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書金》）
△辨周公攝政之說
《金》一篇並無周公攝政之文，唯《戴記文王世子篇》雲：“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明堂位》雲：“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製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記》、《漢書》及諸說《尚書》、《禮記》者並謂周公居天子位，南麵以朝諸侯，而以《洛誥》之“複子明辟”為複政成王之據。蔡氏《書傳》駁之雲：“有失然後有複。武王崩，成王立，未嚐一日不居君位，何複之有！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啟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雲：“周公為塚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豈可以天子為周公！”二子之言誠足以糾先儒之失，絕後世之惑矣。然以餘考之，周公不但無南麵之事，並所稱成王幼而攝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況君之世子乎。邑薑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薑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薑，邑薑之生成王，皆當在少壯時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則是武王年八十餘而始生成王，六十餘而始娶邑薑也，此豈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聖賢也，王季之愛文王與文王之愛武王當無以異。乃作《記》者言文王則雲“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說見《武王上篇》）；言武王則八十餘而始生成王之嫡長子。王季之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為武王婚何其太遲乎？由是言之，凡《記》所載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況周公之東也，唐叔實往歸禾，則成王之不幼明矣。蓋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三年。子張曰：“《書》雲：‘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則武王崩時，周公蓋以塚宰攝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東辟，遂不得終其攝。及成王崩，召公鑒前之禍，遽奉子釗以朝諸侯，由是此禮遂廢。後之人但聞有周公攝政之事而不知有塚宰總己之禮，遂誤以成王為幼；又見《洛誥》之末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誤以為攝政之年數耳。不思周公居東二年，東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時何人踐阼，何人聽政？成王之自臨朝視政明矣。何故能踐阼聽政於四五年，而獨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攝之也？鄭氏謂“成王居喪不言，周公以塚宰聽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謂“成王親迎以歸，然後攝政”，則亦未免惑於《史記》、《漢誌》之言也。且“複”之為言，下告上也。《春秋傳》曰：“燮將複之。”又曰：“將複於寡君。”《孟子》曰：“有複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複王耳；豈謂其複政哉！曰，然則成王何以稱為“孺子”也？曰，孺子之稱不必其皆嬰兒也；晉文公出亡數年而獻公卒，其齒長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稱之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稱為孺子者，孟莊子武伯於其父時皆稱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稱為孺子者，季孫之稱秩，高氏之臣之稱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則是親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稱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稱也；《立政》、《洛誥》之“孺子”，則周公自以親之少之之故而稱之耳；豈得遂以為童子哉！晉慕容盛謂“周公專權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謂“周公知文王與武王三齡，而求代其死者，詐也。”雖盛本詐諼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傳記之邪說之有以啟之也，故今但載《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記》、《漢誌》諸說概不妄附。說並見前《武王伐紂條》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說
《戴記中庸篇》雲：“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餘按：《尚書金篇》雲：“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雲：“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又雲：“予小子新命於三王。”則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烏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則文王以何時稱王邪？謂生而稱王邪，則文王為西伯，傳記之文甚明，宋歐陽永叔固已辨之矣。謂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則既追王文王，何難複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則是以為不當追王也。武王以為不當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無之事；而儒者鹹信之，其亦異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無他，以《中庸》為子思所作而此章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書》，遂愈莫敢有議者。不知此章斷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戰國之儒者采輯前人之言以成；此書“獲上”一節采諸《孟子》，實顯然可見者。其冠以“子曰”者，雖相傳為孔子之言，而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蓋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減《尚書》、《論語》，而間亦有剌謬於經傳者。為是說者蓋亦習於世俗所傳文王受命稱王之說，故但以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豈足為據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廟者屢矣，用諸侯禮邪？用天子禮邪？武王既為天子而仍用諸侯之禮，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禮，則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勞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聖人之言，萬世所取信也；然必真為聖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魯襄仲之將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遂入；卒弑其君而殺其身。