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曾全力以赴交戰過的敵人當中,日本最令人費解。這個強大對手的行為模式和思維習慣都與我們迥然不同,以至於我們在作戰時不得不多加小心。我們目前的處境就像1905年的沙俄,麵對的對手全副武裝、訓練有素,同時完全遊離於西方文化傳統之外。有些戰爭套路在西方看來如同人性一樣自然而然,對日本卻並不適用。這一點使得這場太平洋戰爭的困難之處不僅在於多個海島登陸戰,也不僅在於棘手的後勤保障,更關鍵的是了解敵人的天性。隻有知己知彼,方能保證勝利。

想了解日本,難度非常大。在日本鎖國政策廢除後的七十五年中,比起其他民族,日本人更經常被人們用“但是,又……”這樣令人困惑的句式加以描述。譬如說,當一個嚴肅的觀察家在描述其他民族“特別禮貌”時,不太可能再加上一句“但同時又很傲慢、專橫”。當他說有些民族的行為非常死板時,不會補充道:“他們又特別適應激烈的創新。”當他說一個民族特別恭順時,不會同時說“他們不輕易服從上級的控製”。或者說他們忠誠、寬厚時,不會同時聲稱他們“但是又叛逆、狡詐”。當他說他們生性勇敢,不會再去詳述他們是如何膽小。當他指出他們總是基於他人的意見行事,不會接著告訴你他們同時具有真誠的良知。當他描述軍隊裏機器人一樣的紀律時,不會接著描述士兵們如何不服管教,甚至作亂犯上。當他描述一個民族如何富有**地效仿西方,不會同時又渲染他們頑固的保守主義。他如果寫一本書,講述一個民族是如何崇尚唯美主義、如何尊敬演員和藝術家、如何熱衷於**栽培藝術,他不會同時寫這個民族如何崇尚刀劍和給予武士們最高威望。

然而正是所有這些矛盾之處構成了描寫日本的基礎。這些矛盾是真實存在的。菊與刀都是日本形象的一部分。日本人極度好戰又極度溫和,極度黷武又極度愛美,極度粗魯傲慢又極度彬彬有禮,極度死板又極度靈活,極度恭順又極度討厭被使喚,極度忠誠又極度反叛,極度勇敢而又極度膽小,極度保守而又極度喜歡新事物。他們非常在乎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但是,即便他們犯了錯未被人發現,依然會有罪惡感。他們的士兵接受過全麵的訓練,但依然桀驁不馴。

既然美國迫切需要了解日本,自然不能對這些顯著的矛盾視而不見。危機接二連三地出現。日本人下一步會怎麽做?能不能不攻打日本本土從而使之投降?應該直接轟炸天皇的皇宮嗎?從日軍俘虜身上能得到什麽?應該如何向日軍和本土民眾宣傳,才能拯救更多美國人的生命,並削弱日本人頑抗的決心?哪怕在最了解日本人的專家中間也對這些問題存在著巨大的分歧。當和平到來後,日本人會不會一直依賴軍事管製維持社會秩序?我們的軍隊需要準備好去和那些駐紮深山的瘋狂頑抗分子作戰嗎?是否隻有當日本也發生一次像法國大革命或者俄國革命這樣的大革命,才能使世界和平成為可能?可誰來領導這樣的革命?除此之外,難道隻能鏟除日本民族了嗎?每個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必定都不一樣。

1944年6月,我接受委托研究日本。運用文化人類學家所掌握的一切技能,來弄明白日本民族到底是什麽樣子的。同年初夏正是我們對日本展開大規模進攻的時候,本土的民眾紛紛表示相信美日兩國的戰爭還將持續三年抑或十年甚至更久。但日本的民眾則表示,戰爭可能會持續一百年。他們說美國人確實在當地打了一些小勝仗,但是新幾內亞島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幾千英裏遠呢。日本的公報幾乎從未承認自己的海軍打過敗仗,而日本民眾也始終認為自己才是贏家。

