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例
△時代與識見（以下三章，通論讀書當考信之意。）
聖人之道，在《六經》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備載於《詩》、《書》（《書》謂《堯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論語》。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六經》以外，別無所謂道也。顧自秦火以後，漢初諸儒傳經者各有師承，傳聞異詞，不歸於一，兼以戰國之世，處士橫議，說客言，雜然並傳於後，而其時書皆竹簡，得之不易，見之亦未必能記憶，以故難於檢核考正，以別其是非真偽。東漢之末，始易竹書為紙，檢閱較前為易；但魏、晉之際，俗尚詞章，罕治經術，旋值劉、石之亂，中原陸沉，書多散軼，漢初諸儒所傳《齊詩》、《魯詩》、《齊論》、《魯論》陸續皆亡，惟存《毛詩序傳》及張禹更定之《論語》，而伏生之《書》，田何之《易》，鄒、夾之《春秋》亦皆不傳於世。於時複生妄人，偽造《古文尚書經傳》、《孔子家語》，以惑當世。二帝、三王、孔門之事於是大失其實。學者專己守殘，沿訛踵謬，習為固然，不之怪也。雖間有一二有識之士摘其疵謬者，然特太倉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時印本盛行，傳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吳者。或為文以辨之（如歐陽永叔《帝王世次圖序》、《泰誓論》，蘇明允《嚳妃論》，王介甫《伯夷論》之類），或為書以正之（如《鄭樵詩辨妄》，趙汝談《南塘書說》之類），或作傳注以發明之（如朱子《論語》、《孟子集注》、《詩集傳》、蔡氏《書傳》之類）。蓋至南宋而後《六經》之義大著。然經義之失真已千餘年，偽書曲說久入於人耳目，習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賴後世之儒踵其餘緒而推廣之，於所未及正者補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闡而明之，帝王聖賢之事豈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諸儒類多摭拾陳言，盛談心性，以為道學，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參以禪學，自謂明心見性，反以經傳為膚末者。而向來相沿之誤逐無複有過而問焉者矣！餘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經》，覺傳記所載與注疏所釋往往與經互異。然猶未敢決其是非，乃取經傳之文類而輯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曉然知傳記注疏之失。顧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屢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為此錄以辨明之。非敢自謂繼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慮之一得雲爾。
△人言不可盡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親見也，況千古以上，吾安從而知之！人之言可盡信乎？馬援之薏苡以為明珠矣；然猶有所因也。無兄者謂之盜嫂，三娶孤女者謂之撾婦翁，此又何說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捫也；筆操於人之手，莫之製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餘自幼時聞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餘分者。世人不通曆法，鹹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為己嚐親見之者。餘雖尚幼，未見曆書，然心獨疑之。會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寢以觀之，竟夜初未嚐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計其時刻約當食四分有奇之數，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為然。又數年，見諸家曆書果與餘言相同。人之言其安從而信之！郡城劉氏家有星石二枚，裏巷相傳，鹹謂先時嚐落星於其第，化而為石。餘自幼即聞而疑之。稍長，從劉氏兄弟遊，親見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細詰之，則曰：“實無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狀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為戲耳。”此現有石可據，有文可征，然且非實，人之言其又安從而信之！周道既衰，異端並起，楊、墨、名、法、縱橫、陰陽諸家莫不造言設事以誣聖賢。漢儒習聞其說而不加察，遂以為其事固然，而載之傳記。若《尚書大傳》、《韓詩外傳》、《史記》、《戴記》、《說苑》、《新序》之屬，率皆旁采卮言，真偽相淆。繼是複有讖緯之術，其說益陋，而劉歆、鄭康成鹹用之以說經。流傳既久，學者習熟見聞，不複考其所本，而但以為漢儒近古，其言必有所傳，非妄撰者。雖以宋儒之精純，而沿其說而不易者蓋亦不少矣。至《外紀》、《皇王大紀》、《通鑒綱目前編》（六字共一書名，與溫公《通鑒》、朱子《綱目》無涉）等書出，益廣搜雜家小說之說以見其博，而聖賢之誣遂萬古不白矣！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聖人之讀經，猶且致慎如是，況於傳注，又況於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然則欲多聞者，非以逞博也，欲參互考訂而歸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擇，則雖盡讀五車，遍閱四庫，反不如孤陋寡聞者之尚無大失也。
△少見者多誤
凡人多所見則少所誤，少所見則多所誤。唐衛退之餌金石藥而死，故白居易詩雲：“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而宋人雜說遂謂韓退之作《李於墓誌》戒人服金石藥，而自餌硫黃。無他，彼但知有韓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見則多所誤也。餘崔在魏，族頗繁，然外縣人罕識之，多知有餘兄弟。族人有病於試場者，則相傳以為餘兄弟病也。族人有畜優者，則相傳以為餘兄弟畜優也。此耳目之前，身親之事，猶若此，則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許允事也，而近世類書以為許渾。韓魏公在揚州與客賞金帶圍，王與陳旭、王安石也，而近世類書以為王曾。晉、宋之事且猶不免傳訛，況乎三代以上，固當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顏闔之事載為顏淵，闞我所為移之宰我，諸如此類蓋不可數。但此幸而本書尚存，猶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呂氏春秋》亡，人必以論東野畢者為顏淵，《左傳》亡，人必以陳恒所殺者為宰予。