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訓練對於任何超感體驗的信仰都是不同尋常的。在入定時,修禪者不會嚐試靈魂出竅,而是會像尼采描述古希臘人那樣,“保持他本來的樣子,並記住他在俗世的名字”。日本那些偉大的佛教老師都對此觀點有許多生動的闡述。其中講得最精彩的是高僧道元。他在13世紀時開創了曹洞宗,而曹洞宗至今依然是禪宗中最大、最有勢力的教派。高僧道元在談及自己的開悟時說:“我隻能意識到我的眼睛橫在我直立的鼻子之上……(這在禪宗體驗中)沒什麽神秘的。時間自然流逝,日出東方,月沉西方。”禪宗著作也不承認入定體驗能賦予人們除了“自我約束”外的其他力量。一個日本佛教徒寫道:“瑜伽派聲稱,人們可以通過冥想獲得各種超自然力量,但禪宗不會發表這麽荒唐的言論。”
日本人因而否定了印度瑜伽修行的根本性觀點,開創了其全新的理論。他們極為熱愛入定,這很像古希臘人。日本人把瑜伽修行視作追求完美的自我訓練,並認為通過這種方法,可以達到人和其行為毫發無差的“嫻熟”狀態。這既是一種對效率的訓練,也是對一種對自力更生的訓練。瑜伽修行的效果此時此地即可顯現,因為它使人付出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的努力就能應對局勢;也因為它能使人控製自己放任不羈的心靈,這樣無論外在的人身威脅還是內在的**都不能使其亂了方寸。
這樣的訓練對僧侶或武士都具有同等意義。日本武士把禪宗當作自己的信仰。在日本,武士們追求和利用這種神秘主義的技巧,不是為了獲得完美的神秘體驗,而是為了訓練自己打肉搏戰。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很罕見的,但日本從禪宗初期開始便一直如此。譬如,日本禪宗的開山鼻祖榮西在12世紀時就寫成了巨著《興禪護國論》。禪宗訓練了武士、政治家、劍術家和大學生,以求實現相當世俗的目的。如查爾斯·埃利奧特爵士所說,中國禪宗信仰的曆史中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禪宗後來會被日本人當作軍事訓練的工具。“禪宗和茶道、能樂一樣變得非常日本化。偏好冥想和神秘主義的禪宗認為,真理不在經文中,而在人類心靈的直接體驗中。人們也許認為,在12、13世紀的動亂時期,禪宗應該會在躲避世俗風暴的僧院中流行,而不是成為軍事階層歡迎的生活規範,事實卻恰恰相反。”
日本的許多教派,包括神道,都極為強調冥想、自我催眠和入定的神秘修行法。但是其中有一些觀點認為,訓練的成功恰好證明了神的仁慈,並把它們的哲學思想建立在 “他人的幫助”,即仁慈的神的幫助之上。以禪宗最為典型的另一些教派則主張依靠“自助”。他們認為,潛在的力量隻存在於自己的體內,隻有通過自己的努力才能增強。無論是日本武士,還是僧侶、政治家、教育家都很歡迎這種說法,他們利用禪宗修行法來支持“頑強的個人主義”。禪宗教誨得格外明確:“禪隻尋求人們可在自身發現的光明,不容許任何阻礙。掃清途中一切孽障……遇佛殺佛,逢祖滅祖,遇聖剿聖。唯行此道,方可得救。”
尋求真理的人不能接受二手的信息,比如佛陀教誨、經文聖典或者神學。他們認為,“佛經三藏十二部都是一堆廢紙”。人們也許會通過研究它們受益,但它們沒法使人靈光一現,唯有靈光一現才能使人頓悟。在一本禪語問答書中,新來的弟子請禪僧講解《法華經》。禪僧給了他一個精彩的闡述,但聽者輕蔑地說:“我還以為禪僧們看不起經文、理論和邏輯解釋體係呢!”僧侶回答:“禪,並不在於一無所知,而在於相信真知在一切經文、文獻之外。你並沒有告訴我你想求知,隻是來問經而已。”