但是進入六月之後,形勢開始有了變化。歐洲開辟了第二戰場。最高指揮部在過去兩年半中對歐洲戰場的優先重視已見到成效,與德國之戰很快就會收尾。在太平洋,美國的軍隊登陸了塞班島,此舉預告了日本將最終敗亡。自那以後,美國的士兵們將和日本軍隊不斷地短兵相接。從以往在新幾內亞島、瓜達爾卡納爾、緬甸、阿圖島、塔拉瓦、比亞克等地的交鋒中,美國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麵臨的敵人有多麽強大。

因此在1944年6月能否回答這一係列關於日本的問題變得十分關鍵。無論對於軍事還是外交,對於上級製定政策,還是對於去日本的前線散發傳單,每一個相關的真知灼見都很珍貴。關於日本全力以赴發動的這場戰爭,我們需要知道的不僅僅是東京指揮部的目標和動機,也不僅僅是日本漫長的曆史以及經濟和軍事統計數據。我們還必須知道日本政府是如何依賴民眾的。我們必須試著去理解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維習慣,以及這些習慣的模式。我們必須知道他們行動和觀念背後的製約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行事的前提擱置在一邊,並且千萬不要草率地以為在相同處境中,日本人就會和美國人一樣反應。

我的任務很艱巨。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一味地譴責對方的確很容易,但要通過敵人的眼睛來了解他們如何看待生活,則困難得多了。但我們又不得不這麽做。問題是日本人究竟會怎麽做,而不是美國人如果在他們的處境中會怎麽做。我試圖把日本在戰爭中的各種行為當作了解他們的素材,而非障礙。我必須看他們究竟是怎麽打仗的,並且把這些現象當作一個文化問題,而非軍事問題來研究。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日本人都以其固有的模式來行事。他們處理戰爭的方式,能為我們了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帶來什麽特別啟示嗎?從他們的領導鼓舞士氣、堅定軍隊信心、鞭策士兵衝鋒陷陣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利用的所謂力量是什麽。我必須從日本人作戰的細節中一步步揭開他們的真實麵貌。

但是美國和日本正在交戰的事實對我的研究非常不利。因為這意味著我不得不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手段:實地研究。我不能去日本,不能住在日本人家裏體會他們日常生活中的緊張和壓力,不能用我自己的眼睛來判斷什麽是關鍵點,什麽不是。我不能觀察他們做出決定的複雜過程。我不能看他們的孩子是如何被撫養成人的。人類學家約翰·恩布裏曾對一個日本村莊做過實地研究,並撰寫了《須惠村》(Suye Mura)。他的研究十分寶貴,但是,我們在1944年所麵臨的問題卻並未在該書中被提及。

盡管困難重重,我依然相信某些方法和假設可以為文化人類學家所用。至少依然可以利用人類學家最倚重的方法:和研究對象當麵接觸。在美國生活著很多從小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我可以去詢問他們親身經曆的事件,了解他們是如何看待這些事件的,並用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空缺。在我看來,這些缺失的內容對於人類學家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至關重要。研究日本的其他社會學家通常利用文獻資料,分析曆史事件和統計數據,追蹤日本人書麵和口頭政治宣傳的演變。但我相信他們想要尋求的答案,不少都體現在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觀中,所以想要得到滿意的答案,更應該去研究那些真正在那個文化中生活過的人。

這並不是說我沒有閱讀文獻,或者我不感激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學者的貢獻。大量論述日本的文獻和在日本居住過的優秀西方觀察家都為我提供了很大的幫助,這是去亞馬孫上遊或者新幾內亞島高地研究無文字部落的人類學家們所無法提供的——那些部落沒有文字,無法通過書麵記載資料來展露自己。西方學者對它們的論述也是浮光掠影,缺乏可信度。沒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曆史。少了先驅學者們的幫助,實地工作者們必須靠自己去發掘當地人的經濟生活組織形式、社會等級製度和宗教生活的最高信仰。我研究日本時繼承了許多人的成果。譬如,古文物研究的論文中收錄了對各種生活細節的描述,來自歐美的男男女女們記錄下了他們在日本有趣的經曆,日本人自己也寫了十分精彩的自我剖析的文章。不同於其他東方民族,日本人有強烈的描述自我的衝動。他們既寫生活瑣事,也寫他們向全世界擴張的計劃,坦率得令人吃驚。當然他們並沒有和盤托出,沒人真的會這麽做。一個描寫日本的日本人總會遺漏一些很關鍵的信息,因為這些信息對他來說太過熟悉,簡直像空氣一樣容易被忽視。同理,如果讓美國人寫美國也是一樣的。但無論如何,日本人非常熱衷於表露自己。

