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中
【補】“周武有孟津之誓。”（《左傳》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師渡於孟津。”（《書序》，見《漢書律曆誌》）
△辨逆流疾風之說
《淮南子》雲：“武王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武王操鉞秉旄而之（雲雲）。”餘按：此亦“風折，雨灑兵”之事而傳聞異詞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參】“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裏；師行三十裏，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曆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漢書律曆誌》）
【備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鹹會。武王乃作《泰誓》，告於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於天，毀壞其三正，離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記周本紀》）
△吳或、蔡沈、顧炎武疑《泰誓》
齊、梁以來所傳《泰誓》三篇，語多淺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吳氏雲：“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雲：“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顧氏雲：“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偽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偽耳。”
△偽《泰誓》掇拾之謬
餘按：紂之無道，《尚書》言之詳矣。《牧誓》嚴而不怒，直而不絞，聖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規戒，指陳無隱，語曲而憂深，情切而意悲，忠臣義士之言也。《酒誥》、《無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莊雅，無可議者。獨此《泰誓》三篇，數紂之罪，切齒腐心，矜張誇大，全無聖人氣象。聖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豈惟武王必無此言，三代以上從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語雖皆有所本，而重複雜亂，絕無章法，即移上篇語於中篇，移中篇語於下篇，亦未見其不可。然則何所見而必分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論當矣。惟是篇中所采經傳之文舛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綴數則於左：
△古籍稱《泰誓》者五條
“天視自我民視”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維揚”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傳》。“紂有億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傳》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記》。原文皆稱《泰誓》雲雲。雖於上下文義未甚融洽，然於理無大謬，不必深論。
△“雖有周親”條之分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四語，今見於《論語堯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書；玩之殊與誓詞不類。且其文本相連，兼與上下之意相屬；今割而分之，以“雖有周親”係“同心同德”下，“百姓有過”係“自我民聽”下，則於文義不屬。況六句中刪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書之體。
△“天佑下民”條之刪改
《孟子》引《書》雲：“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誌！”今改其文，雲“惟其克相上帝”，可也；雲“寵綏四方”，則不可。寵也者，尊之也，貴之也；天可以寵君師，君師安能寵四方乎！《蔡傳》以寵為愛，亦強為之說耳。又刪“惟我在天下”五字，而雲“予曷敢有越厥誌”，全失《孟子》之意，而語氣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維揚”，“天視自我民視”，皆稱其篇名；而此但稱“《書》曰”，亦恐非《泰誓》中語也。
△“同德度義”語失萇弘意
《春秋傳》萇弘對劉子雲：“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則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義”乃萇弘之言。“同德”雲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謂也。今采此四語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義”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則“同德”乃《孟子》“德齊”之意，而德猶不足恃，又視其義何如，不但與下“同心同德”之語不倫，失萇弘之本意，而德之與義豈容有淺深輕重之別乎？況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萇弘何得獨掠此一句以為己言也！
△“除惡務本”為伍員語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本《春秋傳》伍員諫吳王語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敵國者，若王者則必無是言，況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員不稱“《書》雲”，則非《尚書》文明矣。
△“時哉弗可失”為闔閭語
“時哉弗可失”，本《春秋傳》吳公子光語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紂，以救民耳，豈富天下哉！使紂改過，或紂死而嗣君賢，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則是武王幸紂無道，惟恐過此以往，後人改紀其政而不得滅之耳，──正與楚鬥伯比策隨之意略同，──豈聖人之心乎！
△《史記》采《泰誓》無三篇中語
曆觀三篇，無非掇拾前人之語；而引用失當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義，大者傷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肅之徒偽撰此書，不過欲絀鄭學而伸肅說耳，而豈知其誣聖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馬遷親從安國問《古文》，而《史記》所采《泰誓》文無三篇中一語，則三篇非孔壁中原書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記》所載者為偽。豈親承其人者反得其偽，而數百餘年後絕滅失傳之餘反得其真乎！餘不解其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謬數，紂罪之附會，說已見前《商紂篇》中及前篇《初伐紂條》下。
