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書》為諸儒聽亂
《六經》自秦火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遂大著於當世。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複不少。何以言之？《尚書》，伏生傳《今文》，歐陽、大小夏侯說之；孔安國傳《古文》，馬、鄭注之。自永嘉之亂，今文亡而古文弧行，晉、宋之際逐有妄人偽作《古文尚書》及《孔氏傳》。至唐用以取士，而孔、鄭之古木亡，《尚書》之旨遂晦。《詩》，在漢初有魯申公、齊轅固生各以《詩》傳其弟子，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雖不能無傳流之誤，要大概為近古。其後燕韓嬰亦傳《詩》，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魯之醇。最後《毛詩》始出，衛宏為之作《序》，多傅會於《春秋傳》文以欺當世，否亦強為之說而實以人與事。學者不加細考，以為真有所傳，遂謂其書優於《三家》，從而注之箋之。由是《毛詩》盛行，《三家》漸微。逮於晉、魏，《齊》、《魯》之《詩》遂亡，《韓詩》亦不複行於世，學者所見惟有《毛詩》，童而習之，不複知有他說，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為《經》之本旨固然，而《詩》之旨亦晦矣。
蓋嚐思之，《易》道高深，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固非學者所能輕窺。而《春秋》，遊、夏莫讚一詞，雖有左、公羊、梁三賢者為之作傳，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惟《詩》、《書》與《禮》乃學者所可幾，是以聖人以為“雅言”。然《禮》多係儀文之末，且其殘缺太多，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故惟《詩》、《書》為最要。而皆為漢末晉、隋諸儒之所雜亂，良歎惜也！良可歎也！幸而《論語》一書明白易曉，複有《孟子》一書以羽翼之，何晏《集解》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嚐偏執一人之見，趙岐之解尤為醉正，及宋朱子為作《集注》，聖人之旨益顯，學者賴之，得以稍窺聖賢之蘊。然終不能不為《詩》、《書》惜也！
△《朱傳》與讀者
朱子雖作《詩傳》，又命其門人蔡氏作《書傳》，然皆未能盡駁《詩序》及《偽孔傳》之誤。而世猶以朱子為非，非《傳》而從《序》者不可指數。自餘所見，惟鄉野孤陋之士但知為時藝者不與《傳》異同耳；稍有學識，則據《序》以議《朱傳》者十人而九。餘獨以為《朱傳》誠有可議，然其可議不在於駁《序》說者之多，而在於從《序》說者之尚不少。何則？世所以信《序》者，以其近古耳。《齊》、《魯》、《韓》、《毛》均出於漢，且《三家》俱在前，何以此獨可信而彼皆可疑？《三家》之書雖亡，然見於漢人之所引述，尚往往有之，其說率與今之《詩序》互異。如謂近古者皆可信，則四家之說不應相悖。相悖，則必有不足信者矣。豈非後世學者但見《毛詩》之序而遂不知其可疑耶？朱子既以《序》為揣度附會矣，自當盡本經文以正其失，何以尚多依違於其舊說？此餘之所為朱子惜者也。
△本書作意
餘之為《考信錄》，凡《詩》、《書》之文有關於帝王之事者既已逐時逐事而辨之矣，顧《二南》既不詳其時世，而《邶》以下十二國風其事多在東遷以後，是以罕有及者。然亦往往於暇日就其所見，筆而記之。《考信錄》既成，乃複綴輯而增廣之，以拾其遺而補其缺、竊謂經傳既遠，時事難考，寧可缺所不知，無害於義。故餘於論《詩》，但主於體會經文，不敢以前人附會之說為必然。雖不盡合朱子之言，然實本於朱子之意。朱子複起，未必遂以餘言為妄也。
嘉慶乙醜六月，崔述識。
△詩柄與經文
餘見世人讀《詩》，當初學時，即取“詩柄”連經文合讀之（朱子《集傳》）略說本篇大意者，俗謂之“詩柄”及長，遂不複玩經文而但橫一詩柄於其胸中，以為足矣。其聰明者則多厭舊喜新偶見衛宏《詩序》輒據以為奇貨秘笈，自謂曾見漢人之說，宋人書不足複觀也。於是《序》所言者必以為是，而朱子所言者必以為非。大抵今世之說《詩》者，此兩瑞盡之矣。
餘家舊藏有《讀風臆評》一冊，刻本甚楷而精，但有經文，不載傳注，其圈與批則別有朱印套板。餘年八九歲時，見而悅之，會先大人有事，不暇授餘書（餘幼，不記憶為何事），乃取此冊攜向空屋中讀之，雖不甚解其義，而頗愛其抑揚宛轉，若深有趣味者。久之，遂皆成誦。至十歲後，始閱朱子《詩傳》，亦不知何為詩柄。又數年後，始見《詩序》，亦不知其可寶貴者何在。以故餘於《國風》，惟知體會經文，即詞以求其意，如讀唐、宋人詩然者，了然絕無新舊漢、宋之念存於胸中，惟合於詩意者則從之，不合者則違之，但《朱傳》之合者多，《衛序》之合者少耳。嗟夫，差夫，安得世有篤信經文之人而與之暢論斯旨乎！
嘉慶丙寅十二月，述又識。
○通論《詩序》
△《序》為後漢衛宏作