禪宗老師們指導的傳統訓練,旨在教弟子如何獲得“真知”。訓練可以針對身體,也可以針對心靈,但不管哪種,它都必須最終在求知者的意識深處發揮作用。劍術家的禪宗訓練也是如此。當然,劍術家必須學習和不斷地練習如何刺劍,但他在這些方麵的精通還是僅僅屬於“技能”的層麵。此外他必須學會做到“無我”。他先被命令站在地麵上,把注意力集中在支撐身體的幾英寸地板上。隨後這一小塊站立的空間逐漸升高,直到他站在四英尺高的柱子上就像站在庭院中一樣輕鬆。當他能夠穩穩當當地站在柱子上時,就獲得“真知”了。心靈再也不會因為眩暈和害怕摔倒而背叛他了。
這種立柱術是把西方中世紀聖西蒙派的立柱苦行術改造成了一種有意義的自我訓練。於是,它不再是苦行術。日本的各種身體鍛煉,無論是禪宗信仰,還是農村的普通勞作,都經過了這種改造。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潛入冰冷刺骨的水中或者站在山泉瀑布下,都是標準的苦行術。有些是為了鍛煉身體,有些是為了獲得神靈的憐憫,有些是為了進入入定的狀態。日本人最喜歡的冷水苦行是在黎明之前站或坐在冰冷的瀑布中,或者在冬夜往自己身上潑冰水三次。這麽做的目的是鍛煉自我,直到其能保持意識清醒而不感覺痛苦。一個信徒這麽做的目的是訓練自己不受幹擾而持續冥想。當他不再感覺到水的刺骨,以及身體在寒冷黎明的顫抖時,他就達到了“嫻熟”。此外,不求任何其他的回報。
對心靈的訓練必須同等地為自己所用。一個人可能會給自己找一個老師,但老師也無法進行西方的那種“教學”,因為弟子不能在自身以外學到任何重要的東西。老師也許會和弟子一起討論,但他不會把他溫和地引入一個新的智慧境界。老師越粗暴,會被認為越有幫助。如果大師不加警告就打碎弟子剛舉到嘴邊的茶碗,或者絆倒弟子,或者用黃銅管抽打弟子的指關節,反而可能會刺激弟子獲得突然的靈感。這種粗暴的舉動打破了弟子的自傲自滿。僧侶的書中充滿了這一類例子。
為了引發弟子強烈的求知欲,老師們最喜歡的方法是“公案”,意思是“問題”。據說有1700個這樣的問題。那些僧侶逸事書輕描淡寫地提到,有人為了解決其中一件公案花了七年時間。“公案”的目的並不是要得到理性的解答。比如一個公案是:“構思如何孤掌獨鳴”,另一個是“感受你出生前母親的模樣”。其他的公案有:“誰背著他人的屍體?”“誰在向我走來?”“萬物歸一,一歸何處?”等等。此類禪宗問題在12或13世紀前的中國使用過。日本在引入禪宗信仰時把這些方法一起引入了。但是在中國,這些問題沒有流傳下來。在日本,它們則成了助人們達到“嫻熟”的最重要的訓練手段。禪宗的那些手冊對待公案的態度極為嚴肅。“公案中包含著人生的困境。”他們說,一個思考公案的人陷入了絕境,就像“被趕入死胡同的老鼠”,也如同“烤熱的紅鐵球梗在喉嚨”;他是“一隻試圖叮咬鐵塊的蚊子”。他忘我地加倍努力。最終橫在心靈和問題之間的“觀察中的自己”的屏障被移除了;這猶如閃電照亮的一瞬間,心靈和問題合二為一。他得到了“真知”。
在讀了對這些高度緊張的精神付出的描述後,如果你還想要在書中尋找由這樣的努力獲知的偉大真理,你必定會感到失望。譬如,南嶽用了整整八年時間思考“誰在向我走來”的問題。最後他終於理解了。他說:“一旦肯定這裏有一物,你就忽視了整體。”不管怎樣,這類啟示都有一個普遍的模式。以下這段對話就反映了這種模式。
弟子:“我如何才能逃脫生死輪回?”
