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s Criminals
How parasites came to be hated by just about everyone
就像我們社會對正義的歪曲一樣，自然界也不缺少類似的東西，這樣的類比有其教育意義[1]。姬蜂寄生在毛蟲的活體和其他昆蟲的幼蟲身上。這種毫無原則的墮落昆蟲，其殘忍、狡詐和創新的程度隻有人類才能超越，它們不顧毛蟲的掙紮在其身上打孔，將蟲卵生在受害者鮮活的、扭動著的軀體內。
——約翰·布朗，
《論寄生財富或貨幣革命：致合眾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的宣言》
太初有發燒[點評1]，有血尿，有顫抖的一串串肉從皮膚內被卷出，有人被蚊蟲叮咬後在沉睡中死去。
數千年前，人類就知道寄生蟲的存在，或至少是知道它們造成的結果，很久以後希臘人才創造出寄生蟲（parasite）這個名詞。parasitos一詞的原意是“在食物旁”，希臘人使用這個詞的時候完全不是現在的意義，它原本指的是在神廟盛宴上服務的職員。然而發展到某個時期，這個詞掙脫了它的語源學韁繩，開始指代隨從，這些人通過溜須拍馬、傳達消息和做其他工作討好貴族，從而偶爾得到一頓飯吃。後來，寄生蟲變成了希臘喜劇中的一個標準角色[2]，擁有自己的麵具。許多個世紀之後，這個詞才進入生物學，用來定義從內部消耗其他生命的生命。不過希臘人已經知道寄生蟲這種生物的存在。例如亞裏士多德就識別出依靠豬舌生活的生物[3]，它們被包裹在像冰雹一樣堅硬的包囊之中。
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們也知道寄生蟲的存在。古埃及人和中國人使用各種植物來消滅生活在腸道中的蠕蟲。《古蘭經》告誡讀者要遠離豬和死水，兩者都是寄生蟲的重要來源。然而在大多數情況下，古人的認知僅在曆史上留下了一些痕跡。顫抖的一串串肉——現在人們稱之為麥地那龍線蟲——也許就是《聖經》裏沙漠中侵擾以色列人的火蛇。它們確實侵襲了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你不能一下子把它們拔出來，否則它們會斷成兩截，留在體內的部分死去後會造成致命感染。對於麥地那龍線蟲，通常的療法是靜養一周，慢慢地把龍線蟲一圈一圈繞在棍子上，讓它活著從體內爬出來。有人想出了這個療法，這個人已經被遺忘了數千年，但他的發明也許在醫學的象征中被銘記，那就是“蛇杖”[點評2]：一條蛇纏繞在一根權杖上。
至文藝複興時期，歐洲醫生還普遍認為麥地那龍線蟲之類的寄生蟲並不會讓人生病。他們認為疾病是身體本身由於冷或熱或其他力量失去平衡而導致的結果。比方說，呼吸糟糕的空氣會使人患上名為瘧疾的熱病。疾病會造成各種症狀：比如讓人咳嗽，腹部皮膚出現斑點，長出寄生蟲。麥地那龍線蟲是體內酸質過多的產物，它們其實並不是蟲子，而是患者身體製造出來的東西：也許是腐壞的神經、黑色的膽汁、拉長的血管。畢竟人們很難相信像麥地那龍線蟲這麽怪誕的東西可能是某種生物。直到1824年，懷疑論者依然有所保留：“我們討論的這種物質不可能是蠕蟲。”[4]孟買的一名外科主任斷言道：“因為它的出現位置、功能和特性都與淋巴管完全相同，因此說它是一種動物簡直荒謬。”
其他種類的寄生蟲肯定是生物。舉例來說，人類和動物的腸道內生活著細長的蛇形蠕蟲，它們後來被命名為蛔蟲；還有絛蟲——扁平而狹窄的帶狀生物，能夠一直長到60英尺（約18米）。生病綿羊的肝髒裏棲息著如樹葉狀的寄生蟲，它們被命名為吸蟲（fluke），因為形狀酷似比目魚（在盎格魯-撒克遜語中是floc）。然而，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即便寄生蟲真的是生物，也必定是身體本身的產物。攜帶絛蟲的人會驚恐地發現絛蟲的節片會隨著腸道蠕動被排出身體，但沒人見過絛蟲一寸一寸地爬進患者的嘴巴。亞裏士多德在豬舌上見到過蜷縮在包囊裏狀如蠕蟲的小生命體，但這些無法自立的動物甚至連性器官都沒有。過去大多數科學家認為，寄生蟲肯定是身體內自發產生的，就像屍體上自發出現的蛆蟲，幹草垛上自發出現的真菌，樹幹裏自發出現的昆蟲。
1673年，肉眼可見的寄生蟲又多了一大批肉眼不可見的同伴。荷蘭代爾夫特市的一名店主把幾滴雨水放在他親手製作的顯微鏡底下，看到了裏麵爬來爬去的球狀生物，有些長著粗大的尾巴，有些長著爪子。這名店主名叫安東尼·範·列文虎克，盡管在他那個年代，科學家隻把他當作一名業餘愛好者，但他是第一個親眼見到細菌和細胞的人。他把手邊的東西全都放在顯微鏡底下。在牙垢裏，他發現了長杆形狀的生物，一口熱咖啡就能殺死它們。吃過一頓令人腸胃不適的熱熏牛肉或火腿後，他會把自己的稀軟糞便放在顯微鏡底下，在糞便中見到了更多的小生命：長著腿狀附肢的小球像潮蟲似的爬行，鰻魚狀的生命體像魚在水裏那樣遊動。他意識到，他的身體是無數微觀寄生生物的家園。