雖聒而與之語，終不見聽，必曰：“古者言如是，夫豈無所傳而妄記者！”然則唐、虞、三代之事，戰國、秦、漢所述，其移甲為乙，終古不白者，豈可勝道哉！故堯之臣多矣，乃見“重、黎”，遂以為必羲、和也；紂之臣亦多矣，乃見“父師少師”，遂以為必箕、比也；禹之佐豈止一人，乃見“大費”，遂以為必益；太甲之佐亦豈止一人，乃見阿衡，遂以為必伊尹：無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為必此人。猶之乎許允之事移之渾，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宮載寶，公然移之南容，使三複白圭之賢受誣於百世。猶之乎衛退之餌金石藥，而以餌藥而死為昌黎罪也。故今《錄》中凡事之不見於經者，度其不類此人之事，則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難為眇見寡聞而粗心浮氣者道也！（孔毅夫《雜說》，昔人有辨其係偽撰者，故今但稱“宋人雜說”，不欲古人之受誣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論戰國邪說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聖賢。至於貧富貴賤，南北水陸，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逕庭懸隔，而其人終不自知也。漢疏廣為太子太傅，以老辭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論者謂廣見趙、蓋、韓、楊之死故去。無論蓋、韓、楊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寬大之主，遂終己不去乎！何其視古人太淺也！昭烈帝臨終孤於諸葛武侯，曰：“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詐偽，而後世論者謂昭烈故為此言以堅武侯之心。然則將使昭烈為袁本初、劉景升而後可乎！此無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猶論古人也。邯鄲至武安六十裏，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車。有肥鄉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傾己囊以成之。議者鹹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傾其囊。”夫僧之心吾誠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則損己以利人也，損己利人而猶謂其欲損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猶他人事也。餘之在閩也，無名之征悉蠲之民，有餘之稅悉解之上；淡泊清貧之況，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鄉之人隔數千餘裏終不知也，歸裏之後，人鹹以為攜有重貲。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見其飯一盂，蔬一盤，猶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雖耳目之前而必失之；況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聖賢，豈有當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見於經者皆純粹無可議，至於戰國、秦、漢以後所述，則多雜以權術詐謀之習，與聖人不相類，無他，彼固以當日之風氣度之也！故《考信錄》但取信於《經》，而不敢以戰國、魏、晉以來度聖人者遂據之為實也。
△虛言衍成實事
戰國之時，說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兩妻”，“豚蹄祝滿家”，“妾覆藥酒”，“東家食，西家宿”之類，不一而足。雖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非以為實有此事也。乃漢、晉著述者往往誤以為實事而采之入書，學者不複考其所本，遂信以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見於《國語》者，不過其母惡其以好內聞，而戒其妾無瘠容，無洵涕，無扌舀膺而已。《戴記》述之，而遂謂其母據床大哭，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樓緩又衍之，遂謂婦人自殺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無是事，有是語，而遞衍之為實事者。《春秋》傳，子太叔雲：“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此不過設言耳。其後衍之，遂謂漆室之女不績其麻而憂魯國。其後又衍之，遂謂魯監門之女嬰尤衛世子之不肖，而有“終歲不食葵，終身無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韓嬰竟采之以入《詩外傳》，劉向采之以入《列女傳》。傳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虛言竟成實事。由是言之，雖古有是語，亦未必有是事；雖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雲雲也。況乎戰國遊說之士，毫無所因，憑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見漢人之書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過矣。故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為三代之事也。
△古語失解後之妄說
戰國、秦、漢之書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語而相沿失其解，遂妄為之說者。古者日官謂之日禦，故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禦”。羲仲、和仲為帝堯臣，主出納日，以故謂之日禦。後世失其說，遂誤為禦車之禦，謂羲和為日禦車，故《離騷》雲“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屬支離可笑。又有誤以禦日為浴日者，故《山海經》雲“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淵”，則其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常儀古之賢臣，占者占驗之占；常儀之占月，猶羲、和之占日也。儀之音古皆讀如娥。故《詩》雲：“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又雲：“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皆與“阿”“何”相協。後世傳訛，遂以“儀”為“娥”，而誤以為婦人。又誤以占為“占居”之意，遂謂羿妻常娥竊不死之藥而奔於月中。由是詞賦家相沿用之；雖不皆信為實，要已誣古人而惑後世矣。諸如此類，蓋不可以勝數。然此古語猶間見於經傳，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書已亡，而流傳之誤但沿述於諸子百家之書中者，更不知凡幾矣。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征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傳流日久，往往信以為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儒者采讖緯語