大師:“是誰束縛了你?(即,把你綁在輪回上?)”
日本人說,他們所學的東西用一句著名的中國俗語來說,就是“騎牛找牛”。他們認為有必要學的“不是漁網和陷阱,而是想要用這些工具捕的魚和動物”。用西方的措辭來說,他們左右為難,但又發現左和右的選擇其實都無關緊要。他們明白了,隻要精神之眼打開(頓悟),即便用現有的方法也能達到目標。無須借助外力,隻靠自己就能令萬事成為可能。
公案的意義不在於這些求知者想要尋求的真理。這些真理和全世界神秘主義的真理是一樣的。它的意義在於日本人為探索真理而構思的方法。
公案被稱作“敲門磚”。“門”就裝在圍繞愚昧人性而建的牆上。愚昧的人性要麽擔心現有的方法是否可行,要麽總幻想周圍有一群人對自己評頭論足。這座牆就是對所有日本人來說都真實存在的恥感。一旦敲門磚把門砸開,就會呼吸到自由的空氣,磚頭也可以拋開了。然後就不用再繼續解決更多的公案了。人們已經吸取了教訓,日本的美德困境也得到了解決。他們情緒激動地拚命鑽進死胡同;“為了訓練”,他們成了“叮咬鐵塊的蚊子”。最後日本人才明白無論是義務和義理之間、義理和人情之間,還是正義和義理之間都根本沒有不可通過的死胡同。他們找到了出去的道路。他們自由了,他們第一次可以完全地“品嚐”人生。他們達到了“無我”的境界。他們的訓練成功實現了“嫻熟”。
研究禪宗的泰鬥鈴木大拙把“無我”的狀態描述為“處於極樂中且不察覺自己正在做什麽”以及“毫不費力”。“觀察中的自我”被消除了。人們“失去了另一個自我”,即他不再成為自己行動的旁觀者。鈴木說:“意識清醒後,意誌一分為二……行動者和觀察者。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行動者(自我)想要擺脫觀察者(自我)的束縛。”一旦頓悟後,弟子會發現觀察者自我消失了,也不存在“作為未知或不可知參量的靈魂體”。除了目標和完成目標的行動外,什麽都不剩了。研究人類行為的學者可以修改這段陳述,使之更加體現日本文化。一個孩子接受訓練,學會觀察自己的行動並根據他人的議論來評判自己的行動。他那個觀察者自我非常地脆弱。為了使自己達到靈魂的極樂境界,他消滅了這個脆弱的自我。他不再察覺到“自己正在做什麽”。他感覺自己訓練靈魂的方式就和劍術新手訓練自己無畏地站在四英尺高柱子上一樣。
畫家、詩人、演說家和武士都以相似的方式訓練自己達到“無我”。他們掌握的不是無限性,而是對有限美的清晰、不受幹擾的感知,或者對方法及目標的調整,以便隻需不多不少、恰到好處的付出,就能實現自己的目標。
即使一個人從未經曆過任何訓練,都可能會有一定的無我體驗。一個人在觀賞能樂或者歌舞伎時,可能忘我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那麽也可以說他失去了觀察中的自我。他的雙手手掌潮濕了。他感覺到“無我的汗水”。一個接近目標的轟炸飛行員在投下炸彈前也滲出了“無我的汗水”。“他察覺不到自己正在這麽做”。他的意識中沒有了觀察者自我。一個高射炮兵在打擊戰機時,對周圍的世界都不再關心,也被同樣說成是有了“無我的汗水”並消除了觀察者自我。日本人認為,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此狀態下的人們都達到了他們最高的境界。
這些觀念其實從另一方麵有力地證明日本人把自我監督和自我監視視作極為沉重的負擔。日本人說,一旦這些束縛都沒了,他們就是自由且高效的。美國人把他們的觀察者自我等同於體內的理性原則,並很自豪自己在麵臨危機時依然能夠“保持冷靜客觀”。然而日本人卻覺得隻有達到靈魂的極樂且忘記“自我監督”強加的束縛時,套在脖子上的重負才可以卸下。我們所見到的是他們反複叮嚀靈魂小心謹慎。但日本人反駁說隻有卸下此類重負,人的意識才能達到一個更高效的境界。