一，《詩序》乃後漢衛宏作。唐人舊說以為子夏、毛公所作。沈重雲：“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陸氏雲：“舊說，起“關雎”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此說非也。何者？《史記》作時，《毛詩》未出。《漢書》始稱《毛詩》，然無作序之文。惟《後漢書儒林傳》稱“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為宏所作顯然無疑。其稱子夏、毛公作者，特後人猜度言之，非果有所據也。《記》曰：“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今衛宏作《詩序》現有《後漢書》明文可據。如謂為子夏、毛公所作則《史》、《漢》傳記從無一言及之。不知說者何以不從其有徵者而惟無征之言之是從也？）
△《序》非子夏作
一，孔子，魯人也。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相與教授於齊、魯之間，故漢初傳經者多齊、魯之儒。子夏雖嚐教授西河，然究在魯為多。觀《戴記》所言多在魯之事，而《論語》稱子遊譏子夏之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之門人在魯者不乏矣。齊、魯既傳其《詩》，亦必並傳其《序》。何以《齊》、《魯》兩家之《詩》均不知有此序而獨趙人乃得之乎？蓋自毛公以後傳其說者遞相增益，遞相附會，宏聞之於師，遂取而著之《序》耳。而後之人乃奉《序》為不刊之典，其亦可歎也夫！
△《序》非孔子與國史作
一，以《序》為子夏、毛公所作，固已不可信矣。尤可怪者，宋程子以《大序》為孔子所作，《小序》為當時國史所作。夫《論語》所載孔子論《詩》之言多矣，若《關雎章》、《思無邪章》、《誦詩三百》，以及《興觀群怨》、《周南召南》等章，莫不言簡意該，義深詞潔。而《詩序》獨平衍淺弱，雖有精粹之言，亦多支蔓之語，絕與《論語》之言不類，豈得強屬之於孔子！至於各篇之序失詩意者甚多，其文亦殊不類三代之文。況變風多在春秋之世，當時王室微弱，太史何嚐有至列國而采風者，《春秋經傳》概可見也。以為太史所題，誣矣！嗟夫，《本草》、《內經》，世以為神農、黃帝之所作矣。《六韜》，世以為太公之所作矣。《山海經》，明明載西漢之郡縣，而公然以為出於禹、益。《月令》，明明載戰國之躔度，而公然以為作自周公。彼術數之徒，淺學之士，苟欲尊其所傳以欺當世，亦不足多怪；不料儒者而亦蹈是習也！
△《序》無大小之分
一，舊說以《詩序》“風，風也”以下至“《關雎》之義也”止，多通論全詩，因目之為《大序》，為子夏所作。及朱子作《傳》，從程子，以為孔子所作；而以“樂得淑女”以下數言析“哀樂**傷”為四事，且以“傷”為“傷善”，大失《論語》之旨，遂割屬之《小序》；而斷自“詩者誌之所之”至“詩之至也”為《大序》。餘按：《詩序》自“《關睢》，後妃之德也”以下，句相承，字相接，豈得於中割取數百言，而以為別出一手！蓋《關雎》乃風詩之首，故論《關雎》而因及全詩，而章末複由全詩歸於《二南》，而仍結以《關雎》，章法井然，首尾完密，此固不容別分為一篇也。至“《關雎》、《麟趾》之化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係之召公”，明明承上文“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而言，故用“然則”字為轉語。若於“詩之至也”畫斷，則此文上無所承，而“然則”雲雲者於文義不可通矣。由是言之，《序》不但非孔子、子夏所作，而亦原無大小之分，皆後人自以意推度之耳。
△《序》出於一人之手
一，舊說以逐篇序其義者為《小序》（鄭氏樵以首句為《大序》，下文所言為《小序》。程氏、範氏則又以首句為《小序》，下文所言為《大序》。說皆與舊說異）。《隋經籍誌》稱“《序》為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說者因是遂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作，或以為太史所題，而其下乃衛宏所續。餘按：《序》之首句與下所言相為首尾，斷無止作一句之理。至所雲“刺時”、“剌亂”者，語意未畢，猶不可無下文，則其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況宏果續前人之《序》，蔚宗豈得歸功於宏，而謂今所傳者為宏作乎！然乃為是說者，無他，皆由尊崇《序》說太過，惟恐言為宏作則人輕之而不深信，而無如《後漢書》明明有宏作《序》之文，故不得已而分屬之，以發端首句為太史毛公所作，而其下文乃歸之宏，以兩全之。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後人欲屬之誰即屬之誰耳。此可為長太息者也！
△《毛詩》易創新說
一，《齊詩》、《魯詩》皆自漢初即著於世。魯固孔子所居，齊亦魯之昆鄰，蓋皆傳自七十子者。書出既早，則人見之者多，而傅會較難。且當漢初，朝廷尚未敦崇經術，則其說本於師傳者為多。其後經學益重，諸家林立，務期相勝，傳其學者亦不能無傅會以逢時者；然大要為近古。《韓詩》後起，已非齊、魯之此。《毛詩》之顯，又在其後。書出既晚，則師弟子私相授受，雖多增其舊說，傳以己意？世亦無從辨之。況嬰，燕人，萇，趙人，亦不能逮齊、魯間聞見之真也。
△《毛詩》不及《三家》
