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目
△考辨古書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戰國、秦、漢以迄魏、晉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類者。是故，戰國之人稱述三代之事，戰國之風氣也；秦、漢之人稱述春秋之事、秦、漢之語言也。《史記》直錄《尚書》、《春秋傳》之文，而或不免雜秦、漢之語；《偽尚書》極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終不能脫晉之氣：無他，其平日所聞所見皆如是，習以為常而不自覺，則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時，有與其從兄子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趙善堅以屬張氵昊。訟者雲：“紹興十三年，從兄嚐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幹，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複置如初。”氵昊曰：“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幹；汝約偽矣！”由是其訟遂決。此豈非自呈露於忽不經意之時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時，宜其不長於吏事矣，然乃精於聽訟若此，何哉？考古之與聽訟，固一理也。是故《易傳》之述包羲，帝而稱王（唐、虞以前無稱“王天下”者，說見《補上古錄》中），《蔡傳》之引《史記》，益而加伯（《史記》以前稱益，未有加以伯者，說見《唐虞錄》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覺也。《傳》之《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雲“皆古書名”，及《偽書序》既出，而《林注》遂曆曆數之：無他，文必因乎其時故也。所以漢人好談讖緯，則所撰之《泰誓》，“烏流”、“火覆”，祥瑞先呈；晉人喜尚排偶，則所撰之《泰誓》，“脛”、“剖心”，對待獨巧。誓誥不及二帝，而《偽古文書》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詛不及三王，而《呂氏春秋》武王有四內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經》，以隋人而避唐諱。是知偽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學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則心粗氣浮，不知考其真偽；一則意在記覽，以為詩賦時文之用，不肯考其真偽；一則尊信太過，先有成見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為之解，而斷不信其有偽也。正如紹興三十年後方行楮幣，此宜當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難考而得之，乃曆二十年而訟不決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戰國時之躔度，少通曆法者皆能辨之，而《偽周書》有之，人遂以此為周公之製。嗟夫，嗟夫，此《考信錄》一書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達與下學
自明季以來，學者大抵多為時文，購買講章墨卷，晨夕揣摩，以為秘笈；此外不複寓目。其能讀書不專為時文者，千百人中或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記覽為宏博，以詩賦為風雅。其能不僅為記誦詞章之學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為當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學自命，謹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則竟出入王、陸。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陳言，其駁者固皆拾莊子、佛氏之唾餘，即其醇者亦不過述宋儒性理之剩說。其真殫精經義，留心治術，為有用之學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學問之難言也！述自讀諸經《孟子》以來，見其言皆平實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國，無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飽可暖，皆人所不能須臾離者。至於世儒所談心性之學，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無所當。正如五色彩紙，為衣可以美觀，如用之以禦寒蔽體，則無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蓋本於《書堯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學篇》始推之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為本。逮宋以後，諸儒始多求之心性，詳於談理而略於論事，雖係探本窮源之意，然亦開後世棄實征虛之門。及陸、王之學興，並所謂知者亦歸之渺茫空虛之際，而正心誠意遂轉而為明心見性之學矣。餘竊謂聖人之道大而難窺，聖賢之事則顯而易見，與其求所難窺，不若考所易見。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述賦性愚純，不敢言上達之事，惟期盡下學之功，故於古帝王聖賢之事，嚐殫精力以分別其是非真偽，而從無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賢，甘為識小之人，亦有鑒於魏、晉之談名理而尚《老》、《莊》，卒至有陸沉之禍也。
△自述考辨古書之經曆