其他生物學家後來發現有幾百種不同類型的微觀生物生活在其他動物體內，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裏，科學家並沒有將它們和體形更大的寄生蟲區分開來。這些新發現的小小蠕蟲有著諸多形態，有的像蛙類，有的像蠍子，有的像蜥蜴。1699年，一名生物學家寫道：“它們有的長著向前的長角，有的長著分叉的尾巴，有的長著家禽般的鳥喙，有的身披毛發，也有的外表粗糙，還有一些身披鱗片，形如毒蛇。”[5]另一方麵，其他生物學家鑒別出了幾百種肉眼可見的寄生蟲、吸蟲、蠕蟲、甲殼類以及其他生物，它們生活在魚類、鳥類和被解剖的各種動物體內。大多數科學家堅持認為寄生蟲無論大小都是由其宿主自發產生的，它們僅是對疾病的被動反應。這樣的觀點一直持續到18世紀，即便有一些科學家做實驗檢驗了自發產生的設想，發現它其實站不住腳。這些懷疑論者展示了出現在蛇屍體上的蛆蟲來自蠅卵，蛆蟲長大後會變成蠅蟲。
也許蛆蟲確實不是自發產生的，但寄生蟲是另一碼事。它們完全不可能從外部進入身體，因此必定是在身體內部產生的。科學家沒有在動物或人類的身體之外見過它們。你能在幼小的動物體內找到它們，甚至流產的胚胎體內也有。你會在腸道中找到某些種類的寄生蟲，它們和被消化液摧毀的其他生物體愉快地生活在一起。你也會發現其他種類的寄生蟲堵塞了心髒和肝髒，但你想象不出它們能通過什麽方式進入這兩個器官。它們有鉤爪、吸盤和其他裝備，能夠在動物體內自由活動，然而一旦它們來到外部世界便不可能存活。換言之，寄生蟲顯然是按照在其他動物體內（甚至在特定的器官內）度過一生的樣子來設計的。
就手頭的證據而言，自發產生是對於寄生蟲的最佳解釋。然而這也是極其明顯的異端邪說。《聖經》教導我們，生命是上帝創世第一周創造出來的，每一種生物都反映了上帝的設計和上帝的仁慈。今天所存在的一切生物必定是那些原始造物的後代，經過父與子的鏈條一代代繁衍而來——不可能有任何東西由於某種與生命相關的野性力量而自行突然出現。假如我們的血液能夠自發產生生命，那麽在創世紀的時代，還需要上帝做什麽呢？
寄生蟲的神秘特性製造出了一套怪異的、令人不安的教理問答[6]。上帝為什麽要創造寄生蟲？為了提醒我們，我們僅是塵土，從而不讓我們過於驕傲。寄生蟲是如何進入我們的身體的？肯定是上帝放進去的，因為它們顯然沒有辦法自己進去。也許寄生蟲是一代又一代從我們的身體傳到孩子的身體裏的。這是不是意味著亞當這個純潔無瑕的造物被創造出來的時候，身體裏就已經有寄生蟲了呢？也許寄生蟲是他墮落後在他身體裏被創造出來的。但那豈不是第二次造物了嗎？也就是第一周之外的第8天——“在第二個星期一，上帝創造了寄生蟲”？呃，好吧，也許亞當被創造的時候身體裏就有了寄生蟲，然而在伊甸園，寄生蟲是他的好幫手。它們吃掉他無法完全消化的食物，舔淨他身體內部的傷口。然而亞當在被創造時不但純潔無瑕而且完美無缺，他為什麽需要幫手呢？說到這兒，問答終於進行不下去了。
寄生蟲之所以會帶來如此之多的煩惱，是因為它們的生命周期不同於人類見過的任何動物。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父母在我們這個年齡時的身體是一樣的，鮭魚、麝鼠和蜘蛛也一樣。但寄生蟲能夠打破這個規則。首先認識到這一點的是丹麥動物學家約翰·斯滕斯特魯普。19世紀30年代，他開始思考吸蟲的奧秘，寄生蟲學家在羊的肝髒、魚的大腦、鳥的腸道內，無論在解剖什麽動物都能找到吸蟲樹葉狀的身影。吸蟲會產卵，然而在斯滕斯特魯普的時代，沒人在吸蟲宿主體內發現過吸蟲的幼蟲。
但他們也發現了另一些看上去非常像吸蟲的生物。在溝渠、池塘或溪流裏，隻要這些地方有某些特定種類的螺，寄生蟲學家就會發現一些能夠自由遊動的動物，它們看上去很像縮小的吸蟲，隻是身體後半截多了個巨大的尾部。這些動物被稱為尾蚴（cercariae），它們甩著尾巴在水裏瘋狂遊動。斯滕斯特魯普從溝渠裏采集帶有螺和尾蚴的水樣，把水樣保存在溫暖的房間裏。他發現尾蚴會穿透螺身體和外殼上的黏液層，脫去尾部，形成一個堅硬的包囊，他說：“包囊覆蓋在尾蚴身上，就像一個小小的封閉表殼。”[7]斯滕斯特魯普把尾蚴從這樣的庇護所裏拽出來，發現它們已經變成了吸蟲。
生物學家知道螺類身上還棲息著其他種類的寄生蟲。其中有一種看上去像個不成形的袋子，被他們稱之為金氏黃蟲的小生物：這種動物身體柔軟，生活在螺類的消化腺內，體內攜帶著狀如尾蚴的生物，這些生物在它體內蠕動，就像麻袋裏的一隻貓。斯滕斯特魯普還發現了另一種能自由遊動的狀如吸蟲的生物，但這種生物遊動時靠的不是導彈狀的尾巴，而是覆蓋全身的數百根纖毛。
