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考作意
之為禮，先儒說者紛然，愈變而其說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來，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為不王不，魯之為僭禮；說本《喪服小記》。其一，以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說本《春秋說》文，自何、鄭以來皆用之（唯杜氏以為三年一，其說小異）。其一，以為專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嚳而配以稷，魯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則本於王肅之《聖證論》，趙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經，參之於傳記，說皆不合；而學者鹹從之，良可異也。述自幼讀《春秋》，即嚐疑之；及今三十餘年，益曉然知其誤。每歎三代之禮不明，《六經》之義日晦。但餘人微言輕，徒取狂妄之譏，安能奪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窺，不忍緘默以誤學者，乃輯經傳記注之言者別其同異，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學者溯流窮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間。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該備，姑取所記憶者列之，足以略見梗概而已。謹條其文如左。
一，祭見於《春秋》經文者二，一太廟，一群廟，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雲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莊公。’（《春秋》閔公二年）
△‘吉於莊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莊公，則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莊公，非也；故書之以示譏。’曰：果以祭文王，則祭於莊公不得謂之矣。魯自時祭莊公，《春秋》何得強名為而譏之！祭天之謂郊，祭山之謂望；今謂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從而譏之，可乎！趙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合，故又曲為之解曰：‘於莊公，蓋用祭禮物耳。’誠如是也，僭則有之矣，遂謂之則非也。設使用郊之牲，奏郊之樂，亦遂可謂之‘郊於莊公’乎！然則果專以祭文王，《春秋》必不書曰‘於莊公’；《春秋》書曰‘於莊公’，則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蓋《春秋》之所譏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莊公’而必曰‘吉於莊公’，書法甚明，非以於莊公為譏也。正如僖之‘於太廟’，乃譏其‘致夫人’，非譏其‘於太廟’也。謂書‘於莊公’為譏，則書‘於太廟’何說焉？
‘秋七月於太廟，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廟’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辭別嫌明微。但係以‘太廟’而不異其文，則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書‘’者二，書‘’者二，書‘嚐’者一。嚐皆不書其廟而獨書者，蓋嚐同日而祭，不僅一廟，而或直或，不係以廟則不可知其為誰何。由是言之，太廟群廟皆有祭，而非特製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專以祭始祖所自出，則但書足矣，何必雲‘於太廟’乎！
一，祭未書於《經》而但見於《左傳》者三，皆群廟之祭，亦無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將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樂卒事。’（《左傳》昭公十五年。按：此經文雲‘有事於武宮’，則凡《經》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經》無明文，故俱不載）
‘將於襄公，萬者二人；其眾萬於季氏。’（《左傳》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傳》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廟
按此三事，皆群廟，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則乃太廟群廟之通祭無疑矣。或曰：‘《左傳》文多附會，而《禮記》者經也；始祖所自出，其說出於《禮記》，其可舍《經》而從《傳》乎！’曰：《左傳》容有可疑，與經異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無荒唐抵牾之失，而證之於《經》‘於莊公’、‘於太廟’之文如合符，然其不當疑明矣。且《記》者，經也邪！孔子以前聖人所定，謂之經。春秋、戰國之間賢人所傳，謂之傳。秦、漢之際儒者所記，謂之記。自漢以後解經與傳記者，謂之注。自唐以後並經傳記注而釋之者，謂之疏。故傳或采於經，記或采於傳，其作之先後然也。傳或彼此互異則衷之經，記或彼此互異則衷之傳，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記》成於西漢之世，自劉向《七略》、班固《六藝》，皆未嚐以為經；至鄭康成注之，始躋之於經傳。唐人分經取士，遂與《禮經》並行；然其時《三傳》亦雜之經中，未嚐崇《禮記》而黜《左傳》也。宋人好言經學而不能辨真偽，反棄《禮經》而以《戴記》取士，然後世之習舉業者遂以為真經耳。豈得以漢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載者哉！且即漢人亦未嚐有是說，《王製》、《郊特牲》、《祭義》、《祭統》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獨《小記》、《大傳》、《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趙氏之所雲，特王肅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記》果有是說，尚不當以之疑《左傳》；況王肅耶！左氏生於戰國之初，禮時猶未廢。王肅，魏人耳，去春秋時八九百年，姑無論二子之學相去天淵，而傳聞猜度者亦當不如目見者之足征也。