一，《三家》之《詩》雖不傳，然見於漢人所引者尚多。如以《關雎》為康王時詩，以《采薇》為懿王時詩，以《騶虞》為主鳥獸之官，班氏以南仲為宣王時人，馬氏以《出車》為宣王時事，玩其詞意，考其時勢，皆得之。則知齊、魯之詩決有所傳，非憑空妄撰者。即《賓之初筵》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韓詩》雲：“《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亦未見其不如刺幽王之說也《毛詩序》雲：“《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雲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毛詩》之初亦必有所傳，故《柏舟》、《淇澳》皆深得詩人之旨。但以其書晚出，其徒之附會者過多，雖無所傳者亦必揣度而為之說，或強取傳記以實之，而有所傳者亦必增飾其說，別出新意，以蘄勝於《三家》，是以其說乖謬特甚。不知漢、晉諸儒何以盡棄《三家》而獨取《毛詩》也？）
△強不知以為知
一，《詩序》好強不知以為知。孔子之修《春秋》也，特二百年前事耳，史冊尚在，然已不能盡知，往往闕其所疑。三百篇之《詩》，經秦火以後，豈能一一悉其本末！故《史記》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缺不傳”。是當楚、漢之際，居於魯而得孔子之真傳者，已不能盡知也。今毛公乃趙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乃能篇篇皆悉其為某公之時，某人之事，其將誰欺！然其失經意在此，其能使諸儒信之不疑者亦在此。何者？彼以為教無傳疑者必有所不知，此言之曆曆者必其無所不知者也。餘有族人子，聰穎而無學術。一日，有鄉人來，以古事相質問，不知也，遂妄言之。鄉人既去，乃謂餘曰：“與鄉中愚人語，不可言不知。言不知，則彼將輕我。雖妄言之，彼庸知其非乎！彼見我言之鑿鑿，惟有心悅誠服耳。”嗟夫，申公詩不傳疑而先亡於西晉，《毛詩》逐篇皆序其由，垂二千年而莫敢議其失，乃知族人子之所見良是，無怪乎元、明諸儒之多以朱子《詩序辨說》為非也！
△刺詩之鍛鏈
一，《詩序》好以詩為刺時刺其君者，無論其詞何如，務委曲而歸其故於所刺者。夫詩生於情，情生於境，境有安危亨困之殊，情有喜怒哀樂之異，豈刺時刺君之外遂無可言之情乎！且即衰世亦何嚐無賢君賢士大夫在。堯、舜之世，亦有四凶；殷商之末，尚有三仁。乃見有稱述頌美之語，必以為“陳古刺今”。然則文、武、成、康以後更無一人可免於者矣！況《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於役》，皆其夫行役於外而其妻念之之詩，初未嚐有怨君之意，而以為刺平王、宣公，抑何其鍛鏈也！尤無理者，鄭昭公忽雖非英主，亦無失道，而連篇累牘皆指以為刺忽之詩，其所關於名教者豈淺哉！至宋朱子，始駁其失。然自朱子以後，說者猶多曲為《序》解以議朱子之非，吾不知其為何故也！
△附會《左傳》
一，《詩序》好取《左傳》之事附會之。蓋《三家》之《詩》其出也早，《左傳》尚未甚行，但本其師所傳為說。《毛詩》之出也晚，《左傳》已行於世，故得以取而牽合之。然考《傳》所記及《詩》所言往往有毫不相涉者。伐鄭之役，五日而還，而強屬之“居、處、喪馬”之章。宋襄之立，衛在楚邱，而猶欲以“刀葦杭河”而渡。言“仲”則必為“祭仲”；言“叔”則必為“共叔”。亦有采而失其意者。以“實周行”為“官人”，斷章取義也，而誤以為“閔使臣之勞”。以《碩人篇》證莊薑，證其“美”也，而誤以為“閔無子”之意。蓋緣漢時風氣最好附會，重黎也而以為羲和，太也而以為包羲，炎帝也而以為神農，以彼為此，比比皆然，不之怪也。《漢書藝文誌》雲：“漢興，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鹹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則是《齊》、《韓》諸家已采《左傳》之事以附會之。況於《毛詩》晚出，作《序》者在後漢之初，其取《傳》事以附會之更不待言。漢末魏、晉諸儒不加細核，輒以為其說有據，遂篤信而不疑。是《詩序》之失在附會，而其所以能使人信者亦在於附會也。
△毛公時《左傳》已出
一，鄭氏樵雲：“毛公之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毛氏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餘按：《左氏春秋》在西漢時但未立學官耳，張蒼、賈誼皆傳《左氏春秋》，不得謂之未出。況毛公之詩傳之貫長卿，長卿又從父貫公受《左氏春秋》，長卿父子既可以受《左氏春秋》，安見毛公遂不見《左氏春秋》也？且又安知非長卿取《左傳》之事以附會於詩篇，而傳之日久，遂以為出於毛公乎！至於《孟子》、《儀禮》，亦非隱僻之書，人所不能見者、而《序》以《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與《國語》之言正相左（《國語》謂稱成王之德），乃鄭氏反以為先與之合，抑又誣矣！又按：鄭氏作《詩辨妄》，痛斥《序》說，乃不信《毛詩》者，不知何以其言如此？豈所傳異詞邪？抑其說有初年晚年之別邪？惜乎餘之學淺居僻，見書不多，未能一一細考之也！
△以篇次論詩
一，《詩序》好拘泥於篇次之先後：篇在前者，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盛世之音；篇在後者，亦不問其詞何如，必以為衰世之音。不知詩篇傳流日久，豈能一一悉仍其原次。即如《國風定之方中》在《載馳》之前，《我送舅氏》在《黃鳥》之後，其顯然可見者。安得篇次在前者皆以為美，在後者皆以為刺詩乎！如此說《詩》，古人之受誣者多矣。至若《周頌》，《二南》尤非一世之詩，乃定以《二南》為文王世，《周頌》為周公詩，雖其文之明言為平王、成王者，亦必委曲而歸之於文、武，則是吾意所欲與者即與之，所欲奪者即奪之，在我而已，古人夫何能為！謂白馬為非馬，豈但戰國橫議之士能之乎哉！
