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封建匯考
周之製度，《儀禮》、《周宮》所載，《正錄》已辯之矣。封建職官之製，前篇亦詳之矣。然尚有無所附麗而未及之者，故複綴以此篇。
【補】“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製，地方千裏，公侯皆方百裏，伯七十裏，子男五十裏。凡四等。不能五十裏，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說之非
《周官大司徒》雲：“諸公之地方五百裏；諸侯方四百裏；諸伯方三百裏；諸子方二百裏；諸男方百裏。”說者遂謂孟子當籍去之後，不得其實，未足為據。餘按：《論語》雲：“可以寄百裏之命。”《春秋傳》雲：“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驚百裏，不喪匕鬯。”《傳》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是《經》、《傳》皆以百裏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戰國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為之說耳。說並見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鹹，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於阝、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時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專以為武王，富辰以為周公。以《經》、《傳》考之，衛封於武王世，魯與晉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盡合。而姬姓之國至於四十，晉、韓、邢、茅必在其內，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蓋古人之文多舉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與召公對舉，則稱周公焉；其實乃陸續所封，不可概謂之武王，尤不得專屬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見其非一時之事雲。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左傳》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衛子孫計
自富辰稱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廢封建，二世而亡，及漢興，大封同姓，刑白馬而盟，約非劉氏不王，由是後之論者鹹謂周之封建皆為蕃衛子孫之計；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貽謀之善也。以餘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舊臣。湯雖崛起一方，而其賢臣多在異姓，故孟子曰：“湯立賢無方。”周則賢多出於懿親。其於傳記可考者，同姓則召公，近屬則二虢，諸弟則周公、康叔、畢公、毛公。賢在親則封在親，故曰“選建明德”。其“親親”也，即“賢賢”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湯雖起自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開基，而大伯、虞仲以長讓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見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為祖父之德而吾獨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祿而與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蓋不以祖父之祿私一身，非以天祿而獨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親戚，豈但為蕃衛子孫計哉！且周亦非獨封其親戚也。《記》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然則同姓之封初不先於異姓，蓋亦未必遂多於異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遺於親戚，非專擇於親戚而封之也，明矣。論者但見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聖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鄭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國而但言其封親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雲“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不過以晉為王母弟，故專言之；豈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應、韓之庶弟乎！嗟夫，聖人之心，其湮沒於不善讀書之人者豈可勝道哉！故今錄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別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紹封，而取成專、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匯列於首，庶學者參伍求之而有以識聖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論周之封建。
【補】“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備覽】“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史記周本紀》）
△辨未下車而封國之說
《樂記》雲：“武王克商，未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帝堯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呂氏春秋》雲：“武王勝殷，未下車，命封黃帝之後於鑄，帝堯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命封夏後氏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餘按：此二書所載，與《史記》國名互異，古書散軼，不可考矣。惟所雲“未下車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國，滅一國始封一國；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國，大典也，當先尋求其後，然後備禮而命之於廟中，又豈車中所能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屬之克殷日也。蓋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詞，正如《春秋傳》所雲“楚子伐宋，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極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記》之文於備覽。
右先代後裔之封。
【補】“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於河。”（《左傳》成公十一年）
【補】“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裏也。”（《孟子》）
【備覽】“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史記齊太公世家》）
△辨太公爭營丘之說
《史記》此文下雲：“太公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餘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齊，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萊人安能與爭！太公至成王時猶在王室，是太公未嚐親就國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絕類戰國策士之言，蓋其所假。故不錄。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書康誥》）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糸青{艸伐}、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左傳》定公四年）