餘少年讀書，見古帝王聖賢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嚐分別觀之也。壯歲以後，抄錄其事，記其所本，則向所疑者皆出於傳記，而經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經》之精粹也。惟《尚書》中多有可疑者，而《論語》後五篇亦間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檢閱，則《尚書》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三十三篇皆無之，始知齊、梁《古文》之偽；而《論語》終莫解其由。最後考《論語》源流，始知今所傳者乃漢張禹匯合更定之本，而非漢初諸儒所傳之舊本也。至於《禮記》，原非聖人之經，乃唐孔穎達強以經目之，前人固多言之，餘幼即飫聞之，更無足異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書高下真偽本不難辨，但人先有成見者多耳。昔有顯官之任，遇陸羽於江滸，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餘盎渡江往取潭水。歸舟遇風，盎水半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揚而視之，但雲“非是”。過半，乃雲：“此潭水矣。”顯官詰仆，仆以實告。蘇子瞻使人買金華豬，中途而逸，以他豬代之。及宴客，莫不稱美者。既知非金華豬，始相視而笑。此無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見在心，而羽無成見故耳。餘生平不好有成見，於書則就書論之，於事則就事論之，於文則就文論之，皆我人之見存。惜乎今之讀書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識古書之真偽，如陸羽之辨水者，必不以餘言為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錄》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錄》之故也。薛敬軒先生雲：“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此不過因世之學者心無實得，而但剿襲先儒道學陳言以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豈無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書傳》屬蔡沈，以《喪》、《祭》二禮屬黃，至於《春秋經傳》，絕無論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為者。《鴟》，《詩傳》沿用《偽傳》舊說，及與蔡沈書，始改以從鄭，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況自近世以來，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據前人注疏，強詞奪理以駁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見，豈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見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閱者當有以諒其苦心也。
○補上古考信錄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偽孔安國尚書序》雲：“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說；餘獨以為不然。夫古帝王之書果傳於後，孔子得之，當何如而表章之，其肯無故而刪之乎！《論語》屢稱堯、舜，無一言及於黃、炎者，孟子溯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以前之無書也明矣。《周官》一書，所載製度皆與經傳不合，而文亦多排比，顯為戰國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據也。《春秋傳》雲：“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雲：“皆古書名。”悉不言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國，杜氏豈容不見。而林氏堯叟乃取《偽序》之文以釋《左傳》，甚矣宋儒之不能闕疑也！《虞書》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又曰：“天敘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堯、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蓋即五倫之義，書之策以教民，所謂“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經》所有之五典，而別求五典以實之也。典籍之興，必有其漸。倉頡始製文字；至於大撓，然後作甲子以紀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紀年：必無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當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書也。自《易》、《春秋》傳始頗言羲、農、黃帝時事，蓋皆得之傳聞，或後人所追記。然但因事及之，未嚐盛有所鋪張也。及《國語》、《大戴記》，遂以鋪張上古為事，因緣附會，舛駁不可勝紀。加以楊、墨之徒欲絀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遠無征，乃妄造名號，偽撰事跡，以申其邪說；而陰陽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馬氏作《史記》，遂始於黃帝。然猶頗刪其不雅馴者，亦未敢上溯於羲、農也。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所采益雜，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圖》、《三五曆》、《外紀》、《皇王大紀》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盤古氏者矣。於是邪說訁皮詞雜陳混列，世代族係紊亂龐雜，不可複問，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為其所淆。竊謂談上古者，惟《易》、《春秋》傳為近古，而其事理亦為近正；以此證百家之謬，或亦有不可廢者。故餘雜取《易》、《春秋》傳文，以補上古之事。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是餘之誌也夫！
右前錄四卷
○《唐虞考信錄》四卷
《考信錄》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書》之義也。《尚書》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蓋上古之世，雖有包羲、神農、黃帝諸聖人相繼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創始者難為力，故天下猶未平。至堯，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繼之，禹、皋、陶、稷、契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盡除，大利盡興，製度體樂可以垂諸萬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為《典謨》等篇以紀其實，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湯、文、武迭起，撥亂安民，製作益詳，典籍益廣，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堯、舜，孟子敘道統亦始於堯、舜。