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時維薑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後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祀，居然生子。誕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之平林，會伐平林。誕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後稷呱矣，實覃實︳，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麥，瓜瓞唪唪。誕後稷之穡，有相之道。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α，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赫赫薑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纘禹之緒。”（《詩魯頌》）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於時夏。”（《詩周頌》）
【附錄】“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傳》宣公三年）
△辨踐跡孕棄之說
《史記周本紀》雲：“後稷母曰薑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棄。”其說蓋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會之者。鄭氏箋《詩》，遂用其說。至宋，歐陽永叔、蘇明允出，皆從毛氏，以為從帝嚳之行，而駁《史記》、《鄭箋》之非；然後經義始明，聖人之誣始白。而朱子作《詩傳》獨從鄭氏，且雲：“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雲然，則非鄭之臆說矣。”又雲：“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論也。漢高祖之生亦類此。”又引張子厚之言雲：“天地之始，固未嚐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餘按：生民之初固由氣化，然氣化則純以氣化，必無以半形半氣相雜而化者。氣既可以為父，寧獨不可以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氣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縫，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雞鶩，無雄則卵而矣。故凡不本於雄，則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無古今，無靈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鳥卵者，氣耶？形耶？人之精血為人道，鳥之卵何以獨為天地之氣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則不得有足跡；有跡，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為天地之氣乎！凡物皆以同類相交為正，異類相交為妖；況不待交而但以卵與跡，是戾氣之所鍾耳。丹朱馮身，龍孕女，其說雖不經，然其意猶以為妖也。吞卵踐跡，何以獨得為瑞乎！至於漢高之生，母與龍交，亦出《史記》說耳，不得即以遷言證遷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則其母為不貞而太公不得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誣聖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說荒誕難憑，故自誣其始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當為是言也。況其所稱者，女也，非婦也，則是猶以有夫者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鄭之說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記》之故，獨非毛而從鄭。遷與康成皆漢人也，出之鄭氏為臆說，出之司馬氏獨非臆說耶！司馬氏之誣多矣，其顯與經傳異及前後自相矛盾者無慮數百，奈何欲盡以為實乎！甚矣說之貴於怪也：怪則人信之，不怪則人不信之矣！嗟乎，蘇明允之議論，紕繆者蓋不乏矣，朱子之解經，最為純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則蘇之論反純粹而朱子之說反荒唐，斯誠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載踐跡之事。說並見前《商契篇》中。
【補】“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翟之間。”（《周語》）
【附錄】“文、武不先萬。”（《左傳》文公三年）
【備覽】“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周本紀》）
△不非棄子
《史記周本紀》雲：“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紀》雲：“後稷納吉氏，生不。”後世說者遂以不失官為在太康之世。餘按：《國語》雲：“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譙周雲：“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數也。若不親棄之子，至文王千餘歲，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記正義》又引《毛詩疏》雲：“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以此二說觀之，則不之父乃棄之裔孫襲為後稷者，不非棄子也。《國語》所稱“夏衰”，蓋謂孔甲以後；謂在太康之時，誤矣。故今不從《本紀》、《世紀》之說。
○公劉（高圉、亞圉附）
“篤公劉，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乃裹饣侯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幹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於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乃宣，而無永歎。陟則在，複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な奉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於時言言，於時語語。篤公劉，於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幾，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乃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詩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雲：“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積乃倉。”此三句義相生。蓋惟其不自安逸，所以盡力於疆埸之間而農事無不治；惟其勤於農事，所以歲豐禾茂，積貯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來。陟岡覯京，度原徹田，以至涉渭取厲，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詩人誠善於立言哉！
△徹法之始
按此詩，則周之徹法始於公劉，不始於武王也。蓋自不竄戎以後，地非安樂，事多草創；曆三世至公劉，有令德，而生聚亦漸蕃，物力亦漸充，於是始擇善地而遷，立法定製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綱鑒》乃於武王克商之初書“立徹法”，誤矣！說並見《三代經製通考》中。
△《公劉篇》章義
首二章敘公劉經營遷國之事；次二章言遷居於京；末二章敘其疆宇之闊，生聚之繁，並記徹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國之地，豳則統一國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長”之後始言豳也。
【備覽】“公劉卒，子慶節立。”（《史記周本紀》）