△引《蔡沈傳》辨周公稱成王命封衛之說
《書序》雲：“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偽孔傳》因之，釋“孟侯”三句雲：“周公稱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書傳》駁之。今錄於左。
【蔡九峰《康誥篇序傳》】“《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勖’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雲者，自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之前。”
餘按：《經》文明稱“王若曰，朕其弟”其為武王誥之無疑。《蔡傳》之說是也。分器錫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則斷斷在武王之世矣。故今從《蔡傳》，列之武王之世，封魯之前。惟所雲“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尚恐未然。蓋不知何篇之簡，而其篇已逸耳。說並見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兩條下。
【附錄】“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並《左傳》）
按：“文昭”惟封衛見於《經》、《傳》；曹、滕、成阝、霍諸國皆無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並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詩魯頌》）
【補】“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裏也。”（《孟子》）
“分魯公以大路，大，夏後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虛。”（《左傳》定公四年）
△魯、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記周本紀》雲：“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是謂燕、魯之封皆在武王世也。餘按：周公於武王為弟，於成王為叔父，而《詩》稱“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則是封魯者成王也。周公東征三年而奄始滅，而《傳》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則是封魯者成王時事也。蓋周初之製，親戚功臣之受祿，內外皆有之。周、召、畢、郇在畿內者也；齊、衛、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內外分重輕也。周公既受祿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魯！至成王之世，周公內輔政事，外定商、奄，製禮樂，靖四方，成王以為周公功大，無以為報，故別封伯禽於魯而使其次子襲畿內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為例，而別封於燕耳。周衰，王室東遷，內諸侯漸微而外諸侯之勢盛，由是後人不複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當在蔡、衛、曹、滕之後，遂以為武王之世，齊、魯同時而封，誤矣。故今載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別封。
【補】“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左傳》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傳》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左傳》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葉封唐之說
《呂氏春秋》、《說苑》並雲：“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翦桐葉以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成王曰：‘與虞戲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晉。”《史記》所載略同，惟以為史佚事。唐柳子厚嚐辨之。今錄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葉封弟辨》】“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
餘按：邑薑，武王之元妃；成王，邑薑之長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長矣，（說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喪》條下，）不得以唐叔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國大典為兒戲也。柳子之辨詳矣。獨其篇末雲：“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則是猶以此事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為耳。史佚亦賢臣，詎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豈容不諫而聽之乎！此必無之事，故今不載；而取柳子末數語刪之。
右“武穆”之封。
【補】“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雲：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左傳》定公四年）
△《偽書蔡仲之命》
《偽尚書》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傳》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詞亦綴輯前人語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載《左傳》原文。
右紹封。以上並成王世。
【補】“天於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數
《周官》稱“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偽尚書》采其說，遂雲：“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製度於四嶽。”餘按：周時巡狩年數，《經傳》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傳》雲：“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群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雲：“征謂巡守征行”，則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載一巡狩，周乃改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闊。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難詳考；傳記各記所聞，互有同異，皆不足以為據。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記巡狩朝覲之大略；至於年數多寡，缺之不失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漢以來，說者多謂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餘按：《孟子》此文，王於諸侯，慶之讓之，貶之削之，莫敢違王命者，是其予奪之權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豈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東遷，王室微弱，號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東遷以後，自諸侯出者也。