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製禮之說
周公相業，前兩篇詳之矣。惟《記》多稱周公製禮，而《春秋傳》亦嚐及之，必非無故而妄言者。但《經》未有明文，而《傳》亦不多見。兩漢傳經之儒遇有古書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輒目之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聖人之製淆亂而不可稽，而釋經亦多失其旨，學者惑焉而莫從也。故今複係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補】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詳其語意，蓋即周公製禮事也。周公製禮，皆監前代而損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錄】先君周公製周禮（《左傳》文公十八年）
【附論】“子曰：‘周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論語八佾篇》）
△《禮經》作於春秋以降
《古禮經》十七篇（今謂之《儀禮》），世皆以為周公所作。餘按：此書周詳細密，讀之猶足以見三代之遺，識其名物之製，以考經傳之文，大有益於學者，不可廢之書也。然遂以為周初之禮，周公所作之書，則非也。周公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誌於享。”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然則聖人所貴在誠意，不在備物；周初之製猶存忠質之遺，不尚繁縟之節，明矣。今《禮經》所記者，其文繁，其物奢，與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馳，蓋即所謂後進之禮樂者，非周公所製也。且古者公侯僅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而今聘食之禮，牲牢籩豆之屬多而無用，費而無當，度其禮每歲不下十餘舉，竭一國之民力猶恐不勝。至於上士之祿僅倍中士，中士僅倍下士，下士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禮》，執事之人實繁有徒，陳設之物燦然畢具，又豈分卑祿薄者所能給乎！此必春秋以降，諸侯吞並之餘，地廣國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祿亦厚，是以如此其備；非先王之製也。襄王賜齊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齊侯曰：“小白，餘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禮，臣拜君於堂下；雖君有命，仍俟拜畢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齊桓為諸侯盟主，權過於天子，然猶如是，則尋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晉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是古禮；君自行君之謙，臣自循臣之節；辭者自辭，拜者自拜；不因其辭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晉文乃鄰國之公子，旦夕為晉君，與秦穆同列，然猶如是，則本國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禮經》，臣初拜於堂下，君辭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謂“拜上”矣。齊桓、晉文所不敢出而此書乃如是，然則其為春秋以降沿襲之禮而非周公之製明矣。朱子篤信《禮經》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謂“禮，必待君辭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辭而拜於上，故謂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辭而拜於上，與辭而後成拜於上，均之為拜上也，豈得謂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禮也。”朱子則曰：“拜上，禮也。”吾寧從孔子而悖朱子，不敢從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聖人之所尤重者也。吳楚之僭王也，《春秋》書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國三公，吾誰從。”王之下不得複有王，即公之下不得複有公明矣。今《禮經》，諸侯之臣有所謂“諸公”者，此何以稱焉？說《經》者無可置詞，乃以“大國之孤”當之。大國之孤僅見於《周官》，《經傳》未嚐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誰為之孤者？即使大國果有孤，既名為孤矣，亦不當複稱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當稱之為“諸公”也。或又以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緣得有諸公；而寄公於國君為賓，亦不應從臣禮也。蓋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齊有棠公，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稱公之始也。其後晉、韓、趙、魏氏滅知伯，亦僭稱諸侯，而仍朝事晉君：《竹書紀年》所謂“桓公邑哀侯於鄭”，“鄭哀侯來朝”者是也。而魯三桓亦僭稱公：《孟子》所謂“費惠公”，《史記年表》所謂“三桓勝魯如小侯”者是也。竊疑宋、衛諸邦亦當類是，但春秋、戰國間百數十年載籍不存，無可考耳。然則此書乃春秋、戰國間學者所記，所謂“諸公”即晉三家、魯三桓之屬，周公時固無此製也。覲禮，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禮也。聘禮，諸侯使大夫聘於諸侯，禮之小焉者耳。覲禮之詳，雖百聘禮不為過；而今《聘禮》之詳反十倍於《覲禮》，此何故哉？此無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諸侯莫朝，覲禮久失其傳矣，但學士大夫聞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記之；若聘禮乃當世所通行，是以極其詳備。然則此書之作當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為，豈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詳，輕重之顛倒如是乎！蓋凡傳記所稱“周公製禮”雲者，亦止製其大綱而已。古者風尚簡質，周初雖視夏、商為文，然較之春秋時已有“野人”之目；而聖人創製顯庸以範圍天下，欲其欣然樂就，亦必不過為繁賾難知之事。故《傳》曰：“簡則易從。”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況此十七篇中多係士禮，推而上之，為大夫，為諸侯，為天子，位益尊則其禮名益眾而其禮文亦益繁，度不下數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為簡策，重墜難舉，數百篇者非十餘車不能勝，天下之人何由盡得之，盡知之，而盡遵守之乎！唐之《開元》，宋之《開寶》，非不詳矣，然止存諸秘府以美觀聽耳；學士大夫猶多目不經見者，況於蚩蚩之民！周公之製必不如是，明矣！蓋《春秋》之書法即周禮之大綱，正名定分，尊尊親親，其大較也。故晉韓起聘於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然則周公之禮固不在於繁文縟節而在於大綱大紀也。由是言之，周公所製特其大略，至於潤澤則亦各隨其國之俗；而自東遷以後，世變風移，亦頗有所更改。故鄭世子忽取於陳，陳針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針子曰：“是謂不夫婦，誣其祖矣！”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果周公所製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為譏也。