先儒相傳之說，往往有出於緯書者。蓋漢自成、哀以後，讖緯之學方盛，說《經》之儒多采之以注《經》。其後相沿，不複考其所本，而但以為先儒之說如是，遂靡然而從之。如龍負河圖，龜具洛書，出於《春秋緯》。黃帝作《鹹池》，顓頊作《五莖》，帝嚳作《六英》，帝堯作《大章》，出於《樂緯》。諸如此類，蓋不可以悉數。即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緣緯書之文而遞變其說者。蓋緯書稱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鄭氏緣此，遂以為祭天，而謂《小記》“其祖之所自出”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雖駁鄭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複別有一祖在，豈非因緯書而誤乎！餘幼時嚐見先儒述孔子言雲，“吾誌在《春秋》，行在《孝經》”；稽之經傳，並無此文。後始見何休《公羊傳序》，唐明皇《孝經序》有此語；然不知此兩序本之何書。最後檢閱《正義》，始知其出於《孝經緯》之《鉤命訣》也。大抵漢儒之說，本於《七緯》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頗有核正，然沿其說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學者動曰漢儒如是說，宋儒如是說，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議之！嗚乎，漢儒之說果漢儒所自為說乎？宋儒之說果宋儒所自為說乎？蓋亦未嚐考而已矣！嗟夫，讖緯之學，學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讖緯之書之言，則學者皆遵守而莫敢有異議，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為之解也已！
△劉知幾用《左傳》駁秦漢之書
近世淺學之士動謂秦、漢之書近古，其言皆有所據；見有駁其失者，必攘臂而爭之。此無他，但徇其名而實未嚐多觀秦、漢之書，故妄為是言耳！劉知幾《史通》雲：“秦漢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經》（此《五經》指《公羊》、《梁》、《禮記》之文，非古經也）、雜史、百家諸子，其言河、漢，無所遵憑。故其記事也：當晉景行霸，公室方強，而雲韓氏攻趙（按《史記》攻趙者屠岸賈，非韓氏，此文蓋誤）有程嬰、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記趙世家》）；子罕相國，宋睦於晉，而雲晉將伐守，覘其哭於陽門介夫（原注：出《禮記》）。其記時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雲其女為荊昭夫人（原注：出《列女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雲其君陪楚壯王葬焉（原注：出《史記滑稽傳》）；列子書論尼父，而雲生在鄭穆之年（原注：出劉向《七錄》）；扁鵲醫療虢公，而雲時當趙簡子之日（原注：出《史記扁鵲傳》）；樂書仕於周子，而雲以晉文如獵，犯顏直言（原注：出劉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齊，而雲覯晉靈作台，累棋申誡（原注：出劉向《說苑》）。或以先為後，或以後為先，日月顛倒，上下翻覆。古來君子會無所疑，及《左傳》既行，而其失自顯。”由是論之，秦、漢之書其不可據以為實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幾者肯詳考而精辨之耳。顧吾猶有異者，知幾於秦、漢之書紀春秋之事，考之詳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雜史之文而疑經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漢僅數百年，而其舛誤乖刺已累累若此，況文、武之代去西漢千有餘年，唐、虞之際，去西漢二千有餘年，即去戰國亦二千年，則其舛誤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數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無《左傳》一書證其是非耳，豈得遂信以為實乎！故今為《考信錄》，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詩》、《書》為據，而不敢以秦、漢之書遂為實錄，亦推廣《史通》之意也。
△洪邁駁近代淺妄書
非惟秦、漢之書述春秋之事之多誤也，即近代之書述近之事，其誤者亦複不少。洪景盧《容齋隨筆》雲：“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仙散錄》、《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其一雲：‘姚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崇自武後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雲：‘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雲：‘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惟張九齡未嚐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雲：‘張九齡覽蘇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信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叢談》所載張、杜、範、趙、歐陽、司馬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處日月而糾駁之。然則雖近代之書述前數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盡信者，況於戰國、秦、漢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誤固當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編年之史不存於今，無從一一證其舛誤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經傳確有明文，顯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嚳崩之後百十餘年，而世乃以為嚳之子，堯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長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踐阼。公山弗擾之畔，孔子方為司寇，聽國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數年，而世以為孔子往應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異於《開寶遺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幾，景盧複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門之事，而與之上下今古也！