這些生物體中的大多數現在已經有自己的拉丁文物種名稱了，但斯滕斯特魯普看著它們在水裏遊動，在螺的身體裏活動，產生了一個離奇的想法：這些動物全都是一種動物，隻是不同世代或處在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階段。成年個體產卵，卵離開宿主的身體，落入水中，孵化成渾身纖毛的形態；渾身纖毛的個體在水中遊動，尋找螺，找到螺並穿透螺的體表之後，這種寄生蟲變形成為不成形的袋狀；不成形的袋狀個體逐漸膨脹，裏麵是下一代吸蟲的胚胎。然而新生的吸蟲與羊肝內的葉狀形態毫無相似之處，也和進入螺身體的毛蚴形態不同。它們是金氏黃蟲。它們在螺的體內活動，進食並繁育再下一代的吸蟲，也就是有著導彈狀尾巴的尾蚴。尾蚴離開螺的身體，在螺的外殼上形成包囊。接下來它們以某種方式進入羊或其他最終宿主的身體，脫去外殼後變為成熟的吸蟲。
通過史無前例的方法，寄生蟲進入了我們的身體：“一種動物產下的幼體與它們的上一代毫無相似之處[8]，這些後代生出新一代，新一代或新一代的後代再恢複這種動物的原有形態。”斯滕斯特魯普說，科學家早已見過了這些前例，隻是無法相信它們實際上都屬於同一個物種。
斯滕斯特魯普的想法最終被證明是正確的。許多種寄生蟲會在生命周期中從一個宿主向另一個宿主遷移，許多種類會在當前一代和下一代之間轉變形態。多虧了他的洞察力，寄生蟲自發產生的一個最佳證據就此灰飛煙滅。斯滕斯特魯普將注意力從吸蟲轉向亞裏士多德在豬舌上觀察到的包囊。這種寄生蟲當時被稱為囊尾蚴（bladder worm），能夠在哺乳動物的任何肌肉中存活。斯滕斯特魯普認為，囊尾蚴其實是另一種尚未發現的寄生蟲的早期一代。
其他科學家注意到囊尾蚴看上去有點像絛蟲。你切掉絛蟲的大部分長帶狀身體，把頭部和前幾個節片塞進硬殼，得到的就是一隻囊尾蚴。也許囊尾蚴和絛蟲其實是同一種生物。也許囊尾蚴其實是絛蟲卵進入了錯誤的宿主之後的產物。蟲卵在不利於其生長的環境中孵化，絛蟲無法按正常的方式發育，而是長成了發育不良的畸形怪物，在還沒成熟前就死去了。
19世紀40年代，一名虔誠的德國醫生聽說了這個理論感到義憤填膺。弗雷德裏希·屈興邁斯特在德累斯頓開設了一家小診所，利用業餘時間撰寫有關聖經生物學的書籍並在當地經營一家名叫“骨灰甕”（Die Urne）的火葬場。屈興邁斯特認為囊尾蚴實際上就是絛蟲的想法雖然避開了自發產生的異端深淵，但又掉進了另一個充滿罪惡的陷阱，也就是說上帝會允許他的一種造物落入如此怪誕的死胡同。屈興邁斯特聲稱“它違背了大自然的睿智設計，因為大自然安排的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沒有目的。這個荒謬的理論與造物主的智慧相抵觸，也違背了上帝塑造大自然的和諧與簡潔的法則”[9]——就連絛蟲也受這些法則的管轄。
屈興邁斯特有個更符合信仰的解釋：囊尾蚴就是絛蟲的自然生命周期[10]中的一個早期階段。囊尾蚴往往出現在被食者的體內——例如老鼠、豬和牛之類的動物，而絛蟲則出現在掠食者的體內：貓、狗、人。有可能當掠食者吃下獵物之後，囊尾蚴就會從包囊中鑽出來，逐漸長成完整的絛蟲。屈興邁斯特從1851年開始做了一係列的實驗，準備將囊尾蚴從死胡同中解救出來。他從兔肉中取出40個包囊，將它們喂給狐狸吃。過了幾周，他在狐狸體內發現了35隻絛蟲。他在老鼠和貓體內用另一種絛蟲和囊尾蚴做了相同的實驗。1853年，他把一頭病羊體內的囊尾蚴喂給一隻狗，狗的糞便中很快就出現了成年絛蟲的節片。他把這些節片再喂給一頭健康的羊，在16天後羊開始步履蹣跚。這頭羊被殺死後，屈興邁斯特打開它的顱骨，發現囊尾蚴附著在大腦頂端。
屈興邁斯特報告了他的成果，震驚了那些畢生研究寄生蟲的大學教授。這是一名喜歡單打獨鬥的業餘愛好者，居然妄圖解決專家們幾十年都沒能解開的謎團。他們想在屈興邁斯特的研究中找到漏洞，想要維護囊尾蚴的死胡同。屈興邁斯特的研究裏有個問題，他有時候會把囊尾蚴喂給錯誤的宿主物種，這些寄生蟲會全部死亡。舉例來說，他知道豬肉攜帶著一種囊尾蚴，他也知道德累斯頓有很多屠夫和其家人遭受豬帶絛蟲（Taenia solium）的折磨。他懷疑這兩種寄生蟲實際上是同一個物種。他把豬帶絛蟲的蟲卵喂給豬，得到了囊尾蚴，他把囊尾蚴喂給狗，卻無法得到成年的豬帶絛蟲。想要證明該寄生蟲生命周期的辦法隻有一個，那就是解剖它唯一的真正宿主：人類。
屈興邁斯特決心要證明上帝的仁慈與和諧，於是設計了一個可怕的實驗。他得到許可，讓一名即將被處決的囚犯吃下囊尾蚴。1854年，他收到通知，有一名殺人犯將在數日後被斬首。他妻子湊巧注意到他們家晚餐裏的烤豬肉裏有幾隻囊尾蚴。屈興邁斯特立刻衝進他們買豬肉的那家餐館。他求店主給他一磅生肉，盡管兩天前宰殺的豬已經開始變質。店主給了他一些生肉，第二天，屈興邁斯特挑出肉裏的囊尾蚴，放進冷卻到體溫的麵湯裏。