△勢利之見
一，以篇次論詩而不惟其詞，是特世俗勢利之見耳。京師鬻貨諸肆皆以字號為高下。其有改業及歸裏者，則鬻其字號於人，多者至數百金，買貨者惟其字號不易則買之，其貨之良苦不問也。磁州產煙草，楊氏之肆最著名，餘魏人皆往販其貨，偶貨不能給，則取他肆之貨印以楊氏之字號而與之，販者不惜價，食者無異言也。夫以篇次論諸者，亦若是而已矣！餘生平無他長，惟以文論文，就事論事，未嚐有人之見存焉，奈何說詩而但以篇次為高下乎！吾不知世何為而信之也！
○通論《二南》
△《二南》非文王時詩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自鄭孔以來說《詩》者皆以為在文王之世，朱子《集傳》因之。既皆以為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為有正而無邪。於是《漢廣》之遊女，《行露》之速訟，《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懷春，皆訓以為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餘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關雎》、《鵲巢》等篇詞既純粹，音複和平，謂為文王時詩，可也。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雖說者曲為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為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嚐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然則其餘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曆時浸久則散軼者亦多。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眾，而為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為然也。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為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為文王時詩。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為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必非無據而雲然者。惟謂為“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為之。朱子非之，是也。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餘各見本篇中。
△《二南》不以內外分
舊說“文王徙都於豐，分岐故地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內，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弦（《鄭箋》以為武正世，《朱傳》以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餘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嚐有所表見也。周公，文王子也。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顛、散宜生、閎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內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雲：“《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係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係之召公。”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為王者之風？《殷其雷》稱“南山之下”，《何彼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為諸侯之風也。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雲：“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騶虞》之上，何所見此為聖人之化而彼為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雲：“得之國中者，難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為文工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為之解耳。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內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其後周公之子世為周公，召公之子世為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係成、康時詩矣。