我在閱讀文獻時,也留意到了某些過去一直無法理解的東西,這和達爾文在創建物種起源理論時的情況一樣。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日本議會發言中並存卻矛盾的觀點?他們為什麽會猛烈抨擊那些微不足道的失誤,卻包容和接受那些荒誕可恥的行徑?我一邊讀,一邊不斷地提出疑問:這個場景到底哪兒不對勁?我們如何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了一些日本人擔任編劇或導演的電影——政治宣傳片、曆史片、東京當代生活片和農村生活片。我後來也和日本人一起回顧了這些電影。這些日本人過去曾在日本看過其中的一些片子,但他們看待男主角、女主角以及反麵角色的視角卻和我迥異。當我困惑不解時,他們卻覺得一切都很正常。電影中的一些情節和動機在我看來難以理解,但如果從電影構思手法的角度來看,倒也解釋得通。正如同小說,它們對我的意義和對那些在日本長大的讀者的意義顯然是不同的。他們中的一些人動輒為日本的傳統風俗辯護,而另一些人則憎惡日本的一切。很難說我從哪類人身上學到了更多。但無論是欣然接受,或是痛加排斥,他們所描述的日本日常生活景象是一致的。

如果人類學家隻是在他想研究的對象身上投入注意力並收集材料,那他和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最有能力的西方觀察家們所做的工作並無差異。如果一個人類學家隻能做到這些的話,他就別指望對外國學者的日本研究做出更多貢獻。但是,文化人類學家受過專門訓練,擁有一些特質,可以為這個充滿了優秀學者和觀察家的領域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人類學家了解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許多文化。日本的一些社會製度和生活習慣竟與太平洋島國上的某些原始部落相似。與其相似的文化有些是在馬來西亞,有些在新幾內亞,有些在波利尼西亞。這些文化在古代是否有過遷徙和接觸是很有趣的問題,但它們在曆史上可能的交集,並非我看重文化相似性的原因。我知道這些相對單純的文化的風俗習慣是什麽樣的。比較它們和日本文化之間的異同,有助於我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我也對亞洲大陸上的泰國、緬甸和中國有所了解,因此我也可以把日本和這些與其共享了偉大文化遺產的國家做比較。人類學家們在研究原始社會時已經一再展示了這種文化比較法的重要性。盡管一個部落看上去與毗鄰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儀式都相似,但其實該部落為了讓儀式更適合自己與周圍部落不一樣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可能已經對它們加以改造了。在這個過程中,它可能已經摒棄了某些基本做法,盡管這些做法所占的比重很小,都會讓該部落未來的發展轉向一個獨特的方向。對於一個人類學家來說,幫助最大的莫過於研究那些總體很相似的民族的不同之處。

人類學家必須適應自己的文化和他人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並且使自己的研究技巧也得到相應的磨煉。他們從經驗中得知,不同部落和民族對所遇形勢的判斷和應對方式也是非常不同的。比如說,在某些北極村或者赤道沙漠地區,人類學家見到的基於血緣責任或者經濟交換的部落習俗,遠非狂野的想象力所能構思出來的。他們不僅需要調查相關細節,還需要了解這些習俗對整個部落的行為造成了什麽影響,以及了解每一代人是如何從童年起就受習俗製約並將其世代相傳的,正如他們祖先所為。