然則堯舜者，道統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並興，堯、舜之道漸微，孔子懼夫愈久而愈失其實也，於是訂正其書，闡發其道，以傳於世。孔子既沒，異端果盛行，楊、墨之言盈天下，叛堯、舜者有之，誣堯、舜者有之，稱述太古以求加於堯、舜者有之，於時則有孟子辭而之。迄乎孟子又沒，而其說益誕妄。司馬氏作《史記》，遂上溯於黃帝；雖頗刪其不雅馴者而所采已雜。逮譙周《古史考》，皇甫謐《帝王世紀》等書，又以黃帝為不足稱述，益廣搜遠討，溯之羲、農以前，以求勝於孔子，而異說遂紛紛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載籍未興，經既無文，傳亦僅見，易於偽，無可考驗，是以楊、墨、莊、列之徒得藉之以暢其邪說。唯唐、虞以後，載在《尚書》者乃可依據；而《偽孔氏古文經傳》複出，劉焯、孔穎達等羽翼之，猜度附會，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問矣。唐、宋以來，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學，其沉潛者居敬主靜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經意，附和實多，糾駁絕少。而為史學者，則鹹踵訛襲謬，茫無別擇，不問周、秦、漢、晉，概加采錄，以多為勝。於是荒唐悠謬之詞，相沿日久，積重難返，遂為定論，良可歎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嚐一日見諸事業，而楊、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說以鳴於世，何所見孔子之道之獨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堯、舜之道，人非堯、舜則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維係無爭奪以保其生，不能服習於禮樂教化以自別於禽獸之生。然則堯、舜其猶天乎！其猶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堯、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堯、舜也。餘故作《考信錄》自唐、虞始，《尚書》以經之，傳記以緯之，其傳而失實者則據經傳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紛紜之說，但別為書辨之，而不敢以參於《正錄》，既以明道統之原，兼以附闕疑之義，庶於孔子之意無悖焉爾。
○《夏考信錄》二卷
《夏考信錄》者何？繼治也。堯崩，天下歸於舜。舜崩，天下歸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況“宅百揆”而“熙帝載”皆禹所同更定，而啟又賢，能承繼禹之道，然則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勢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無廢墜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別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繼治然也。太康以後何為以中衰別之也？羿、浞迭興，權力雄於天下，諸侯從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國，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皆以禹、皋陶並舉，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錄》二卷
《商考信錄》者何？革亂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舊矣，況至於桀，善政尚有複存者乎！且湯之事與禹不同：湯承先世之業，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來，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當變者，此固不得改之而複遵夏政也。蓋湯之心無以異於堯、舜、禹之心，然湯之事不能不異於堯、舜、禹之事，湯所處之勢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錄》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國號也。商何為始於契也？莫為之前，則崛起者難為功，契敷教以啟商，故敘湯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湯之後也？伊尹相湯以王天下，曆相數世，卒定商業，故特表之，猶皋陶之附於禹也。
○《豐鎬考信錄》八卷
夏、商皆以代稱，周何為獨係以豐、鎬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為止於幽王也？東遷以後，載籍較多，稱引亦繁，辨之不勝其辨，且非聖王賢相得失所關，故從簡也。何為於成王獨係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繼文、武，下開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悅周公、仲尼之道。”韓子曰：“文、武、周公傳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係者，故係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為始於稷也？稷播種以開周，故敘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猶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賢臣哲輔何以統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創業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讓，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衛武公之稱睿聖，亦卓卓者，皆不可以從略，故別為一卷，統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錄》四卷
