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創業，成、康所以守成，幽、厲所以失政，其治亂興衰之故有非紀事之文所能盡者。故統其前後而考之，庶學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三亳、阪、尹。”（《書立政》）
△用人與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雖有善政，非賢莫行。不得其人則政徒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擾民。是以堯惟務舉舜，舜惟務舉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績鹹熙，地平天成；紂以多罪逋逃為大夫卿士，則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衛所，皆古寓兵於農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變為廣騎，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蘇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嚐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殺其令長，曰“猶能令我誦《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難，知之為難。非有克知灼見而惟資諸薦引推轂之人，則鑽營大臣以求顯擢者有之？賄賂近習以為內援者有之，廣交遊，通聲氣以獵虛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見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為民牧長而百姓被其澤。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長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開八百年之業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無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漢以來，豈無良法；惟不得其人則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則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務擇人，惟期變法，是以其弊終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時，州縣皆以民供役，大戶往往有破家者。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為法之過？遂改為免役之法，民出錢而官自召役。曆代因之，以為善矣。然吏胥遂橫行於州縣，魚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權旁出，獄訟顛倒，民有資產者鹹與**以圖自保，無賴者結以為援，而風俗遂大壞。明初，州縣之賦皆使大戶輸之京師，其後大戶亦多破家。執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為法之過，遂改而令官自督賦，以為善矣。然追呼煩擾，官吏藉以侵漁，閭閻因之凋敝。此無他：得其人則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則用此亦弊，用彼亦弊，雖歲改而月易之，無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賢者多棄官去；邵堯夫以為不然，曰：“寬一分則百姓受一分之賜。”是則政雖不善，得其人，民猶不至大受其害；況行利民之政而得賢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書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於茲。”（同上）
△庶獄與大獄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獄，非輕於視獄也，乃重於用人也；謂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何則？治獄猶用兵也。情偽百出，非可懸揣而遙製也，必親察之而後知之。庶獄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則擇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違而訓之？蓋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訴於君，君召其人而親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廣，故違與不違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為乎！一事違而訓之，則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違而訓之，則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獄則不然。孟子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是古者諸侯之獄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陳生輿伯與爭政，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叔孫昭子朝而命吏，曰：“將與季氏訟，書詞無頗。”是古者卿大夫之獄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與雍子爭畜阝田，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是古者位相埒則不能治其獄，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獄也，明矣。自秦始重獄吏之權，無論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謀反誣服矣。唐高宗時，人告長孫無忌謀反，許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猶以元舅之故不忍殺，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誠不可以謀反貸死，顧無忌實未嚐謀反，高宗何不親鞫之乎？至明置錦衣獄，其禍尤烈。楊漣、左光鬥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獄中，覆盆莫告，榜掠至無完膚，卒以獄斃。若此者，豈非人主不自理之過與！故曰庶獄者，庶人之輕獄也，非士大夫之大獄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
△周多賢才之故
賢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氣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達於事理，閑於道義，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數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則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則俗皆尚才略，而父師以此為教，子弟以此為學。此非培植數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遷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數十餘年，是以賢才輩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雖由文王之克知灼見而立民長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詩》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詩大雅》）
△文王用賢才之法
周之賢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當其才，故詩人以“疏附”、“先後”、“奔奏”、“禦侮”分別言之。蓋才全德備者其人良少，惟能各當其才，斯能悉舉其職。故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資格而不問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餘職。此果能悉舉其職乎？抑未必然也？讀此詩，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書立政》）