王穆後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今《喪服篇》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製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蓋古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為母三年，長子之子為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蓋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為期；其子亦降為期。故《喪服篇》“父在為母期”，為是故也。說者拘於此篇為周公所製，乃曲為之說，謂“天子絕期，故改而為三年”。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絕期之故，反改期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倒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是《士喪禮》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采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樂既有之，禮亦宜然。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司馬氏之《史記》，褚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劉向之《列女傳》，後漢人續之矣。許慎之《說文》，徐鉉更定之矣。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為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為孔子之書，況欲篤信其為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執為周公之製，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複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周官》作於戰國之世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為記，未以為經也。迄東漢末，鄭康成注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並行，於是世之學者鹹以《周官》為經，且以為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餘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製，則非也。九州之內，約方三千餘裏；外盡四海，不過五千裏。故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裏者九。”《記》曰：“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裏。”《書》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今《周官》封國之製，諸公方五百裏，侯方四百裏，伯三百裏，子二百裏，男百裏；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麵五百裏：通計為方萬裏。四海之內，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陽東際海，西逾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餘裏，經傳之文較然可征，《周官》之誣亦已明矣。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別也。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誌”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並之餘，宋、魯猶不過二三百裏，鄭、許猶不過一二百裏，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魯，方百裏者五。”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魯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裏，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內，何容複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製未有過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雲“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無夫裏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為之氓矣。”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今《周官》乃雲“宅不毛者有裏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為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裏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謂‘無夫裏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裏之布，是有夫裏之布乎？是無夫裏之布乎？孟子謂“無夫裏之布”而儒者謂“有夫裏之布”，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為其初固然耳，不必強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書》雲：“越三日丁巳，用牲於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記》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今《周官》乃雲“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況如此巨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有書南北郊者。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覲”。故《書》曰“群後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覲，猶“見”也。故書曰“乃日覲四嶽群牧”；《詩》曰“以其介圭，入覲於王”；《春秋傳》曰“王覲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覲”。朝之外別無所謂覲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於清”。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書》曰“江漢朝宗於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於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為“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蓋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實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為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並無朝夕之異。