一，“於莊公”一事，《三傳》皆以吉祭為譏未有以為當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莊公，速也。”（《左傳》閔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吉於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公羊傳》閔公二年）
“喪事未華而舉吉祭，故非之也。”（《梁傳》閔公二年）
△三傳皆譏吉
按：《三傳》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為譏，未有以‘於莊公’為譏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莊公，可謂大失禮矣，則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絕無一人知之而絕無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傳》皆知喪之失禮而不知魯本不當。’嗚呼，三子皆生於周之世，所見者周之書，所聞者周之禮，皆未嚐讀《小記》與《聖證論》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三子固無由而知之也，唯趙匡乃知之耳！吾鄉有學詩者，據《詩法入門》（近世書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側。世之據趙匡而駁《三傳》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見於《論語》者二，皆未明言其為何禮，不得以為祭始祖之父與五年一，不王不之證。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論語八佾篇》）
△辨朱熹“失禮之中又失禮”之說
按：聖人不欲觀之，故無明文，不可以懸度而定案。果以魯非禮之故，亦當如《祭統》、《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禮樂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趙氏之說，以祭始祖之所自出為僭則當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觀，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雲：‘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亦可謂委曲而費詞矣。
“或問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報本之中又報本”之說
按：聖人不答或人之故，亦無明文，不可臆斷。然以經傳之文推之，宗廟之祀見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嚐，曰，故《左傳》雲‘嚐於廟’。礻龠雖見於《易》而以為薄祭，則廟中唯此三祀為正也。此三祀者，嚐以薦新，以祭改歲，其取義皆易知：獨行於春夏之間，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製之意有難以窺測者。然則或人之所以問，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為祭始祖所自出而謂‘報本之中又報本，追遠之中又追遠，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則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難知。此諺所謂‘二十四拜皆已拜，何爭此一抖’者也。餘不敢信為然。
一，之文見於《左傳》者三，其詞甚明，亦皆與《戴記》合，初無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說。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嚐於廟。’（《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雲‘凡’見群廟皆然
按：‘凡’之雲者，群廟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與嚐同舉，正與《王製》、《祭義》諸篇說同，亦不當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辭。荀偃、士モ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傳》襄公十年）
△魯之失禮在樂
按：襄公十六年傳，晉亦有，則乃諸侯通用之禮也，此文以魯之樂比宋之《桑林》，則魯所用之樂非諸侯通用之樂矣。然則魯之失禮固不在而在樂也。蓋魯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樂章為僭；其實乃諸侯祭群廟之通禮，不必為天子獨有之祭，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魯為僭也。且雲‘賓祭用之’，則此樂亦以之娛賓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傳》襄公十六年）
△免喪然後
按：是年春葬晉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複雲‘未祀’，則是既葬既可行，必免喪然後舉也。何以必待於免喪？禮吉也。‘吉於莊公’，《經》書之矣，《傳》言之矣。彼此互證，其理顯然。蓋祖宗之血食不可因喪而廢，故嚐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純用吉禮，故免喪然後。此先王製禮，所以使喪祭不相妨，吉凶無所礙，其義為至精也。然則是以喪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無喪而概以數年為常也。至之所以為吉，《傳》無明文。而《祭義》、《郊特牲》皆謂有樂而嚐無樂。考《春秋》中之用樂用萬，皆也，而嚐皆無文；其說似為得之。然《魯頌》“秋而載嚐”章有“《萬》舞洋洋”，《祭統》亦雲“大嚐，升歌《清廟》，下而管《象》”，則又不知其何故也？豈嚐本無樂而亦可以用樂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書既缺不能詳考。要之，所以異於嚐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為五年殷祭與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見於《詩序》者二，說與《春秋經傳》、《戴記》合，亦與祭始祖之父無涉。