“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輯幹戈；載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左傳》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幹戈輯”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時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賢人棄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則強陵弱，眾暴寡者聽之，子不孝，弟不共者聽之，**荒無度，侈靡自恣者聽之。豈惟聽之而已，重賦斂而民膏為之竭，鬻訟獄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撫安而整飭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榮而幹進，隱於畎畝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谘於眾，訪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周非無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廣矣，天下之賢多矣，是以廣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陳也，布也。用賢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澤也。以此觀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賢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賢才用而百姓安，風俗厚而人心固，則親賢樂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論】“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問政之旨
哀公問政，孔子何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備言之矣，況魯，周公之舊，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無事於別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視為具文，實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舉而行之，本非難事，但患無其人耳。無其人，則非惟具文之無益也，而複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則其政舉”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極言非政之難而人之難，猶樹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樹者也。“蒲蘆”者，樹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舉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證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節。故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信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家語》誤錄“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問當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學”三句，複冠以“子曰”之文。則此數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偽撰《家語》者不能辨文義之首尾，乃誤以為至“擇善固執”句止。“朝聘以時，厚往薄來”，既非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錄《孟子》之言，尤其顯然而可見者。況《論語》所記孔子之言皆簡而潔，從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達道”、“達德”、“九經”之屬亦與“人存政舉”之意了不相涉。《家語》之誤，顯然可見。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補而論之。
△蒲蘆為草名
“蒲蘆”，或以為蜾，或以為蒲葦。朱子《章句》從沈括，以為蒲葦，正與上文“地道敏樹”文義相貫。近世學者偶見蜾裸之說，以為新奇，遂極力駁朱子之誤。非惟上下文義不相呼應，即令果是，而於義理亦何足為得失乎！聖人此數言者，實為經世要務，得文、武之真傳；乃皆碌碌無所發明，但斤斤於蒲葦、蜾裸之同異，徒勞筆舌，良可歎也！
又按：“蒲蘆”文皆從草，本草名也。故《詩》雲：“彼澤之陂，有蒲與荷。”又雲：“魚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葦亦多雲蘆葦；又有蘆草生於田中。以蒲蘆為草，其說為得之。《爾雅》一書本不足據，九州之名與《書》不合；謂夏改載為歲，亦與《經》、《傳》乖剌，其說豈盡可信！就令蒲蘆果為蟲名，亦安見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蘆也，即果裸為蟲名，亦未嚐非草名也。《豳風》雲：“果裸之實亦施於宇。”《毛傳》雲：“果裸，栝樓也。”蓋蟲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雲：“栝樓葉如瓜葉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蟲，亦兼以名草矣。況於蒲蘆文皆從草，而反專以名蟲，斷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據《爾雅》之一語，遽欲駁朱子之誤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饣奔饣喜；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
△行潦之喻
細玩詩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茲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猶賢人困於泥塗，擢而用之，即可以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為喻者，謂隨地有才，不必其大也；雖片長亦足錄，止須一挹注之勞耳。傳以“行潦”為喻“豈弟君子”，似尚未盡詩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於天子。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詩三四兩章皆頌禱之詞，曰“土宇厚”，曰“受命長”，曰“百神爾主”，曰“祿爾康”，何以忽繼之以“馮翼孝德”，“吉士”“古人”也？蓋國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雖甚賢聖，然以一人而禦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則下情不上聞；都邑之宰非其人，則君恩不下達：雖日下恤民之詔，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馮翼孝德，吉士吉人，相與輔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長者益長。“媚”者，愛而能遂其心之謂。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剝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國計民生遂置之於不問。“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權門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黷於貨賄可知。國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祿康也。
△《酌》與《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為召康公戒成王之詩。然玩其語意，似皆詠當日之實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蓋守成之世，太平無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樂，不以人材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繼述之，故詩人詠歌而歎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傳》文公元年）
