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於祟，作邑於豐。”（《詩大雅》）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後維翰。”（同上）
△作豐當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質成，諸侯固有歸周者矣，是以《伐崇章》雲“同爾兄弟”。然崇以大國當周東出之衝，其勢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無拂”，作豐之後曰“四方攸同”，則化之所被者廣矣。三分有二，固當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書無逸》）
【備覽】“西伯行於野，見枯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之澤及枯骨，況於人乎！’”（《呂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時詩
自毛、鄭以來，說詩者皆以《二南》為文王時詩；於是《漢廣》、《汝墳》、《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諸篇皆訓以為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餘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貞無慝；“女”而“遊”，“士”而“誘”，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為訓明甚。即“宵征”之歎“命”，“不與”之知“悔”，與至治之時讓德施惠，敬事懷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裏之隔！雖說者曲為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風，可也；遂以此為文王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至於《汝墳》一篇，明明東遷時詩：“王室如毀”即指宗周之隕，“父母孔邇”即謂其邑大夫之來，詞意顯然。若以文王與紂之事當之，則紂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詩人亦不必代為之憂；汝之距豐千數百裏，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與凡商、周間人未嚐一見；所見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乃後之說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遷就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為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為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說並見上篇《宜家條》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孟子》）
△靈台非文王所立
《詩鄭箋》雲：“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台。”餘按：《靈台》一詩前詠“靈台”，後詠“辟雍”，首尾相聯，似詠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稱“鎬京辟雍”：武王始遷於鎬，故先儒皆以辟雍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則靈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聲》二篇兼詠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別之，此乃文體應爾；必無詠武王之事而雜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稱前王者皆舉其諡，其稱今王者乃無諡：此雲“王在靈囿”，文王未嚐稱王，則非文王明矣。蓋孟子引詩，斷章取義者多。“憂心悄悄”，《衛風》也，而以為孔子。“肆不殄厥慍”，大王也，而以為文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僖公也，而以為周公。然則此詩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勸梁王之與民同樂，故不暇辨其時世耳。況《孟子》一書乃其門人所記，苟非大義所關，亦不保無語言之小誤。故列之於存疑。說並見後《成康篇》中《下武條》下。
△靈台非觀象之所
《詩鄭箋》雲：“天子有靈台者，所以觀象，察氣之妖詳也。”《春秋傳》雲：“公既視朔，遂登觀台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餘按：靈台果為占天而建，則詩人亦當有一語及之，何為但稱魚鳥觀遊之樂？且二章雲“王在靈囿”，三章雲“王在靈沼”（《毛詩》舊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兩章各六句。今玩文義及韻，當從古本為正），豈囿與沼亦為察妖詳之具乎？若囿與沼止為觀遊而設，則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靈台矣。考靈台之占天不見於他經傳；《春秋傳》雖有“登觀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視朔而遂登之，非以此為常禮，亦非因書雲物而後建此台也。蓋緣孟子之對梁王以靈台為文王之事，文王非盤於遊田者，故注《詩》者以“觀象”為言。後世相沿，因建靈台為占天之所。其實靈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為之說也。
【附論】“孟子曰：‘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論語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當以九州配合
朱子《論語集注》雲：“天下歸文王者六州，雍、梁、荊、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餘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見周盛商微，無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縷分之也。《詩》曰：“虞、芮質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踐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東南猶未逮夫徐、揚也，即所餘一分亦不盡屬紂。商政既衰，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歸周者自歸周；不得以宋、金之畫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左傳》襄公四年）
△“帥殷叛國”
按：此文與《論語舜有臣章》意同。所謂“叛國”，即三分有二之國也。然則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辯囚裏及賜弓矢之說
《史記殷本紀》雲：“紂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紂；不**，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裏。西伯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周本紀》雲：“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裏。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得征伐。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謂文王親立於紂之朝，北麵為臣。餘獨以為不然。君臣之義，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紂之朝矣，諸侯叛紂而歸文王，文王當拒其歸而討其叛，安得儼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懸於紂手，紂親見其三分有二，其勢將移商祚，而漠然不複問，此在庸弱之主猶或不能，況紂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文王果受紂命而為西伯，伐密伐崇，滅之可也，人臣之義不得自私其地，皆當歸諸天子，安得據之而遷都焉！晉四卿滅範中行氏而分其地，當是時，晉之公室已卑，出公猶欲討之；紂果能製文王之死命，安有聽其坐大而不問者乎！《書》曰：“予違汝弼，汝無麵從，退有後言。”紂脯醢其大臣，文王身為殷相，則當諫；若知紂不可諫，則當去；不言不去而竊歎之，可乎！楚欲戮叔孫豹，樂王鮒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弗與。晉之執叔孫也，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見而不使出。