然則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餘於傳記，必其與經合者然後載之；不敢信一人率爾之談，遂以為真聖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衛宏《毛詩序》雲：“《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後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謂此詩在周公居東之日；朱子謂此詩在成王初立之時。餘按《鴟》以下六篇皆周公時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則是七篇皆與豳無涉，何以名之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剝棗”，在在皆然，以民間通行之事而獨謂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詩醇古樸茂，與成、康時詩皆不類。竊嚐譬之，讀《大雅》如登廊廟之上，貂蟬滿座，進退秩然，煌煌乎大觀也；讀《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樸古，天真爛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則此詩當為大王以前豳之舊詩；蓋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誤為周公所作耳。竊疑豳之舊詩當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識之傳之而獨存，猶《商頌》當時亦必多，而正考父獨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鴟》以下，則以其詩皆為周公而作而音節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風》之後；而此一篇則豳之正風也。故今不載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命之曰《鴟》。王亦末敢誚公。”（同上）
“鴟！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據，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詩豳風》）
△引朱熹、蔡沈語辨《偽傳》東征之說
《金》“弗辟”之“辟”，鄭氏以為“退辟”（同避）；“居東”，以為“辟位而居於東”。自《偽孔傳》出始訓“辟”為“法”，而以誅殺之意解之，於是以“居東”為“東征”，以《鴟詩》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際，鄭學浸微，孔穎達作疏，遂棄鄭而用《偽傳》。唐、宋學者靡然從之。雖朱子《詩傳》，初亦采其說；及後答蔡沈書，始覺其謬。而蔡氏作《書傳》，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載其說於左。
【朱子覆蔡沈書說】“弗辟之說，隻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得書亦辨此，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即謂《偽傳》，蓋以孔在鄭前也）。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雖曰聖人心事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書金篇傳》】“辟讀為避（古字避皆作辟），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即《偽傳》，蔡氏誤以為真安國作）以為誅殺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以下數句，已見朱子書中，今節之）‘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居東’，居國之東也。孔氏以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詞也。”
△《鴟篇》作於東征前
餘按：朱子之論正矣，《蔡傳》之釋此文義尤詳盡，複何疑焉！然後儒尚多從《偽傳》而非蔡者，豈以《詩傳》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詩》、《書》之言而深思之邪？《書》雲“流言於國”，不雲“殷畔”，則是殷猶未畔；但聞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書之；當時尚未知為誰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殺其兄乎！周公之東征，討武庚也；武庚未畔，討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誅，則是初無殷畔之事而周公誣之也。若謂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時，則史當特書之以為討之張本，不得但記流言，遽雲當誅。誅流言者邪？誅畔者邪？雖初搦筆之童子不至如是，況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詩》雲：“曰予未有室家。”又雲：“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則是王室不安，諸侯攜貳，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細玩通篇，慮患之心溢於語言之表，然則此詩作於東征之前明矣。若以為在東征之後，則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為岌岌憂危不保終日之言，於事為不切，於人為不情矣！而說者乃以“既取我子”為東征後之證，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則管、蔡既已受誅矣。”（朱氏公遷說）信如所雲，管、蔡誅則武庚亦誅矣，泉下遊魂其尚能毀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傳》豈能無千慮之一失，況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說，而後儒反代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傳》之說，而以東征之事次於成王親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人大盡弁，以啟金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衝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書金》）
△引呂遊語辨“居東”非東征
按《書》此文，居東之非東征益明。臨漳呂樂天先生遊《己酉記疑》嚐辨之，今錄於左。
【《己酉記疑》一則】（節錄）“周公居東，去京師必不甚遠，周公此時亦無大責任，故感風雷之變，啟金之書，執書以泣，隨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風也。若以居東即為東征，則武庚所都去國千餘裏，豈有不下班師之詔又不待風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來，論此事者當以蔡注《金》為正，《鴟詩傳》雖不觀可也。”
餘按：此說深中事理。蓋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師；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擁兵居外。其為無事顯然。不得謂之為東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說
《史記》雲：“成王少時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譙周雲：“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雲然耳。”餘按：一事而所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傳記如是多矣。慶封之聘魯也，叔孫食之不敬，賦詩譏之；其奔魯也，叔孫又食之，祭，亦賦詩譏之。鄭之葬簡公也，將毀遊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為搜除也，亦將毀遊氏之廟，而子產中止。此皆顯然一事，而《傳》悉兩載之；無他，采之太博而擇之未精耳。《左傳》猶然，況其下焉者乎！後人過於信古，遂不敢議，惑矣！譙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見《史記》之文傳而失其真者甚多，學者不可以其近古，謂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為實也。
