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數人的印象裏，由於南朝普遍缺乏騎兵，因此在與北方勢力的戰爭中經常居於劣勢。這種說法的確有一定說服力，不過，將戰爭的勝敗完全歸於某一兵種的匱乏和缺失，也是一種唯武器論。和唯意誌論一樣，這種簡單的分析方式並不可取。
南北朝時期的對峙對抗，之所以會以南陳被隋朝覆滅結束，原因是多方麵的。除了兵種的短板外，從軍事動員的角度來看，南朝兵製的日漸糜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南朝的正式兵製，被稱為“世兵製”，是一種兵民各有戶籍在冊的兵農分離製度。顧名思義，所謂的“世兵”即世代為兵，一旦被編入軍戶，不僅本人要終身為兵，自己的子孫後代也同樣要服國家的兵役。
這種世兵製製度不僅存在於南北朝時期，後來的元朝、明朝的軍戶製度，以及清代的八旗製度，也有著類似的特點。
那為什麽這種製度會導致戰鬥力的迅速下滑呢？這就要從三國時期的兵製說起了，因為，世兵製的出現和東漢三國時期的幾支精銳部隊有一定的聯係。
01
普遍認為，世兵製在三國時期的大麵積推廣與曹操有關。《三國誌》記載，初平三年（192年），曹操“受（黃巾軍）降卒三十萬，男女百萬餘口，收其精銳者，號為青州兵”。
這種揀選精銳為軍的模式，與東吳政權抽調山越民時“強者為兵，羸者補戶”的編戶方式類似。可見，這些投降的黃巾軍中，除了那些被編選為兵的青州兵外，其餘降卒是被分入佃戶、民戶或軍戶當中去了。
與“大戟士”“白馬義從”“虎豹騎”這些名字不同，僅從名字來分析，很難得知青州兵究竟是用何種武器作戰，甚至不清楚他們究竟是步兵還是騎兵。
史書中對於青州兵作戰方式的記載，同樣語焉不詳，而我們如今形成的對於這支神秘軍隊的印象，大多來源於後世文藝作品的加工和二次創作。
事實上，這支從黃巾軍降卒中揀選而來的部隊，與其說是某種有著特定戰術戰法的特種精銳，不如說是一支有固定士兵來源的軍團。
《三國誌》中關於這支軍隊的記載並不算多，但從時間脈絡來分析，自初平三年（192年）冬建立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曹操死後解散，這支部隊已經存續了27年，再算上這些士兵早之前還參加過黃巾起義，其從軍入伍的時間就更長了。
要知道，這支軍隊在曹操死後，因為“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最後不得已之下，曹丕“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這才將這場險些動搖軍心的嘩變消弭於無形，可見，這時的青州兵依舊保留著極強的作戰能力。這其實就是世兵製“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製度特點。
02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世兵製正式創立與青州兵有關，但追溯到東漢建國時期，漢光武帝劉秀很早就已經開始使用這種世代為兵的軍製了。
前麵提到過幽州突騎在東漢建國後，被大量抽調至京畿補充北軍五營和黎陽營。這些突騎士兵一旦被抽選為禁軍，除其本人外，他的家眷親屬同樣要隨他一同前往京畿。
此舉原因有三：其一，這是漢光武帝對於這些曾經在統一戰爭中為其效力的部下們的酬謝；其二，抽調他們及家眷親屬入京，也可以方便對這些士兵進行控製，提高其忠誠度；其三，這些士兵的子侄輩在他們上一輩逐漸老去後也可以接替他們服役。這可以視為是世兵製的雛形。
從當時來看，這種從“軍二代”中征募士兵的做法，可以說是一種“雙贏”。對於這些禁軍而言，子侄輩可以通過這種途徑獲得更好的待遇和前途。對於統治者來說，這些自邊地長成的“軍二代”們大多受到過較完整的軍事教育——尤其是馬術、騎射之類的戰技，依靠這種家庭教育的優勢，他們成為漢朝不可多得的優質兵源。