今東去數百裏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裏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曆法，不遊四方者之所為；寧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經傳之儒或反信之，其亦異矣！至於《史記》所稱“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書》中《周官篇》而言，《書序》所謂“成王還歸在豐，作《周官》”者，與此書無涉也。嗟夫，自《周官》一書出，漢人據之以釋《經》，其有不合，則穿鑿附會，以致離經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據“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複據“王及後世子不會”之文以啟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雖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濟其私，然不可謂非《周官》之有以啟之也！可不為世之大監戒與！乃儒者猶奉此以為周公之書而反疑諸經《孟子》之誤，亦可謂倒行而逆施矣！間有不信此書者，無識之徒必力排而痛詆之，以故視視而莫敢議，遂使三代之經製為歆人所雜亂，良可歎也！或以為劉歆所偽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書則明甚也。餘故詳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載作《周官》之事。
△《周頌》及《小雅》首數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頌》三十一篇，說《詩》者以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鳴》以下諸篇，說者亦以為周公作。餘按：《周頌》雲：“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雲：“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又雲：“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詩中明舉二王之諡，則非成王時詩明甚。由是言之，《周頌》或有周公所作，必不盡周公所作也。季劄觀於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當周公時，固不可謂之“衰”。說者曲為之解，訓衰為小，謂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漸降焉之謂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謂之衰；況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謂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據《左傳》已為召穆公作；《出車》乃《小雅》第八篇，據《漢書》已為宣王時詩，然則《小雅》之為周衰時詩，顯然無可疑者，不得以為周公之所作也。蓋聖人所以為聖人者，非必事事皆躬為之，亦非必事事皆勝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頌》皆自己作而後足見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頌》，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惡則惡皆歸之，有善則善亦皆歸之。顧作詩之時世不符，讀者必致失其本意，穿鑿附會，而《詩》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載作《雅頌》事。《周頌》不皆周公所作，說詳見後《成康之際篇》中。《鹿鳴》以下諸篇非周公作說詳見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戰國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為周公所作。鄭康成雲：“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禮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是漢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語林》雲：“《月令》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雲‘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記》取於《呂紀》明矣。”則又以康成為非是。餘按：《逸周書》本後人所偽撰，所言武王之事皆與經傳剌謬，其非周初史官所記顯然。然則《周月》、《時訓》兩篇或即采之《呂氏春秋》或與《呂紀》同采之於一書，均未可知；與得以《逸周書》有之遂斷以為周公之書也哉！況《月令》所言多陰陽家說，所載政事雖有一二可取，然所係之月亦未見有不可移易者；蓋撰書者雜采傳記所載政事而分屬之於十二月，是以純雜不均，邪正互見，豈惟非周公之書，亦斷非周人之製。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較著者。周公上距堯世止千二百餘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虛中”，上距《堯典》之“仲春星鳥”，“仲秋星虛”，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漢之末千餘年，至劉宋又數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下至《三統曆》，正月中日猶在室十四度，至《元嘉曆》，正月中日猶在室一度，才差十餘度耳。雖測驗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逕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遠？下逮漢、宋之世何太近？其為戰國時人所撰，毫無疑義。不知前人論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為周公之書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載作《月令》之事。
△《爾雅》作於秦、漢間
世或以《爾雅》為周公所作。或雲：“周公止作《釋詁》一篇，餘皆非也。”餘按：《釋詁》等篇乃解釋《經》、《傳》之文義，《經》、《傳》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預知之而預釋之乎！至於他篇所記製度名物之屬，往往有與《經》、《傳》異者，其非周公所作尤為明著。大抵秦、漢間書多好援古聖人以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問》、《靈樞》之屬，或傳之者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類，皆不可信。故今不載。
【附錄】“公薨，成王葬於畢。”（《書序》）
△辨葬周示臣之說
《書序》雲：“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尚書大傳》雲：“周公老於豐。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於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也。”餘按：《大傳》之說蓋即本之《書序》，而語殊淺陋無倫理。周公為成王臣，天下誰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稱其諡也。《史記魯世家》與《大傳》略同，蓋即采《大傳》之文而少更定之。惟《書序》之言較無大謬，然《序》之失《經》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無由決其是非。故今刪而存之；而《大傳》、《世家》之文概不錄。