【備覽】“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周語》）
【存參】“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漢書律曆誌》）
△辨膠鬲候周師之說
《呂氏春秋》雲：“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曰：‘將之殷。’膠鬲曰：‘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果以甲子至殷郊。”餘按：武王伐殷，諸侯會者八百，烽燧所及，紂豈容不知之，而待膠鬲之候！膠鬲，商之賢臣而不見用，至伐殷時非已死則去或廢耳，安得尚為紂所倚任！若鬲懷祿不去，坐視殷亡，則亦不成為膠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見武王之有信耳，非實事也。故不錄。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髟矛}、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於爾躬有戮！’”（《書牧誓》）
△《牧誓》與《偽泰誓》之相反
吾讀《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斬紂頭懸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讀《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斬紂頭而懸諸太白也。何者？《牧誓》數紂之罪，不過曰“惟婦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雖紂主之而實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將此暴虐奸宄者盡誅之以快人心；至於紂，即使不死，亦不過廢而遷之，使不得一有所為，不得複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踐之居吳王於甬東者而已，非惟不肯滅其社稷，亦必不肯殘其身，況於已死而尚毀其屍乎！而《泰誓》數紂之罪，則曰“**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殘害萬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甚至斥為“獨夫”名為“世讎”，念除惡之務本，必殄殲之乃止。玩其詞，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執紂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殺亦已幸矣，亦必竄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與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與懸紂頭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懸紂頭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懸紂頭於太白也。然則此二篇必有一真一偽，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顯然而可見也。猶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廣不肯舍一豬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國壁中，而先行於兩漢；《泰誓》三篇，出於齊、梁之際，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與《詩鴟》、《東山》合，與《書》、《金》、《大誥》合；紂頭之懸，則經傳從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偽，學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難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則《偽孔氏古文》與《逸周書》所記不可信也明矣。吾與作《偽書》者無怨，顧傷古聖人之事見誣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說並見前《孟津之誓》及後條下。
△高定論《牧誓》之謬
《唐國史補》雲，“高定讀《牧誓》，問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應天順人。’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餘按：武王與紂原非君臣；但商紂世為天子，周乃一侯國耳。故晉韓厥及司馬侯皆以周喻晉，以紂喻楚，《孟子齊人伐燕章》中亦嚐以周喻齊，以紂喻燕，皆若敵國然者，至以“賞於祖，戮於社”為非順人，語尤乖謬。行軍必有賞罰，豈無賞罰始為順人乎！《費誓》雲“汝則有大刑”，“汝則有常刑”，魯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謂之順人乎！且此乃《甘誓》語，何得用之以譏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書者又何以載之為美談也？說並見前《文王篇》中及後條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於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詩大雅》）
【補】“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備覽】“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記周本紀》）
【存疑】“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鹹劉商王紂。”（《逸書武成》）
△《武成》“鹹劉”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紂，據《孟子》以民為“崩角稽首”，據《史記》以紂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雲“鹹劉商王紂”，若大行誅殺者，語殊可疑。蓋《武成》一篇本多言過其實，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謂“血流漂杵’之事無之。況此篇乃安國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讀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識，亦豈能保無文字之偶誤，故漢儒稱為殘缺不全，絕無師說，固未可盡執為實也。惟其出師月日可與他書互證，有不容盡廢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錄】“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附論】“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蘇軾、孔子罪湯、武之說