建武六年（30年），劉秀“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後，東漢王朝對於這些優質士兵就變得更加依賴。
不過，世兵製的缺陷也同樣明顯。以禁軍突騎為例，他們的精湛技藝大多源自邊地烽火的淬煉，一旦被遷入內地，不出三代，其戰鬥力就會大幅下滑，以至於東漢不得不頻頻抽調幽州突騎補充禁軍。
03
當然了，三國至南北朝時期的情況就有些不同了，在戰火頻仍的狀態下，世兵們自然談不上什麽“不識刀兵”，也沒有什麽“承平日久”的說法。但問題在於，從黃巾起義到群雄割據再到三國鼎立，由於動亂的持續，兩漢時期的征兵體係受到了嚴重的破壞。
數量龐大的自耕農群體深受戰火的影響，很多農民在不得已之下選擇依附於地方豪強，成為“隱戶”，不承擔賦稅和徭役。我們常說的三國時期人口銳減，並不全然是因為戰爭的死亡，這種隱戶潮的出現也是原因之一。
在這些因素的重重疊加下，世兵製開始興起。不過，從漢末到南北朝整段時期來看，這一過程是逐漸演化的。
由於原本的征兵製難以施行，各地軍閥紛紛以募兵、收降等方式增加自己的軍隊。為了應對日漸緊張的局勢，這些軍閥自然不願意輕易放士兵們解甲歸田，對於士兵而言同樣如此，動輒“雞犬亦盡，墟邑無複行人”的亂世當中，當兵吃餉不僅是工作，更是一種保命求存之道。
在這種混亂狀態下，世兵製開始被割據勢力所青睞，相較於兩漢時期限定時間的征兵製度而言，世兵製的人身依附性質更加濃厚。
以前麵的青州兵為例，他們在曹操在世時為其出生入死，效犬馬之勞，而等到其病故，就立刻準備自散離去。這種以某人為效忠對象的情況，在南北朝時期同樣極為常見。
事實上，由於人身依附的日益強化，所謂“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已經不僅僅針對士兵，將領們對於軍士的掌控同樣有了這種發展趨勢。如三國時吳國的魯肅，生前豢養著數量不小的私兵，死後這些私兵又以類似遺產的方式被其子魯淑、魯睦先後繼承。
這是因為，自曹魏時期開始實行的給客製，打破了國家賜予的屯田客和軍隊間的身份界限，一些官員甚至從地方上招募壯勇為自己的私兵。如此一來，雖然壯大了地方軍事力量，但由於其糧餉、兵器的補給仰賴官員本人，這些軍事力量也被打上了深深的個人烙印。
這一時期，除了將領大臣外，世家大族們同樣以這種方式培植自己的勢力。由於土地兼並活動的影響，這些世家大族在大災大亂之年，不僅沒有因此而衰落，反而開始掌控起一支支不遜色於官方的武裝力量。
04
如果僅僅隻是征兵方式的改變，那麽世兵製與征兵製的差異還不會那麽明顯，但自東漢末年至隋唐一統這300多年的戰亂，讓原本隻是事急從權的世兵製逐步異化。
在一開始，被征募為世兵的多半是亂世中無處謀生的失地農民，他們因為戰亂而流離，一旦被招募為兵，待遇尚可，不僅自身能夠獲得兵餉，其家人同樣可以得到庇護。
比如曹魏政權，雖然規定以軍屬為質來防止軍隊叛亂，可從另一方麵來說，這些軍屬至少能得到曹魏政權的官方保護。在殺人盈城盈野的三國時代，普通人還哪裏敢有太多的訴求？可是，在當兵這件事上，從三國開始，魏、蜀、吳三大勢力就不約而同地開始“內卷”了起來。
現在的打工人被“內卷”得狠了還可以有離開的自由，但對人身依附性質異常強烈的世兵軍戶而言，想要脫離軍戶身份，除了依靠國家的恩賞外，就隻有叛逃一條路可選了。在無法離開這一體係的情況下，這些軍戶們一旦“卷”起來，是真挺可怕的。
興平元年（194年），曹魏名將夏侯惇任陳留、濟陰太守，為了應對境內驟起的蝗災旱災，他“身自負土，率將士勸種稻”。老板都扛鋤頭上了，大家也不好隻站在後麵助威了。
自此，軍士們屯田耕戰就逐漸從權宜之計變成了一種常態。他們不僅需要承擔軍事任務，還要在閑暇時屯田促耕。到了後來，為了增加糧食收入，國家大幅度提高征稅份額。
