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見於《夏書甘誓》，而其製詳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釋之，兩漢諸儒闡而明之，魏明唐肅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餘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謂‘《春秋》假天時以立義；以夏時冠周月’；然亦但謂周不改時耳，非謂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國作《春秋傳》，乃並周之月亦以為不改，而但改歲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鉉翁作《原夏正》，又並《春秋》之月亦以為未嚐改，而但改舊史之歲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說出，世之學者往往疑焉而不能決。雖有一二好古之士駁其謬戾，顧其為說猶多未盡，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餘之究此久矣，乃考經傳之文，綜異同之故，溯流窮源，分條別貫，而詳辨之如左。
△辨胡安國孔子改正朔之說
胡氏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餘按：孔子以東周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蓋位愈卑則愈不可僭，況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討安祿山，或勸之還兵以誅楊國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權，彼亂臣賊子複何懼焉！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杌》，魯之《春秋》，一也。’蓋《詩》、《書》皆王者之跡，《乘》、《杌》、《春秋》皆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繼《詩》、《書》，則不可更以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豈謂其改正朔，專黜陟哉！若改正朔，專黜陟而可以為天子之事，則吳、楚之僭王皆可以為天子之事乎？為是說者非止誣聖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亂也。由是言之，周果名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書曰正月；孔子既書曰正月，周必不名之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國孔子實行夏時之說
胡氏曰：‘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餘按：為邦之答，持論也；《春秋》之作，紀事也。持論者欲其當；紀事者欲其實。周曰某月，孔子書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見其是非之實，可矣；不必問其當與不當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為歲首，則是正月固與夏同，但歲首異耳；周之正月固是，但歲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時，將改其同且是者乎？將改其異且非者乎？必將改其異且非者也。今也，歲首之異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為‘行夏時’，聖人不應顛倒錯亂如此也！
△家鉉翁以《春秋》為夏正之非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電，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雲：‘震電非異，震電而雪所以為異’。夫雪距震電八日，其與震電無涉也明矣。震電苟當其時，豈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異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災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為‘連三月之雨雪’。然則‘秋，大雨雹’亦連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連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霜之殺草，果之再實，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雲：‘若以此為亥月，草不盡殺，猶或有之，何以遽書為災？’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殺者。且《經》但雲‘不殺草’而家氏以為‘不盡殺草’，亦鍛煉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夏正之春，非冰時也。家氏乃雲：‘正月藏冰，二月開冰；為冰政不舉，故書以譏之。’夫先王之政，魯之不舉者多矣，何獨於冰！且‘無冰’為無藏冰，則‘無麥’亦為無積麥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時也。家氏乃雲：‘螽在夏秋，為其賊苗而書；在冬，則以陽氣不斂，窮冬蟄出而記異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則固無是事也。且二百餘年中書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之與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謂‘麥苗’為麥之苗，以求合於夏正之秋。夫中原無麥之歲十而二三，故無麥不書，無禾亦不書，兩無然後書之。若但無麥之苗即書，《春秋》何以止於兩見？且北方秋遇大水，則播麥必多且美，何以反無麥之苗乎？莊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於齊。’禾之有無，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謂歲終計所儲蓄而言，以求合於夏正之冬。夫饑饉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醜月歲終而後計之，而後告糴，待其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過半乎！其餘寒暑災變尚不下數十事。若三‘饑’兩‘有年’之書於冬，‘雨雪’‘隕霜殺菽’之書於十月，其斷斷不可謂之夏正者蓋不可以枚數。家氏乃雲：‘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義例而通。’嗚呼，吾不知家氏又將以何義例通之也？
△家鉉翁斥杜預《長曆》之非
自漢以來，修明曆法之人無代不有，所推春秋時交食閏餘皆與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謂元凱撰為《長曆》以從《左傳》之訛，又謂其借曆法之不可知者以為遁詞。嗚乎，凡人之言，課虛則可欺，征實則難偽；今以曆法推未來之交食曆曆可征，家氏謂為偽，何也？且《春秋》書‘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餘皆在正月也。正月為周之歲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為寅月，而歲首別在子月；孔子革周歲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歲首舊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於此年正月矣。歲首既在十一月，則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說之病因