△雜說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讀書者多，故所貴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幾、景盧然也。至明，以三場取士，久之而二三場皆為具文，止重《四書》文三篇，因而學者多束書不讀，自舉業外茫無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務搜覽新異，無論雜家小說，近世應書，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鹹居之為奇貨，以傲當世不讀書之人。曰，吾誦得《陰符》、《山海經》矣！曰，吾誦得《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矣！曰，吾誦得《六韜》、《三略》、《說苑》、《新序》矣！曰，吾誦得《管》、《晏》、《申》、《韓》、《莊》、《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詫於人，人亦公然詫之以為淵博，若《六經》為藜藿，而此書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實事之傳誤（以下五章，論漢人解詁之有誤。）
戰國之時，邪說並作，寓言實多，漢儒誤信而誤載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係實事，而遞傳遞久以致誤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晉陶淵明《桃花源記》言武陵漁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遂與外人間隔。此特漢、晉以前，黔、楚之際，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無神仙誕妄之說也。而唐韓昌黎《桃源圖詩》雲：“神仙有無何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又雲：“自說經今六百年，當時萬事皆眼見。”劉夢得《桃源行》亦雲：“俗人毛骨驚仙子”；又雲：“仙家一出尋無蹤。”皆以淵明所言者為神仙；雖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誤則一也。至宋洪興祖始據淵明原文以正韓、劉之誤，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淵明之冤始白。向使淵明之記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時，後之人但讀韓、劉之詩，必謂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則以為淵明之妄言；雖百洪興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豈有是事哉！晉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晉諱，故作“明”）《辭序》雲：“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後唐杜子美詠昭君村，遂有“千載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詞人相沿用之，世之學者遂皆以琵琶為昭君嫁時之所彈矣。然此現有石崇之詞可證，少知讀書者猶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詞遂亡，後之人但見前代詩人群焉稱之如此，雖好學之士亦必皆以為實，誰複知其為烏孫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漢以來學未有過於昌黎者，而子美號為詩史，說者謂其無一字無來曆，然其言皆不可指實如是，然則漢、晉諸儒之所傳者其遂可以盡信乎哉！乃世之學者多據為定案，惟宋朱子間糾駁其一二，而人且曰：“漢世近古，漢儒之言必非無據而雲然者”。然則韓、杜之詩豈皆無據而雲然乎！嗟夫，古之國史既無存於世者，但據傳記之文而遂以為固然，古人之受誣者尚可勝道哉！故餘為《考信錄》，於漢、晉諸儒之說，必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詆訁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記憶失真之彌縫
傳記之文，有傳聞異詞而致誤者，有記憶失真而致誤者。一人之事，兩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數人遞傳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傳》皆傳《春秋》，而其事或互異。此傳聞異詞之故也。古者書皆竹簡，人不能盡有也，而亦難於攜帶，纂書之時無從尋覓而翻閱也。是以《史記》錄《左傳》文，往往與本文異。此記憶失真之故也。此其誤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為其書累。顧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謂之誤，必曲為彌縫，使之兩全，遂致大誤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貢》詳之矣，而《周官》有幽、並而無徐、梁，誤也；必曲為之說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異。”《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亦誤也；必曲為之說曰：“記商製也”（說詳《唐虞考信錄》中），此非大誤乎！《春秋傳》成公之母呼聲伯母曰姒，伯華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長婦稚婦皆相呼以姒也。衛莊公娶於陳曰厲媯，其娣戴媯，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聲己，是妹隨姐嫁者稱娣也。而《爾雅》雲：“長婦謂稚婦為娣，稚婦謂長婦為姒。”誤矣。必曲為之說曰：“長婦稚婦據妻之年論之，不以夫之長幼別也。”此非大誤乎！鄭氏之注《禮》也，凡《記》與《經》異及兩記互異者，必以一為周禮，一為殷禮；不則以一為士禮一為大夫禮。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誤，欲使兩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誤者也！夏太康時，有窮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堯時羿射日之事，說者遂謂羿本堯臣，有窮之羿襲其名也。晉文公舅子犯，戴記謂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說苑》誤以為平公時人，說者遂謂晉有兩咎犯，一在文公時，一在平公時也。凡茲之誤，皆顯然易見者。推而求之，蓋不可以悉數。而東周以前，世遠書缺，其誤尤多。故今為《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為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為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而去取之。雖不為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為古人之書增其誤也。