【補】“管、蔡啟商，間王室。”（《左傳》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參】“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尚書大傳》）
△管，蔡之誅不因流言
《偽古文尚書》雲：“惟周公位塚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雲雲）。”餘按：《傳》稱“管、蔡啟商，間王室”，《孟子》書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語，則是管蔡之誅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烏有但聞流言而遂誅其親戚者哉！《偽書》之文，其誣聖人不小，故今載《春秋傳》、《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傳》所言，乃伐奄張本；雖不敢必其實，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禦事。弗吊，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衝人，嗣無疆大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複”，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書大誥》）
【備覽】“武王崩，三監（《傳》雲，“三監：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書序》）
△《大誥》有闕文
按《大誥篇》首當有數語序《誥》之所由作，若《盤庚》、《多士》、《多方》者；而今無之，蓋缺文也。故今取《書序》之文補之。
【補】“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左傳》定公四年）
△誅管、蔡係奉王命
戰國人多稱周公誅管、蔡；晉慕容盛遂以擅誅管、蔡為周公罪。餘按：周公東征乃奉成王之命，《尚書》、《春秋傳》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專屬之周公也，蓋周公輔相兩朝，勳崇望重，故說成周事者多歸之於周公，正如陳賈所雲“周公使管叔監殷”。是時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偽書》增出霍叔之非
《偽古文尚書》雲：“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宋堯叟林氏《春秋傳》“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注雲：“周公傷夏、殷之二叔世，疏其親戚，不能同心，以至滅亡。或以二叔為管、蔡者非；管權、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稱二叔。”（《杜注》“二叔”說同，無管、蔡、霍三叔之說）餘按：《春秋傳》雲：“管、蔡啟商，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又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無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記殷本紀》雲：“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周本紀》雲：“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又雲：“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皆與《左傳》文合，而無霍叔。其尤顯然無疑者，《管蔡世家》稱“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下雲“二人相紂子武庚”；稱“封叔處於霍”則不言是；然則霍叔未嚐監殷明矣。而《魯周公》、《衛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稱“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亂”，“周公誅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監殷而同作亂，不應數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無霍也。《尚書大傳》雲：“武王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漢書地理誌》雲：“周既滅殷，封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皆與《左傳》、《史記》說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無霍，故《傳》雲“吊二叔之不鹹”，不稱三叔也，至晉皇甫謐作《帝王世紀》，始稱“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偽尚書》緣此，遂采《左傳》語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則此書之撰於晉以後而非安國之所傳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國所傳，不應兩漢諸儒皆不知有霍叔，獨至皇甫謐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書之前，尤不應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稱“管、蔡”之故，因釋“二叔”為“二代之叔世”，固已強詞；至林氏乃據世俗相傳之語以駁二叔之稱，而不複考《左傳》他文及《史》、《漢》舊說，尤疏之甚矣！且“降為庶人”者，漢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殺可放，而未嚐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別嫌疑，定民誌也。春秋之時，卿奔他國，乃有降從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國之卿故然耳，本國固無是也。烏有朝齒公卿而暮同編戶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車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遞輕，乃反降為庶人，一何其賞罰之顛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當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稱“群”。蓋流言者自多人，監殷者自管、蔡，不得謂流言之人盡監殷之人也。故今但據《春秋傳》文載之；無稽之說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本“啟”字，避景帝諱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於宋。”（《史記宋微子世家》）
△引崔邁語辨《偽書微子之命》
《偽古文尚書》有《微子之命篇》，餘弟邁《訥庵筆談》嚐辨之。今錄於左。