雖然，二子之為此說亦有因焉。太初以來千數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習，習而安，遂誤以為月之本名，──故疑月數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醜為歲首，而《書伊訓篇》雲‘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為歲首，而《史記高帝本紀》雲‘漢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歲首而不改正月也。晉以十二月朔滅虢而卜偃以為在‘九月十月之交’，絳老人以三月朔生而雲‘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鄭祭足之‘取麥’《傳》書於四月，‘取禾’《傳》書於秋，謂《傳》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風》雲：‘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雲：‘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謂《詩》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嚐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書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為孔子改周正月之說，又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說以曲全之。然則此二說者乃其病之證，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訁皮辭知其所蔽。其訁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訁皮而未通其蔽，則學者之疑終不釋而聖人之製猶未能明也。
△歲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歲之子也。古之聖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製以為日；因月之與日一會也，故製以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製以為歲。月最近日曰朔，最遠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遠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兩端也；二至者，歲之兩端也。故歲之必始於南至，猶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則子月之為正月，自初有歲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聖人易而建醜，又易而建寅，乃名之為十有一月耳。習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歲之必首以正月，猶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謂之十有一年，間一年乃謂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間一日乃謂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試第一人謂之省元；殿試第一人謂之狀元。‘元’者，首也。所謂省元，狀元，猶所謂歲首也；所謂第一人，第二人，猶所謂一月，二月也。然則謂周不以子為歲首則已耳，既以子為歲首，安得不以子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說
《伊訓》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書，則漢鄭康成之所注者是也。當鄭氏時，此篇已殘缺不全，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說詳見《古文尚書真偽考》中），其所雲‘惟元祀十有二月乙醜’者，乃《漢書律曆誌》所引《舊書伊訓篇》之原文，而晉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漢誌》所謂乙醜，則子月冬至朔旦，非醜月也。以子月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記》紀曆代之事，以其時月參差，民聽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數以歸畫一。顏師古《漢書注》雲：‘凡月皆太初正曆後追改；當時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盡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於東井’，以曆推之，金、水附日當於前年七月在東井；而誤載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舊史名之曰十月也。是遷之追改，其跡甚明，正如《左傳》以周正紀晉事，而猶參用一二夏正而未及盡改也。以申月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謂之‘正’，猶朔日而但謂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謂之‘改正’猶改元年而但謂之‘改元’也。數之始者必異其名，是故以‘元’異年，以‘正’異月，以‘朔’異日；猶卦爻之以一為‘初’也，猶長幼之次之以一為‘大’也。今胡氏既雲‘前乎周者以醜為正，後乎周者以亥為正’矣，而又雲‘月不易’，醜亥為正而寅之為正月如故，是分‘正’與‘正月’為二也。蔡氏《書傳》沿此，遂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商以醜月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醜為正月而寅為一月，是又分‘正月’與‘一月’為二也。然則元年可謂之非一年，改元可謂之非改元年乎？是何異於唐人之謂《文選》但有班孟堅文而無班固文也！
△三正並行於侯國之證
至於《經》、《傳》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時，三正雖迭建於帝廷，亦並行於侯國；猶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紀元於其國也。蓋諸侯之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舉兵而滅之耳，苟其能守舊典而無大過，聖人亦不強改其曆使從己也。故啟討有扈氏，不責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棄三正’；猶商用助而公劉自用徹也。故商之建醜，周之建子，非改曆也，湯以前本建醜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猶徹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劉也（說詳見《三代經界通考》中）。晉封於夏故墟，民習於夏正者久，故其曆仍用夏正。以《竹書紀年考》之，曲沃莊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謂之十月；周三月，絳老人謂之正月；晉趙武以襄二十五年秋為政，至昭元年正月當為八年，而祁午謂之七年。