△傳聞異詞之重出
傳記之文，往往有因傳聞異詞，遂誤而兩載之者。《春秋傳》，鄢陵之戰，“韓厥從鄭伯，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至從鄭伯，曰，‘傷國君有刑’，亦止。”按此時晉四軍，楚三軍，晉非用三軍不足以敵楚；若鄭則國小眾寡，以一軍敵之足矣；必無止以兩軍當楚，複以兩軍當鄭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誤，顯然易見者。按後文雲，“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傳雲，“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則是至以新軍當楚右軍，而後萃於王卒，無緣得從鄭伯；從鄭伯者，獨韓厥一軍耳。襄二十七年《傳》，齊慶封聘於魯，其車美，叔孫譏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二十八年《傳》，慶封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鑒，展莊叔譏之；叔孫食慶封，慶封汜祭，使工為之賦《茅鴟》。此二事絕相似，亦必有一誤。且叔孫既食慶封以不敬故而譏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譏之，胡為者！鄭之葬簡公也，將毀遊氏之廟，而子產中止。鄭之為除也，複將毀遊氏之廟，而子產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誤。不然，前既不肯毀人之廟矣，後又何為而欲毀之乎！《春秋左傳》於諸傳記中為最古，然其失猶如是，則他書可知矣。是以《史記》記周公請代武王死，又記周公請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戰國策》，而不知其實一事也。《列子》稱孔子觀於呂梁而遇丈夫厲河水，又稱息駕於河梁而遇丈夫厲河水，此本莊周寓言，蓋有采其事而稍竄其易其文者，偽撰《列子》者誤以為兩事而遂兩載之也。《戰國策》中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而《家語》為尤甚，亦不足縷辨也。由此觀之，一事兩載乃傳記之常事，或因傳者異詞，亦有兩事皆非實者。正如唐人小說，以餅拭手之事，或以為肅宗，或以為宇文士及；誤稱猶子之事，或以為趙需，或以為何儒亮耳。必盡以為兩事，誤之甚矣！以此例之，漢以來之書以誤傳誤者甚多，不得盡指以為實也。
△曲全與誤會
後人之書，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會之，遂致大謬於事理者。《大戴記》雲：“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記》雲：“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信如所言，則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僅十年耳。而《序》稱十有一年伐殷，《書》稱十有三祀訪範，其年不符。說者不得已，乃為說以曲全之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稱元年為十年。（說詳《豐鎬考信錄》中）《春秋》書齊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殯於十二月辛巳，距卒僅七日耳。而《傳》采夏正之文，以為卒於十月乙亥；則卒與殯遂隔六十七日。說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會之以為屍蟲出於戶。此豈近於情理哉！前人之為此言，不過一時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猶皆前人之誤之有以啟之也，若乃經傳本無疑義，而注家誤會其意，及與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鑿以蘄其說之通者，亦複不少。如《堯典》之“四嶽”，注者誤以為四人，因與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為申命，以治水明農為在堯世矣。《書序》之“以箕子歸，說者誤以為本年之事，因與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為觀兵，以《序》之度孟津為有月日而無年矣（說並詳《唐虞豐鎬》兩《考信錄》中）。凡茲之誤，其類甚多。展轉相因，誤於何底。姑舉數端，以見其概。乃學者但見其說如是，不知其所由誤，遂謂其事固然而不敢少異，良可歎也！故今為《考信錄》，悉本經文以證其失，並為抉其誤之所由，庶學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經傳之文不至於終晦也。
△強不知以為知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夫聖人豈不樂於人之盡知，然其勢必不能。強不知以為知，則必並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無所不知者，並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遠矣，言語不同，名物各異，且易竹而紙，易篆而隸，遞相傳寫，豈能一一之不失真！《韓文考異》，閣、杭、蜀本互相異同，石本亦有舛誤。宋祁所藏《杜詩》，與行世本迥異。近者如此，遠者可知。以為不知，夫亦何病。而學者必欲為之說以通之，此古書之所以晦也！偶閱《穀雜記》，記蘇子瞻集二事，其事雖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過虔州，有“行看鳳尾詔，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是也。注者乃雲“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頭之為虔，固其學之不廣，然天下之書豈能盡見，缺之未為大失也。強以意度之，而屬之顧愷之，則其失何啻千裏！彼漢人之說經，有確據者幾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則其類此者蓋亦不少矣，特古書散軼，無可證其誤耳，烏在其可盡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記韓定辭事，見於《北夢瑣言》。以《瑣言》校《蘇集》，則《蘇集》誤以“幕客”作“慕容”，“銀筆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讀。夫以宋人讀宋人之書，時代甚近，宜無誤也，然其誤尚如此，況二千年以前之書，又無他書可校者乎！故今為《考信錄》，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實（以下三章，論東晉以後偽書。）