人類學家對這種差異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因素的專業性關注,可以被運用到對日本的研究中去。每個人都注意到了美國和日本在文化上存在根本性差異。美國人甚至有一個關於日本人的說法:“無論做什麽,他們都與我們相反。”如果一個學者僅僅是肯定這種差異並且自滿地說:“差異多得太離譜,我們不可能去了解那些人。”這將十分危險。人類學家的經驗中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即便是最怪異的習慣,也不妨礙人們去理解它。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不同,人類學家把這種差異當作研究素材而非障礙。正因為這些習俗看起來是如此陌生而又奇特,才格外備受關注。人類學家不認為自己的文化習俗是理所當然的,他需要觀察的不僅是某些特別挑選的事實,還包括幾乎一切行為。在研究西方民族時,一個沒有受過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人會以俯瞰的視角,從整體上觀察對象的行為。他把一切都視為不言自明,以至於不去探索日常生活中的細微習俗和眾所周知的家常瑣事。而恰恰是這些瑣事,在民族的背景下有更重要的意義,就像投射到銀幕上的影像被放大了一樣——它們比起外交官們簽訂的各種條約來更能預示一個民族的未來。

人類學家必須發展出一套技能來研究日常事物,因為它們與自己國家的日常事物完全不同。當他試圖理解某個部落的極度邪惡或者極度膽小時,當他試圖發掘在某些情況下部落會怎麽感知和行動時,他發現自己隻能依賴於一些常常被文明社會忽視的觀察和細節。他有很多理由相信這些細節很關鍵,並且他也有辦法去挖掘它們。

在對日本的研究中,這種方法值得一試。隻有當一個人高度關注一個民族生活中的日常瑣事,他才能理解人類學家假設的重要性:無論在原始部落還是在高度文明社會,我們隻能從日常生活中去了解人類行為。無論一個人的行為或者觀點多麽怪異,他感知與思考的方式都是與個人經曆息息相關的。我對日本人的某些行為越感到困惑,就越相信是日本人的日常環境造成了其怪異。如果對答案的追尋把我引向了更多日常交流的瑣碎細節就更好了,因為人們正是從細節中獲知答案。

作為人類學家,我有一個假設:哪怕行為中最孤立的那些方麵,彼此之間也存在著係統的聯係。我十分看重成百上千的細節是如何融入那些總體模式的。人類為了在社會中生存,必須自我設計。它用自己的辦法來評估和應對某些形勢,於是身處那個社會的人們會以為這些辦法在全世界都通用。他們克服困難,把這些辦法納入同一個體係。如果一個人已經接受了一套係統的價值觀,他便很難在生活中照另一套相反的價值觀來思考和行動,因為這勢必給他帶來低效能和混亂。他們力求更加和諧一致。他們為自己提供了某些普遍化的邏輯和動機。一定程度的統一是十分必要的,否則整個體係可能分崩離析。

正因為如此,經濟行為、家庭安排、宗教儀式和政治目標變得環環相扣。當一個領域發生變化的速度比其他領域更快時,則可能給其他領域帶來巨大壓力,而這種壓力正是來自和諧統一的需要。在追求權力統治的無文字時代,人們對權力的欲望既表現在經濟交易活動中,也表現在和其他部落的交往中,或者在宗教儀式中。在有古文字聖典的文明國度,教會必然保留了過去幾個世紀的語錄,而那些沒有文字記錄的部落則做不到這一點。盡管如此,在一些領域中,教會的權威還是逐漸消退了,反而是公眾越來越支持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占了上風。於是,那些教會語錄雖然留存下來了,但它們的意義卻被經濟和政治篡改了。宗教教條、經濟活動和政治並非井水不犯河水,而是紛紛溢過了假定的界限,匯聚混合在一起。這是永恒的真理,即一個學者調研的範圍越寬廣——從經濟到性別,到宗教,到撫養嬰兒——他就越能理解他所研究的社會發生了什麽。他能夠提出一係列假設,並在生活的任何一個領域中,有效地搜集數據。任何民族都有某些要求,這些要求可能是政治上的、經濟上的或者道德上的。但無論形式是什麽,這些要求最終傳達的,是各個民族從社會經驗中習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習慣。因此這本書並非專門針對日本的宗教、經濟生活、政治或家庭,它探討的是日本人以何種信念生活。無論日本人在進行什麽活動,隻要這種信念得以展示,本書就會加以描述。這是一本關於日本何以成為日本民族的書。