蘇氏雲，“孔子蓋罪湯武，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豈不兩全！而以兵取之，而殺之，可乎！”由是世之論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為非是。餘獨以為不然。聖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文王之不伐紂與武王之不得不伐紂，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悅，則取之，武王是也。”蓋文王之時，諸侯新服，周化猶未大行，而紂賢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賢臣已盡，而紂暴虐滋甚，民困而無所告，為武王者安能晏然聽其駢首而就死乎！當商之末，諸侯相吞並，西方則崇為大，東方則奄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則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與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踐奄；自西而東，化以漸及，先後之勢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當其中耳，不得遂以此為聖人之優劣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夫禹與文王之樂未必即無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則武與文之優劣亦不在於伐商與不伐商，王與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誅與不征誅也。如以其跡斷之，是以追蠡而論樂耳。《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學。”皆以文、武並稱，從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無以異也。且《論語》者，後人之所記，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論堯、舜、禹亦僅一見，則聖言之遺者尚多。今也據孔子之讚舜、禹而遂誣孔子之罪湯、武，則孔子嚐稱稷，即可謂之罪契，嚐稱周公，即可謂之罪召公矣：欲誣聖人，亦何患於無辭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嚐斥湯、武也，則曲為之說曰，孔子為尊者諱，為親者諱也；然則孟子不必諱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蘇氏不複能曲為說，則直曰“孟子之言不可為訓”而已。孔子既未嚐言，孟子之言又不可為訓，則雖欲不入於楊、墨，不可得矣！至所稱兩全之術，尤為紕繆。何者？武王之伐紂，不過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紂之死，是以伐之，非貪其地而滅之也。若殷別立賢君，武王又何必強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亂，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脫己之惡名，此豈聖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詳蘇氏之計畫，皆曹操、司馬懿狐媚竊國者之所為，蓋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進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膽之楚、越也！至謂紂見殺於武王，則亦承《史記》之謬耳，武王豈有是事也哉！張子厚雲：“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漸者，天命之絕豈在一日；況君臣之分猶天澤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貞而奉之矣，今日稱幹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會，諸侯不期而至，《史記》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縱果諸侯自來，要亦聞武王之伐商而會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則諸侯早會，遲至則遲會，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間為天命去留之界也！蓋殷天命之去當在文王之世，故《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詩文王》之篇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謂之“至德”。若至孟津之會而後決，則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謂之跋扈乎！蓋凡論周事者皆為《史記》所誤，而以文王之為西伯，專征伐，為紂之所賜，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斷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來，聖賢之君不作，諸侯固以漸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間，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諸侯歸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嚐一日臣於商矣，況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夫曰“於百姓”而不曰“於萬方”曰“於商邑”而不曰“於下國”，則是紂之號令止行於其畿內之明證也。故凡真古書之文，未有謂桀、紂之令行於天下者；惟偽書乃往往有之。如《湯誓》及此篇，皆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尚書》也，則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於商邑”而已；而《偽古文尚書》之《湯誥》則曰“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矣，《泰誓》則曰“殘害於爾萬姓”，曰“毒四海”矣。何者？《偽書》撰於東晉以後，彼固以漢、晉之事例之也。學者苟能分別觀之，則不但古聖人之真可識，而古書之真偽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紂與文、武原無君臣之分而但為名號正朔所存，苟非大無道則聖人亦不忍輕黜之，苟其大無道則聖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豈有二道也哉！是故論文、武者但當問其實為紂臣與否，而不必問其伐商與不伐商。果君臣也，則雖以曹操之不篡漢而罪與丕無殊；果非君臣也，則雖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與文不異。惜乎世之論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楊、墨者則以湯、武為罪人，尊聖人者亦但以天命為解釋；《六經》之晦，聖人之受誣也久矣！餘既有見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戰國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殺人動數十萬，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滅先王之法，焚《詩》、《書》，廢禮樂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無聖人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則使湯不放桀，武王不伐紂，將不待後世而即為戰國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為戰國，則當孔、孟來生而堯、舜之道久已泯沒，孔、孟且無所承以傳於後，人類幾何而不盡，即不盡而幾何不為禽獸也！嗚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異於禽獸者，湯、武之功也；賴湯、武之功以生，而遂奮其筆以訾湯、武，以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湯、武之放伐為罪者，黃老氏之言也；黃老氏之言，楊氏之言也。後之儒者恥言楊、墨而自以為能辟異端，然論聖人之事則皆祖述楊、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嗚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異端也！故今於湯、武王之事特詳辨之。說並見《成湯》、《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黃鉞斬紂之說