磁州故產磁器。有孫某者，仿古哥、定、汝諸窯之式造之。既成，擇其佳者埋地中。逾兩年，取出，市於京師、保定諸貴人家，見者莫不以為真也。由此獲利十倍。州中鬻煙草者，楊氏最著名，價視他肆昂甚，貿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給，則取他肆之物，印以楊氏之號而畀之。人鹹以為美；雖出重價，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貴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實者也。鄭康成，東漢名儒也，所注雖不盡是，然亦未嚐盡非，而王肅百計攻之以求勝。然而公道難奪，卒不可勝。於是其徒雜取傳記諸子之文，偽撰《古文尚書》、《孔子家語》（《家語》雖有王肅序，然玩其文，亦係其徒偽撰，非肅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肅說。至於隋、唐之際，複遇劉焯、孔穎達者，不學無識，妄為表章，由是鄭學遂微，鄭書遂亡，後之學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聖人之經猶日月也，其貴重猶金玉也，偽作者豈能襲取其萬一；乃世之學者聞其為“經”輒不敢複議，名之為“聖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過曲為之說而已，是貴人之買磁器而市賈之販煙草也！司馬遷，漢武帝時人也，而今《史記》往往述元、成時事。劉向，西漢人也，而今《列女傳》有東漢人在焉。謂此二子者有前知之術乎？抑亦其書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紀》，李德裕之客所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毀君子者之所為也，而嫁名梅堯臣。然則天下之以偽亂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群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為其師書，以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是其師書則尊信之，非其師書則詆訁其之，而不複問其是與非矣！是故，辨異端於戰國之時最易，為其別名為楊、墨也；辨異端於兩漢之世較難，而人亦或不信，為其雜入於傳記也：辨異端於唐、宋以後最難，而人斷斷乎不之信，為其偽之聖言也。故餘謂讀經不必以經之故浮尊之，而但當求聖人之意；果知聖人之文之高且美，則偽者自不能亂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為人道也。
△偽書誣古人
自明以來，儒者多象山、陽明，以為陽儒陰釋，而罕有辨《尚書》、《家語》之偽者。然吾謂象山、陽明不過其自為說之偏，而聖人之經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見決事，然於朝廷無加損也。若偽撰經傳，則聖人之言行悉為所誣而不能白，譬如權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為所潛移默轉而不之覺，其所關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偽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其後有人訟之，始知其偽。陳師道言王通《元經》，關子明《易傳》，及李靖《問對》，皆阮逸所偽撰，蓋逸嚐以草示蘇明允雲。然則偽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所賴達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偽，然後聖人之真可得，豈得盡信以為實乎！然亦非但有心偽造者之能惑世也，蓋有莫知誰何之書，而妄推奉之，以為古之聖賢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書者。莊周，戰國初年人也，而其書稱陳成子有齊國十二代；《孔叢子》，世以為孔鮒所作也，而其中載孔臧以後數世之事：然則其言之不出於莊周、孔鮒明甚。古書之如是者豈可勝道，特世人輕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嚐謂自漢以後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無過趙岐；過之大者，無過漢張禹、隋二劉、唐孔穎達、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刪《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書精一純粹，不為邪說所亂，實大有功於聖人之經。禹采《齊論》章句雜入於《魯論》中，學者爭誦張文，遂棄漢初所傳舊本。焯、炫等得江左之《偽尚書》，喜其新奇，驟為崇奉。穎達複從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聖賢之行事為異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數百年，雖有聰明俊偉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異詞者，皆此數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斂之法，恐人之議己也，乃尊《周官》為周公所作以附會之，卒致蔡京紹述（京亦以《周官》附會徽宗之無道者），靖康亡國之禍，而周公亦受誣於百世。象山、陽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買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買菜乎？求益乎？”言固貴精不貴多也。《韓昌黎文集》，李漢所訂也。其序自稱“收拾遺文，無所失墜，”此外更無他文甚明。而好事者複別訂有《外集》，此何為者邪！陳振孫《書錄解題》雲：“朱侍講校定異同，定歸於一，多所發明，有益後學。《外集》獨用方本，益大顛三書，但欲明世間問答之偽，而不悟此書為偽之尤也。方氏未足責，晦翁識高一世，而其所定者爾，殆不可解。案《外鈔》雲，‘潮州靈山寺所刻’；未雲，‘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貶潮，晚乃由兵部為吏部，流俗但稱‘韓吏部’爾，其謬如此。又潮本《韓集》不見有此書，使靈山舊有此，刻集時何不編入？可見此書妄也。”（原文太繁，今節錄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輩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舊，無負於古人可矣，不必求勝於古人也。論語所記孔子言行不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況於其全！