《唐虞》、《三代》諸錄之後，何為繼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聖人所處之時勢不同，則聖人所以治天下亦異。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禮治天下，孔子以學治天下。堯、舜以聖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當世，命官熙績，以安百姓而奠萬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湯、文、武雖亦皆有聖德，然有天下至數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維持天下者，有三王所製之禮在。故啟賢，能承繼禹之道，則天下之朝覲訟獄者歸之；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則伊尹放之於桐。《傳》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孫也；其子孫能守先王之禮，則德衰而天下有所賴以不亂。故曰三王以禮治天下也。夏之禮將敝也，湯起而維之。商之禮將敝也，文王起而維之。至周之衰，禮亦敝矣，非聖人為天子不能維也。而孔子以布衣當其會，以德則無所施，以禮則無所著，不得已而訂正《六經》，教授諸弟子以傳於後。是以孔子既沒，楊、墨並起，非堯、舜，薄湯、武，天下盡迷於邪說，及至於秦，焚《詩》、《書》，坑儒士，盡滅先王之法，然而齊、魯之間獨重學，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漢興，訪求遺經，表章聖學，天下鹹知誦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墜，至於今二千餘年，而賢人君子不絕跡於世，人心風俗尚不至於大壞。假使無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則當楊、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餘，帝、王之道能有複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學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幾希》諸章述舜、禹、湯、文、武、周公之事而繼之以孔子；《好辯章》敘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繼之以孔子。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二帝、三王之與孔子，無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經史不分，經即其史，史即今所謂經者也。後世學者不知聖人之道體用同原，窮達一致，由是經史始分。其敘唐、虞、三代事者，務廣為紀載，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聖人之經。其窮經者，則竭才於章句之末務，殫精於心性之空談，而不複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謬者，敘道統以孔子為始，若孔子自為一道者。豈知孔子固別無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夫子焉不學！”假使孔子別有一道，則亦何異於楊、墨、佛氏，而獨當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經傳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繼二帝、三王之後雲。
○《豐鎬別錄》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經製，有相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係之者。有經傳本無正文，後人猜度而為之說，以致失其實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詳，而今補釋之者。皆未便以參於《正錄》，故為《別錄》以考辨之。
○《洙泗餘錄》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聖人為天子，故能布其德澤於四方萬國，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則不然。位不過大夫，然亦僅數年耳，權不過聽一國之政，然亦僅數月耳，其德澤初未布於天下。雖聖與堯、舜齊，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繼堯、舜、禹、湯、文、武之統而垂教萬世者，皆門弟子與子思相與羽翼而流傳之也。是以戰國之時，人皆騖於功利，縱橫之徒方盛，楊、墨之說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墜。及秦焚《詩》、《書》，而齊、魯之間猶皆誦法《六經》、《論語》。至漢，訪求遺經，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傳之者，則當橫議之時，焚書之後，孔子之所傳述能有複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亦且泯然俱盡。然則諸弟子與子思之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論語》前十五篇，言簡義宏，深得聖人之旨。大小兩戴所記，則多膚淺，不類聖人之言。他書所述，尤多舛謬。意此十五篇者，雖後人所匯輯，然皆及門諸賢取聖言而書之於策以傳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無《論語》一書，後世學者但據《兩記》百家之言，何由得識聖人之真！至於《春秋》一書，尤聖人之大經大法。《左傳》雖不盡合經意，而紀事詳備，學者賴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義。此其功皆不可沒也。顧戰國、秦、漢之間，稱其事者往往失實，而後世說經者亦不能無揣度附會之失。故餘於《洙泗考信錄》成之後，類輯顏、閔以降諸賢之事，別為《餘錄》以訂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冊罕存，今惟取見於經傳者少加編次，而於其失實者考而辨之。一以表衛道之功，一以正流傳之誤。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實錄》二卷
孟子何以別為錄也？傳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時，王道猶存，異說未起，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戰國時則不然，處士橫議，楊、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傳而失真。賴孟子縷陳而詳辨之，井田封建之製，仁義性善之旨，帝王聖賢之事，然後大明而得傳於後世。向無孟子，不但異端之說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記》、《國語》、《逸周書》等書所述，亦無從辨其是非真偽而識聖道之真。故唐韓子稱：“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某。”又雲：“學聖人當自孟子始。”然則孟子之於孔子，猶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則製作不詳，孔子非孟子則傳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門人之事，雖旁見於他書，而首尾多難考。惟《孟子》七篇中，梁，遊齊，居滕，至魯，皆備載之，不難考其先後，故別為錄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傳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沒，故並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續說》三卷