豈得見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晉文、襄之世，進退臣僚皆惟君命是聽；頃、定以後六卿專政，公室始卑。魯僖、文之世，權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豈得謂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厲**暴，犬戎內侵，驪山之變，畿甸盡沒於戎，使其時無諸侯，則天下皆**，非勝、廣起於閭左，則劉、石興自塞外，雖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國見於《經》、《傳》者不過薊、祝、陳、杞、蘇、檀、齊、宋諸國，及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而已；其餘皆夏、商之舊國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數百餘國豈不能據地自雄者！若盡取而滅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盡殄絕其祀而後已，是豈聖人之心也哉！大抵漢、唐文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時勢，其所關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覲巡狩之製。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時，其經製亦不能專係於一代，故不以載於《正錄》而別述此篇，統紀其製而分類以記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職官附考
周之官製，《詩》、《書》皆未詳言。《周官》一書亦多附會。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載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與大夫
按：《春秋》於列國之卿皆書為“大夫”，則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則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東遷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稱為卿以別於他大夫，而此文與《王製》遂沿而稱之耳。又按《春秋傳》，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別；疑皆後世所增，如魯三卿之外複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晉六卿之外複有缺、趙穿等未有軍行之卿者然。恐當以《孟子》此文為近是。
△鄉官之不可廢
三代之所以異於兩漢者何在乎？兩漢之所以異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蓋非一端，而設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製》雖皆出於後人之手，不無揣度附會之失，當日官製不可詳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諸侯之國大者僅及百裏，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數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無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賞之，一人有惡，得以罰之；是以豪猾無所用其武斷，吏胥無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則不足於養，野人多而君子少則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數以設官，而不肯惜小費以致廢大事也。兩漢則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鄉三老、嗇夫、遊徼、亭長之屬耳；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猶有秩有祿，選其賢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強從事。以故其治尚為近古，風俗尚多渾厚。至隋，盡廢鄉官，一縣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時承南北朝之漢，久亂之餘，戶口稀少，猶之可也。至唐開元、天寶之際，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寧、元豐以後，戶口之盛尤遠過於前代，豈此數人者之所能遍理！無怪乎百姓之爭日多而吏胥之權日重也！
【附論】“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當盛也？所以優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績也。何者？一國之政多矣，非數十人所能遍理；設官少則勢不能兼顧，非惟政事之多廢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權，仆從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宮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設一官，則人有餘力而事有專責。有一官即擇一人，則人知自愛而事無不舉。為大臣者但能課其勤惰而總其成，而庶績自鹹熙矣。
“大國地方百裏；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裏；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裏；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祿章》不必拘
按：大國地方百裏，倍次國也。次國地方七十裏，倍小國也。而小國之君十卿祿，以田計之，當食一萬六千畝（以下食田畝數並見《集注》中所引徐氏說）。次國食二萬四千畝，多於小國者僅三之一。大國食三萬二千畝，多於次國者僅四之一。大國之田將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諸侯之卿皆書曰大夫，猶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與士，則名分判然隔絕。而卿祿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祿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竊謂讀此章者但當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細數；孟子固曰“其詳不可得聞也”。然則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嚐考春秋以前諸侯之國，大約分為九區：內一區為鄉遂，以為君祿；外八區為都鄙，以為大夫士之祿。猶海內之地，方千裏者九，而王畿方千裏也；猶井田之製，八家皆私百畝，而中為公田也。然則大國之君祿當倍次國，次國當倍小國；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國小臣數多，則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小臣數少，則其祿之降殺亦少。然則大國次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祿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詳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僅倍大夫，況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蓋春秋之世卿權益重，卿祿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說。其實皆當以漸而殺，非獨卿與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為率，大小臣之降殺以倍為率；雖有增減，要不甚多。於此見先王之不以天祿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誌也。周衰，典籍散軼，後人雖有纂述而揣度附會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猶存，尚可得其大概。餘已詳《經界考》中，茲不悉贅。