叔孫父子，賢大夫耳，猶不欲以貨免，豈文王而反以貨免，且以貨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詩》、《書》言之詳矣，與國若虞、芮，仇國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見焉；紂果文王之君，不應《詩》、《書》反無一言及之。況裏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鉞之賜乃周王業之所自始，較之虞、芮之質，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當鄭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與紂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無所容於諱，豈非文王原未嚐立於紂之朝哉！紂囚文王之事，始見於《春秋傳》。《傳》雲：“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誕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紂之朝也。其後《戰國策》衍之，始以文王為紂三公而有竊歎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馬之獻也。《尚書大傳》再衍之，始謂散宜生、閎夭等取美馬怪獸美女大貝以賂紂而後得歸；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鉞之賜也。逮至《史記》，遂合《國策》、《大傳》之文而兼載之，複益之以“為西伯，專征伐”之語。豈非去聖益遠則其誣亦益多，其說愈傳則其真亦愈失乎！學者奈何不取信於《詩》、《書》、《孟子》而獨世俗傳聞之是信哉！且《春秋傳》以為囚之七年，《戰國策》以為拘之百日，其久暫固已懸殊矣。《尚書大傳》以為在西伯耆之後，《史記》以為在虞、芮質成之前，其先後亦複抵捂矣。《春秋傳》以為諸侯從之而紂歸之，《尚書大傳》以為散宜生賂之而紂釋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說矣。學者將何所取信乎？尤可異者，《殷本紀》以為竊歎九侯而被囚，《周本紀》則以為積善累德而見譖；《殷本紀》以為獻洛西而後賜斧鉞，《周本紀》則以為賜斧鉞而後獻洛西；此一人之書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為實耶！曰：紂，天子也，文王，其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懸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縣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則諸侯皆歸之，無則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然則武丁以前，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然則成湯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來享來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間，去商尤遠，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聞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幣珠玉，不聞有責之者也；去而遷於歧山，亦不聞有安集之者也。蓋當是時，商之號令已不行於河、關以西；周自立國於岐，與商固無涉也。自憑辛至紂六世，商日以衰而紂又暴，故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諸侯或服屬之耳。是以文王滅密則取之，滅崇則取之，商不問，文王亦不讓也；三分有二之國相率歸周，商不以為罪，文王亦不以為嫌也。何者？諸侯久已非商之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與焉！由是言之，文王蓋未嚐立商之朝，紂焉得囚之裏而錫之斧鉞也哉！曰：然則《論語》之“以服事殷”，《傳》之“帥叛國以事紂”，其皆不足信與？曰：孟子曰：“湯事葛，大王事獯鬻。”湯與大王豈嚐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謂“服事殷”者，不過玉帛皮馬卑詞厚幣以奉之耳，非必委質而立於其朝也。《春秋傳》韓厥之言，以喻晉、楚也；晉、楚，敵國也，而以為喻，則亦非謂文王為紂臣也。其後晉司馬侯之諫平公，亦以文王喻晉而紂喻楚。假令文王果嚐委質於紂，則二子之取義為不倫矣。蓋自滅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漸近於商，不能不為紂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讓，不肯與抗；其實紂無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載裏之事，及賜斧鉞征伐等語。說並見前《成湯》、《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裏演《易》之說
曰：文王未嚐囚於裏，則《易》何為演也？曰：此亦《史記》言耳。《易傳》但言其作於文王時，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憂患，不言憂患為何事也。《史記》因《傳》此文，遂以文王裏之事當之，非果有所據也。且其《自序》文雲：“西伯拘裏，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歸魯以後，非厄陳、蔡之時。《呂覽》之成，懸諸國門，是時不韋方為秦相，亦未遷蜀。《屈原傳》，作《離騷》在懷王之世，至頃襄王乃遷之江南，非放逐而賦《離騷》也。《韓非傳》，作《弧憤》、《說難》皆在居韓時，秦王見其書而好之，韓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說難》、《孤憤》也。此三傳及《孔子世家》皆遷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烏在其可信乎！至《國語》與《左傳》事多抵捂，文亦不類，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說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誤耳。《孫武傳》既以十三篇為武書矣，而於臏又雲“世傳其兵法”，然《讚》但稱“孫武、吳起兵法”，又似臏無書者。七事之中，其謬之顯然易見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況已舉三隅而猶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斷不在裏時矣。說並詳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興也條》下。
△辨《拘幽操》
曰：《琴錄》何以載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錄》之文，詞意淺近，不惟非聖人之言，亦不類三代時語，乃後人聞相傳有此事而擬作者耳。唐韓子亦嚐有《擬拘幽操》，近世琴譜亦有稱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韓詩存，少知讀書者猶得辨其非實；若傳之日久，不幸而韓詩亡，則雖大儒亦必以為實矣。彼《琴錄》所載，亦如是而已矣！竊謂周、秦以前，事難詳考，不宜輕為擬作；倘失其實，貽誤後人不淺。然宋人且有以韓子此詩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將與誰言之！悠悠後世，當必有人知之！
【存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易彖下傳》）
【存參】“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嫌於死，乃退伐崇、許、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記》）
△《易傳》“大難”語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論語》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詩》不言，《書》不言，《論語》、《孟子》亦無有言之者；至《易》、《春秋傳》始言之；《戰國策》、《尚書大傳》、《史記》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謂實無是事邪，何以傳記言之者累累。謂果有是事邪，《六經》、《孟子》不當皆諱之而不言。且隻此一事耳，何以傳記言之者紛紛而各異乎？蓋嚐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論語》不過雲“絕糧”，於孟子不過雲“無交”；而傳記增而衍之，遂有陳、蔡大夫合謀以兵圍之之說，與夫顏淵埃墨之墮，子貢乞師之行。由是言之，傳記之好因端附會，乃其常事。竊疑文王固嚐見忌於紂，紂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舉兵相抗，委曲退讓以承順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踐之事吳然者；而後之人遞加附會，各以其意而為之說，是以紛紛不一。孔子之去戰國僅二百餘年，猶如彼，況文王之下迄戰國至八百年乎！餘寧從《經》而缺之，不敢從《傳》而妄言也。《易傳》本非孔子所作，乃戰國時所撰，是以汲塚《周易》有《陰陽篇》而無《十翼》，其明驗也。而所雲“大難”者，亦未言為何難。《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難解；然上雲“不說諸侯之聽於周”，下雲“伐崇、許、魏”，則文王之征伐非紂之所賜矣；不雲“臣事天子”而雲“客事天子”，則文王亦未嚐立紂之朝而為之三公矣。《大戴記》乃秦、漢間人所撰，此語不知何本，疑戰國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說有如此者，是以晉韓厥、司馬侯皆以之喻晉、楚也。不知《易傳》所謂“大難”，亦如《大戴記》之所雲雲邪？抑作《傳》者即因見他傳記有裏之事而為是言邪？既無明文，未便懸揣而臆斷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記》雖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資考證，故並列之存參。《易傳》非孔子作，說見《洙泗錄歸魯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書無逸》）