學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聖人，誦此亦已足矣。乃學者猶以為未足，而參以晉人偽撰之《家語》。尚恨《家語》所采之不廣也，複別采異端小說之言為《孔子集語》及《論語外篇》以益之，不問其真與贗，而但以多為貴。嗟乎，是豈非買菜而求益者哉！餘在閩時，嚐閱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訂者，其序有雲，“異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稱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為厲鬼以擊之！”嗚呼，為人訂《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齒而為是言，夫亦可以廢然返矣！故今為《考信錄》，寧缺毋濫；即無所害，亦僅列之“備覽”：寧使古人有遺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誣於後世。其庶幾不為厲鬼所擊也已。
△《孟子》不可信處（以下三章，論經傳記注亦有不可盡信之語。）
經傳之文亦往往有過其實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漢》之“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孟子固嚐言之。至《宮》之“荊、舒是懲，莫我敢承”，不情之譽，更無論矣。戰國之時，此風尤盛，若淳於髡、莊周、張儀、蘇秦之屬，虛詞飾說，尺水丈波，蓋有不可以勝言者。即孟子書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廩，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湯，五就桀”，其言未必無因，然其初事斷不如此，特傳之者遞加稱述，欲極力形容，遂不覺其過當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盤於遊田，而以為其囿方七十裏，管叔監殷，乃武王使之，而屬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記者失其詞，均不可知，不得盡以為實事也。蓋《孟子》七篇，皆門人所記，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當日之言；既流俗傳為如此，遂率筆記為如此。正如蔡氏《書傳》言《史記》稱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其實《史記》但稱為益，從未稱為伯益，蔡氏習於世俗所稱，不覺其失，遂誤以伯益入於《史記》文中耳。然則學者於古人之書，雖固經傳之文，賢哲之語，猶當平心靜氣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詞而害其意，況於雜家小說之言，安得遽信以為實哉！
△傳記不可合於經
傳雖美，不可合於經，記雖美，不可齊於經，純雜之辨然也。《曲台雜記》，戰國、秦、漢諸儒之所著也，得聖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會失實者正複不少。大小兩戴迭加刪削，然尚多未盡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謬累累，固已不可為訓。至《月令》乃陰陽家之說，《明堂位》乃誣聖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諸其中，謂之《禮記》，此何以說焉！《周官》一書，尤為雜駁，蓋當戰國之時，周禮籍去之後，記所傳聞而傅以己意者。乃鄭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學者群焉奉之，與《古禮經》號為《三禮》。魏、晉以後，遂並列於學官。迨唐，複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淺說遂與《詩》、《書》並重。尤可異者，孔氏穎達作《正義》，竟以《戴記》備《五經》之數，而先儒所傅之《禮經》反不得與焉。由是，學者遂廢《經》而崇《記》；以致周公之製，孔子之事，皆雜亂不可考。本末顛倒，於斯極矣！朱子之學最為精純，乃亦以《大學》、《中庸》躋於《論》、《孟》，號為《四書》。其後學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詩》、《書》、《春秋》諸經之上。然則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誤
朱子《易本義》、《詩集傳》，及《論語》、《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舊說。其偶有特見者，乃改用己說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趙注》以為太王之名；《朱注》亦雲：“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傳》以字與名兩釋之；《朱傳》亦雲：“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舊說，顯然可見。《豳風鴟篇》，《傳》采《偽孔傳》之說，以“居東”為“東征”，遂以此詩為作於東征之後。及後與蔡九峰書，則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書傳》改用新說。然則朱子雖采舊說，初未嚐執一成之見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漢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誤沿於漢人者正不少也。拘謹者則又尊朱大過，動曰“朱子安得有誤！”而不知朱子未嚐自以為必無誤也。即朱子所自為說，亦間有一二誤者。衛文公以魯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莊子猶見於經，則武子固未嚐逮事文公矣。而《論語寧武子章》注雲，“武子在位，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誤矣。蓋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數，朱子仕為朝官，又教授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書又不下數百餘卷，則其沿前人之誤而未及正者，勢也；一時偶未詳考而致誤者，亦勢也。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惟其不執一成之見，乃朱子所以過人之處。學者不得因一二說之未當而輕議朱子，亦不必為朱子諱其誤也。