囚犯不知道他在吃什麽，覺得味道不錯，於是要求再添一點兒。屈興邁斯特又給他盛了一碗，還給他吃了加入囊尾蚴的血腸。3天後，殺人犯被處決，屈興邁斯特在他的腸道內搜尋證據。他找到了豬帶絛蟲的幼小個體。它們還隻有四分之一英寸（約6毫米）長，但已經長出了特有的雙排頂突和22個小鉤。
5年後，屈興邁斯特重複了這個實驗，這次他在罪犯被處決前4個月給其喂下了囊尾蚴。事後他在罪犯的腸道內發現了長達5英尺（約1.5米）的絛蟲。他得意揚揚，同時代的科學家卻感到厭惡。有人評論道，這些實驗“有悖於我們共同的天性”。還有評論者將他和當時瘋狂的醫生相提並論，那些家夥從剛被處決的囚犯體內掏出還在跳動的心髒，僅僅是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有一名評論者引用了華茲華斯的詩：“誰會在他母親的墳墓上/四處張望和研究植物？”不過有一點毫無疑問，寄生蟲是最奇異的生命體之一。寄生蟲不是自發產生的，而是來自其他宿主。屈興邁斯特還幫助發現了寄生蟲的另一個重要特性，這是斯滕斯特魯普未能注意到的：寄生蟲從一個宿主到另一個宿主的過程中，並不總要在外部世界中活動一段時間。它們可以在一種動物的身體內成長，然後等待這種動物被另一種動物吃掉。
自發產生論還殘存一絲希望，那就是微生物。然而沒過多久，法國科學家路易斯·巴斯德就掐滅了最後的火苗。在他的經典實驗中，他把肉湯放在燒瓶裏。隻要時間足夠長，肉湯終究會變質，裏麵還充斥著微生物。有些科學家聲稱微生物是在肉湯中自發產生的，但巴斯德實驗證明實際上是空氣中的微生物進入燒瓶並在其中繁衍生息。他進而證明微生物不隻是疾病的症狀，還是疾病的成因，細菌導致感染的理論因此誕生。從這一認識出發，西方醫學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巴斯德和其他科學家分離出了引起炭疽、肺結核和霍亂等疾病的特定細菌，為其中一些細菌製作出了疫苗。他們證明醫生被汙染的手和手術刀會傳染疾病，但用肥皂和熱水就能阻斷傳染。
隨著巴斯德的研究深入人心，寄生生物的概念也發生了特殊的轉變。到1900年，人們幾乎不再將細菌稱為寄生蟲[11]，盡管細菌和絛蟲一樣也生活在另一個生物體的內部並消耗另一個生物體的資源。對醫生來說，細菌是不是生物體並沒有那麽重要，重要的是它們有能力導致疾病，現在已經能夠通過疫苗、藥物和良好的衛生習慣消滅細菌了。醫學院把學習的重點放在傳染性疾病上，而且通常是由細菌（後來還有比細菌小得多的病毒）導致的傳染病。這種偏見有一部分原因來自科學家對疾病原因的鑒定。他們往往遵循由德國科學家羅伯特·科赫提出的一套規則。首先，必須證明病原體與特定疾病之間的關聯；其次，病原體必須被分離出來，在純粹培養的環境下生長，培養出來的生命體還必須被接種到宿主體內，誘發相同的疾病；最後，還必須證明後一個宿主體內的生命體與接種的生命體相同。細菌符合這些規則，不費吹灰之力。但許多其他的寄生生物就很難做到了。
在水體、土壤和生物體內生活的除了細菌，還有一類尺寸更大（但依然是微觀級別）的單細胞生物：原生動物。列文虎克在觀察自己的糞便時[12]，他見到了一種現在被稱為藍氏賈第鞭毛蟲（Giardia lamblia）的原生動物，它正是導致他腹瀉的原因。比起細菌，原生動物更接近於構成我們身體、植物和真菌的細胞。細菌大體而言就像個裝著鬆散的DNA和散亂的蛋白質的袋子。但原生動物不一樣，它們和我們的細胞一樣把DNA小心翼翼地盤卷在分子構成的軸線上，然後藏在名叫細胞核的腔體內。和我們的細胞一樣，原生動物也有用來產生能量的其他區室，而整個內容物被類似於骨骼的骨架包圍著。這些隻是生物學家發現的諸多線索中的幾條，它們能夠證明原生動物與多細胞生命的親緣關係更近，而不是和細菌更近。生物學家甚至據此將生命劃分為兩大類：原核生物（包括細菌）和真核生物（包括原生生物、動物、植物和真菌）。
許多原生動物，例如在森林地麵上啃食植物的變形蟲（amoebae）和把海洋變成綠色的浮遊藻類對人類都是無害的。然而也存在其他幾千種寄生的原生動物，其中包括了一些最凶殘的寄生蟲。到了世紀之交，科學家已經發現，造成瘧疾這種惡性熱病的並不是糟糕空氣，而是數種名為瘧原蟲（Plasmodium）的原生動物，這種寄生蟲生活在按蚊體內，會在按蚊刺穿人類皮膚吸血時進入我們體內。采采蠅攜帶的錐蟲會導致昏睡病。盡管原生動物擁有導致疾病的能力，但是它們中的大多數都不符合科赫的鑒定規則。這些生物符合斯滕斯特魯普的猜想，它們通過世代交替完成傳播。