“《》，太祖也。”（《毛詩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製》所謂“直”，《春秋》所謂“於莊公”、“於太廟”者也。《王製》以為天子無直，而此雲爾者，蓋傳聞之小異；疑此為得之。此詩詞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為“太祖”，蓋以文王為太祖，猶《祭法》之雲“祖文王”也。此於說《詩》雖出揣度，然言則固與《春秋經傳》合，不以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雲：“嚳於後稷之廟而詞無及嚳、稷者，恐《序》之誤。”不知原不於嚳，亦不皆於稷，故詞不及嚳、稷而《序》以為，非《序》誤，乃以為始祖所自出者誤也。
“《長發》，大也。”（同上）
△《長發》“大”即
按：此即《王製》所謂“”也。此詩遍述契、相土、湯，故《序》以為“大”。於此可見漢初儒者師弟相傳，其說皆如是，初無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說，不但《王製》、《祭義》等篇為然也。朱子《詩傳》乃雲：“大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為祭之詩。”蓋由誤信趙氏之說，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說為誤。今但屏去趙說，則古傳記之言者皆不誤矣。然則是王、趙誤而非古傳記之誤也。
一，《禮記》中泛記祭之時者六，皆列於時祭之內，兼有諸侯宗廟通用之文，絕無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說。
“饗有樂而食嚐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而秋嚐。”（《郊特牲》）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秋嚐。……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有樂而嚐無樂。”（《祭義》）
“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明乎郊社之禮，嚐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為春祭
按：此三篇皆謂春秋嚐，則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義》、《郊特牲》皆通論祭禮而其言如是，則乃諸侯群廟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獨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獨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釋《中庸》嚐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雲：“，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嚐，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餘按此章自“修其祖廟”以下皆論祭祀之禮，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嚐”明之，其為春秋嚐，文義甚明。況《祭義》、《郊特牲》皆有“春秋嚐”之文可互證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則以春秋包四時，後則以一嚐該四祭，亦可謂迂曲深晦而費詞矣。蓋朱子亦以先入之言為主而強取而合之，故不複顧本章之文義耳。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嚐，冬曰。”（《王製》）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嚐，冬祭曰。衤勺、，陽義也；嚐、，陰義也。者，陽之盛也；嚐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嚐。”（《祭統》）
△《王製》等篇以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與前三篇小異。彼以為春祭，此則以為夏祭；彼以為每年兩祭，此則以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蓋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時，其後說經之儒各據其師所傳為說而分係之，是以或舉其重，或兼其輕，或以為春，或以為夏耳。要之，皆以為每年之祭而非以為五年之祭也。夫《記》之言雖不足盡信，然秦、漢間去古未遠，其時學者各有授受，源流不歸於一，非若後世為舉業者同宗一注疏而無異說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餘篇之中豈得竟無一人言者，而不約而同皆以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雲“天子諸侯宗廟之祭”雲雲而無異詞，則亦未嚐以為不王不與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鄭玄分別夏、殷、周祭名之非
鄭氏《王製》、《祭統》注雲：“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為殷祭。”餘按：《祭統》言成王、康王賜魯以嚐重祭，則為周製無疑矣；《中庸》以春秋嚐為武王、周公之達孝，則亦以春秋嚐為周製也；烏得概謂之夏、殷哉！夏、殷之製，《記》嚐言之矣，《王製》之“饗、食”，“收、”，《祭義》之“祭ウ、祭陽”，《郊特牲》之“尚氣、尚聲”，皆以夏、殷之文別之，未有不舉其代號者。不舉代號，皆周製也。如概以為夏、殷，則《王製》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鄭氏以夏、商為有殷祭乎？無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襲其名，可也；即別命一名，亦可也；何為易之而又冒其時祭之名？若無殷祭而周創之，則亦何難並創一殷祭之名，而必為易之而又胃其時祭之名？若無殷祭而周創之，則亦何難並創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時祭之舊名，複別製一時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謂委曲而繁擾矣！《記》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記四代之，無論已；其餘十篇，無明文者五而以為時祭者五，未有一篇言為殷祭者。《記》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漢亦去周為近，何故竟無一人肯述周製而皆遠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嚐、。諸侯衤勺則不，則不嚐，嚐則不，則不衤勺。諸侯衤勺直，一直一，嚐，。”（《王製》）