原先租賃官牛耕地的軍士軍屬，國家取六成為稅；用自家耕牛耕地的收稅更少，隻需繳納五成。到了晉朝，這種政策被“稍微”修改了一下：自家有牛的需要繳納七成；而租牛耕地的更是隻能自留兩成，相較於原先的四成，收入直接對半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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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還隻是體現在經濟上的“內卷”。在社會地位上，軍戶們的地位更是一日不如一日。
為了擴充兵源，各勢力間開始不斷探索自己的下限。他們一開始的做法還較為含蓄，隻是以類似於恩賞的形式免除部分奴隸的奴籍，再將這些人劃為軍戶。如晉元帝司馬睿就曾經“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或者如蜀漢、東吳一樣，從更南端的少數民族中抽調士兵入籍。到了後來，由於抽不勝抽，統治者幹脆強令罪犯投入軍籍。
這種不考慮兵源組成，唯數量論的征兵方式，帶來了極為惡劣的後果。原本世代為兵尚能稱之為專業的軍戶之中，混入了奴隸和罪犯。這些新軍戶們對於作戰一竅不通，卻被強行投入戰場，士氣低落自不必說。
更重要的是，軍戶們的社會地位也因此日漸低下，在門第之風最為盛行的南北朝時期，軍戶已經淪落為社會最底層的階級。這種因罪為兵的方式，被稱為“謫兵”，可見在當世人看來，被投為軍戶已經是一種懲罰了。
由於軍戶地位的日漸低微，軍戶脫籍逃離的情況時有發生。劉宋時期甚至出現了所謂的“補士法”，《宋書》稱“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理論上來說，隻有犯下這十餘條罪狀之一，才會被投入軍籍。
但在實行過程中，為了能夠快速補充兵源，普通人即使是犯下一些明顯與“補士法”無關的小罪，也會被投入軍籍。不僅如此，按照當時的規定，一人犯法，其家屬也要一同被改為軍籍。由此可見，當時統治者為了擴充兵源，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
到了此時，原本自願編戶入籍的世兵製已經徹底變樣，成了各勢力擴充軍隊兵源的強製征兵手段。而社會地位日漸低下，生存又難以為繼的軍戶們自然不願意坐以待斃，軍戶成批逃亡的記載俯拾皆是。
《南史》中就記載了一個極具典型性的說法：“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為逋叛，錄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一旦有軍戶出逃，其家人、同籍、同村恐懼於“補士法”的連坐，直接全村一同逃亡。試想一下，處於這種狀態下的軍隊，哪裏還有戰鬥力可言？
06
其實，不僅南朝飽受世兵製崩潰帶來的一係列問題，北方統治者們也曾經因類似的製度而備受煎熬。
以北魏為例，其六鎮軍卒同樣也是世代為兵的鎮民，自北魏文帝遷都以來，由於遠離京畿，其身份地位大幅下降，以至於爆發了重創北魏的六鎮之變，進而促成了東西魏的誕生。
然而，與南朝門閥貴族林立，沉屙難愈的情況不同，北魏自孝文帝改革以來，就逐漸以三長製替代原有的宗主督護製，而均田製的出現也讓原本脫籍自保的流民隱戶願意重新編戶入籍。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到了東西魏並立的時代，這些製度的確立和推行使得西魏宇文泰可以全力推行府兵製，它讓西魏、北周、隋三朝均能以遠超南朝的軍事動員力應對日漸殘酷的兼並戰爭。
這種國力上的巨大差距，才是南北之爭最終以北吞南結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