《本紀》稱“慶節立，國於豳”，與《大雅》文不合，非是。
【備覽】“慶節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俞立。毀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備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亞圉，雲都，太公，組紺，諸。”（《索隱》引《世本》文）
【存參】“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餘敢忘高圉、亞圉！’”（《左傳》昭公七年）
【存參】“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魯語》）
△《世本》世數較《史記》可信
按《索隱》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記周本紀》則雲“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父立”，僅五世耳。《帝王世紀》以“辟方”為公非字，“雲都”為亞圉字，“組紺諸”為一人名，即公叔祖類也。餘按：不下至文王，據《本紀》僅十有四世；其數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當夏末造，其世數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竄在夏桀前，至文王時不下六七百歲，安得每君皆享國至五十年之久乎！《漢書古今人表》以雲都為亞圉弟，然則辟方、侯牟、諸皆當別為一人，非其字矣。況毀俞以前皆但舉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舉其字？蓋《史記》因《國語》之文而遺此四世，《世紀》又因《史記》之文而強為說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雖亦不能保無漏誤，然多此四世則較之《史記》於事理為近。故今列之備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曆）
△“古公”非號
《史記周本紀》稱大王曰“古公”；朱子《詩傳》因之，曰：“古公，號也。”餘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號為某公者；微獨周，即夏、商他諸侯亦無之，何以大王乃獨有號？《書》曰：“古我先王。”古，猶昔也；故《商頌》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猶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猶言“昔公父”也。“公父”相連成文，而冠之以“古”，猶所謂公劉、公非、公叔類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稱為公父雲。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書無逸》）
“古公父複修後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史記周本紀》）
【補】“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複陶穴，未有家室。”（《詩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劉居，至大王已十餘世矣，必無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況《公劉》一詩所稱“幾筵，な奉，厲鍛”之屬，服用鹹備，亦絕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詩乃雲爾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暫居於沮、漆之上，陶複穴以棲身，迨定居岐山，始築宮室耳。《公劉篇》中亦無一言及沮漆者，則似沮、漆非地也。故今錄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薑女，聿來胥宇。周原無無，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鼓弗勝。乃立皋門，皋門有伉。乃立應門，應門將將。乃立塚土，戎醜攸行。”（《詩大雅》）
△辨太伯不從翦商之說
朱子《論語注》雲：“大王之時，商道浸衰而周日強大；季曆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誌。而大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荊蠻。夫以大伯之德，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跡焉，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駁之，以為非是。而近世稼書陸先生複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說為謬。餘按：大王欲傳季曆以及昌，其說本之《史記》；《史記》但載大王言雲：“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初未嚐有大王欲翦商之說也。朱子從而增之，以為大王當己之身即欲奪商天下，誤矣！仁山駁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猶雲雲者，無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稱，以為避弟之節小，存商之義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論古之道當先平其心而後論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執先入之見，不複問其時勢而但揣度之，以為必當然，是“莫須有”之獄也，烏足為定論乎！大王之事，《詩》、《孟子》言之詳矣。《詩》雲：“古公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離播遷之不暇，而暇謀商乎！《詩》雲：“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雲：“帝省其山，柞或斯拔，鬆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裏。”是大王雖遷岐而生聚猶未眾，田野猶未辟；至於王季，始啟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猶僅於百裏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強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強大，則何不恢複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恥，乃反晏然不以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馬錯之所不為也，大王豈為之乎！《記》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與之，人歸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陽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鳴條、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餘，但使桀、紂之惡未甚，猶不肯伐之也；況大王新造之邦，蕞爾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當其在也，獯鬻無故侵之而猶不與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見矣，烏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論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貞，遂不惜誣大王以ダ覦，但取其論之正大，遂不複顧其事之渺茫，過矣！凡己所有而以與人曰讓；人以所有與己而己不受則不曰讓，而猶或謂之讓；未有以不肯無故奪人所有而亦謂之讓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與焉，而大伯得以讓之！若大伯可謂之讓商，則伊尹亦可謂之讓大甲，周公亦可謂之讓成王，諸葛武侯、郭汾陽亦可謂之讓漢、唐乎！然則非但時勢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難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讓王季耳，與商初無涉也。