△“貪人敗類”
此何以言“貪人敗類”也？大凡國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備，所貴取其所長，恕其所短；惟貪人則斷不可用。何者？人一動於貪心，則不複顧名義，論是非，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會計倉庫，書吏有虧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納其子，則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虧缺中。貪之所致，雖父子亦不顧，複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貪人主選舉，則賄賂至者即為賢才，不至者即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貪人主訟獄，則關說至者訟即勝，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萬事，莫不皆然。由是，為都邑之宰者鹹務剝取其民，以求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鹹趨於貪；為民者亦鹹務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財，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鹹趨於貪。故曰“貪人敗類”，言化國之庶官百姓使盡為貧人也。人心一動於貪，則法語不改，巽言亦不複繹，故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也。人心一動於貪。則賢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敵討賊，勝敗呼吸之際而亦貪其賄者，關守將之受沛公賄而不設備，陳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賄而縱使出險，是也。何者？人惟不貪，貪即無所不至也。故唐劉晏理財，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貪也；宋太祖立法尚寬，垂訓不得殺士大夫，而犯贓者法無少貸，深知貪之為患大也。曆觀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貪吏僨事者。無怪乎良夫預知王室之將卑也！按《國語》稱“榮公專利”，而此詩言“貪人敗類”，故朱子《詩傳》疑貪人為即指榮公。然則厲王之世，皆由委任榮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詩正與《周語》所載互相發明也。
【附錄】“鶴鳴於九皋，聲聞於野。魚潛在淵，或在於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他山之石，可以為錯。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魚在於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詩小雅》）
△《鶴鳴篇》之喻
《鶴鳴》一篇純用比喻，在《風雅》中別為一格。《毛傳》以為教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朱傳》則以首二句為“言誠不可掩”，次二句為“言理無定在”，樹檀三句“言愛當知其惡”，他山二句“言憎當知其善”：語殊雋妙。然以揆之詩詞，考之時事，殊未見確切不易處。餘初未閱毛、鄭舊說，但於吟誦之餘玩其詞意，似為用人而發。因取毛、鄭之說觀之，乃知前人之見已有如是者。雖其說尚有未盡合者，要之謂為“求賢”，於文義為得之。蓋此詩首二句言賢人不難知：“鶴鳴九皋”，以喻賢人處於草莽；“聲聞於野”，以喻才德出眾，人皆知之。《毛傳》所謂“身隱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賢人不難得：“魚潛在淵，或在於渚”，以喻賢人隨地有之，固有遁於空穀者，亦有隱於下位者。“樹檀”，以喻舊臣有功德者；“”“穀”，以喻舊臣之子若孫。檀雖佳樹，而其下不保無與穀，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賢，能繼其祖父之遺德也。“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賢材，不當輕棄之也。《箋》以“他山”為“喻異國”，亦通。蓋周自中葉以後，卿大夫多世為之；其見於《經傳》者，若尹氏、皇父、家伯、榮夷公、虢石父之屬，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過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則人材之遺棄者多矣。且世族豈能皆賢。大抵人情涉曆艱難則其識日開，坐享富貴則其心易**。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世族中之賢者能幾人哉！故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深知夫世祿子孫之多不達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祿養交，甚至有以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習成風，以承順為時，以逢迎為得計。雖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戇直也，莫肯舉之，而亦莫能容之。豈知聖君賢相亦未嚐不賴有戇直之人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石雖粗也，而玉之溫潤者轉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樸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與詩之詞意相合，而於時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學人咀嚼。且與此後數篇正相表裏。《祈父》，檀下也。《白駒》之“伊人”，石在山，魚在淵者也。“縶之維之”，聲己聞於野矣。即“轉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魚之在渚者。但能舉而用之，則“晨門”“荷簣”皆得效王官之職，庶政畢舉，閭閻富而風俗醇，之異邦者自不複詠“黃鳥”，依昏姻者亦不複歎“采{艸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聰？胡轉予於恤，有母之屍饔？”（《詩小雅》）
△《祈父篇》與將士之困
“爪牙”，《傳》以為軍士。“轉於恤”，《傳》以為久役。呂氏引勾踐、信陵事，以為獨子當免征役，故以之責司馬。餘按：詩人既自以為王之爪牙，又以獨子為詞以求免役，於理殊屬難通。鄭氏以為宿衛之士，不當從軍者，較為近理。然王事多難，義不當自顧其私；而敵王所愾，亦不得謂“轉於恤”也。細玩其詞，似所謂“爪牙”者即曲長屯將之屬，所謂“轉於恤”者乃削貧困之意。蓋周道既衰，大臣養尊處優，多失之於貪惰。貪則惟事削，惰則不知顧恤，以致將士貧困，不能自給，故以此責司馬之不聰耳。嗟夫，自貪人敗類以來，大臣之賢者漸少而持祿養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禦侮者亦使之轉於恤，無怪乎王室之不複振也！舊說以此為宣王時詩。當宣王之初，召公輔政，周室中興，不當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說已詳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在彼空穀。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駒篇》與賢人之去
此篇，惜賢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詩也。賢人何以去也？蓋自周道漸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賢才罕有登顯位者，然即下僚亦稀進用。何者？人之貪爵祿者多工於鑽營，人之有學守者多拙於進取；而大臣皆世祿子弟，席豐履厚，自二三賢臣外，罕有以報國安民為事者，不過貪賄賂，喜容悅而已。貪賄賂則饋遺者升，喜容悅則柔媚者進；雖王之爪牙猶使之轉於恤，何有於草澤之逸賢，而尚肯訪而求之，舉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時方尚逢迎，賢人亦不能為；是以翩然而去，雖欲縶維以永朝夕，而白駒已入於空穀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詩也。
【附錄】“黃鳥，黃鳥，無集於，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歸，複我邦族！”（同上）
【附錄】“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複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國與當時風俗