【附錄】“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附論】“吳公子劄來聘，見舞《象》Ω，《南》者，曰：‘美戰！猶有憾。’”（《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孟子》）
【附論】“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史記周本紀》）
△文王未嚐稱王
《史記周本紀》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雲：“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裏，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諡為文王。”後世說者遂有謂文王嚐稱王者。歐陽永叔雲：“《書》稱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勝也，商人已疑其難製而惡之。使西伯赫然見其不臣之狀，與商並立而稱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為怪，其父師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與熟視而無一言，此豈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又雲：“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稱臣而稱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謂西伯稱王者，起於何說；而孔子之言，萬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謂西伯受命稱王十年者，妄說也。”餘按：《史記》此文係於“西伯崩”後，且連用數“蓋”字，則是本非《本紀》正文，蓋司馬氏別紀異聞而傳寫者誤合之也。果演《易》於裏，何不敘於被囚之時；果稱王於斷訟之年，何不記於斷訟之文之下而乃別見於崩後乎？蓋當時相傳有如此說者，子長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補載其說而雲“蓋”焉。蓋也者，疑之也，非遂決以為如是也。《酈生陸賈列傳》，先載沛公召酈生，及生說沛公事，至國除而止；及陸賈、朱建二傳既畢，忽又雲：“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雲雲），酈生上謁，沛公謝不見。”其事與前文大相反，故說者謂此乃別記異聞，原下一字，而後人誤合之。然則《周本紀》之文亦當類是。且《史記》諸世家往往敘至元、成間，則《史記》一書固不盡司馬氏本文矣，學者不得以是為疑也。歐陽子之論著矣。文王未嚐係《易》，說見後《通考》中《易之興也條》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於周於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詩大雅》）
“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記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語多失實，而伯邑考不見於經傳；然諸家書多言伯邑考者，當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稱“仲”而稱“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謂伯邑考為紂所烹，則恐未然。說已見前《商紂篇》中。
△《檀弓》脫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孫立子之異，以下文“舍其孫盾”例之，則文當雲“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記偶脫“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識其說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左傳》定公四年）
【備覽】“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閑。”（《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記》雲：“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語本《尚書正義》及《儀禮疏》。今所傳《大戴記》無此語。據孔檢討《補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記》文，今本往往無之，知今本較唐時舊本不無遺漏）《小戴記》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據是，則文王崩時，武王當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則在位僅十年。（《漢書律曆誌》作“十一年”）而《泰誓序》雲：“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範篇》雲：“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其數不符。說者不得已，乃曲為之解，謂武王之年繼文王受命九年而數之。（說詳《漢書律曆誌》及《泰誓篇序正義》）宋歐陽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為‘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為‘後元年’，自後說《春秋》者因以改元為重事。果重事與？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並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餘按：永叔之論當矣，然其誤之所由則猶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雖未盡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況聖人人倫之至，其行事必可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則當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當更幼於文王，或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書》雲：“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孟子》書公孫醜亦稱“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雲百年。若武王之年，則不見於經傳。況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與子，兄不可以與弟，而《記》乃述文王言雲：“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其不經甚矣！就令可與；何不多與之，而斤斤於區區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記》之文本不足信明矣。雖然，二篇固屬附會，要但各記所聞，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務欲合之，使之並行不悖，是以理窮勢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數耳。嗟乎，既為古人所愚，至於兩妨，又欲巧為之說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誤哉！故今一概不取。說並見《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喪條》下。
【補】“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論語泰伯篇》）
△辨商容觀周軍之說