【附論】“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中庸》）
△重祿之效
祿何以當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責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將資以養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則所費益廣。祿不足以贍之，惟賢而有守者乃能潔己而安貧耳。若其守少不堅，則必有聚斂於百姓以自奉，侵蝕於國帑以自肥者；無怪乎民日困而國日貧也！故善治國者必與士以重祿，使無內顧之憂，交謫之患，則少知自愛者皆恥為聚斂之臣，恥為盜臣矣。而又擇其賢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婦子寧者乎！有不倉廩實而府庫充者乎！故驟觀之若費而細察之實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錄】“管子於是製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裏，裏有司。四裏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齊語》）
【附錄】“製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同上）
△《管子》鄉官之製
此所謂鄉官也；與前所載《孟子》“六等”之文互相發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為之“長”，數百家而即為之“帥”，則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難治，吏胥無所投其隙，奸豪無所肆其暴，誠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遠，先王之製猶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齊國，所以能霸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務省費，省費則必省官；日減日少，遂至於數萬戶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賢令長，亦不能以遍理；況賢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則置民事於不問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橫行；賦斂獄訟何一非吏胥操其權，倡賭盜賊何一非吏胥為之主！吏胥富，而閭閻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問，則強陵弱，眾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無以自全，於是裏巷之間相率習為豪強，爭鬥以自保其身家。無怪乎民日貧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輕視桓、文，羞言管仲；吾獨以為不然。姑無論其他，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史不絕書，有複古鄉官之製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則管仲未可輕也。惟漢諸葛武侯嚐自比於管、樂，其後相業果為秦、漢以來第一人。亦何必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異於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其實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遠，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漢、唐以後，王政存者寧有幾乎！若之何輕視桓、文也！《國語》之文雖難盡信，然此文於理與時勢皆得之，必非妄者。觀此，猶足見三代之遺製。故並錄之。
【存參】“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論語公冶長篇》）
△千室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晉文公在齊有馬二十乘，齊陳文子有馬十乘；則百乘，家之最大者矣。聖人以千室百乘相對為言，然則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尋常之邑不過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盡其職。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彥，聖人始以千室許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數萬戶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烏可得乎！
【存參】“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傳》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為小，則邑之大者當亦不多也。此雖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則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觀此言，猶可想見當時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鄉官
鄉官之製，乃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必不可廢者。亦非但鄉官也，百裏之內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無廢事。而後世皆舉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雖屬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鄉官，直舉而措之耳？不知何以無人計及此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製而附及之。
○周遺跡補考
石鼓：
△引汪師韓文辨石鼓
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時所作。宋歐陽永叔雲：“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誌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溯《石鼓說》中）其論當矣。而張氵昊《穀雜紀》則雲：“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曆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蘇勖《載記》雲：‘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雲：‘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則又以韓公之說為是，歐公之疑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唐貞觀中，蘇勖始紀其事。鄭餘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欽宗靖康末，金人輦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其家後改大興府學。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鼓。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今本亦作宣王，無文王字），宣王時刻；韓文公直稱宣王時作。逮宋程泰之，以《左傳》昭公四年，椒舉雲‘成有岐陽之’，指是成王。歐陽公《集古錄》乃有三疑。而鄭夾氵祭以秦權秦斤證之，指為秦刻。沿及金源，元遺山《中州集》雲：‘荏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雲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傳。鄭、馬二說，後人譏之者多，信之者少。以餘考之，竊歎馬氏有卓識矣。所惜其文未見，曾不知其定為後周何時耳（此下節刪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禮》，誥法《周書》，則詩襲《雅》、《頌》之文誠無足異。