《史記周本紀》雲：“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元鉞，縣其頭小白之旗。”餘按：聖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讎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雖虐，湯放之而已；使紂不死，武王必不殺紂；況於已死而殘其屍，何為也者！春秋時滅國多矣，於其君也遷之而已，尚未有殺之者；況商周之間風俗尤厚，而武王，聖人也，安有已死而殘其屍者哉！觀於武王之封武庚，聖人之心可以見矣，必無懸紂頭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讎紂如是，則必盡殺其子若孫；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烏有反封之者哉！《史記》之言蓋本之《逸周書》，劉向所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者也。此本戰國時人所撰，其中舛謬良多，不可為實；《史記》誤采之耳。惟賈誼《新書》謂“紂死之後，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為仿佛於聖人之心。然古者風俗淳厚，厲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烏有紂死而商民殘其屍者哉！故並不錄。
△辨革殷祝之事
《本紀》又雲：“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召公讚采，師尚父牽牲，尹佚莢祝”雲雲。餘按：此亦采《逸周書》之文，非其事實。執劍牽牲，自有有司職之，非師傅大臣之事，觀《顧命》之篇可見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語以成文者。故皆不錄。又按：《周書》之文多與《史記》異同而皆不若《史記》之語完善：疑《史記》所采者本書而今《周書》則傳寫而致誤者也。
○武王下
【補】“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論語堯曰篇》）
△“大賚”事實
按：《史記》稱武王克商：散財發粟，所謂“大賚”蓋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與偽孔解‘周親”之不同
朱子《論語集注》雲：“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親”為商之親戚也。餘按《論語集解》，孔安國雲：“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安國初未嚐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也。蓋此本承上文“大賚”二句，言周雖有親戚，不敵善人，故賚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為此文之周反屬之紂，上下作兩解乎！至以為武王所自言，而謂商親之不如周，抑又誇矣。朱子此文本之《偽書偽傳》，《偽書偽傳》乃晉以後攻康成者之所偽撰，朱子乃不從真安國之《論語注》而反引偽安國之《尚書傳》，且雲孔氏雲雲，安國之誣將望何人為白之乎！然安國之所釋亦尚未盡：此本記武王事，管、蔡尚未間王室，何由誅之；“仁人”兼天下之遺賢言之，亦豈得專指微、箕！細玩此文，乃聖人不私其親而惟求天下之賢才，與共天祿，正與上章成湯之言相表裏。“周親”二句，即所謂“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謂“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故讀此章可以見聖人貴德尊賢，大公無我之心；而約非劉氏不王，特秦、漢以後之事，未足語於唐、虞、三代聖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親”為商親，失其旨矣。“百姓有過”，蔡氏《書傳》以為“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語，說已見前篇中。
【備覽】“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括散鹿台之財，發钜橋之粟，以振貧弱萌（疑與氓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寶）玉。命閎夭封比幹之墓。命宗祝享祠於軍。”（《史記周本紀》）
△辨谘詢周公而散財發粟之說
《尚書大傳》雲：“紂死，武王召太公而問焉。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餘。’召公曰：‘有罪者殺，無罪者活；鹹劉厥敵，毋使有餘。’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親。’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閭，發粟，散財（雲雲）。”《呂氏春秋》雲：“武王命周公進殷之遺老而問眾之所說，民之所欲，乃發钜橋之粟（雲雲）。”餘按散財、發粟、表閭、封墓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時心所欲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當即時舉行，不待訪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聖賢之臣，何容見不及此，而但以殺戮導武王乎！此皆後人附會之言。故並不錄。
【備覽】“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曆、文王昌。”（《大傳》）
△三王追尊當在牧野時
追王之說凡三。《史記》以為文王受命稱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為王。文王稱王，先儒固多駁之；苟文王未嚐稱王，則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無文王。然《書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稱王，則《中庸》所稱亦不然矣。唯《大傳》以為武王在牧野時，三王同時追尊，於理為近，與《尚書》文亦合。故今從之。說詳見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紀》之散財發粟，即《論語》大賚之典；《大傳》之設奠追王，即《史記》享祠之事。故連類而次之。
【備覽】“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史記周本紀》）
△封殷當在散財後
《史記》此文在散財發粟之前。按：散財發粟與釋囚表閭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緩者；若封殷立監，似當從容議之。故移置於此。監殷止管、蔡二叔，無霍叔說見《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條》下。
【備覽】“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同上）