△“直、”非祭名
按此文，則是衤勺嚐乃祭之名，而直與袷乃分合之謂，非祭之名也。分祭則謂之直；合祭則謂之袷。直，即直也，專之義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猶右之加示而為佑也。嚐皆有袷，則嚐之外不得複有袷祭矣。猶《詩》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麥”，不得謂黍稷菽麥之外別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製，實本《春秋經傳》而來。所謂之直者，即《春秋》之“於莊公，於太廟”也。所謂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廟”也。所謂嚐袷者，即《春秋》之但書“己卯”，“乙亥嚐”，而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必盡合古製，要其大即不悖於經。由是言之，之與不書所祭之廟也。所言雖不必盡合古製，要其大概不悖於經。由是言之，之與袷不得平列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屬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則非以祭始祖之父矣。雲“諸侯一直一袷”，則亦以為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說矣。
一，《禮記》中專記魯之製者三，但以為用天子器樂，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絕無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說。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嚐是也。夫大嚐，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幹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祭統》）
“季夏六月，以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爵用玉盞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幹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統》、《明堂位》見魯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則是魯之所以為僭者專於祭器樂章見之，非以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為僭也。黃目玉瓚皆灌時所用，與《論語》“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樂，與《春秋傳》“魯有樂”之言合；魯之僭可以互證而無疑矣。且《祭統》所稱重祭凡四，而郊社嚐皆與焉。郊固天子之禮，若社嚐乃諸侯所通用，又何獨疑於而遂以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雲“成王、康王賜魯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應有是過舉。管仲之“三歸、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徹”，亦豈有人賜之！蓋魯之君自僭天子禮樂，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國人遂為是想當然之說，正如楚伯州犁所雲“辭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賜祭，一事耳，成則成，康則康，何以概雲“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魯國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無一言及之而但雲“祀周公於太廟”乎？然則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獻子為之也。”（《雜記下》）
△《雜記》概舉五廟
按：此文雲“有事於祖”，則亦概舉五廟言之，而未見其為專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謂七月始於獻子，恐未必然。範氏《梁傳注》已辨之矣。
一，自《喪服小記》始有“不王不”之說，乃因《禮運》之文而誤；其實，《禮運》未嚐以為天子之禮。
“魯之郊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運》）
“禮，不王不。”（《喪服小記》。《大傳》同）
△《禮運》“非禮”之誤解
按：《小記》之文乃本《禮運》之意以為言者。然《王製》等三篇泛言禮，未嚐有一篇以為天子之禮者；而《禮運》、《祭統》、《明堂位》三篇專言魯，則皆以為天子之禮。然則是魯為天子之禮，非即為天子之禮，明矣。蓋《禮運》所謂“非禮”即《祭統》、《明堂位》所雲“黃目、玉瓚、《大夏》、《大武》”之屬，其“郊”並舉亦即《祭統》“郊社嚐”並舉之意；非以為天子始得行也。《禮運》以此文為孔子之言，雖未必果然，大都此語相傳已久。《小記》，漢儒所纂，但聞魯非禮而未詳其所以非禮，但聞魯之郊皆非禮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為不王不耳。《小記》本雜綴古人之語以成篇者，而此文亦與上“其祖”之文不相屬。蓋上文本謂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誤以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輯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傳》誤采《小記》
至於《大傳》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見於《服問》，“別子”以下見於《小記》；則此文亦即采之《小記》可知。蓋因其與上文皆論，故取而合之。然則《大傳》之作又後於《小記》矣。後儒但見《大傳》此文，遂不複考其所由來而概以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說乃一人誤解之，一人又誤采之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一也。