舉例來說，瘧原蟲通過按蚊叮咬進入人體時呈現出西葫蘆狀的形態，它被稱為子孢子（sporozoite）。子孢子隨血流來到肝髒後入侵一個肝細胞，然後增殖成4萬個後代，它們被稱為裂殖子（merozoite），外形類似葡萄。裂殖子湧出肝髒後搜尋紅細胞寄生，製造出更多的裂殖子。新一代的裂殖子漲破紅細胞，搜尋其他的血細胞寄生。過了一段時間，部分裂殖子會產生另一個形態，這種形態擁有性別，被稱為配子體（macrogamont）。假如按蚊吸了一口宿主的血，剛好吞下含有配子體的血細胞，那麽配子體就會在按蚊體內成熟。雄配子體使雌配子體受孕，然後產下小小的圓形後代，它稱為動合子（ookinete）。動合子在按蚊的腸道內分裂為幾千個子孢子，子孢子上行進入按蚊的唾液腺，隨後被注入下一個人類宿主的身體。
瘧原蟲的繁殖會經過如此之多的世代和形態，想要培養瘧原蟲，你不能隻是把它們扔進培養皿，然後希望它們乖乖開始增殖。你必須讓雄性和雌性配子體相信它們生活在按蚊的腸道中，然後等配子繁育出後代，你必須讓動合子相信它們已經通過按蚊的口器被注射入人類血液。這並不是做不到的，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也就是科赫製定規則的一個世紀之後，科學家才研究出在實驗室環境下培育瘧原蟲的方法。
地理環境進一步區隔開了寄生性的真核生物和寄生性的細菌。在歐洲，細菌和病毒導致了最嚴重的疾病，例如結核病和小兒麻痹症。然而在熱帶地區，原生動物和寄生蟲的問題同樣嚴重。研究它們的科學家以殖民地的醫生為主，他們的專業後來被稱為熱帶醫學。歐洲人逐漸將寄生蟲視為搶奪當地勞動力的元凶，認為寄生蟲拖慢了運河和水壩的建造進度，不讓白種人在赤道地區快樂地生活。拿破侖率領軍隊遠征埃及的時候[13]，士兵抱怨稱他們像女人一樣來月經。事實上，他們感染了血吸蟲。他們感染的血吸蟲類似於斯滕斯特魯普研究的吸蟲，從螺類的身上脫落，在水中遊動，尋找人類皮膚。它們最終進入士兵腹部的靜脈，將蟲卵排入宿主的**。從非洲西海岸到日本的河流地帶，血吸蟲都在侵襲人類；奴隸貿易將血吸蟲帶往新大陸，它們在巴西和加勒比群島大肆泛濫。它們導致的疾病名叫血吸蟲病（bilharzia或schistosomiasis），耗盡了本應為建立歐洲帝國奉獻力量的數億人的精力。
隨著細菌和病毒占據了醫學的中心，寄生蟲（事實上是除了細菌和病毒之外的一切）被日益邊緣化。熱帶醫學的專家繼續與他們的寄生蟲做鬥爭，但往往收效甚微。針對寄生蟲的疫苗以慘敗告終。還剩下幾種古老的治療手段，例如治療瘧疾的奎寧、治療血吸蟲的銻劑，但效果都不理想。有時，它們的毒性過於強烈，造成的傷害不亞於疾病本身。另一方麵，獸醫也在研究生活在牛、狗和其他家畜體內的生物。昆蟲學家在研究鑽進樹木的昆蟲，在樹根上吸食樹液的線蟲。這些互不相同的學科逐漸被統稱為寄生蟲學，它與其說是一門實在的科學，不如說是一個鬆散的聯盟。假如說存在什麽因素將它的各個分支聯合在一起，那就是寄生蟲學家都敏銳地認識到他們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生物，而不僅是致病的病原體，每一個研究對象都擁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當時的一名科學家稱之為“醫學動物學”[14]。
確實有一些真正的動物學家在研究這門醫學動物學。就在細菌致病理論改變醫學界的同時，他們也在醞釀屬於自己的革命。1859年，查爾斯·達爾文提出了對於生命的全新解釋。他認為，自從地球誕生以來，生命的存在並非一成不變，而是經曆了不同形態之間的演變。演變的驅動力是他稱之為自然選擇的力量。每個物種的每一代都由不同的變種組成，有些變種比其他變種表現得更好，它們能捕獲更多的食物，更能避免成為其他物種的食物。它們的後代會繼承其特性，經過幾千代的代際傳遞，這種沒有藍圖的繁育產生了現今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命形式。在達爾文看來，生命不是通往天國的梯子，也不是塞滿了貝殼或毛絨玩具的展櫃。生命是一棵向上生長分支的樹，從一個共同的祖先，演化出了地球現在和曾經存在的所有物種。
寄生生物在演化革命中的遭遇和在醫學革命中的一樣糟糕。達爾文隻會偶爾思考一下寄生蟲，通常是在他試圖證明大自然難以證明上帝的仁慈設計的時候。他曾經寫道：“若說創造了無數星球係統的造物主會在每一個星球上都造出無數蠕行的寄生蟲，那就實在是一種不敬。”[15]他認為對有關上帝的感性認知來說，寄生蜂是一種特別有效的解毒劑。幼蟲從內部吞吃宿主的過程過於恐怖，使得達爾文寫下了如此的文字：“我無法說服自己相信，一個仁慈和無所不能的上帝會在設計姬蜂科（一類寄生蜂）時，明確表達出要讓它們在活生生的毛蟲體內進食的意圖。”[16]