【《訥庵筆談》一則】“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際，難為言矣。當時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勢必有其懇摯而婉篤者；今皆不可得見。作《書》者以其難於措辭，故但為膚廓通套之語，於當日情勢無一語及之，譬若扶牆而行，不敢少動，惟恐其有破綻以貽後世口實。此正可見作者伎倆；而後世乃猶以為真聖人之言也！試使後世能文之士代為此篇，其揣情度勢亦必有可以感動人心而慰安殷之遺民者。寥寥數語，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補】“伐奄三年討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讀《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為句，“誅紂伐奄”為句，遂以伐奄為武王事。朱子亦雲：“奄助紂為惡者。”餘按：《經》、《傳》無武王伐奄事。《書多方》雲：“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雲：“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詩東山》雲：“我徂東山，忄舀忄舀不歸。”又雲：“自我不見，於今三年。”是“三年討其君”即周公東征事也。《尚書大傳》亦稱奄君謂武庚請舉事，《書序》又稱成王伐淮夷，遂踐奄，然則伐奄決在成王之世無疑。《孟子》此文，當以“周公相武王誅紂”為句；“伐奄三年討其君”自為一句，非武王時事也。蓋緣初學讀書多不能誦長句，率於四五字處讀斷，如“知和而和”，“何必讀書”，“飽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類；相沿既久，遂以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學，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韓子雲：“凡為文宜略識字。”為文而能識字，說經而能知句讀，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載之周公相成王時。《偽孔傳》又謂“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誤。說見後《多方》、《多士》條下。
【附錄】“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驅飛廉當在伐奄後
此事時世無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驅飛廉於海隅”，似前嚐討飛廉而飛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紂之時，《史記》所謂“不與殷亂”者也。奄負東海，海隅乃奄東境；蓋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殘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則此事當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連而及之。但於經傳皆無明文，故附錄於此。
△辨帝賜石棺之說
《史記秦本紀》雲：“周武王之伐紂，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餘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還，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誅而得從容以終天年？且蜚廉助紂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賜之石棺乎？此事至為荒謬，蓋秦、趙之人諱其戮而妄造此說以欺人者，是以譙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馬氏《索隱》亦以為非實也。當從《孟子》為正。
【備覽】“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東，作《歸禾》。”（《書序》）
【備覽】“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車之說
按：《史記》載此事與《書序》同。《尚書大傳》及《說苑》皆以為“三苗貫桑而生，大幾盈車”，恐係傳聞而甚其詞者。故不采。
“我徂東山，忄舀々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蒙。鸛鳴於垤；婦歎於室。灑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見，於今三年！”（《詩豳風》）
△《東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詩稱“我徂東山”，又稱“於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討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衛宏《詩序》以為周公東征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而，《朱傳》以為周公自勞歸士之詞。餘按：此篇毫無稱美周公一語，其非大夫所作顯然；然亦非周公勞士之詩也，細玩其詞，乃歸士自敘其離合之情耳。三年東征，不為不久，破斧缺┥，下為下勞；而其詞絕無一毫怨意，若《邶》之《擊鼓》，《雅》之《漸石》者，即此可見盛世景象。以為勞歸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稱“說以使民，民忘其死”雲者，雖得詩人之旨，然謂“序其情而憫其勞，所以民說”，亦非也。聖人之於民，必有撫愛於平日，矜恤於臨時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詩勞之之虛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則謂序其情而民說，何若謂歸士自述其情，雖極勞苦思念而毫無怨上之心，由於上之愛民有素，是以上下一體者，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詩豳風》）
△《毛詩》釋《破斧篇》之非
衛宏《毛詩序》雲：“《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傳》雲：“四國，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箋》雲：“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餘按：“破斧缺┥”即敘東征之事；東征三年，為日久矣，斧破┥缺，則其人之辛勤可知，猶宋人詞所雲，“征衫著破，著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屬之大夫，而謂“斧”為周公，“┥”為成王也。《朱傳》以為從軍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勞，是已。又援“斬伐四國”之文，斥《序》以為“管、蔡、商、奄”之謬，其說尤正。然謂“答前篇周公之勞己，故作此詩以美周公”，則尚似有未盡合者。詳味此詩之意，乃東征之士自述其勞苦，絕無稱美周公一語；惟其勞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勞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敵愾禦侮，不辭況瘁，至於斧破┥缺而無異言，即此見周公之美耳。以為“美周公”，淺矣！以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惡四國”，尤失之遠矣！
【備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書序》）
【備覽】“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踐奄當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歸禾，周公在東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則成王亦至東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負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視師也。抑不知周公班師之後，淮夷複畔，而成王始東征與？要之，當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於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書多方》
△遷民之誥
此《多方篇》文，乃初遷殷民後誥之者。
【附錄】“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夫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書多士》）