△《偽武成》不必改定
《偽尚書》中有《武成篇》，乃綴輯經傳《孟子》、《戴記》之語而采《漢書律曆誌》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雖無大謬於理，而亦毫無所發明。且既為誥體，而通篇皆敘事，殊不相稱；其文亦雜亂無章。《蔡傳》疑之，是也；顧不肯糾其偽而為改定其文，豈知改定更不免於雜亂乎！況既敘伐商之文於誥前，則所謂誥者僅寥寥數語，而亦仍是敘事，初無所白於諸侯者：《尚書》寧有此誥體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載《漢誌》所引之原文。
【備覽】“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複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複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幹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樂記》）
【備覽】“散軍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樂記》）
【附論】“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左傳》宣公十二年）
△楚莊論武王之可信
餘按：春秋之時，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餘裏，僭王問鼎，其目中固已無周矣，且距武王僅四百年，文獻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滿人意，《詩》、《書》所言之有虛美，楚子必無不知，必不代為之諱，乃其頌武王如是，則是武王原無可議，《詩》、《書》所言皆實事也。春秋時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莊賢者：縣陳而複封之，克鄭而複舍之，雖漢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識蓋有大過人者；是以士會稱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蓋深賢之也。乃其稱武王，若於己有天淵之限，泥之隔者，雖自謙之詞，然何至於是！然則武王實大聖人，非後世賢君所能及；雖賢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滿於武王者也。蓋當其時，湯、武之世未遠，楊、墨之說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篤。自戰國以後，異端橫行，非堯、舜，薄湯、武，學者習聞其說而不能辨其是非真偽，以故從風而靡；不但劉知幾、蘇子瞻之屬以為可議，以為非聖，即篤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詞焉；豈非邪說之易惑，特識之難遇哉！吾願世之學者以三代以上論武王者論武王，而毋以戰國以後之論武王者論武王也。
【補】“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逸書武成》）
【存參】“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醜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古本正月中氣，近世誤為雨水）。四月己醜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漢書律曆誌》）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論語堯曰篇》）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同上）
△《堯曰篇》紀武王新政
《論語》之記此兩節，何也？所以紀武王之新政也。聖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權量法度，古聖人之所以定民誌而正風俗者也。權量不謹，則巧偽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審，則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無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聖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孫皆當世守其祀而不改。當商之季，賢聖之君不作，諸侯惟以力爭，強吞弱，眾暴寡，聖帝名臣之裔殄滅者蓋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經世之大政：官廢則民事無由理；不得其人則雖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觀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東海，天下之大老且猶如是，則賢才之伏處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舉，但無由盡歸於周耳。賢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則聖帝名臣之祀遂聽其滅絕乎？奸民亂俗，奸吏害民，遂聽其縱恣乎？職廢而不舉，賢才隱居而不任職，遂聽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聖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聖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興滅繼絕即《史記》所稱封薊、祝、陳、杞之事。舉逸民即上文“周親不如仁人”，《周頌》“求懿德，肆時夏”之意，即成湯所雲“帝臣不蔽”也。後世學者習見漢、晉以後之事，遂以為三代亦複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聖人，甚至有以湯、武之征誅為得罪於名教者；而豈知聖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備覽】“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書序》）
△“邦諸侯”
按：諸侯之封當在歸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論】“孟子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孟子》）
△“不泄邇”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詩大雅》）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鎬
武王宅鎬，未知的在何時，《史記周本紀》亦無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無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營洛之說
《本紀》雲：“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雲雲）又雲：‘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餘按：此本《逸周書》之文，其意淺而晦，其詞煩而澀，與《尚書》大不類。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遷也；是時不惟未遷，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將以為朝會道裏均也，則又無一言及之。蓋後世之人聞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裏餘，亦非能望見者。故不錄。