曰：然則《詩》何以稱“大王翦商”，《傳》何以言“大伯不從”，《論語》何以與文王皆謂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誌。”況《宮》一詩，語尤誇誕：僖公乞師於楚以伐齊，為楚戍衛，又會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謂之“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其敘現在之事猶誣如此，況追敘數百年以前之事，烏在可信以為實邪！《左傳》之文，《史記》嚐采之矣：《晉世家》雲：“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從為亡去，是所謂不從者謂不從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從父命”之言；然雲“不從父命，俱讓吳”，則似亦謂立己之命耳，未見其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幹諫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與文王，何必同為一事，然後可以同謂之“至德”乎！然《史記》大王欲立季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紛紛之說，實皆此言有以啟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說見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薑生少子季曆，季曆娶大任，皆賢婦人。”（《史記周本紀》）
“古公卒，季曆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於行義。”（同上）
△遷岐不在小乙世
《綱目前編》，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遷岐。又四十四年，當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曆生。又五十四年，當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遷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曆卒。說者遂據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說，謂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誌；賴大伯不從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興。餘按：《尚書無逸》一篇曆紀古賢君享國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雲“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則是享國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國百餘年，壽百有數十歲，季曆亦年百歲，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紂凡十世，去兄終弟及者二君，實凡八世。文王與紂同時，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當八世，此必無之事也！況遷岐之日，薑女同來，則季曆之生，大薑當不下六七十歲、舛誤如此，其可據之以定經義之是非乎！且姑無論其年之不足信也，縱使果然，而遷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檉椐猶未及攘，柞或猶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預知其有聖孫，而大伯又將讓之於誰乎！蓋大王原無翦商之誌，而遷岐亦斷不在小乙之時，當在祖甲既沒，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憑陵而無複有問之者耳。自庚丁至紂凡五世，則與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遠，而於理為可信矣。學者知大王立國之時商政已衰，自是遂不複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論。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鬆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詩大雅》）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同上）
△辨王季為殷牧師之說
《竹書紀年》有文丁（《史記》作太丁）殺季曆事。《後漢書注》引《紀年》文，稱“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又“伐餘無之戎，克之，命為殷牧師”；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而《孔叢子》亦言“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瓚鬯之錫”。由是《皇王大紀》及《綱目前編》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餘按：《大雅》稱周先世功德詳矣，而於王季獨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稱之，然亦不過曰“柞或斯拔，鬆柏斯兌”而已，曰“因心則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而已；然則王季乃謹慎愛民之主，能修先業者，原無多事功可紀也。藉令果有為牧之事，克戎之功，錫圭瓚鬯之典，詩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稱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墾辟乎！王季之事雖不可詳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無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無商也者，則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關以西，而是時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為侯伯，而見殺於商也哉！且《紀年》以殺季曆者為文丁，《孔叢子》以命季曆者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蓋自《詩》、《書》以外，凡戰國、秦、漢之間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猶欲據以為實，複為說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論周者，於大王則以為有翦商之誌，於王季則以為為商牧師侯伯而見殺於商，於文王則以為為商三公而囚於裏，於武王則以為父死不葬而伐商，為伯夷、叔齊所斥絕；似後世羈縻之屬國，桀驁之君長，若晉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貢而明日擾邊，弱則受封而強為寇者。嗚乎，曾謂聖人而有是哉！蓋其所以如是說者有二：一則誤以漢、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時勢，一則惑於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經傳；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詩》、《書》、《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讀而細玩之，則其事了然可見：周固未嚐叛商，亦未嚐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總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遠，故周弱則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強則伐崇、密之地而有之；聖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輕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載。說並見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史記周本紀》）