20世紀麵臨的障礙之一是,我們的某些觀念依然是最模糊的和最有偏見的。比如說,日本是如何成為日本民族的,美國是如何成為美國民族的,法國是如何成為法國民族的,俄國是如何成為俄國民族的。缺少了這些知識,各個民族之間隻會產生誤解。有時候,兩者之間的紛爭其實隻因毫厘之差,但我們卻害怕這是水火不容的差距。然而有時候,當一個民族的全部經驗和價值觀使之考慮采取與我們截然不同的做法時,我們卻在奢談共同的目標。我們並沒有給自己去發掘他們的習慣和價值觀的機會。如果我們真的這麽做了,可能會發現他們的做法也並非飽含惡意,隻是我們不了解而已。

我們不可能完全依靠每個民族自身來講述他們的思維和行動習慣。作家都試圖描述他們自己的民族,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們都是透過不同的鏡片來觀察生活,但自己卻很難意識到這一點,反而把看到的景象視為事物原本的模樣。盡管聚焦和特定視角造成的錯覺讓人們眼中的生活帶上了民族性色彩,但在該民族看來生活卻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景物。正如我們不指望戴眼鏡的人弄清楚鏡片的確切度數,我們也不指望那些民族能夠分析自己對世界的看法。想弄清眼鏡度數的時候,我們會谘詢一個眼科大夫,並由大夫驗明任何一副眼鏡。毫無疑問,有朝一日,我們也會意識到為各個民族解析他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社會科學家的職責。

這個職責既需要鐵石心腸,也需要包容之心。有時候善意之人會譴責鐵石心腸。那些“世界大同”的鼓吹者常常滿懷希望,試圖說服世界上的每個人:其實東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之間的區別都是表麵的,人類的思維都很相似。這個觀點有時候被稱為“四海之內皆兄弟”。但是我卻不明白,為什麽信奉了“四海之內皆兄弟”,就不能接受“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模式,美國人有美國人的生活模式”。似乎那些心腸柔軟之人隻能在承認了全世界人類都極其相似,像從一張底片上衝印出來的以後,才能發揮他們的善意。把這種一致性作為尊重對方的前提,簡直像要求自己的妻子兒女必須和自己保持一致似的神經質。而鐵石心腸的人則認為差異應該存在。他們尊重差異。他們的目標是創造一個求同存異的安全世界——美國可以成為非常地道的美國,而不會威脅世界和平;法國可以依然是法國;日本依然是日本。這些學者並不相信差異是懸在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會讓厄運隨時降臨。對他們來說,企圖以外力幹擾來阻止各種生活態度的充分發展,才是充滿惡意的。人們其實也不需要擔心采取這種立場就會讓世界停滯不前。鼓勵文化上的差異並不意味著使世界停滯。英國並沒有因為伊麗莎白女王時代、安妮皇後時代、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交替而失去其英國性。這是因為英國人的特色如此鮮明,哪怕在不同的年代具有不同的行為準則和不同的氣質,他們也依然是英國人。

係統地學習民族差異需要同時具備包容之心和鐵石心腸。隻有當人們自己對自己非凡的包容之心足夠有信心的時候,比較宗教研究才得以興盛發展。學者可以是一個耶穌會會士,一個阿拉伯智者,或者無宗教信仰者,但絕對不可能是一個狂熱分子。同樣地,當人們過於捍衛自己的生活方式並認為它是全世界唯一的解決之道時,比較文化研究則難以興盛。這樣的人將永遠不會知道,對其他文化的了解其實會增加他們對自己文化的熱愛。他們使自己失去了愉悅的、豐富的體驗機會。他們如此自我防衛,使得自己沒有其他選擇,隻能要求其他民族來采用他們的解決之道。像美國一樣,他們敦促其他所有國家都信奉他們擁護的信條。但其他國家沒法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就像美國人沒法學會用十二進製代替十進製來進行計算,或者沒法像某些東非土著那樣以金雞獨立的方式來休憩。

這本書闡述的是日本人預料中的和早已公認的習慣。它描述了日本人在不同的處境下是如何要求自己的。比如何時應該彬彬有禮,何時不用;何時感到羞愧,何時又感到尷尬。此書中最理想而權威的陳述者應當是街頭的平民百姓,他可以是任何人。這並不是說每個“任何人”都曾置身於那些特殊的情況,而是指“任何人”都會承認,如果遇到了那種情況他們會這麽做。此研究的目標是描述深植於思想和行為中的態度,即使有可能達不到,也會始終把此目標視為理想。

