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重慶談判

“承派周el先生來渝洽商,至為欣慰。惟目前各種重要問題,均待與先生麵商,時機迫切,仍盼先生與周el惠然偕臨,則重要問題方得迅速解決。國家前途,實利賴之。茲已準備飛機迎迓,特再馳電速駕。”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委員長在發出這份電文的二十四小時之後,延安統帥複函委員長,擬於二十八日赴渝。

“是誰說m不敢來重慶的?”

委員長的右拳輕擂在案幾上,發出“嘭”地一聲響,嚇得何應欽,陳誠,劉峙,張群等人麵麵相覷,不敢作聲。

“我多次說過,不要高看了自己,也不要低估了別人。人家就要來了,可我們卻還沒有一絲的準備,你們要我拿什麽和人家去談?

現在,全世界都在等著看mzd的風采,全世界都在等著看我們的笑話,所以,你們務必要拿出個方案來,讓延安,讓外界看到我們的誠意。在來之前,我讓布雷先生擬了三條意見,作為談判方針。

一、不得與現在政府法統之外來談改組政府問題;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決,必須現時整個解決一切問題;三、歸結於政令、軍令之統一,一切問題,必須以此為中心。

你們下去以後,在此基礎上加以增補。現在看看還有什麽意見?”

劉峙眼裏的目光閃爍了一下,遲疑道:“m是延安領袖,我們為什麽不……”

“胡扯。”

委員長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這個問題我們能想到,別人同樣也會想到。事關國府聲譽,豈能兒戲?雨農,你讓下麵盯緊一點,不要出了紕漏。”

八月二十八日午後三時許,一架銀白色客機降落在重慶機場。延安統帥,周先生,王若飛,張治中,米國大使赫爾利等人依次走下了飛機,接受山城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

當晚,委員長在林園設宴招待延安統帥一行,當兩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時候,數十年的恩恩怨怨在刹那間閃過彼此的心頭。委員長看著m魁梧的身軀,不禁想到八年前的數次圍剿。

那時的m幾乎就要山窮水盡了,雖然從雪山草地裏闖了出來並且到達了陝北,可軍隊已經不到六萬人,那是的m可沒有現在這樣魁偉。這才不到十年的時間,眼前這個人已經擁有了一百多萬軍隊以及大片的根據地。

雖然現在還比不上自己的四百多萬正規軍,可要是再給他幾年時間那還得了?看來劉峙的話還是有道理的,能談則談,要是談不攏就……

在延安統帥的眼裏,委員長還是像多年前那樣瘦弱,兩人都是南方人,都是一米七多的身高,這在當時來說已經是高個子了。

第一次見到眼前的這個人還是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時的他還隻是個臨時代表,還沒有發言權。而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這個人已經可以在講台上慷慨激昂了。

最後一次見到這個人應該是在二六年的“中山艦事件”後,兩人為此大吵了一架從此分道揚鑣,再未見麵。

兩個人彼此看著,彼此想著,彼此走近著,直至伸手相握。

“潤之,又見到你了。”

“是啊,二十年嘍,委員長風采依舊啊。”

在兩人握手的一刹那,宴會廳裏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兩黨統帥握手言和,國家和平有望啊,這是參加宴會的所有人的想法。

第二天早上,下榻在林園的統帥晨起散步,與同樣在散步的委員長不期而遇。委員長先是一愣,很快便笑容可掬地招呼道:

“哦,是潤之啊……我喜歡早起轉轉,透透氣。聽說你有夜晚工作,白天睡覺的習慣。怎麽不多睡會兒,來這裏習慣嗎?”

統帥笑道:“還好,隻是現在白天也睡少了。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後三十年睡不著啊!不知委員長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體會呀?”

委員長似乎聽出了弦外之音,但又不能失卻“領袖”身份,隻能喏喏應著。

“潤之,你們一定要和國府做對?我們之間鬥了這麽多年,在鬥下去倒黴的還是這個國家。”委員長看著走在晨霧中統帥,憂國憂民般地說。

統帥笑了。“不是我們要跟你鬥,是你一定要鬥。我們隻好奉陪嘍。”

委員長哼了一聲道:“一個國家,兩個政權,虧你們想得出來。這樣的條件我是不會答應的,必須交出你們的軍隊,解散你們的政府,答應了這兩點,其他的都好解決。”

“然後呢?再來一次清黨,再來一次大屠殺?我們吃過一次虧,接受過一次教訓,讓我們明白了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個道理。是打是談一切由你,交出軍隊就絕無可能。”mzd站定了身體,迎著初生的朝陽淡淡地說。

委員長一聲歎息,道:“潤之,你能來重慶,說明你有意和平,我很高興。可你若執意如此,冥頑不靈,我也不介意用些手段。本來我還不屑為之,可為了這個國家,便做一次曹阿瞞,也勝過婦人之仁。”

“這就是我們之間最大的不同,我不在延安,中樞照樣運轉。可你要不在中樞,那就天下大亂嘍。”

統帥微笑道:“知道我來的時候是怎麽和他們說的嗎?狠狠打,打得越狠越好,不要給我麵子。”統帥想起杜文成時常掛在嘴邊上的這句話,不覺笑出聲來。

委員長的臉上抽搐了一下,他知道統帥指的是什麽,八路軍在山西的上黨剛剛給了挑釁的國府軍隊一個教訓,讓他大失顏麵的同時,也讓他對延安軍隊的戰鬥力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本以為有絕對優勢的兵力再加上米式裝備,一定能夠占領晉東南,不料昨晚得到的情報卻是國府的十一個師被人家壓著打,那個獨眼將軍怎麽就不是我的學生?丟人哪,委員長的腦筋可以說是深受刺激。

“好了,不說笑了。潤之啊,早餐後我們接著談。”

委員長轉身走了,但在這一刻他還是感到了一種強烈的羞辱:近二十年來,他不斷地表示一定要把“禍匪”斬盡殺絕,甚至數次宣布m已被他的軍隊“擊斃”,可這個人現在就站在自己麵前,不僅和自己針鋒相對,還敢嘲笑自己的政權不穩。眼前這個長期與他對抗的“匪首“如不受到懲罰誰人還能服從他的政府?他領導的國家還能稱得上是有尊嚴的國家嗎?