一，自《春秋說文》始有五年一之說，乃因《公羊傳》及《爾雅》之文而誤；其實，《公羊傳》未嚐以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嚐；冬曰。”（《公羊傳》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末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傳》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嚐；冬祭曰。……，大祭也。”（《爾雅釋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說》文。《禮緯》同）
△《公羊》“殷祭”與《爾雅》“大祭”之誤解
按：《春秋說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傳“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為殷祭者，則因於桓八年傳時祭不言之故。然觀《傳》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謂一而一也。《傳》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則“五年而再殷祭”雲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嚐謂別有一，與袷相間以祭於五年之中，而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則上文亦當有一言及，何得獨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則閔二年“於莊公”之傳亦當有一言及之，何得獨言之於袷乎！蓋此傳之文正與《王製》相表裏，所謂“大袷”，即《王製》之“袷”也；所謂“五年而再殷祭”，即《王製》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則四年而再袷，與此五年之文少別。蓋亦約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嚐不同，不得平分為二祭以當五年再舉之數也。至於四時之祭獨不言，此亦不足為異。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時，故殷以一歲為“一祀”，《禮》以祀事為“歲事”；但每歲有此數祭，非每時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時一祭，則當以一時為一祀，何得反以一歲為一祀乎！古禮既缺，說經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係之四時，是以互有同異，或有此而無彼，或有彼而無此耳；非謂此外不得複有祭也。《祭義》、《郊特牲》皆但言嚐而不言，亦可以為五年之殷祭乎！《左傳》雲：“嚐於廟。”至紀祭時則雲：“始殺而嚐，閉蟄而。”獨不言，是無定時也。故，於《經》有“五月”“七月”之異，於《傳》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記》則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說。或者公羊氏以無定時，故不分係於四時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強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數也！《爾雅》四時祭名全錄《公羊傳》文；以《傳》之未言也，故別出“，大祭”之文以補之。然揆其意，亦但謂祭較祠衤勺嚐為大耳，非以此當《傳》文“五年再殷祭”之數也。若果以相間為五年之殷祭，則文當雲“、，皆大祭也”，何得獨言而偏遺袷乎！《春秋說文》見不列時祭之內，遂誤以《爾雅》之“大祭”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為二而以“三年”“五年”別之，以求合於《傳》文、嗚呼，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傳寫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經傳無袷祭之名而但有“嚐”“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則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則仍是大耳。豈得分彼為而此為也哉！何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所以異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當然耳，經傳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所以異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當然耳，經傳未嚐有也。縱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豈得反不謂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為穿鑿。之見於《經》者二，而相距八年，烏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說，自繼數之，自繼袷數之，則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傳》豈得謂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無祠，《詩》有祠無，經未有祠並舉者；《祭義》、《郊特牲》，為春祭，此傳亦祠為春祭；《王製》、《祭統》以與衤勺嚐為四，此傳亦以祠與衤勺嚐為四：安知與祠非一祭而異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詩與《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傳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見於經，而《詩》、《易》皆有“礻龠祭”，鄭氏以為“衤勺，即礻龠也”。今“”與“祠”音亦相近；而從“У”，У與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經傳之而異其文者乎！姑闕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異而遽曲為之說也！蓋西漢之世，公羊之學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學官，而《戴記》亦未出，學者說經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貴，故每增其師說，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為功，其風氣然也。是以《春秋說文》演為此說，而《禮緯》則又見《春秋說文》之語而襲之者，猶《大傳》之采諸《小記》也。此雖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說，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記》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說亦漢儒之誤解而誤采焉耳。此其悖於經傳者二也。