然而，比起繼承他事業的幾代生物學家，達爾文對寄生蟲已經算是寬厚親切了。後來那些人的態度不是善意的忽視或輕微的厭惡，而是徹頭徹尾的蔑視。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這些科學家被演化論的一種特別形式所吸引，這種形式現已被推翻。他們願意接受生命演化的概念，但認為達爾文通過自然選擇完成代際過濾的理論過於隨機，無法說明他們在過去數百萬年的化石記錄中觀察到的趨勢。他們認為生命有一種內在的驅動力，使得生命朝著越來越複雜的方向發展。在他們看來，這種力量給演化帶來了目標[17]：從較低等的生物中產生更高等的生物——像人類這樣的脊椎動物。
這些理念的捍衛者中有影響力巨大的英國動物學家雷·蘭克斯特[18]。蘭克斯特在演化論的伴隨下長大。他小時候，達爾文來他家做客，向他講述在太平洋小島騎海龜玩樂的故事。他成年後有著龐大的身軀和略似查爾斯·勞頓[點評3]的肥胖麵龐。蘭克斯特是牛津大學的教授和大英博物館的館長，推廣達爾文的理論時偶爾會讓你覺得他純粹是在用身體力量懾服他人。他讓周圍的人覺得自己無論在體形還是在心靈上都分外渺小，和他打過交道的一個人將他比作亞述人的有翅怪獸。有一次他去謁見國王愛德華七世，國王隨口說了點科學逸聞，蘭克斯特毫不客氣地說：“閣下，事實並非如此，您受到了誤導。”
在蘭克斯特看來，達爾文的理論統一了生物學，高度的統一性在其他的任何一種科學中都意義深遠。他對將他研究的科學視為趣味愛好的顢頇貴族毫無耐心。他宣稱：“我們不再滿足於坐視生物學被嘲笑不夠嚴謹，或與博物學一樣受到輕易貶低，或因為它與醫學的關係而得到稱頌。恰恰相反，生物學的發展是屬於時代的。”理解生物學將有利於幫助後代擺脫各種各樣愚蠢的正統觀念，不管它們來自“自命不凡的小官僚、言語浮誇的公務員、任性狂妄的指揮官還是愚昧無知的教育家”[19]。理解生物學將有助於推動人類文明向上發展，正如生命本身千百萬年以來的卓絕奮鬥。1879年，他撰寫的論文《退化：達爾文主義的一個篇章》就闡述了他對生物學和政治秩序的如此看法。
這篇論文描述的生命之樹可不是達爾文心目中的野生叢林。它看上去就像一棵塑料聖誕樹，枝杈從主幹兩側向外伸展，而主幹朝著天空越升越高，直到抵達最頂點的人類。在生命崛起的每一個階段中，都有一些物種放棄了奮鬥，滿足於自己所達到的複雜程度——卑微的變形蟲、海綿或蠕蟲——而其他物種則繼續向上拚搏。
然而，蘭克斯特的這棵樹上還有一些下垂的枝杈。有些物種不但停止了上升，事實上還放棄了已經取得的部分成就。它們退化了，它們放任自己適應更輕鬆的生活，身體逐漸變得簡單。對蘭克斯特時代的生物學家來說[20]，寄生就是退化的必要條件，無論所寄生生物是動物還是單細胞的原生動物，總之它們都放棄了自生生活。在蘭克斯特看來，最典型的寄生生物是一種名叫蟹奴蟲（Sacculina carcini）的可悲藤壺。它剛從卵裏孵化出來的時候，有頭部、嘴部、尾部、腿部和分節的身體，完全符合你對藤壺或任何一種甲殼類動物的期待。然而它沒有成長為一種會自行覓食和為食物廝殺的動物，而是會去尋找一隻螃蟹，然後鑽進螃蟹的外殼。一旦進入殼內，蟹奴蟲會迅速退化，甩掉體節、腿部、尾部甚至嘴部。它會長出一整套樹根般的觸須，擴散到螃蟹的整個身體裏。它會用這樣的觸須從螃蟹體內吸收營養，退化到了純粹的植物狀態。蘭克斯特警告道：“寄生的生命一旦獲得了牢固的地位，腿腳、上下顎、眼睛和耳朵都會消失，而活躍、具有天賦能力的螃蟹就會變成一個卑微的囊袋，隻會吸收營養和產卵。”[21]
生命的躍升和文明的曆史之間不存在區隔，因此蘭克斯特在寄生蟲身上看到了針對人類的沉重警示。寄生生物的退化“正如一個活躍而健康的人在突然得到一筆財富後時而有之的退化，或者正如羅馬人在擁有了古代世界的財富之後的退化。寄生的習性無疑會以這種方式影響動物的機體組織”。在蘭克斯特看來，瑪雅人已經退化，因為他們生活在先祖廢棄神廟的陰影之中，就像維多利亞時代的歐洲人隻是輝煌的古希臘文明的暗淡仿品。他憂心忡忡地說：“很可能我們都在隨波逐流，在智性上日益趨近那種藤壺。”
從自然到文明就如一條不間斷的河流，這意味著生物學和道德可以彼此互換。蘭克斯特時代的人們開始抨擊自然，然後反過來以自然為權威來抨擊他人。蘭克斯特的論文啟發了一名名叫亨利·德拉蒙的作家，他在1883年出版了一部暢銷的醒世著作——《精神世界中的自然法則》。德拉蒙宣稱寄生“是自然界最嚴重的罪惡之一。它違背了演化的法則。你應當進化，應當將你所有的能力發展到極致，你應當達到你所屬物種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狀態——從而使得你所屬的物種變得完美——這是大自然首要也是最高的戒律。但寄生生物不為它所屬的物種著想，也不考慮其外形或形態的完美。它隻想要兩樣東西——食物和住所。如何獲得這兩者則並不重要。它們的每一個成員都過著自己的生活，那是一種孤立、懶惰、自私和倒退的生活形式”[22]。人類也沒有區別：“靠投機暴富的個人，有錢人的後代，繼承權的犧牲品，依附於他人生活的人，貴族的扈從，集市上的所有乞丐——他們全都是活生生的、不會撒謊的見證者，向我們證明了寄生法則不可更改的懲罰。”[23]
