推送信息的方式，來滿足人們更方便獲取所需信息的需求，迅速積累了邊緣用戶的流量，最終締造了新的流量帝國，百度也因此快速萎縮。時至今日，百度不僅掉出了互聯網第一梯隊，而且已被字節跳動拋在身後。
在當今這個時代，優勢企業要想不被破壞性創新所破壞，那就隻能勇於對自己動刀子，在別人沒有破壞自己之前，自己先破壞自己。
美團創始人王興說，“既然早晚要革命，不如自己革自己的命”“既往不戀，縱情向前”，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
9.3 層出不窮的反向創新
反向創新，其實就是破壞性創新在跨國公司中的體現。2009年，《哈佛商業評論》曾經記載了通用電氣GE的反向創新案例。
GE是高端醫療器械生產商，其中CT機更是醫療行業中的“高富帥”，進口的、價格昂貴的CT機，是大城市中大醫院的主角。
GE在中國針對中小醫院的需求，推出了一款名為博睿（Brivo）的CT機。它有著更小的工作體積，簡化了機架，剔除了多餘的設計，因此它的售價為同類型進口產品的70%以下。在投放市場最初的6個月裏，首次購買這款產品的醫院和診所中有60%是第一次購買CT機。這款CT機也同時銷往其他新興市場，甚至還進入了歐美發達國家。
過去簡單的“本土化”研發是指將團隊部署在本土市場，在全球團隊開發基礎上做的小調整，本土團隊的地位是完全被動的；但在“反向創新”中，本土團隊人員與本土市場有著密切溝通，獨立完成開發，最後推向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全球市場。
新興市場相對於發達國家市場就是邊緣市場。“反向創新”意味著貼近邊緣市場的需求，開發符合其需要的產品，如果這種創新發生在跨國公司的分部，那就是通常意義上的反向創新；如果發生在新興市場的本土公司，那就是另一種破壞性創新了。
華為公司的發展初期，正是貼近中國廣大鄉鎮農村市場的需求推出創新產品，從而實現了跨國電信巨頭的崛起。
隨著破壞性創新和反向創新的案例越來越多地湧現，原本自以為控製住了價值鏈戰略環節的公司紛紛遭遇困境。這證明基於資本主義價值觀和牛頓世界觀的商業實踐，已經陷入係統性困境，這也是美國不可逆轉地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於是我們看到，那些商學院培養出來的精英人才擔任CEO的企業，往往會走向衰落，還不如從草莽中成長起來的企業家。
與其依據美國那些精巧先進的商業理論來運營企業，遠不如謹記毛主席的幾句話：“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最優秀的幾個企業家，如任正非、馬雲、雷軍、王興等人，都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型代表。
基於牛頓世界觀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創造了工業時代的輝煌，但是在萬物互聯的信息時代，已經越來越不適應商業實踐的現實要求。中國要實現國家崛起，從微觀層麵上，就是要提出符合時代需求的商業戰略理論，並締造出一大批適應當下時代發展變化的商業新物種。
彼得·德魯克當年看到了資本主義的終極困境，寫下了《經濟人的末日》。此後他畢生投身於商業實踐，就是希望能夠從商業組織中探尋人類社會的未來。
本人不才，希望能夠繼承德魯克的遺誌，“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構建一套適應當下的商業環境，並且能夠指導企業發展的商業戰略理論。因為基本思想繼承自德魯克不斷進化的“生物型組織”，因此我將其稱之為“進化戰略”。
(1)零和博弈（zero-sumgame），是指參與博弈的各方，在競爭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著另一方的損失，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損失相加總和永遠為“零”，雙方不存在合作的可能。
(2)背刺：網絡用語，在商業競爭環境中，當某商家發布一款產品，另一個商家對其發起打擊，給予對手毫無防備的一擊，比如在性價比等方麵拉開差距。
(3)友商，即競爭對手，一般是指互聯網或者電商行業互相之間的競爭者，對他所處行業的競爭者的一種稱呼。泛指競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