一，為始祖所自出之說者皆引《喪服小記》、《大傳》為據，然觀二篇之文實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喪服小記）
△《小記》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禰遠近之分
按：此文義甚明，且與《王製》相表裏。所謂“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謂“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製》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獨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謂之“其祖”而謂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與始祖之主同陳於太廟，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嚐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說哉！且其下文雲“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則其意尤顯然。何者？九廟之說始於劉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謂“天子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廟，諸侯則與太廟而為五，周則加文、武世室而為七”。此篇蓋漢儒所記，故不言立六廟而言“立四廟”。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其祖”之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謂始祖，則當雲“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廟”，不得雲立四廟矣。此篇本記喪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傳，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則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時，以後稷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為其祖而立四廟配之。至魯與衛，則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魯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無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為王，則當奉大宗之統而祭與子同，其子孫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僅祭及於其祖之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雲者，兼庶子之子孫而命之也；猶下文之雲“庶子不祭祖”也，猶《春秋傳》之於王孫牟、燮父、禽父而皆謂為“王母弟”也。鄭氏所謂“正體在上，下正猶為庶”者是也。然則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與“兼祭其祖之所自出”為庶之別。若其祖即為後稷而所自出者為嚳，財祭稷者即祭嚳，庶原無分別，何故複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義本極易解，特後之說者互相沿襲而遂失其真。學者不取信於《春秋經傳》而泥漢儒之記，已為舛謬；況並不求其前後文義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為說乎！無怪乎《六經》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幹袷及其高祖。”（《大傳》）
△《大傳》文義與《小記》無異
按：《大傳》文即采之於《小記》，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諸侯”以下雖《小記》所無，然其意亦與《小記》無異。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為遠，故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則始祖也，最遠，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義顯然，無可疑者。然則《大傳》之意亦謂“其祖之所自出”為始祖耳，非謂“其祖”為始祖而別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為即始祖，則諸侯始封之君──若魯衛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別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稱之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別之，何其不倫之至也哉！
一，以為祭嚳，以嚳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魯語》、《祭法》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據，且與《小記》、《大傳》“其祖所自出”之語無涉。
“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契為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禹。夏後氏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魯語》）