早在19世紀末之前，就經常有人會被斥為寄生蟲，但蘭克斯特和其他科學家賦予這個比喻前所未有的精確性和明晰度。從德拉蒙的滔滔雄文到種族滅絕言論隻有一步之遙。你不妨看看他關於一個物種可想象的最完美的至高狀態與以下言論是多麽接近。“在為每日口糧爭鬥的過程中，虛弱有病和意誌薄弱者都會屈服；而在雄性為雌性爭鬥的過程中，隻有最健康的個體才有權利和有機會繁殖。鬥爭永遠是促進一個物種的健康和抵抗力的手段，因此也是促使其向著更高處發展的動因。”[24]寫下這些話的人並不是進化生物學家，而是一個卑鄙的奧地利政客，他後來殺害了600萬猶太人。
阿道夫·希特勒的理論基礎是某種混亂的三流進化論。他將猶太人和其他“退化”種族想象為寄生蟲，進一步將他們視為對其宿主（雅利安種族）的健康的威脅。維護種族的健康進化是一個國家的職責，因此必須消滅宿主身上的寄生蟲。希特勒采納了寄生蟲比喻的每一個隱秘轉折。他描繪猶太人的“感染”過程，聲稱猶太人擴散到了工會組織、股票市場、經濟運行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麵麵。他宣稱，猶太人“僅僅是也永遠是其他民族體內的寄生蟲。他們時而離開先前的生活空間，但那與他們的自身目標無關，隻是他們一次又一次地被他們所剝削的宿主國家驅逐出境。猶太人的擴散是一切寄生過程的典型現象；他們永遠在為自己的種族尋找新的進食地點”[25]。
在馬克思和列寧看來，資產階級和官僚階層同樣是社會必須根除的寄生蟲[26]。1898年，社會主義得到了一個非常精妙的生物學闡述，一個名叫約翰·布朗[點評4]的宣傳家寫了一本書，名叫《論寄生財富或貨幣革命：致合眾國人民和全世界勞動者的宣言》。他控訴全國四分之三的財富集中在百分之三的國民手中，富人吸走了全國的財富，他們所保護的產業以全國人民為代價而興盛發達。他在自然界找到了敵人的忠實寫照：寄生蜂在毛蟲體內的生活方式。他寫道：“這些寄生蟲以其與生俱來的精致而殘忍的方式，蠶食不情願但無能為力的宿主的活生生的身體，它們會避開所有的關鍵部位，延長宿主在死亡前受到的痛苦折磨。”[27]
寄生蟲學家有時也會在汙名化人類寄生蟲的事業中助一臂之力。至1955年，知名的美國寄生蟲學家賀瑞斯·斯頓卡德在發表於《科學》期刊上的一篇論文中繼承了蘭克斯特的遺誌，論文題為《自由、束縛和福利國家》[28]。他寫道：“由於動物性習性和行為模式的研究對象是動物，因此通過研究其他動物得到的規律也適用於人類。”所有動物都被對食物、棲身之處和繁殖機會的需要所驅使。在許多情況下，恐懼會驅使動物放棄自由，換取某些安全措施，結果導致其陷入了永久性的依賴。在尋求安全的動物之中，最明顯的範例無疑是蛤蜊、珊瑚和海鞘之類的動物，它們會把自己固定在海**，過濾流過的海水並獲取食物。然而沒有任何生命形式能與寄生蟲相提並論。在生命的發展史上，時常有本來能自生生活的生物體放棄自由成為寄生蟲，以逃離生活中的種種危險。於是演化帶領它們走上了退化的道路。“假如其他的食物來源不夠充足，還有什麽比以宿主的身體組織為食更輕鬆的呢？眾所周知，習慣於依賴的動物總會尋找最輕鬆的出路。”
在說到寄生生物的這條法則如何適用於人類時，斯頓卡德的表達有點含糊其辭。“它或許適用於任何生物群體，筆者指的並不僅是政治實體，盡管可能會有某些暗示。”寄生蟲在徹底放棄自由的同時，進入了斯頓卡德所謂的“福利國家”——在這個比喻意義上來說，絛蟲和羅斯福新政幾乎沒有任何區別。寄生蟲一旦放棄了自由，就極少會努力重新獲得自由；相對地，它們會投入全部精力製造新一代的寄生蟲。它們的創造力隻會體現在五花八門的繁殖方式上。吸蟲會在代與代之間輪換形態，在人類體內有性生殖，在螺類體內無性繁殖。絛蟲每天能產下100萬顆卵。除了瘋狂繁殖的吃福利的家庭，斯頓卡德的腦子裏還能想到什麽呢？他寫道：“這麽一個福利國家隻為那些幸運的個體存在，他們是受上天寵愛的少數，能夠哄騙或迫使其他人提供福利。妄圖什麽都不付出就得到一切，這種不勞而獲的陳舊念頭，無論在什麽時代都持續存在，它是引誘和誤導無知者的諸多幻象之一。”
文章寫於1955年，斯頓卡德代表的是演化論陳舊詮釋的垂死掙紮。在他抨擊領取免費食品券的窮困者是寄生蟲的時候，其他的生物學家正毫不留戀地拋棄他這種科學觀的整體基礎。他們發現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在細胞內以DNA的方式攜帶遺傳信息，DNA是一種雙螺旋的化學分子。基因（DNA的特定片段）攜帶著製造蛋白質的指令，而這些蛋白質能夠構成眼睛、消化食物、調節其他蛋白質的製造和完成數以千計的其他任務。每一代生物都會把DNA傳給下一代，在過程中基因被打亂，形成全新的組合。有時候基因會出現突變，創造出前所未見的遺傳密碼。這些生物學家意識到，演化的基礎不是某種神秘的內在力量，而是基因和基因隨時間流逝的崛起或衰落。基因提供了豐富的變化，自然選擇保留了特定的種類。隨著基因的起起落落，新的物種被創造出來，新的身體被改造出來。由於演化基於自然選擇的短期效應，生物學家不再需要演化的內在驅動力，不再將生命視為一棵塑料聖誕樹了。