《帝王世紀》雲：“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雲雲。）餘按：商容，殷之賢臣，當此時非去則隱耳，必不率百姓而觀其國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輿衛各別，豈容屢誤！此乃後人形容之詞，非其事實。故不錄。
【附論】“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亂臣十人”不可指實
按：馬氏稱“十人”，謂周、召、太公、畢公、榮公及散宜生等四人與文母也。朱子謂子無臣母之義，而以邑薑當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見於經傳者，尚有蘇忿生、史佚，而畢、榮皆不甚顯；畢公雖見於《逸周書》，而與衛叔、毛叔同舉，何所見十人之必為畢、榮而無他人者？既無明文，不如缺之為是。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長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書立政》）
【補】“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孟子》）
△“東征”非伐紂
按：此文雲“有攸不為臣”，則非伐紂之事明矣；紂安能為周之臣哉！《偽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紂之時而又患其不合，乃刪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證“取殘”之意，原不必即為此事；況《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紂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為武王之事。此或即《書》之“戡黎”，或即《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紂之前。故次之於此。
【備覽】“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
【備覽】“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同上）
此與“東征”未知為一事，為兩事；姑附次於此。
△觀兵與伐紂之年
《偽孔傳》以伐紂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於孟津。《蔡傳》駁之雲：“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仿《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發：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餘按：《偽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嚐觀兵，謂《史記》承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則猶未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史記》雲：“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乃東伐紂。”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也。以伐紂為在十三年者，乃《漢誌》所載劉歆《三統曆》之說；撰《偽泰誓經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其說與《史記》正相悖。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疏矣！不知《偽泰誓》之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為襲《偽孔傳》之誤，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為臣，東征。”而說者亦或謂戡黎為武王事。然則武王未伐紂前十年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為伐紂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嚐伐紂遂謂武王先二年亦不應觀兵也。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紂與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即為脅君，則後二年伐紂安在遂得為無過乎！況《史記》言“諸侯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紂之明證，正得聖人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刪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誤，《三統》謂在十三年之謬，說並見後《伐殷訪範條》下。當日命絕之非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辨白魚赤烏之說
《尚書大傳》雲：“太子發升於舟；中流，白魚入於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鹹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烏三足。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記周本紀》雲：“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複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餘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師，必不渡河而北，複渡河而南也。白魚赤烏，其事荒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蓋漢人尚讖緯，是以其言如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為“王曰”也？故今並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至德”不專屬文王
《注》采範氏言雲：“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餘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嚐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為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為論文而刪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範氏之意，但以武王嚐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紂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紂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於之所褒務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為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係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係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兩視之也。說並詳後《甲子條》下。
△“三分”以下不可斷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餘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書》雲：“武王維茲四人，尚迪有祿。”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為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並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為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為盛”，不曰“於周為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別為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逸書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說