△《魯語》之主於祀有功
按：《國語》一書，語多荒唐，文亦冗蔓，乃戰國之人取春秋之事而擬其語言者。是以所稱三代製度，列國世係，率與經傳不合；而自相矛盾者亦複不少。如《周語》以齊為四嶽之後，《鄭語》又以齊為伯夷之後；《晉語》以炎帝為薑姓，《周語》又以四嶽為共工之孫而賜薑姓；如此之類不可枚舉。此固不足道也。自司馬遷誤以為左氏所著，漢末學者因之題曰《春秋外傳》，而人遂無敢議其非者；即明知其悖於經傳，亦必委曲而為之說，良可笑也。然此雖有“嚳”之文，亦非以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何者？此章之意皆主於祀有功，以明爰居無功而不當祀。故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又曰：“仁者講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然則醫嚳之但以其有功故之耳，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也。自社稷以下凡十有九祀，皆先舉其功而後記其祀。故曰“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雲雲。然後繼之曰“故有虞氏黃帝而祖顓頊”雲雲。然則嚳之但以其“能序三辰以固民”故之耳；使嚳不能序三辰以固民，則周固不之矣，嚳之，非以為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之也。且虞郊堯而商舜，皆非其祖所自出也。若必其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諦之，則不幸而所自出之帝無功而反有過，若宋之祖帝乙，鄭之祖厲王者，則將之乎？將不之乎？若亦之，則與前後所稱“聖王製祀”“仁者講功”之語自相剌謬，而豈有是文理也哉！由是言之，《國語》“嚳”之文雖不經，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蓋此章之與經傳所稱之皆不同，此章“嚳”之文輿《小記》、《大傳》“其祖之所自出”之意亦不相涉，固不得強附會之為一而以為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有虞氏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後氏亦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入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帝嚳能序星辰以著眾。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眾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祭法》）
△《祭法》竄易《國語》之三謬
按：《祭法》此文乃竄易《國語》之文而失其意者。無論祀典未確，即文理亦不通。然漢以後諸儒鹹信從之而無異言，殊可笑也！何者？《國語》此章之意在製祀之以功，故先言聖王製祀之法而後舉十九祀以實之；由社稷而郊祖宗報，皆先敘其功而後記其祀；章法井然，不可紊也。《祭法》獨摘此文冠之篇首，而置其全文於篇末，遂致前文突然，後文缺然；中又間以天地廟社群神之祀六七百言，遂使前後文義了不相貫。一謬也，《國語》郊祖宗之祀凡十三人，故此十三人皆祖敘先其功。《祭法》改“宗舜”為“宗堯”，“舜”為“嚳”，刪舜之祀而仍序舜之功，不刪“郊稷”之文而反刪稷嚳敘功之語，遂致記祀則十二人中有稷而無舜，敘功助十二人中有舜而無稷，前後不符，自相矛盾。二謬也。《國語》敘十三人之功，記十三人之祀，皆以世代先後次之。《祭法》於記祀則概以郊祖宗為次，嚳、鯀、在顓頊前而契居冥後，於敘功則又先言嚳、堯，舜、鯀、禹而後以黃帝、顓頃繼之，世代淆亂，祖孫顛倒。三謬也。具為錄人之舊，不問可知。且共所記七廟五祀之製皆與經傳他篇互異，則此篇出於漢儒之手明甚。若《國語》此章，則首尾完密，文義明順，乃其人之所自作無疑也。嗟乎《國語》，戰國之文，本不足道，而《祭法》采之，又竄易之而失其本意，則作《祭法》者其識又出《國語》下遠甚；然而後之儒者見其在《戴記》中，遂真以為周公之製而不敢議，反以為《國語》采《祭法》之文，則後儒之識又出《祭法》下遠甚矣！磁州鬻煙草者，楊氏最著名。以他人之貨置楊氏肆中，則價高而人爭貿之。嗚呼，世之不辨真偽而但以其名焉者，皆若是而已矣！雖然，《祭法》固不足信，然亦初未有其始祖所自出之帝之說也；但其所采《國語》全文倒在篇後，人但見其首而未暇細審其尾耳。此又不可以誣《祭法》矣。
一，自鄭康成始以《小記》“其祖之所自出”為“其始祖之所自出”，然所自出者乃謂天神，非人鬼，與《祭法》“殷、周嚳”之文無涉。
“，大祭也。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鄭康成《小記注》）
凡大祭曰。‘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鄭康成《大傳注》）
△《鄭玄》以天神為其祖之所自出
按：太微五帝之說本出《春秋緯》，謂黑帝為契所自出，蒼帝為稷所自出。後漢最重讖緯，是以鄭氏信之而以為祭天，以所自出為天之五帝，由是不得不以“其祖”為始祖耳。此說至為荒唐，而以為郊尤屬乖謬。王肅、趙匡非之，是已。然以“其祖所自出”為“其始祖所自出”，則其誤實始於此。夫鄭以“所自出”者為天神，故以“其祖”為始祖。今王、趙既以“所自出”者為人，則是此祖之前尚有一代，豈得稱此祖為始祖乎！此理甚明，不待言者。不知朱子何以從其說也？
“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謂祭吳天於圓丘也。”（鄭康成《祭法注》）
《鄭玄》解之三說
按：“圓丘”之文本於《周官》，即郊也。鄭氏於《小記》、《大傳》既以為郊矣，而此文又郊並舉，故不得已而分郊與圓丘為二以曲全其說耳。此說之誤顯然易見，不待辨者。韋昭之解《國語》，與鄭正同，疑即采之《鄭注》。或東漢時舊有此說，亦未可知也。鄭氏於，為說凡三，而以《王製》、《祭統》等篇為夏、殷之禮者不與焉。《祭法》之，圓丘也。《小記》、《大傳》之，郊也。《春秋經傳》、《論語》之，宗廟之也。大抵鄭氏說經，其失在分。《戴記》諸篇本非一人所撰，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是以彼此互異。鄭氏不辨其是非，務曲為之說，使之並行不悖。此其失也。然於宗廟之仍以為祭後稷群廟，不以為祭嚳也。然則鄭氏之失在分，其得亦在分。分之，而誤者自誤，不因一誤而並經傳他記之文而盡誤也。此猶鄭氏失中之得也。
一，自王肅始合《大傳》、《祭法》及諸經傳之為一，以為周人嚳即其祖之所自出；趙匡從而演之；其後朱子《集注》及宋、元、明諸儒之說皆本於此。
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雲：‘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雲“以其祖配之。”（孔穎達《禮記疏》節錄王肅《聖證論》）