△世益晚則采擇益雜（以下二章，泛論務博而不詳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貴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則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故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而司馬遷作《史記》乃始於黃帝。然猶刪其不雅馴者。近世以來，所作《綱目前編》、《綱鑒捷錄》等書，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開之初盤古氏者，且並其不雅馴者而亦載之。故曰，世益晚則其采擇益雜也。管仲子卒也，預知豎刁、易牙之亂政，而曆詆鮑叔牙、賓須無之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蘇洵知之，故孔子稱管仲曰“如其仁，民到於今受其賜”，而蘇氏責管仲之不能薦賢也。之禮，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趙匡知之，故《三傳》皆以未三年而吉祭為譏，而趙氏獨以為當於文王，不當於莊公也。漢李陵有《重答蘇武書》，陵與武有相贈之詩，班婕妤有《團扇詩》，揚雄有《劇秦美新》之作，司馬遷、班固不知也，而梁蕭統知之，故《史記》、《漢書》不載其一字，而其詩文皆見於《昭明文選》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學遠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見者經而已，其次乃有傳記，且猶不敢深信，後人則自諸子百家，漢、唐小說，演義，傳奇，無不覽者。自《莊》、《列》、《管》、《韓》、《呂覽》、《說苑》諸書出，而經之漏者多矣。自《三國》、《隋唐》、《東西漢》、《晉》演義，及傳奇、小說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無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勝於古人也！近世小說有載孔子與采桑女聯句詩者，雲，“南枝窈窕北枝長，夫子行陳必絕糧。九曲明珠穿不過，回來問我采桑娘。”謂七言詩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詩，識者已駁其偽，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數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誠不料後人之學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虛實而論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視，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將以明日懸匾於門，乃約於次日同至其門，讀匾上字以驗之。然皆自恐弗見，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並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門，甲先以手指門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門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見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問之曰：“所言字誤否？”主人曰：“誤則不誤，但匾尚未懸，門上虛無物，不知兩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數尺之匾，有無不能知也，況於數分之字，安能知之！聞人言為雲雲而遂雲雲，乃其所以為大誤也。《史記樂毅傳》雲：“毅留犭旬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唯獨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歸國以後，日攻齊城，積漸克之，五載之中共下七十餘城，唯此兩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無足異者。而夏侯太初乃謂毅下七十餘城之後，輟兵五年不攻，欲以仁義服之：以此為毅之賢。蘇子瞻則又謂毅不當以仁義服齊，輟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盡棄：以此為毅之罪。至方正學則又以二子所論皆非是，毅初未嚐欲以仁義服齊，乃下七十餘城之後，恃勝而驕，是以頓兵兩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論，皆似有理，然而毅初無此事也！是何異門上並無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餘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為《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為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讀書者與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錄》之故。）
嗟夫！古今之讀書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貴者無論已。聰明之士，意氣高邁，然亦率隨時俗為轉移：重詞賦則五字詩成，數莖須斷；貴宏博則雪兒銀筆，悅服締交。蓋時之所尚，能之則可以見重於人，是以敝精勞神而不辭也。重實學者惟有宋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為道學，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學益雜，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禪門，架上必雜置以佛書，乃為高雅絕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門之事，雖沿訛踵謬，無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讀書，為人而已，亦誰肯敝精勞神，窮年，為無用之學者！況論高人駭，語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謗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為之！雖然，近世以來亦未嚐無究心於古者也。吾嚐觀洪景盧所跋趙明誠《金石錄》及黃長睿《東觀餘論》，未嚐不歎古人之學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盤盂之微，一杯勺之細，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漢也。亭之序，羲之之書，亦何關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為真本，孰為贗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獨於古帝王聖賢之行事之關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與聽之而不別其真贗，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遺，補前人之缺，則《考信錄》一書其亦有不容盡廢者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