日本人陳述這個信念最極端的形式——至少在西方人看來——是他們極為讚賞“活著像已經死了”的人。西方的字典會把這句話翻譯成“活死屍”。在所有西方語言中,“活死屍”都是讓人厭惡和恐懼的。西方人以此表達一個人的自我已經死了,已失去最重要的做人原則,隻留下行屍走肉在世上。日本人的“活著像已經死了”則意味著一個人已經達到了“嫻熟”的境界。它常常被用於日常的鼓勵和敦促。譬如,為了鼓勵一個即將參考中學畢業考的男孩,他們會說:“就當你已經死了,這樣會容易通過。”為了鼓勵承擔重要商業交易的業務員,朋友會說:“像已經死了那樣幹吧。”當一個人正在經曆巨大的心靈危機,無法看到一絲希望時,他通常會“像已經死了”那樣下決心去生活。戰敗後成了貴族院議員的著名基督教領袖賀川豐彥在他的自傳式小說中寫道:“像中了惡靈的巫術一樣,每天都在房間裏哭泣。他突發的抽泣幾近歇斯底裏。痛苦持續了一個半月,但最終生活勝利了……他將會帶著死的力量去生活……將作為一個已經死去的人麵對矛盾衝突……他決定成為一名基督徒。”在戰爭期間,日本士兵說:“我決定像死了一樣活著,以回報天皇之恩。”其舉動包括在動身前為自己舉行葬禮,承諾捐軀變作“硫磺島的塵土”,以及決心“和緬甸的鮮花一起凋謝”。
支撐“無我”的哲學思想同樣也支撐著“活著像已經死去”的觀念。在這種狀態中,人們消除了一切自我監督,以及一切恐懼和謹慎。他們既然已是死人,就無須考慮行動方針是否合理,也無須回報恩情。他們自由了。因而,“我會像已經死去那樣活著”意味著從衝突中解脫出來,也意味著“我的能量和注意力可直接用於實現目標。我和我的目標之間再也不會隔著那個滿懷恐懼壓力的觀察者自我。此前奮鬥時,困擾我的緊張、壓力和沮喪情緒都不見了。現在的一切對我來說都是可能的”。
按照西方人的說法,日本人在追求“無我”和“活著像已經死去”的境界時消滅了自己的良知。西方人口中的“觀察中的自我”“幹涉中的自我”其實是評判自己行為的監督者。這種說法生動地指出了西方和東方之間的心理特征差異。當美國人說某人沒有良知時,他們的意思是這人做壞事時都不會有罪惡感,但當一個日本人這麽表達時,他的意思是這人不再緊張,也不再受阻礙。美國人用此表達來描述一個壞人,而日本人則描述一個好人,一個受過訓練並能夠發揮最佳水平的人,同樣也是一個可以完成最艱難工作並做出最無私奉獻的人。美國人行善背後的強大製約力是罪感;一個人若良心麻木,不再有罪惡感,他會變得反社會。日本人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則不同。根據日本人的哲學,人的內心最深處都是善的。如果他的內心衝動能夠直接體現在行動上,他的行動自然是高尚的。因而,他通過對“嫻熟”的自我訓練,來消除恥感對自我的審查。隻有那時候,他的“第六感”才可以不受阻礙,才能徹底擺脫自我意識和矛盾衝突。
日本人自我約束的哲學,如果脫離了他們在日本文化中的個人生活經曆,就成了難以理解的胡言亂語。我們已經看到“觀察中的自我”的恥感給日本人造成了多大的壓力,但如果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撫養孩子的,日本人的哲學在心理經濟學中的意義依然模糊不清。在任何文化中,傳統道德製約都是通過語言以及長輩對子女的態度代代相傳的。外人如果不研究一個國家的育兒方式,就很難理解這個國家在生活中對重大利害關係的處理方式。我們目前隻從成人角度描述了日本國民對生活的觀點,了解日本人的育兒方式會令這種觀點更為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