“《禮大傳》及《喪服小記》雲：‘禮，不王不；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諸侯不得行禮明矣。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意，故又推尊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於始祖之廟，就以始祖為配。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為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祭法》曰：“周人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稷為始祖，嚳為始祖所自出之帝，故郊則以稷配天而則以稷配嚳，無可疑也。（李廉述趙匡語）
△王肅以《五帝》世係並合《祭法》、《小記》之謬
按：《祭法》之文采之《國語》，本後人所偽，不足為據，且亦與《小記》、《大傳》之毫不相涉。《祭法》之意，但謂黃帝與嚳有功於世故當祀耳，非謂其為祖之所自出也。《小記》、《大傳》則欲以明嫡庶所祀祖禰遠近之分，但問其為所自出與否，不問其有功與否也；王氏不達其意，乃附會之使合為一，見《大戴禮》、《史記》所稱五帝世係有可假借者，遂以為黃帝與嚳因顓頊、稷之所自出而得。其說誠巧，然於本篇之意則大相悖矣。且《大戴》與《史記》烏在其可據耶？《傳》曰：“黃帝氏以紀，炎帝氏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太氏以龍紀，少氏以鳥紀；自顓頊以來乃紀於近。”然則顓頊氏之去黃帝也遠矣。而《大戴》以為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項，謬矣。《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夫曰“族”，曰“世濟”，則由高辛氏以至於堯不一世矣。而《大戴》乃以高陽為黃帝孫，高辛為黃帝曾孫，而堯為高辛之子，又謬矣。堯之二女，舜之妻也。而《大戴》與《史記》乃以為堯、舜同出於黃帝，堯與舜之高祖敬康為同高祖兄弟，無論**瀆禮，誣聖人而得罪於名教，而其年亦不合。此乃齊東野人之語，而肅據之以駁鄭氏，一何亻真乎！至以稷、契為嚳之子，堯之兄弟，則其謬尤顯然可見。《書》曰：“棄，黎民阻饑，汝後稷，播時百穀。”舜命稷也。若果堯之兄弟、則堯享國百年而殂落，又三年而後舜即位命官，稷於此時少亦不下百數十歲，然後舉為舜臣，有是理乎！故張融曰：“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由是言之，稷固非嚳之子，周人安得以嚳為稷所自出而之哉！肅既誤合二篇之說為一，又以為即宗廟五年之，而漢儒所論之舊說遂盡變而大失其真矣。歐陽子序《帝王世次圖》曰：“孔子沒，異端之說興，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從以取信於世。學者習傳盛行之異說而不知取舍真偽、如司馬遷之《史記》是矣。”奈之何據《史記》之世次而遂欲以折《經》之衷，盡黜《三傳》先儒之舊說乎！
△趙匡加“始”與“祖”而續“帝”於“所自出”之謬
《記》雲：“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未嚐言其始祖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之，亦未嚐言所自出之為帝也。“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謂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以前豈遂無人，而莫知其為誰，故即以此祖為始祖而奉之於太廟；若複別有所自出之人，則此祖不得謂之始祖矣。趙氏乃加“始”於“祖”之上而續“帝”於“所自出”之下，以誣《小記》、《大傳》。既謂之始祖矣，複安得別有所自出之帝乎哉！王者繼天立極，報本追遠，雖天地猶將父母之，乃於己之真始祖則祧之而不使入廟，而但取第二代之祖強名之曰始祖而納之於太廟，百世不祧，而真始祖僅於數年之內一借享於第二代祖之廟而止，是豈仁人孝子之所忍乎！然則稷之前果更有一嚳，則周之始祖乃嚳非稷矣。曰：“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者，謂始祖之世見為天子而己見為諸侯，故不敢以卑褻尊，以旁支亂正統也。若世已失天下數千餘年，其後嗣或滅或絕，不能自振，而己身為天子，豈得止祭及其分封之祖，而分封之祖之父曾有大功於世以啟佑後人者遂甘絕其血食而不問呼！且是乃天子不敢祖天子，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也。是故，商之世，紂也，武庚也；微仲以下當祖微子。然至武庚亡而宋封，則必祖契而不僅祖微子矣。晉之世適，文侯也，昭侯也；武公以下當祖桓叔。然至翼滅而曲沃命，則必祖唐叔而不僅祖桓叔矣。由是言之，嚳果為稷之父，則周必以嚳為始祖；周但以稷為始祖，則嚳必非稷之父矣。若之何其以嚳為稷之所自出也！蓋上古之時人情樸魯，典冊不多，自稷以前皆已無考，是以即以稷為始祖；豈容於始祖之前而複別求所自出哉！且禮以卑就尊，未聞有以尊就卑者。群廟之主皆太祖子孫也，故得以升而合食焉。毀廟之主則不合食於未毀之群廟矣，太祖之父豈得反就其子而合食耶，凡祭必有主。太祖之父之主，平日藏於何所？苟且而藏之他室。則不可。若亦為之立廟，則何不就其廟而祭之？廟於彼而祭於此，不亦遠於禮乎！王氏之學去鄭本遠，而專與鄭為難。以魏、晉俗重門閥，而肅父為魏三公，女為晉太後，由此與鄭齊名。然晉以降，若杜預之《左傳解》，範甯之《梁注》，孔穎達之《禮記疏》，皆仍用舊說，不從王義也。自趙氏欲借之以攻《左傳》，始據王說以為難端。逮朱子采其言以入《集注》，遂為不刊之典，而《傳記》先儒之說始無複有過而問焉者矣。相沿既久，人且不知其出於肅，況複能溯流窮源而知其誤，並知其所由以誤乎！此其悖於經傳者三也。
△結論
嗚呼，之為禮，書於《經》，詳於《傳》，而難見於《戴記》，眾矣；其文曆曆具在，人人所共見也。以為不王不者，獨《小記》、《大傳》耳。以為五年一者，乃《說文》、《禮緯》文耳。以為祭始祖所自出之人者，至王肅、趙匡始有此說耳。《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歐陽子曰：“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舍君子而從聖人。”然則學者於，從《經》、《傳》而置後儒之說焉，可也。即不然，從其多而置其少焉，可也。乃於《經》則曰“本不如是，書之以其失禮也”，於《傳》則曰“《傳》誣，不足據也”，於《記》則曰“此夏、殷之禮也”。古之聖賢千言而猶不信，後之陋儒一言而遽從之，抑何其顛倒也！無亦貴耳賤目，驟聞其說之新奇可喜而遂不自求之經傳乎？朱子一代儒宗，不及察其誤，餘竊惜之。是非餘之好求異於前人，乃前人之自異於經傳，故餘不得不一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