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且又慢慢鬆開。茲事體大,扣押m容易,如何收場就值得商榷。米蘇公開保證過他的安全,一旦有事必會對我施壓,屆時不僅有損國府聲譽,還奈何他不得,豈不是雞飛蛋打?

短短的十餘步中,委員長的心態就從憤恨莫名轉為雲淡風輕,大丈夫不逞口舌之利,一切還要看實力說話,他不相信430萬正規軍還打不過120萬泥腿子。

桂園,是張治中租賃下的一處小樓,此時已成為延安統帥的臨時住處。

“委員長果然沒有談判誠意,這幾天的談判中都是我們再說,他們則是哼哼哈哈的搪塞,一看就是毫無談判準備。”樓下的會客室裏,王若飛氣憤地說。

周先生習慣性地雙手抱在胸前,笑著道:“我們對他本來也沒有抱什麽希望,到這裏來是向民眾說明我們期盼和平的願望和誠意,有沒有結果並不重要。”

“可是這樣拖下去,主席的安全就得不到保障,看看外麵那些明目張膽的特務,那裏有一點對我們的尊重。”

正在專心讀報的統帥放下報紙,吸著煙說:“我的安全暫時還不成問題,委員長想要‘留客’,也要看全國民眾答不答應。

委員長當年可是厲害得很啦!我mzd被追得東奔西跑,好不難堪喲!可今非昔比,我現在坐在這裏,他還要設宴款待,這就是民心,這就是天下大勢。

我們不要理會他們的陰謀詭計,越是這樣越要走出去,要讓各界人士了解我們,支持我們,走群眾路線,聽廣泛意見,影響越大,我們就越安全。”

在延安方麵提出的關於談判的十一點意見之後,延安方麵再次作出重大讓步:不但承認委員長的領導地位,承認國民黨政權,而且舍棄了“聯合政府”的提法,隻要求“參加政府”。當然,這份意見中包含著兩個核心的政治問題,即軍隊國家化和結束黨治。

而委員長則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餘以極誠對彼,而彼竟利用餘精誠之言,反要求華北五省主席與北平行營主任皆要委任其人,並要編組其四十八萬人,以為餘所提之十二師之三倍,最後將欲二十四師為其基數呼?誠不可以理喻也。此事唯有賴帝力之成全矣!”

在委員長看來,m和*人依舊是“匪“,之所以還要與延安周旋,正像他在給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密令中表述得那樣:“目前與奸黨談判,乃係窺測其要求與目的,以拖延時間,緩和國際視線,俾國·軍抓緊時機,迅速收複淪陷區中心城市。待國·軍控製所有戰略據點、交通線,再以有利之優越軍事形勢與奸黨作具體談判。彼如不能在軍令政令統一原則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談判就這樣拖拉但卻忙碌中進行著,周先生他們也十分疲憊,但是隻要還有和談的希望,他們就必須堅持下去。

在這期間統帥還同各界朋友進行了廣泛接觸。他會見了國民黨左派宋慶齡、馮玉祥、譚平山、柳亞子、張伯苓;民主人士張瀾、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黃炎培;社會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釗、馬寅初;以及國民黨軍政要員孫科、於右任、陳誠、白崇禧等。還會見了蘇、美、英、法等國的駐華使節,反複說明延安的基本主張。

周先生也多次舉行有各民主黨派和國際人士參加的座談會,與各界代表交流對談判的意見。這些活動,使延安的立場得到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這種同情和支持,是促進這次談判取得某些積極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1945年10月10日,雙方代表終於簽訂了《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公開發表。該會談紀要列入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國民大會、人民自由、黨派合法化、特務機關、釋放、地方自治、軍隊國家化、解放區地方政府、奸偽等問題。

10月9日統帥向委員長告別並進行了一次長談,委員長頗為感慨地說:“我們都要老了,五十多歲了,還能有多少時間?你我之間的問題,始終都要解決,始終要搞出個名堂。否則的話,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何以對天下百姓?

你要走,我也留不住你,還是那句話:你我攜手合作,這天下事就會好辦很多。我們彼此保重吧。”

10月11日,統帥離開重慶返回延安。

“餘為共黨今日計,對國內政策應改變方針,即放棄軍隊與地盤觀念,而在政治上、經濟上競爭,此為共黨今後惟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設計劃如不能全國一致,努力完成,則國家必不能生存於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戰爭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僅對國家為罪人,而且對今後人類之禍福亦應負其責也。”委員長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

回想起他和m在重慶的多次接觸,委員長覺得延安的這位領袖越來越不好對付了。對於國家的未來,更有荊棘叢生的感覺,不過,他仍然充滿自信,並且相信在今後的較量中,他可以戰勝延安,戰勝那個喜歡吸煙的湖南人。

委員長一生作過許多錯誤的判斷,其中最大的誤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斷。曆史證明,委員長非但沒有能夠控製m,沒能夠戰勝延安,相反,倒是延安在三年的時間裏讓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並且將他永遠地趕到了海峽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