“綏萬邦，屢豐年。”（《詩周頌》）
【存疑】“周饑，克殷而年豐。”（《左傳》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豐之可疑
按：《詩》但謂克殷之後年豐耳，非必謂克殷之前而饑也。饑以興師，聖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讚文公以伐邢，遂不覺其言之過當，將使後世好戰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單；為壇於南方北麵，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壁與，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壁與。’乃卜三龜，一習吉。啟龠見書，乃並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金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書金》）
△《金》祝代當在訪範前
按：此事在《書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記此，非謂其必在《洪範》、《旅獒》後也。《史記》以為十三年事，故記之於“訪範”之後。然餘觀三代以上皆以逾年為二年，恐當在訪範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書洪範》）
△《洪範》稱“祀”
此篇據《春秋傳》以為《商書》，故稱“十有三祀”，用商製也。今篇在《周書》中。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陸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ル。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同上）
【備覽】“武王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尚書大傳》）
△訪箕之年
箕子之訪，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皆當在克商後二年；而劉歆《三統曆》獨據《書洪範序》，以為即在克商之歲，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餘按：《洪範》雲：“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序》雲：“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見《漢書》，今《序》與此小異）此但追敘箕子至周之由，為作《洪範》張本，非謂作《範》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踐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稱武王之諡，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蓋特原其事之所始，與《傳》文之先《經》以首事，後《經》以終義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時也。劉歆不達其意，遂誤以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猶《史記闕裏誌》見《春秋傳》孟懿子學禮之文載於昭公七年而遂以為孔子十七歲時事也，亦鑿之至矣！惟《大傳》以為封朝鮮而後陳《洪範》，《史記》以為陳《洪範》而後封朝鮮，其說較為小異；然亦無大關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陳範在十三祀，則克商固當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漢書》載劉歆之說，以克商為在十三年，《偽古文經傳》因之，遂分《書序》四言為兩年事，《蔡傳》駁之，又並歸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雜亂不可考；一語之誤解，其所關豈小事哉！故今載《大傳》之文以正《三統》之誤，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漸也。說並詳前卷中《觀兵》、《伐殷》兩條下；匯而考之，事理自曉然矣。
△《偽書》經傳多本劉歆、王肅
大抵《偽古文經傳》多本之劉歆、王肅，豈孔安國所傳，司馬遷、趙岐、鄭康成、杜預諸家皆不之見而獨歆與肅二人見之乎！借令歆與肅獨見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書》之某篇而竊之為己說以欺人乎！然則其書出於歆、肅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參】“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置八條之教。其人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後漢書》）
△辨《麥秀》詩
《史記宋世家》雲：“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宮室毀壞，生禾黍，乃作《麥秀》之詩曰：（《尚書大傳》作微子事）‘麥秀漸漸（《大傳》作“蘄蘄”）兮，禾黍油油。（《大傳》作“蠅蠅”）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大傳》作“不我好仇”）餘按：此歌有怨君之心，無傷舊之意，其詞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擬作，非微、箕所為。故不載。
【存疑】“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幹戈，載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傳》宣公十二年）
【備覽】“《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複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樂記》）
【附論】“吳公子劄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論語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說
《呂氏春秋》雲：“武王伐殷，薦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為《大武》。”《綱監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書“作樂曰《大武》。”餘按：楚子所引《武》樂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語，則斷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鄭、孔及《朱傳》皆以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則“載戢幹戈”之頌亦未必即武王所作，《傳》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湯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樂以象德，季劄所讚者其樂也，即其人也，故並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為其人所自作，則誤矣。
“太子誦代立，是為成王。”（《史記周本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