《考信錄》成，其義有未盡者，有事在周室東遷以後者，亦有泛論古書，不可分係於一代者故為《續說》以補錄之。
○《附錄》二卷
《考信錄》之後，何以複有《附錄》也？此錄之作，非餘一人之力所能，必有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曆曆溯其所由來以附於後也。
右《後錄》十二卷
△答過細之譏
諺雲：“打破沙鍋紋到底。”蓋沙鍋體脆，敲破之，則其裂紋直達於底；“紋”與“問”同音，故假借以譏人之過細而問多也。然餘所見所聞，大抵皆由含糊輕信而不深問以致僨事，未見有細為推求而僨事者，。唐何文哲、趙讚鄰居，並為侍禦史。趙需應舉至京，投刺於讚，誤造何第。何，武臣，以需進士稱猶子謁之，喜召入宅。不數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謂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戲也。需乃自言姓趙。文哲大愧，乃遣之去。當時傳以為笑（《唐國史補》作何儒亮誤謁趙需，今從《唐語林》）。然此猶小事，無足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決北杜村、小王莊，會而東下，直趨大名府城，環城大水。未數日，上決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絕，大名水始漸退。大名道問水所自來，縣丞某遂以三台對。大名道亦不複詳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臨漳縣境）。以妨運道為詞，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勢難挽，塞之無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兩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為沼乎！然終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兩縣田禾悉沒。若此者，豈非其問之不周，察之不審，以致是與！然而世皆以含糊為大方，以過詳為瑣碎，雖僨事而不悔，其亦異矣！餘自中年以前，所見長於餘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鹵莽。中年以後，所見少於餘者則多貴鹵莽而厭分明：其發言也，務不使之分曉，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聽言也，亦不肯問之使分曉，而但以意度之。以此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為已知也。至於聽訟，尤為要事，然人皆漫視之；以曲為直，以直為曲者，比比皆然。餘為吏，每聽訟，未有言餘誤斷者，然有謂餘過細者。況於《考信》一錄，取古人之事曆曆推求其是非真偽，以過細譏餘者當更不知幾許。嗟夫，嗟夫，此固難為世人道也！
△本書體例
△降一字，補
曰：傳記所載，何為多降一字書之？何為或冠之以“補”也？曰：降而書者，不敢以齊於經，且懼其有萬一之失實也。然或提綱挈領，為事所不可缺，而經無文，不得不以傳記補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經而今旁見於傳記者，故以“補”別之也。曰：《洙泗錄》及《餘錄》何以不降一字而書也？曰：聖賢之事，記於經者少而見於傳記者多，不可概用降書。且傳記之作，率在百年以內，世近則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遠而傳聞者易失實也，故不複分之也。
△備覽，存疑
曰：何以有“備覽”“存疑”也？曰：其書所載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無可疑，不敢遂謂其非實也，則列之於“備覽”。其書所載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難取信，不敢概謂其皆實也，則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國語》、《史記》諸書概列之於“備覽”，何以有時但降一字書之，不複別於傳也？曰：其文雖見於此書，而其事實本於經傳，信而有征，不得因其書而疑之，故躋之於傳也。
△附錄，附論
曰：何以有“附錄”、“附論”也？曰：《唐虞錄序例》中言之矣。其時不可詳考，而其事不容遺漏，則從其類而附載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雖非紀事而與事互相發明，則因其事而附見之，不敢概從略也。
△備考，存參
曰：何以有“備考”、“存參”也？曰：《唐虞錄序例》中亦言之矣。事雖後日之事而有關於當時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證異說之紛紜，雖不能無醇疵之異，要皆當備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參也。
△答詞費之問
曰：子之說誠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殺，毋乃費於詞乎！餘曰：誠然，然餘之所不得已也！《堯典》、《禹貢》之文簡矣，而《商》、《周書》則繁。《論語》之文簡矣，而《孟子》書則繁。《左傳》之紀事簡矣，而《史紀》則繁。古之人豈好為其繁哉！夫亦世變所趨，不得已而然耳。昔人雲：“夏以寅為正，商以醜為正，周以子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為正月，則醜寅為二三月可知。醜為正月，則寅卯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說，皆謂商、周雖以子醜為正，而仍以寅為正月，卯辰為二三月。於是說者紛紛，而後儒辨之者亦紛紛，其書至於不可車載而鬥量。設當日雲“以子為正月，醜為正月，寅為正月”，止須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為此說，亦無庸瑣瑣而辨之，車載鬥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書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記》之文非故欲繁於《論語》、《左傳》也，世變所至，異說爭鳴，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詞則因端附會者遂開後世無窮之疑，故不得已而寧為其繁耳。餘之詞費，固因於才短，亦慮省之而獻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當有以諒其苦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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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古考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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