△《史記》載成王親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風雷之變而親迎周公一事，《史記》載於周公卒後。今按《尚書金篇》，在作《鴟》後，伐武庚前。惟顏師古引《尚書大傳》文，以此為成王將葬周公於成周時事。然則《史記》蓋因《傳》而誤也。夫以為在周公卒後，則所謂親迎者迎何人乎？所謂出郊者欲何為乎？《史記》不能解說，遂以郊為郊祀之郊，而謂魯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誤而再誤矣！此事幸《金》之篇猶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為實然者。然則《史記》中因所采之書已亡，無所考證，而人莫由知其誤者，可勝道哉！吾願世之讀《史記》者聞一知二，舉一反三，勿執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實也！
○文武周公通考
經傳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與周公相屬者。不可強斷而分係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詩周頌》）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書西伯戧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書大傳》言“西伯（戡同）耆，紂囚之牖裏。”《史記周本紀》稱“文王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殷之祖伊懼，以告紂。”則是所謂耆者即《商書》之黎，前以戡黎為文王事也。蔡氏《書傳》雲：“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嚐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何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金氏《通監前編》雲：“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綱目前編》因之，遂係之於武王觀兵之日。餘按：黎近殷土，則以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稱王，則武王自當仍稱西伯。但傳記皆無明文，亦未敢決為武王之事。至《綱目前編》以此事為即《史記》之觀兵於孟津，則亦未合。何者？黎在東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東北數百餘裏，亦不得謂至孟津而還師也。戡黎觀兵，當是兩事恐不容合以為一也。故今統載之於《文武篇》中，寧闕其所不知，不敢誤也。
【附錄】“周有八士：伯達、伯適、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
（《論語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詳
或以八士為南宮氏，伯適為南宮括，其說近是。然經傳未有明文。故附錄於此。
【附論】“於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論語子張篇》）
△文、武不可歧視
自漢以來，學者多稱文王而毀武王，其意以為文與武若黑白之判然也。餘觀聖門論列，則多以文、武並稱，未有歧而視之者，然則是文、武無二道也。惟《孟子》書多稱文王，蓋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則足以兼武，猶言伯夷而不及叔齊也。故文王之與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無異同。故今於《通考》錄此章，以見學者於古聖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孟子》）
“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孟子》）
△滅國五十非一時事
按：伐紂為武王時事，伐奄為成王時事，經傳皆有明文；而此數語未有確據，無由決其時世。竊意滅國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時之事；疑此數語皆兼武、成兩世言之。故並錄於此。
【附錄】“《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易係辭下傳》）
【附論】“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左傳》昭公二年）
△《易彖》、《爻》詞不可定為文王、周公作
近世說《周易》者皆以《彖詞》為文王作，《爻詞》為周公作。朱子《本義》亦然。餘按：《傳》前章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初未言“中古”為何時而“憂患”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時，然未嚐言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當”，曰“其有”，曰“邪”，曰“乎”，皆為疑詞而不敢決。則是作《傳》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決言其時世，況能決知其為何人之書乎！至司馬氏作《史記》，因《傳》此文，遂附會之，以為文王裏所演；是以《周本紀》雲：“西伯之囚裏，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自序》亦雲：“西伯拘裏，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紀》所雲“益八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為文王所重。及斑氏作《漢書》，複因《史記》之言，遂斷以詞為文王之所係。是以《藝文誌》雲：“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雲：“人更三聖，世曆三古。”（謂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詞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稱“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稱“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應預知而預言之。《史》、《漢》之說不複可通，於是馬融、陸績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詞》謂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鄭康成、王弼複以卦為包羲、神農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獨以《彖詞》屬之文王，而分《爻詞》屬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謂文王作《彖詞》，周公作《爻詞》者，乃漢以後儒者因《史記》、《漢誌》之文而展轉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為羲、農所重，雖無確據，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係《易》，則傳記從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有見《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語，然此自謂《易象》，非謂《易詞》也。晉文公之謀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於天子’之卦。”則是《易詞》晉固有之，不待至魯而後見。且即使起所見者果《易》之詞，而《卦爻》之詞果文王與周公所分係，則於文當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漢以後，司馬、班氏最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稱周公。乃至《易緯乾鑿度》、《通卦驗》等書最善附會者，亦但稱羲、文、孔三聖人而無一言及於周公。烏得分《卦爻》之詞而屬之兩人也！且《係詞傳》文雲：“其初難知；其上易知。”又雲：“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又雲：“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文朱子分為兩章，古本合為一章）前呼後應，詞意甚明。所謂“其辭危”者，正指諸爻之詞而言；若果詞內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漢》誤稱之，不得獨摘《彖詞》屬之文王，而別以《爻詞》屬之周公也。乃朱子《本義》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詳其展轉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係，此周公所係，若傳記確有明文可據，傳經以來即如是說者。無乃非闕疑之義，而使後之學者靡所考證乎！故今但錄《易》、《春秋》傳原文以存疑義；而不敢據漢儒展轉猜度之說，遂直斷何者為何人所作。仍略記其為說之因，庶使學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跡附考