【附錄】“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同上）
△引顧炎武語辨《偽傳》淮、奄再叛之說
《書序》雲：“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鄭康成雲：“此伐管、蔡時事。”《偽孔傳》雲：“成王即政（謂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遂滅奄而徙之。”二說不同。其後王、顧諸儒皆以《偽傳》為誤。王論餘未之見。顧雲：“《多方》之誥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來自奄。”’是《多方》當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徐戎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踐奄，蓋行巡狩之事，《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是也。《孔傳》以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強為之說。”
△《多士》在《多方》後之證
餘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敘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敘伐奄後遷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異，則《多方》之“來自奄”即《多士》之“來自奄”，《多方》之“自時洛邑”即《多士》之“遷居西爾”無疑也。《多士》後一章敘作洛之事，《多方》絕無一言及之，則《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無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簡，豈非前日既言其詳，故後日但舉其略與？然則《多方》固當在《多士》前，而奄初無再叛之事明矣。王肅說《書》，專攻康成；《偽傳》本王肅之徒所撰，故好與康成為異。顧說是也；惟謂奄因武庚既誅而懼，則尚未盡。蓋奄乃東方大國，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聖人不窮兵於遠耳。《尚書大傳》謂武庚之舉事，奄實趨之，然則武庚之叛必與奄連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並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東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敘自奄歸後遷殷遺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見其為一時之事。說並見後《立政》、《多士》條下。
【備覽】“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書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鹹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鹹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於庶獄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國則罔有立政用忄僉人；不訓於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忄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書立政》）
△《多方》、《立政》當在《召誥》前
世傳《尚書》篇次，《多方》、《立政》二篇並在《多士》、《無逸》之後。餘按：《多方》既當在《多士》前，則《立政》、《無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時語。《無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國之久，當是天下無事，恐其狃於安樂，有初無終之意。然則《多方》、《立政》二篇皆當在《召誥》前，如《康誥》、《酒誥》之當在《金》前也；傳經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蓋治國以用人為要，而用人以知人為先，一有不當則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眾，庶獄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廣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內具有良材，羈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賢則用之，不拘於親舊也。吾故讀此篇而知東周之世卿非先王之製也。觀孟子稱“文王治岐，仕者世祿”，則是卿大夫之子孫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為之，賢才不複進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國亦如是。春秋時，齊、晉最強，然皆至戰國之初而遂亡。魯、衛享國雖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國。惟楚與齊、晉迭霸，至秦並天下而後滅，強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餘少讀《春秋傳》，心常異之；久之，始悟其故。蓋春秋自成、襄以後，齊、晉、魯、衛卿皆世傳，大夫亦多世者，世則不必其賢；而楚獨能用賢故也。孫叔敖舉於海，觀丁父、彭仲爽皆舉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鄰國之逃臣，初無蚍蜉蟻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猶自來奔而用之者。至申鮮虞仆賃於魯，以喪莊公，而楚聞其賢，遂召為右尹。其汲汲於求賢如是。厥後王孫圉聘於晉，猶以觀射父、左史倚相誇於鄰國，而曰“楚惟善以為寶”。是知楚人專以用賢為事，是以強且久而莫與比也。甚矣，周公之訓之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複問其賢否，故吏冗者多。漢興，始下求賢之詔，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澤佞幸，鑽營權貴而得進者亦複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資格；隋、唐以降，競尚科目，由是授官惟憑科目，遷官但用資格，不複以度德量才為事矣。宋太宗論科目：“豈敢謂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勝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說並見《別錄》、《周政通考》中。
【備覽】“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久矣天之無烈風**雨，意中國有聖人邪？’”（《說苑》）
【存參】“越裳氏重譯來貢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車五乘，皆為司南之製，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古今注》）
△越裳氏重譯來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見於《經》，惟《尚書大傳》及《說苑》有之；然於理無所害。但《大傳》文有脫誤及不經之語，故采《說苑》之文載之。《大傳》以此事為在歸禾之時，《說苑》以為在三年之後；要之當在成王歸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頗近附會，恐係後人增飾；然亦未有以見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越五日甲寅，位成。”（《書召誥》）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則達觀於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複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東，亦惟洛食。來，以圖及獻卜。’”（《書洛誥》）