吾少讀《書傳》，至周、宣、幽之際而不能無疑也。宣王中興之主，西攘諸戎，南卻淮夷、荊楚，諸侯複宗周；宣王崩，幽王立，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來，熟玩《小雅》諸篇而後知其故也。蓋國家之所以久，不在聲靈之赫耀，而在人心風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賴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撫字而整飭之。周衰以來，賢才罕得進用，白駒入於空穀，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則閭閻失所，風俗日敝。是以《白駒》之後，繼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為土人所陵藉，與《碩鼠》之“食黍”意同；“采{艸遂}”、“采{艸}”，言貧無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給也。毛、鄭以為夫棄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說得之。蓋惟閭閻失所則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轉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風俗日敝則民不相顧恤，是以雖他邦亦莫我穀，雖昏姻亦不我畜也。故雖《車攻》之會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規摸，而裏巷之間，民貧俗漓，已無蒂固根深之勢。所幸朝無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複振。無怪乎十有餘年而遂有驪山之變也！
“蟊賊內訌，昏靡共，潰潰回，實靖夷我邦。”（《詩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國與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驪山之變也？曰：寵褒姒也。固也；衛靈之無道不亞於周幽，南子之**亦未必減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國而無患也？孔子嚐言之矣，曰：“仲叔圉治賓客，祝它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然則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當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屬，《十月》一詩言之詳矣，《正錄》中亦已載之矣。要其蠹國害民之實，則莫如《召篇》中“蟊賊”等語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讒譖也。“潰潰”，之狀也。“回”，之由也。“潰潰”，則萬事不理，惟其左右親近之所欲為而莫之禁。“回”，則嫉賢惡異，有直道而行，不與為黨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賊而已矣。蟊賊者，害苗之蟲也。“靖”，安也。“夷”，平也。國之有民也，猶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賊去而後禾得遂其長；民之蟊賊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賊，民亦何辜而罹此慘酷乎！“疏卑”，舊說以疏為糲，以卑為精；粟米之法，糲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糲固粗矣，十而減一，豈得遂謂之精；且上文兼稱疏卑，下文“胡不自替”專承疏而言，於文義亦不合。“職兄斯引”，舊說以為“使我心為此故愴引長”，亦似與上文意未甚融洽。蓋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無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逢迎，貪賄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憂樂惟在親民之官，《立政》所謂“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則所用之人皆庸碌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則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厲王始用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複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駒》之詩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僉邪，無怪乎其“饑饉流亡”而“日蹙國百裏”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々佩遂，不以其長。”（《詩小雅》）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扌求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鬥，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鬥，西柄之揭。”（同上）
△《大東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東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貧也。三章“哀我憚人”，勞也。東人之子貧且勞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羆為襲，其情固難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試，此何故哉？蓋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緣，是以執政大臣愛之，拔擢其子，皆得濫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納取財賄耳；知誇即鄉裏耳。何以忠君報國？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眾，彼不知也。酒不以為漿，遂不以為長，言其侈也。“載施之行”，“不可以簸揚，挹酒漿”，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貪莫甚焉。“載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無厭也。蓋惟其得財也易，故其用財也侈，竭東人終歲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歡；惟其貪侈而不事事，是以東人至於貧且勞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儉，衰世之俗多奢。《風》，周之所以王也，則首之以《七月》。《唐風》，晉之所以霸也，則冠之以《蟋蟀》。今《大東》一詩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則良民必貧，豐年耽於逸樂則荒歲必無以自贍，是以《召》之詩，癲以饑饉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猶是文、武之民也，法猶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櫛”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此日而“哀我憚人”也？昔日之狐狸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羆止足為舟人裘也？無他，得人與不得人之異耳。昔日之“立民長伯”者無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見”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試”者則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讀《詩》者比而觀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見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錄》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虛實真偽，使聖王之事不至為傳記所誣，未及詳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詳考，固已；若周，則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複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書》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詩較多！故今采之以補《尚書》之缺。傳記之文有互相發明者，亦取而載之。綜而觀之，庶足以見其初終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續考