○文王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於周，曰嬪於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詩大雅》）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備覽】“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晉語》）
【備覽】“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禦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複膳，然後亦複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禮記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紀》稱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餘按：文王之聖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詳，皆後人之所附會耳。惟“文王十尺”見於《孟子》；然特曹交傳聞之語，不足據，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錄。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詩大雅》）
“雍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勝舉
按《詩》、《書》中稱文王之德者不可枚舉，且亦人所共知，無庸悉載。載此二章之文以見大凡。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親迎於渭，造舟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於兄弟，以禦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詠太姒
《詩周南》自《關雎》以下五篇，《序》皆屬之後妃。朱子本之作《傳》，遂以文王、太姒當之。餘按：齊、魯、韓三家皆以《關雎》為康王時作，而《魯詩》出於申公，《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當非無據而雲然者。惟所雲“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疑漢時其徒附會為之。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而岐陽距河絕遠，少水多山，風土殊不相類；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為太姒也。況《序》但言後妃，原未指為何王之後，安得據此一言黜三家之說乎！朱子辯《柏舟篇序》雲：“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此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餘從朱子之意，不敢盡從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據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錄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詩周頌》）
“文王以百裏。”（《孟子》）
此文王立國事。
△《綿》、《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綿》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蓋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綿》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兌”之文，遂敘文王之事。然則謂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強大者，其誣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於國人。’”（《書君》）
△用賢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則文王所以澤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賢臣之故。不及太公者，蓋太公老始歸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則在文王之朝當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時無周、召分岐事
先儒說《二南》者，皆謂文王徙都於豐，分歧故地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餘按經傳，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顯；迨成王朝，始分陝而治。當文王時，二公年皆尚少，況有虢叔、閎夭之屬親舊大臣在朝，必無獨任二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蓋由說者誤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為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左傳》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為文、武師之說
《史記》記文王臣有鬻子。劉向《別錄》雲：“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傳《鬻子》書，有與文王、武王問答之語，《列子》及賈誼《新書》頗述之，由是世稱鬻熊為文、武師雲。”餘按：書中所載問答之言，皆淺陋無深意義，亦多近黃、老、明係後人之所偽。且熊繹之事康王，楚靈王嚐述之矣；靈王好為誇張大言者，若其祖果為文、武師，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鹹和萬民。”（《書無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裏之說
《孟子》書中載有齊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裏，有諸？”孟子對以“於傳有之”。餘按：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不遑暇食，其必無七十裏之囿明矣，蓋春秋、戰國間好事者有為此說而筆之書者；孟子以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雲然。且果芻蕘雉兔者皆得往，則是即傳記所雲“山澤林麓，與民共之”者，豈得概謂之囿乎哉！故今不錄。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說
《韓詩外傳》雲：“文王蒞國八年，寢疾五日而地動。有司請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文王不可。請改行重善，遂謹其禮節皮革，以交諸侯（雲雲）。無幾何而疾止。”餘按：文王、孔子皆聖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丘之禱久矣！”文王豈待遇疾遇災而後能改行為善乎！且其所稱“謹其禮節”雲雲者，皆尋常之事，後世賢君之所優為，不足為文王貴，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災而自勉乎！《國語》、《列女傳》皆謂文王生而即有聖德，其言雖過，要必不至遇災變而始能為善也。又其詞意淺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錄。
“混夷兌矣，維其喙矣。”（《詩大雅》）
【附錄】“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與虞、芮成之先後
《尚書大傳》，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鹹後之四年。《史記周本紀》，文王伐犬戎（《正義》，“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餘按：《綿》之詩八章稱“昆夷兌矣”，九章稱“虞、芮質厥成”，則其先後恐不當如《大傳》、《史記》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國，後人誤合之邪？故今依《經》次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詩大雅》）