“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於郟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傳》宣公三年）
△遷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則遷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傳》雲：“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與此異者。蓋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遷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雲“成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故統之於武王耳。猶之魯、晉諸國皆封於成王世，而成專謂“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十五，姬姓之國四十”也。猶之《武樂》篇中稱“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謂“武王克商作頌”雲雲，“又作《武》”雲雲也。猶之成王之世，周公東征而奄始滅，而詹桓伯謂“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且王孫滿以周人專敘周鼎沿革，不應誤引；而臧哀伯，魯大夫，因諫納郜鼎而語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詳固不暇深求也。故今棄彼而錄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歲：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鹹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書洛誥》）
△營洛
此上皆記成王、周公營洛之事。
△“周公其後”與“作冊逸誥”
“惟告周公其後”，《偽孔傳》以為立周公之後於魯，《蔡傳》以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說是也。“作冊逸誥”，《偽孔傳》以為使史逸誥伯禽，《蔡傳》以為誥冊史逸所作，二說皆非也。何者？凡諸祝誥皆當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載其名，不應此獨記之；且無關於事理，於文可省。蓋“逸”者，失也，乃《逸書》、《逸詩》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記，故其中多缺文，其祝與誥蓋失之矣。然祝誥雖失，其大意則可知，故綴其下雲“惟告周公其後”，冠其上雲“王命周公後”。文義甚明，不煩曲解。且《傳》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為彼也。
【附錄】“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周公鹹勤，乃洪大誥治。”（《周書》）
△《康誥篇》首文不知為何篇之序
此文在《書大誥》之後，《康誥》之前；舊誤以為《康誥篇》序。蘇氏以為當在《洛誥篇》首；然以文義揆之，亦不甚合。蓋不知為何篇之序，而其誥已逸耳。“三月”，《偽傳》以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猶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會，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見其必然。姑附錄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於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於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書多士》）
△作洛之誥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誥殷民者。
△“時命有申”
按：此篇雲：“予惟時命有申。”“時”，是也。“時命”者，蒙上“大降爾四國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雲申也。蓋《多方》以遷民故作誥，《多士》以營洛故作誥，故《多方》雲“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雲“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營洛以後更無他事，何誥之有。然則此篇在《多方》後益無疑矣。《蔡傳》亦謂遷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遷故誥；遷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獨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東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說並見前《多方》條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於觀，於逸，於遊，於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書無逸》）
此篇仍當次於《多士》之後，說已見前《立政條》下。
△周公作《無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無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難之日，則憂勤惕厲之心易生；當太平無事之時，則驕奢安佚之念漸啟。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飛廉戮，淮夷服，肅慎來，越裳貢，此正人主逸樂將萌之時也。然人主一有逸樂之念，則於庶政必有略不經意之時；一有逸樂之念，則左右臣僚之窺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寵者。昔梁武帝以開國之君，及其晚節，百度廢弛，竟致侯景之亂。唐明皇帝躬戡大難，致開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無度，馴致安、史之亂，播遷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預遏其萌也。故《周頌》雲：“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習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寧，克基天命於無窮也。唐魏征謂“創業易，守成難”；宋李沆數以四方水旱入奏，以為太平無事恐啟人主泰侈之心，其意蓋皆本之此篇。此治忽興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書》與政事
吾讀《洪範》，而知武王之所以繼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讀《立政》、《無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紹文、武而開八百年之大業也。《六經》中，道政事者莫過於《尚書》；《尚書》中，自《堯典》、《禹貢》、《皋陶謨》以外，言治法者無如此三篇。然《虞夏書》文簡意深，而此則明切曉暢。學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輔聖天子致太平之治，綽有餘裕矣！惜乎世之學者惟務舉業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問其所嗜何書，德裕不應。其父吉甫責之，對曰：“武公身為宰相，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所以不應。”然則分《詩》、《書》與政事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經》取士，果何為邪？其亦可歎矣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