寄生蟲本該從科學理念的轉變中受益，它們不再是生物學的落後賤民了。然而，直到20世紀中後期，寄生蟲依然無法逃脫蘭克斯特所給予的汙名。這種蔑視態度在科學界內外都持續存在。希特勒的種族神話已經崩潰，還相信要根除社會性寄生蟲的人為數極少，而且都是邊緣團體，例如雅利安光頭黨和小國獨裁者。寄生蟲這個詞語也依然帶著同樣的侮辱語氣。同樣地，在20世紀的大多數時間裏，生物學家認為寄生蟲隻是不重要的退化生物，盡管也是有趣的，但比起生命的盛會來說微不足道。生態學家研究太陽能如何通過植物流向動物時，寄生蟲僅僅是個畸形的注腳。寄生蟲所經曆的那一丁點兒演化，無非是被宿主裹挾著向前發展的結果。
即便到了1989年，動物行為學的偉大先驅康拉德·洛倫茲也還在書寫寄生蟲的“逆向演化”。他不想稱之為退化，因為退化已經慘遭納粹濫用，於是創造出了“蟹奴化（sacculinasation）”一詞，詞源是蘭克斯特描述過的那種墮落藤壺。他寫道：“我們在談到生物和文化時會使用‘高等和低等’的說法，我們的判斷依據是這些生物體係生來蘊含的信息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知識。”[29]根據這個衡量標準，洛倫茲貶斥寄生蟲道：“假如我們根據退損的信息量來判斷寄生蟲的適應形態，就會發現損失的信息不但符合而且更加堅定了我們對它們的蔑視態度和內心感受。成熟的蟹奴蟲沒有攜帶任何與其棲息地的特殊性和獨特性有關的信息，它所了解的一切就是它的宿主。”和110年前的蘭克斯特一樣，洛倫茲認為寄生蟲唯一的用處就是警示人類。“人類的特定特征和能力的退化，讓我產生了令人恐懼的低於人類甚至非人類的怪異想象。”[30]
從蘭克斯特到洛倫茲，這些科學家都搞錯了。寄生生物是高度適應環境的複雜生物，它們處於生命敘事的核心位置。假如高牆沒有將研究不同生命形式的科學家隔開——動物學家、免疫學家、數學生物學家、生態學家——寄生生物也許會被更早發現它們並不是什麽惡心的事物，至少不僅是惡心的事物。假如寄生蟲真的那麽軟弱和懶惰，它們怎麽可能生活在每一個自生生活的物種體內，感染數十億的人類？它們怎麽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使得原本能夠治療它們的藥物變得無效？它們又怎麽可能打敗疫苗，而疫苗已經征服了像天花和小兒麻痹症這樣的殘酷殺手？
歸根結底，問題源於一個事實：20世紀初的科學家以為他們已經搞清楚了一切。他們知道疾病如何被引發，也知道如何治療一些疾病，他們還知道生命如何演化。但他們不尊重他們不了解的事物的廣度。他們應該牢牢記住斯滕斯特魯普的話，這名生物學家首先展示了寄生蟲如何不同於地球上的其他生物。斯滕斯特魯普在1845年寫下的話現在依然正確：“我相信，在這片遼闊的未知土地上，我僅僅大致勾勒出了一個小區域的輪廓，我們還沒有探索過這片未知土地，對它的探索將帶來我們現在還幾乎無法理解的回報。”[31]
[點評1] 原文“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fever.”模仿《聖經》中“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太初有道）。
[點評2] 原文“The caduceus”（雙蛇杖），是兩條蛇纏繞在一根權杖上，並帶有一雙翅膀。在美國，人們普遍使用雙蛇杖作為醫療象征來自對蛇杖的誤用，主要是因為1912年美國陸軍醫務部搞錯了醫療用的是單蛇杖而不是雙蛇杖，從此美國人民將錯就錯，現在雙蛇杖作為醫學標誌用於美國76%商業有關的醫療機構，而單蛇杖用於62%的專業醫學機構。但雙蛇杖一般象征商業，也稱商神權杖，中國海關的標誌就是由商神手杖與金色鑰匙交叉組成的。
[點評3] 英國著名演員，曾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被稱為有著臃腫又稚氣卻說變就變的娃娃臉，“千麵人”。
[點評4] 約翰·布朗領導了美國南北戰爭前夕的反奴隸製的起義——約翰·布朗起義。此次起義慘遭鎮壓，連布朗在內有七人被俘。約翰·布朗在臨赴絞刑架之前，揮筆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約翰·布朗，現在堅信隻有用鮮血才能清洗這個有罪國土的罪惡。過去我自以為不需要流很多血就可以做到這一點，現在我認為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