此乃晉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傳》，亦多采舊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鄭之殺，《經》在明年春，《傳》皆在前年冬；韓之戰，《經》在十一月壬戌，《傳》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紀他國之事亦間有用夏正者：如齊桓之卒，《經》在十二月乙亥，《傳》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國亦用夏正，或此國之事旁見於彼國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雜，逐致參差不一。是以‘取麥’書於四月，‘取禾’書於秋也。左氏既未及盡考而正之，而杜氏《經傳集解》既成，始見《竹書》，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顧寧人始揭此義。而餘以推之《傳》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閏亦互異。如王子朝之亂，衛侯輒之奔，《經》、《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國皆自用其曆，固不得以唐、宋郡縣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時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曆，南唐用齊政曆，蜀用永昌、正象二曆，國各異政，猶不足以為怪，而民間亦別有小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萬分；近代未嚐有是事也。此雖皆以建寅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閏餘之法，皆不能無異。相距未及千年，其製之不同已如是，況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證
古之時，三正既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文人學士之篇章──猶封建廢為郡縣而刺史太守節度觀察使猶謂之諸侯，猶知府知縣猶謂之守令也。蓋詩之為體與紀事不同；歌謠之興，始於虞、夏，其時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猶唐詩之多沿漢、魏、六朝語也，亦可據唐詩以證《唐書》之誤乎！且純用夏正者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一詩耳，其餘則周、夏之正義皆可通者較多。若《豳風》，則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謂之蠶月，此蓋當時裏巷之語雲然，後世去古遠而不可考耳──猶天津、泰安之為府已數十年而民猶呼之為天律衛泰安州，猶汴之為開封已數百年而民猶呼之為汴城也。張氏以寧雖極為《詩》辨，然不知詩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陳氏廷敬雖頗為《傳》解，然未知侯國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則其說猶未備而其疑猶未釋也。
△《周書》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紀事之書則無不用周正者。《武成》雲：‘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於征伐紂。’（本《漢書》，與今《書》文小異）《國語》雲：‘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鬥柄，星在天黿。’《漢書律曆誌》雲：‘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鬥前一度；癸巳，武王始發。’由是言之，其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釋之，則日當在元枵、И訾之間，辰且近營室矣，《國語》何得乃雲然乎！《畢命》雲：‘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漢誌》以曆推之，亦為周正。至《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雖無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為周正無疑。其尤顯然較著者，則《洛誥》之‘十有二月戊辰，祭歲’。若果歲首在十一月，則十有二月何得祭歲乎！曰：然則《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書皆戰國時所撰。《月令》出於不韋，乃陰陽家之說，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製明甚。《周官》封建之製，山賦之法，皆與《詩》、《書》、《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獨能得其實。（說並詳見《豐鎬考信錄周公篇》中）惟《尚書》、《春秋》乃聖人之經，當時紀事之史。學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謂亻真矣！且此二書多以‘孟春，仲夏’為文而罕舉月數者，則亦以三代之正並行通用之故，故變文而稱夏時，欲其對考而易辨耳；豈足為異也哉！
△《孟子》、《戴記》、《易彖辭》用周正
亦非惟紀事之書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七八月之間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雲：‘十一月澗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雖田夫牧豎婦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醜之三月，若至醜月施工，則梁成且無所用，而何為勞民而傷財也哉！《記》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雲：‘未聞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漢儒記禮傳聞者之誤。’夫《戴記》誠不能以無誤，然古人但言日至，原無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歲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時’；《易傳》謂之‘至日’；《春秋傳》謂之‘南至，北至’；《月令》謂之‘長至，短至’。自漢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臨卦彖詞》所謂‘八月有凶’雲者，或主周正而以為《遁》，或主夏正而以為《觀》，或主商正而以為《否》，說皆可通，理難相勝；要之皆不甚合。蓋由先儒誤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為《複》，午月為《後》，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氣消長之極也；二分者，氣消長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長之極也；《泰否》者，卦消長之中也。然則《乾坤》當配二至，《泰否》當配二分，醜月乃為《複》，未月乃為《後》耳。（說詳見《易十二卦應十二月圖說》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則此文‘八月’乃《後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觀》，以至於《剝》，無一非陽消陰長之卦，何所見而當專屬之某卦？惟《後》，一陰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嚐有凶也，故曰‘至於八月有凶’，──豈不理明而詞順邪！家氏乃雲：‘文王之《彖》惟從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證。’夫此《彖》，家氏自解以為《觀》耳，《經》何嚐謂為《觀》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見於《經》、《傳》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則沾沾焉據之以攻左氏，其亦異矣！