△《續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詳矣。然未盡也。治國之務，莫要於開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撫有四方，雖天之聰明，其勢不能盡知，故以明目達聰為先務也。然非但人主然也；雖大臣，雖群臣，雖一縣一邑之長，其才豈能靡不長，其事豈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則政皆無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慮，多聞識”為貴，而惟欲“四海之內皆將輕千裏而來，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為智而不能受人言，則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轉其意，甚至聽讒而妄害賢人者有之；況於其政尚可問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複附列之。
氣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張為幻。”（《書無逸》）
△《無逸篇》末章義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諫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謂“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獨言“古之人”者，古人風俗淳厚，以此為常事，不必賢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進，耳目日廣，下情無不上達，不但政事之無缺也，雖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無隙可乘，不複敢張為幻；非謂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無逸》一篇乃戒人主逸樂之意，篇末何故繼之以此？蓋君道以用人為要，其次即聽言，故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樂，則群臣相競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複繼之以此，亦無逸之餘意也。
【補】“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於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獸臣司原，敢告仆夫！’”（《左傳》襄公四年）
△“宮箴王闕”
按：《傳》稱“命百官，官箴王闕”，則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晉侯好田而魏絳述之，故遂傳於後耳。舉一隅以三隅反，則群臣之箴皆當類是。周公所謂“胥訓告，胥教誨”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闕？所謂“箴王闕”者，乃不待王有闕而預箴之，所謂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複有闕！王猶如此，則群臣之皆能受諫納誨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長也。
△辛甲時代
《杜注》以辛甲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詩小雅》）
“先先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谘諏。”（同上）
△《鹿鳴》、《皇華》輿“胥訓告”
此所謂“胥訓告”雲雲也。嘉賓在坐，鼓吹以娛之，承筐以進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聞善言之心可謂切矣。《皇華》之征夫，馳驅道上，困頓之不暇，而猶事“周爰谘諏”，抑何其虛衷若穀也！即此二詩觀之，可知當時風氣猶以聽納忠言為事；蓋距成、康之世尚不甚遠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詢訪若此，然則周公所謂“古之人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者，非專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謂賢，而孜孜焉惟欲訪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見一斑。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詩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漸衰，風氣日變，卿士大夫莫不自以為智，自以為賢，雖有一二人尚知訓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猶不肯聽，況於“芻蕘”！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營營青蠅，止於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於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詩小雅》）
△《青蠅篇》之“讒言”
此所謂“張為幻”也。聞訓告而厭之，則聞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讒言日盛也。“四國交亂”，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詩小雅》）
△《正月篇》之“訛言”
舊說，以“訛言”為讒言。然讒言不當屬之民，上文“謂山”兩句亦無著落，當指民間謗ゥ而言。“懲”，戒也。蓋政事失則百姓困，百姓困則謗ゥ興，雖不必其悉實（是以謂之“訛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謂之為山，容有卑而過稱之者，然必高於平地；為岡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懲也？無他，卿士大夫皆自以為賢智故爾。自謂賢智，則雖“召故老，訊占夢”，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賈禍，不過“具曰予聖”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訓告雲雲者，不可得矣。“烏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讒”
讒言何以能使人信也？蓋有巧術存焉，其始為無心，微示其意，使聽之者涵之於心；漸而增之累之，聽之者遂信以為實。故孔子曰：“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向使其譖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偽，其實邪，則致之罪，──孟子所謂“見不可焉，然後去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者也──其誣邪，則治言者之罪，此後誰複敢張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也。如非大過，則寧置之不問。雖有賢人，不保無一二事之小失，況於形跡疑似之間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過”也。如是，則守正之士皆盡心於國而不僉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也。
《正月》之五章與《板》之三章義同。《巧言》此章與《青蠅》詩義同。但一在厲王時，一在幽王時耳。《詩》中此類言語甚多，不可悉載。姑載四章，以見大凡。
【附錄】“鄭人遊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佐傳》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與周公
欲人之議執政，即“胥訓告”之意。子產此事，誠為政之要圖。是以韓子為之作頌曰：“鄉校不毀，鄭國以理”也。此雖春秋時事，然足以發明周公之意，故附錄之於此。
△兩考與《正錄》
《立政》、《無逸》兩篇，乃周致治之要。《正錄》由雖已論之，然其蘊未盡，故複有《周政通考》以暢《立政》之旨。而《無逸》篇末三章猶未之論及，故今複為《續考》以補之。但祭公《祈招》之詩，衛巫監謗之事，己詳於《正錄》中，故今但取詩詞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