經傳所記周公之事，不當入於《成王篇》中及無從辨其先後者，統載於此。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書洛誥》）
△“保命七年”事未可確知
按：《明堂位》、《韓詩外傳》皆以七年為周公踐阼之年；《偽傳》從之，前篇已辨之矣。《蔡傳》以為周公在洛之年，其說較正。然竊疑此文似當自成王親迎周公之日數之，乃於事理為近；特不當有攝政踐阼之事耳。但經傳皆無明文，未敢臆斷。今統載於篇後，以存缺疑之義。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傳》隱公五年）
△周、召分陝不在武王時
《王製》雲：“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按：《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春秋傳》：“卻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則是所主者朝覲會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當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體製也。《樂記》雲：“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緣此，遂有謂二公分陝在武王世者。按《史記燕世家》，此文載於成王之世。蓋武王時太公為師，位在召公之右，似不應以周、召分陝；而《武》樂亦成王時所作，則分陝固不必定指武王時也。《書君篇序》雲：“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觀此文，似《史記》為得之。今從之。
△“陝”或郟字之誤
《說文》“陝”字注雲：“宏農，陝也。”以故說者皆以此陝為今陝州。按陝州之名陝，古無所考；既非都會之地，又無長山大川直亙南北，若大行、鴻溝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將何取焉？且自陝州以東，青、兗、徐、揚四州，及冀、豫、荊三州地十之八九；陝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荊三州地十之一二：廣狹亦大不偷。《傳》雲：“成王定鼎於郟、辱阝。”《周語》雲：“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是洛亦稱郟也。洛邑，天下之中，當於此分東西為均。“陝”“郟”字形相似，或傳寫者之誤。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別有地名陝，非宏農之陝，亦未可知也。
【附錄】“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論語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說
《韓詩外傳》雲：“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宮朝者萬人。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餘按：周公無踐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稱師事，友見，握，吐哺，亦無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進賢使能，鄉有舉，裏有選，有一賢人未嚐不知，知之未嚐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賢才也，凡賢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見之而禮之乎！古者士敦節義，鹹自重而輕功名，不為臣則不見：段幹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春秋以後猶然，況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賢士誰肯自枉以見周公者，而煩周公之吐哺握乎！戰國之世，卿大夫多世祿，不則其姻族嬖幸之人，賢才伏處而無由進，由是為士者不恥幹謁以求榮顯；是以有孟嚐、信陵之屬以好士聞。彼蓋見當時之風氣如是，而因億料周公大聖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為是說耳；而豈知其不然也哉！此說本之《荀子》，其詞與此少異；而《尚書大傳》、《史記》、《說苑》皆有之，殊失聖人之真。故今不錄而為之辨。
△辨觀橋觀梓之說
《尚書大傳》雲：“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曰橋。’二三子往觀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曰梓。’二三子複往觀焉，晉晉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餘按：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頹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親者；若文王、周公世濟其聖，其家庭之間禮法之美，伯禽必有習而安焉者，何待見橋梓而後知哉！且聖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終不悟，不徒傷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為省且易也！此說至為淺陋，而學者多貪用此典，遂致傳布而信為真，故今辨之。
△辨成、康賜魯重祭之說
《戴記祭統篇》雲：“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嚐是也。夫大嚐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幹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餘按：天子諸侯名器之異，所以辨等威，別上下，定民誌耳，非以得之則為優，不得則為絀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曰：“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問孝，孔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故無識者以僭為榮，稍有識者方且以僭為恥。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禮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禮者多矣，管仲之塞門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徹，此又誰實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為是想當然之說以曲護其失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譏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其事與此正同。安得據《戴記》無稽之言，遂定為古人罪案也！不然，賜祭，一事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雲“成王、康王”乎！故今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