△書‘王正月’見《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時，三正並行於侯國，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懼民聽之惑亂，後之學者無所考證，故屬正月於王，以別嫌而傳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別於夏、商之醜正寅正則曰‘周正月’，以別於諸侯之醜正寅正則曰‘王正月’也。猶之乎詩之別於《商頌》則曰《周頌》，別於十五國風則曰《王風》也。《春秋》於諸侯之大夫書曰‘齊人，晉人’，其師書曰‘齊師，晉師’；獨其齊周也，人曰‘王人’，師曰‘王師’，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雲‘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猶之乎四量不曰‘齊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魯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魯而陳氏亦齊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製，因而不知孔子書王之意，但見《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書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聖人別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義訓之，謬矣。夫文相屬之謂詞，詞相屬之謂章，若以‘王’間於‘春’與‘正月’之間而別為一義，不與上下相屬，聖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亂雜而無章乎！蓋《召誥》、《多士》皆《周書》也，《周書》則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諸侯之史也，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則不可必其為子正，故書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謂之周正，故左氏亦謂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說，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則孔子不當誣之為王正月。如家氏之說，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則孔子不得殊之為王正月。然則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頤‘夏時冠周月’之說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為春，夏不可以為秋；然則程子‘夏時冠周月’之說或可信乎？曰：程子蓋見《召誥》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書春，《顧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書夏，故疑‘正月’乃魯史之舊文，周之本名，而‘春’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魯史記之本名，若果有月無時，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時，是周之改夏時猶有未盡。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則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時也，其與‘愛禮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範》曰：‘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不言時。何者？日也者，一晝夜之終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終始也；歲也者，一寒暑之終始也。史之所書，三者而已。時也者，分一歲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係以時也，猶日之不必係以旬也。堯未嚐建子也，而‘正月’亦不書春，‘五月’亦不書夏。以是知有月無時乃史體之大凡。獨魯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書》也。蓋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係之於王；年也者隨月而移者也，時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謂‘月改則春移’者是也，──故年與春不係之於王。烏有所謂‘以夏時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雖未合於事理，要未嚐有不改月之說。二子雖皆引此語以為據，然如胡氏之言則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則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謂之夏時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並未達程子之意矣。
△周四時之名未正
曰：然則四時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歲首遞數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為元年，子之月獨不可以為正月乎！惟其春子醜而秋午未，誠若未善。然古之驚蟄、穀雨，後世謂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謂之驚蟄、穀雨矣。古者河以南謂之‘河南’，明則河以北三府亦概稱為‘河南’；元並廣南兩路於湖南，謂之‘湖廣’，明無廣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稱為‘湖廣’。此何以說焉？乃曰‘子醜之為冬，午未之為夏，千載而上必無有名之為春與秋者也’，抑何其少見而多怪乎！且使四時之名果正，則孔子‘憲章文武’足矣，於‘夏時’又何取焉！
△乾隆己酉跋
此文創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題曰《春王正月論》。及秋，複增損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覽，猶惜其說未備，乃複增而次之，間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暢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義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學之士而貽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識。
△嘉慶乙醜跋
此書於嘉慶丁巳已刻於江西南昌。今秋，《考信錄》既成，複取而閱之，仍有未愜心處，因複有所刪改，其先後亦頗有所更定，乃複錄而存之。計距己酉十六年矣。嘉慶乙醜季秋，述又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