但史稱‘周武帝崇尚儉樸，校兵閱武，步行山穀，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獵豈肯誇耀其車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皇太子ど撫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獲二白鹿以獻；詔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無字），其稱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兩言鹿者，合之則鹿字凡六見焉。有曰‘我鹿允異’，豈非瑞應意乎！文內‘與鯉’、‘楊柳’、‘靈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稱‘天子’又稱‘嗣王’者，宣帝窮奢極麗，車旗章服俱倍數前王，此詞當是大象元二年間，天台侍從之臣追紀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稱武帝，以‘嗣王’稱宣帝──而宣帝每自稱為‘天’，則當時又未必稱以‘嗣王’也。文蓋以‘天子’稱宣帝，以‘嗣王’稱靜帝。雖宣帝於即位之始即傳位皇太子衍，顧不稱太上皇而自稱天元皇帝，是以文內‘天子’‘嗣王’連言之，猶之《周書宣帝紀》內‘帝’與‘皇帝’連及也。靜帝即位僅七歲，其三年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禪位於隋。其時石鼓甫成，應即委棄。而篆文人識者少。唐賢徒見‘車攻’‘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潤色文章耳。其詞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鑒察者；正不必依傍韓、蘇，篤儈而不敢議也。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傳，與餘言一證其同異哉！”
餘按：石鼓所刻詩詞不載宣王一事，亦無宣王時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決知其為宣王？自東周以後，下迄於隋，書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時物，必為世所寶貴，稱道者當不知幾許，何以稱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稱乎？漢都長安，距岐為近。班固，扶風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應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蘇勖與章懷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證唐，何足為據！自蘇勖至韓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書傳所載，稱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餘年，而反無一言之見於書傳。然則此鼓之在漢、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歐陽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韓、韋謂為宣王，蘇子瞻“想當然”之說也；張氵昊言安知秦、漢無稱道之者，秦檜“莫須有”之獄也。以“想當然”、“莫須有”折天下之獄，則獄靡不冤。以“想當然”“莫須有”斷古書古物之真偽，則書與物靡不失實。然則即謂此鼓為堯、舜時所作，謂夏、商之時書傳不存，安知無稱道者，亦誰能窮其誣哉！汪公之辨詳矣。此鼓果為宇文氏之物，餘雖未嚐詳考，然斷非周物則較然也。
又按：《穀雜紀》以為成王時物者乃韓元吉，而上湖以為程泰之；以為秦時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為鄭夾氵祭；所引互異。蓋韓、程皆嚐謂為成王，任、鄭皆嚐指為秦刻，論者各據所見之書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為異也。
裏城：
△引《封演記》辨裏城
湯陰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餘，即唐人所稱裏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頹，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聞見記》嚐辨其妄。今錄於左。
【《封氏聞見記》一則】“相州湯陰縣北有裏城，周回可三百餘步；其中平實，高於城外丈餘。相傳文王演《易》之所。按：此東頓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小城，或周一裏，或三百步；其中皆實。然則小城而實，皆古人因依立家，以為保固耳。”
餘按：湯陰之西為林縣，其北為安陽，又北為磁州。距餘鄉近者百裏，遠者二百餘裏。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壘石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廣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頹，或半頹。餘數往來於諸縣間，問之土人，皆雲前代避亂之所。然則湯陰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蓋築城自保，勢須據險，以高臨下，有山則據山，無山則築平地使高，築城其上，方足以製仰攻，本理之常，無足異者。但臨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見，見亦不為意。而湯陰之台東逼驛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裏之事附會之耳。餘又嚐居開州，即唐頓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湯陰此台者不下數十，蓋即封氏所謂“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頹，土人呼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蓋以大得此名），韓信骨堆（蓋“韓姓”之訛。）其村農相傳雲：“項羽與韓信相拒於此地，以築骨堆大者為勝。”夫羽與信固未嚐戰於此，即至此亦豈有餘暇，築台較其勝負乎！裏之城，當亦類是。裏巷流傳之語固不可據以為實也。嗚呼，湯陰有演《易》之台，則陳州亦當有修《春秋》之閣矣；涿州有張飛井，趙州有魯班橋；甚矣邪說之入人深而不學無術者多喜事也！
△古跡相因而生
按：裏之事本戰國人所述。既相傳為有此事矣，秦、漢以後因以演《易》附會之。既複相傳有演《易》之事矣，魏、晉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會之。證據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說。市有虎而曾參殺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說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簾洞；山下果樹甚繁。好事者遂以為《西遊記》孫悟空發祥之所，而建猴王廟焉。嗚呼，世所言古跡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並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備考】“畢在鎬東南杜中。”（《史記周本紀》）
【備考】“文王、武王、周公塚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皇覽》）
【備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裏畢原上。”（《史記正義》引《括地誌》）
△周陵之誤指
按此諸說，則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長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無異說者。至宋乾德四年，詔給守陵五戶，春秋奉祀，始以鹹陽縣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塚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誤八百餘年。前人辨之詳矣。今不複贅；但取《史記》諸家之言載之，以備後人考證雲爾。
古物，古跡，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偽亂真，或附會舛誤，而人遂信以為實，其所關亦不細。故亦補而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