△虞、芮成與伐崇，密之先後
此與崇、密之伐未知孰為先後；而《尚書大傳》及《史記》皆以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間，去周不甚遠，於理尚可通。今姑從之。
【備覽】“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閑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毛詩傳》）
△《史記》記質成不及《毛傳》
《史記》載此事與此傳小異。《史記》雲：“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雲雲。又雲：“未見西伯，皆慚，遂還。”餘按：國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質於文王；入界而還，亦不得遂謂之“質厥成”也。似以《傳》說為長。故棄彼而錄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詩大雅》）
△遷程之說可疑
《偽周書》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紀》亦稱“伐密須後都於程”。餘按：文王之居程不見於《詩》、《書》；史記詹桓伯之辭晉也，但稱“魏、駘、芮、岐、畢”，亦無有所謂程者。或謂程即《孟子》所稱“畢、郢”之郢；然既由郢遷豐，何得複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鮮原，居岐之陽”為遷程之證；然雲“岐陽”，則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別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難考，或傳聞異詞，或傳寫異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為善。故不錄。
【附錄】“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伐於阝之事未必實
《尚書大傳》及《史記》複有文王伐於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見於經傳，而於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實。且《大傳》在伐密前一年，《史記》在伐密後二年，其時亦不同。故今寧缺之。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詩大雅》）
△辨伐崇報仇之說
《史記周本紀》雲：“崇侯虎譖西伯於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裏。閎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馬，他奇怪物，獻之紂。紂乃赦西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豐邑。”餘按：聖人以救天下為心，是以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興師勞民，絕人之宗祀，若齊之於譚，晉之於曹、衛者然。況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紂，其事則惡，而其心不可謂非忠於紂也，豈容遽以為罪而滅之乎！《史記》此說蓋因《皇矣》詩有“詢爾仇方”之語，故附會之。不知“仇方”雲者，乃國之仇，非身之仇也。《傳》雲：“令尹不尊諸仇讎。”又雲：“以魯國之密邇仇讎。”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國，而周亦被其害，故雲“仇方”，奚必譖文王而後可謂之仇哉！《傳》雲：“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是伐崇明以無道故，非以譖己故也。果因譖文王而伐之，《傳》豈得但謂之“德亂”乎！且《周本紀》謂崇侯以積善累德譖之紂，《殷本紀》又謂崇侯以竊歎九侯告之紂，司馬氏已自無定說矣。烏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載。說並見後《帥殷叛國條》下。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詩大雅》）
△伐密、崇當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記周本紀》以虞、芮質成為文王受命之年，而雲“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即《書戡黎》）。祖伊懼，以告紂。明年伐於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豐。明年，西伯崩。”《通監綱目前編》悉用其年以紀周事，遂以伐密伐崇為在三分有二之後。餘按：文王伐國多矣，而《皇矣》詩獨稱崇、密，則是崇、密為大國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則記其戰勝攻取之略，而雲“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則是崇尤強也。豐者，崇之境也，故《詩》雲：“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傳》雲：“崇在縣；豐在縣、杜陵西南。”則是漢、唐建都之地，崇實據之。當文王在岐時，地偏國狹，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國塞其衝，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東南之諸侯乎！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擊而遠從於周乎！且崇去周僅三百裏，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懸師二千裏外以伐密邇王室之黎，致商人憂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當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時不過西方諸侯歸之而已；自滅崇後，周始盛強，通於河、洛、淮、漢之間，然後關東諸侯得被其化而歸之耳。故《詩》於滅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記》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觀魏惠王之後元而以為襄元年，則固不能無誤。惟《易緯》以伐崇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書雖不經，而此事於理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雖仍《史記》次之，而皆載之文王受方國造區夏之前。
【存參】“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複伐之，因壘而降。”（《左傳》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雲“是致是附”，後雲“是絕是忽”，則是文王於崇固嚐再伐而後克之，《傳》言不無據也。但子魚之意欲襄公之自修無闕而後動，措詞不審，遂若文王之輕舉於初者，非也。《經》曰“臨衝閑閑”，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無意於滅崇也。《經》曰“臨衝”，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誌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詩傳》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謂得當日之情矣。蓋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臨時，而亦無滅國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則聖人亦樂與之更始；必其怙惡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滅之耳。細玩《經》文，事理自明。然所雲“聞崇德亂而伐之”者，則得聖人之實，足證《史記》崇侯虎譖文王之誣。故存之。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說並見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