在這樣的一個研究中,你可能很快會意識到,即便去找大量額外的證人來做證,也不會增加太多的可信度。比如說,誰應該向誰鞠躬,又是何時鞠躬,並不需要對全日本進行數據統計。有些公認的風俗習慣是無論哪個日本人都可以告訴你的。當你已經從一些人那裏得到確認後,並不需要從一百萬日本人那裏得到相同的信息。

一個學者如果致力於發掘日本人掩藏在生活方式背後的觀點,他的任務顯然比數據驗證艱巨得多。他迫切需要解釋這些公認的行為和判斷是如何成為日本人觀察生活的鏡片的。他必須指出這些觀點以何種方式影響了日本人看待生活的焦點和視角。他必須使那些從不同焦點看待生活的美國人也明白這一點。在此分析任務中,權威的裁判並非一定就是某個田中先生。因為田中先生沒法把他的觀點說清楚,而且毫無疑問,要把一切都翻譯解釋給美國人聽,對他來說也似乎過於吃力了。

美國人對社會的研究很少致力於發掘文明民族的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前提。大部分研究都認為這些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專注於研究觀點和行為的“分布”,他們常見的研究技巧是統計法。他們用數據分析的方法來分析普查材料、大量的問卷答案、采訪回答、心理評估等等,並試圖找出這些因素之間的獨立性或相互依存的關係。在全國民意調查的領域,科學地選取人口樣本,是美國人已經運用得爐火純青的寶貴技巧。此技巧可能可以發現有多少人在支持某個公職候選人或某個政策;支持者和反對者可以被劃分為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高收入還是低收入,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在一個落實了普選,實則是由國民代表來起草頒布法律的國家,這樣的發現具有現實意義上的重要性。

美國人可以用抽樣計票的方式調查美國人,並且讀懂所得到的數據代表了什麽。但是他們之所以這麽做,有一個顯而易見卻無人提及的前提,即他們對美國的生活方式早已了然於心,並且習以為常。抽樣計票隻不過使我們對已知事物了解得更多一些而已。為了讓抽樣計票方式能發揮更大作用,我們完全有必要率先對民眾的習俗和觀點進行係統的定性研究。隻有這樣,才可能了解另一個國家。通過審慎的抽樣和統計票數的確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政府。但是這一投票統計結果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麽呢?恐怕隻有當弄清楚投票者對政權究竟持什麽看法時,才能讀懂這些數據。也隻有如此才能真正弄清,不同派別在街頭或在國會中究竟是為何事爭論不休。民眾對其政府的看法比各個政黨的勢力數據更為重要,因為這些看法更具有普遍的和久遠的意義。在美國,無論對共和黨還是對民主黨來說,政府幾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反麵角色,雖然其存在限製了個人自由。在美國政府中任職,社會地位甚至還及不上在私營企業中擔任一個同等職位。當然,戰爭時期除外。美國的這種政府形象和日本的不可同日而語,甚至和歐洲國家也有差距。我們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其他國家的政府形象是什麽樣子的。對政府的看法體現在了他們的風俗習慣中、對成功人士的評價中、國家曆史以及節日演講中。對這些間接的表現也可以進行研究,隻是需要注意保持係統性。

在統計選舉中讚成票和反對票的百分比時,我們美國人非常用心、謹慎;在研究每個國家的基本人生觀和其所支持的生活方式時,也需要持有同等態度。日本的國民觀點很值得研究。西方人常常認為日本人有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旦弄清楚了西方人與日本人的人生觀有何不同,並且對日本人使用的分類標準和符號略知一二,這些矛盾也不再顯得矛盾了。我逐漸明白,在日本人的眼中,某些反差劇烈的行為其實是有聯係的,也是整個體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可以嚐試著做出解釋。當我和日本人一起工作時,他們起初使用的一些很陌生的表達和概念,其後都被證明具有重要意義,並且積聚了該民族經年累月的情感。這和西方世界理解的善和惡很不同。日本的整個體係很特別,它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日本的——既有其長處,也有其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