《呂氏春秋》雲：“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武王曰：‘尚未也。’又複往；反報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餘按：聖人之心無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當行當止惟義所在，初無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紂惡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樂也；烏有誌在取商而按兵觀釁，冀紂之不道以蘄得誌者哉！此與湯阻貢職一事，皆戰國之人習於權謀術數之俗而妄意聖人之亦如是，遂從而造為此言耳。後世文學之士好博覽而不知所擇，乃以雜家小說之言與經傳齊觀，遂以為聖人果如是，於是非湯、武者接踵而起；其所關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並不錄而仍為之辨。說並見《商錄成湯篇》中。
【備覽】“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鬥柄；星在天黿。”（《周語》）
△伐殷歲在鶉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遠，此言當有所據。武王以十一年伐殷，歲在鶉火，則武王之元年歲當在壽星也。其謂十三年伐殷者，亦謂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歲亦在鶉火）；其謂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謂伐殷歲在鶉火，但武王之即位遲數年耳（元年，歲在大梁），其伐殷之年無異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漢誌》所推，雖未必盡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參，說並見後《革車三百》及前《觀兵條》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書序》，見《漢書律曆誌》）
【存參】“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鬥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漢書律曆誌》）
△辨迎太歲及折天雨之說
《荀子》雲：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麵而迎太歲。”《韓詩外傳》雲：“武王伐紂，折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為三者，軍當分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餘按：聖人舉事，惟義所在；異端術數之學，世俗忌諱之說，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無此等言也。況武王奉天罰罪，會朝清明，當致休祥，安得反致災異！《國語》記武王伐紂事，亦無此等一語。則此皆戰國人之所附會無疑也。《說苑》亦述此事而文稍異，要之皆不足信。故並不采；但載《漢誌》之文以為參考之助雲爾。
【補】“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
【備覽】“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幹，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史記周本紀》）
△伐紂在十一年
《書序》雲：“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書》“殷”作“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為在十一年也。《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孟津；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諸侯以東伐紂。”是亦以伐商為在十一年也。東晉以後，《偽泰誓經傳》出，乃以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語為兩年事，雲：“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序》之“十一年”），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謂《序》之“一月戊午”），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正義》雲：“《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餘按：史之記事，以日係月，以月係年，容有有年無月，有月無日，及有月日而無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係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係之於十一年下明矣。蓋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則一日可畢，故係伐殷以年，係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書“夏，公會某某伐鄭”，而後書“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戲之盟，先書“冬，公會某某代鄭”，而後書“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戲”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屬之後年，則《顧命》之首雲“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謂甲子為六月之甲子乎！《蔡傳》雲（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係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其論當矣。顧吾獨異蔡氏既知《偽孔傳》為說之不通，乃不取所謂十三年之事（謂“渡孟津”）而還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內）盡屬之十三年，而謂《序》文之“十一年”為十三年之誤，欲正前人之誤而反更甚其誤，為可惜也！蔡氏以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書耶？姑勿論其誓中所言淺陋剿襲，即以篇首紀事一語言之：《尚書》之事有係於年者，有係於月與日者，從未有係於四時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時紀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猶之乎言“禾”也；猶《盤庚篇》之雲“乃亦有秋”，不可謂“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書專以時紀事，──或有時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時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書與他書不同者在此也。若他書皆有春秋，則此書不得獨名《春秋》明矣。今《偽泰誓》上篇之首乃雲“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不書月而反書時，《尚書》有是文體乎！中篇之首又雲“惟戊午，王次於河朔”，蒙日於時而反無月，不但《尚書》無此文體，即《春秋》亦無此文體也。《序》也者，本《經》而作者也，其文雖不能無誤，然誤亦依傍《經》文，故《康誥篇》首有錯簡，而《序》遂誤以為成王之書，其明驗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則《序》何得取《經》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係之十一年；而司馬遷親見《古文》，又親從安國問故，若此《泰誓經傳》果出安國，則遷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載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載之九年乎！且《序》與《經》異者，當從《經》，謂義理也，事實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審耳。若文字之誤，則非作《經》作《序》者之事也，傳《經》與《序》者誤之也。苟誤在於傳者，則《序》文可誤，《經》文亦可誤。然則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見夫“一”之必誤而“三”之必非誤也。蓋《偽泰誓》文之稱十三年，實本於《漢書律曆誌》所采《三統曆》之文；而《三統》之為是說，乃劉歆因《洪範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無的據，而相沿既久，撰《偽泰誓》者因亦靡然從之。蔡氏以其名為《經》也，遂不敢議，而反變易西漢以前之說而從之，嘻，亦已過矣！《書序》、《史記》之文雖不必悉合於《經》，然較劉歆以後之書則為近古，而所謂十一年者於事無所剌謬，亦無以見其必不然，故今備列其文以正《漢誌二傳》之失。說並見前《觀兵》後《孟津條》下。《三統》之誤，詳見後《訪箕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