△《風》、《雅》不以王侯分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為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為《王風》，因誤以雅為天子之詩，風為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為《二南》，克商以後詩為《二雅》，東遷以後詩為《王風》，故以《二南》為必在《文王》之世耳。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天子之幾，未嚐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為雅而為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睢》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為雅而不得為風與南也。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雲自西而東，豈得雲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為《楚詞》者然；故《小雅》雲：“以雅以南。”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時代不能以《儀禮》證
朱子亦以《二南》為文王時詩也又有故。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為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籩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為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製明矣。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為公者。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為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且《邶》、《》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謂此數篇為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因此數篇之放，而並《漢廣》、《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訓以為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為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徇名定論之非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今夫《風雨》之“雲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為好”，未必非“溯遊”“縶維”之意，而《傳》以為**奔，無他，為其在鄭、衛也。《В梅》之感時，《野有死麇》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為，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為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為其在《二南》也。《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為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為君上代敘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輒置之四等。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為增，遂得二等。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然此猶在場屋也。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荊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偽稱順之以示坤，坤即書其尾雲：“非荊川不能為此文。”既而知為渭作，乃取跟覆觀而更書雲：“固是亻桀扌，惜後半稍弱耳。”然則以人論文，雖名士亦為之矣。然此猶論舉業也。漢董仲舒疏論災異，武帝下群臣議，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則漢儒之所尊信與所詆訁其，但視其為師所為與非師所為，初亦未嚐有真是真非矣。然此猶論當時之書也。不意名儒之釋《六經》亦複如是。然後知徇名定論乃世之通情，無古今，無智愚賢不肖，皆若是而已矣！士之處貧賤而文不見重於世，複何怪焉！今世之士每稱人之諛富貴而毀貧賤者為勢利。然勢利之情豈獨在富貴貧賤間哉，苟不察其實而但以名輕重之，與世俗雖有清濁之分，而其為勢利則一也！餘嚐與諸同學論及場屋，皆以場屋為無憑也。廣平栗太初元曰：“場屋雖無憑，然尚微有憑：若我與君之文猶可望萬一。若居平出以示人，誰其稱之？”然則糊名易書亦有不可廢者矣。今欲讀《詩》，必取三百篇之次紊亂之，了無成見，然後可以得詩人之旨。故餘之論《詩》，惟其詩，不惟其正與變。嗟夫，嗟夫，此固未易為人道也！
○《周南》十有一篇
△《周南》之時代與地域
《周南》十有一篇，《關睢》三篇立夫婦之準，《つ木》兩篇適上下之情，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上下交而其誌同”者也。非盛治之世烏能若是！是以取之以冠全詩。舊說以此五篇皆為太姒之德。然玩其詞意，未見其必為太姒者。《毛傳》、《鄭箋》亦但言為後妃，並未指為何王之後。在文王、太姒之德固應如是，即文王、太姒之化亦當如是，正不必定屬之太姒也。所謂“君子”雲者，乃諸侯大夫之通稱；而葛覃之刈，卷耳之采，皆不似諸侯夫人事。且《關雎》取興於河洲，荇菜亦似臨河近水之國，岐陽少水多山，距河絕遠，風土殊不相類，恐未可直以為太姒也。朱子蓋亦覺其不合，故訓“河”雲：“北方流水之通名”。然此乃近時之俚俗然耳，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故今人稱河必加“黃”以別之，經傳之文則但稱河，於他水亦皆稱為某水，恐不容藉此為說《詩》者解也。《桃夭》以下五篇，舊說亦以為文王、太姒之化。然玩其詞意，《桃夭》祝婦宜家，淳風未改，為盛世之詩無疑。《兔》，賢才在野，已由盛之衰矣。至“南有喬木”見遊女而思求，“遵彼汝墳”憂王室之如毀，顯然衰世之音。然發乎情而能止乎義，嗟其勞而複幸其邇，先王之遺澤尚存也，是以聖人猶有取焉。由是言之，《周南》固非一世之詩，概訓以為《文王》之化，失之遠矣。惟《麟趾篇》詠公族之美，與《關雎》諸篇皆當為盛世之詩，乃反列於《汝墳》後者，蓋因其詩別為一體，且取其與《關雎》相為首尾之意也，說並見各篇中。
○《關雎》
△本篇為君子自求良配
此篇毛、鄭以為後妃之德，欲求“淑女”與共職事。然首章明言淑女為君子之“好逑”，若以妾媵當之，則稱名不正，不可以為訓。朱子以為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成內治，其說當矣。但以“寤寐求之”，“琴瑟友之”者為宮人，則語意尚未合。細玩此篇，乃君子自求良配而他人代寫其哀樂之情耳。蓋先儒誤以夫婦之情為私，是以曲為之解。不知情之所發，五倫為最，五倫始於夫婦，故《十五國風》中男女夫婦之言尤多：其好德者則為貞，好色者則為**耳，非夫婦之情即為**也。魏文侯曰：“家貧則思良妻，國亂則思良相。”上承宗廟，下啟子孫，如之何其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知好色之非義，遂以夫婦之情為諱，並德亦不敢好，過矣。《關雎》三百篇之首，故先取一好德思賢，篤於伉儷者冠之，以為天下後世夫婦用情者之準，不可謂夫之於婦不當為之憂、為之樂也，若夫婦不當為之憂樂，則五倫中亦不當有夫婦矣。
△貴德求賢
“窈窕淑女”，淑，賢也，善也。窈窕，洞穴之深曲者，故字從穴（後世誤以為美麗之稱），喻其深居幽邃而不輕得見也。不好色而好德，故無一言及於容色眼飾之美。婦當從人，女貴自重，故以深居幽邃，貞靜自守為賢、夫婦之道不可苟焉而已，故曰“寤寐求之”。常女易得，賢女難求，深居幽邃之女尤不易知，故有“求之不得，輾轉反側”之思。惟其求之也難，則其得之也喜，故有“琴瑟”之友，“鍾鼓”之樂，所謂“陰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家道成”者也。其取興於“雎鳩”者，《傳》謂《摯而有別》是已。其取興於“荇菜”者，菜在水中，潔而難取，潔以喻女之貞，難取以喻女之難求。蓋夫婦之道，男先乎女，此下兩篇皆言婦德，故冠之以此篇，明女子之所以能盡婦職者由於其夫之貴德求賢故也。毛、鄭以為後妃之德，失其旨矣。
△移之用人
《關雎》一篇，言夫婦也。即移之於用人，亦無不可。何者？夫之欲得賢女為婦，君之欲得賢士為臣，一也。果賢女與，必深居簡出而不自炫耀。果賢士與，必安貧守分而不事幹謁。非“寤寐求之”不能得也。是以古之聖帝明王谘於嶽，稽於眾，或三聘於莘野，或三顧於草廬？與《開雎》之“輾轉反側”何以異焉，然及其既得，則誌同道合，恭己無為，而庶績鹹熙，所謂“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者也。故曰“勞於求賢，逸於得人”，豈不信與！三百篇皆可作是觀，故《采蘩》一詩言祭祀也，而《傳》引之以美秦穆舉人之周。惜乎後人之多為《序》說所拘也！
○《葛覃》
△本篇非言後妃在父母家事
此篇據毛、鄭說，以為後妃在父母家女功之事；“言告言歸”謂將嫁；“汙私”、“浣衣”謂師氏告以人之道。既於文義牽強，而與下“歸寧父母”之文亦相悖。且謂“葛施”喻形體之長大，“葉萋”喻容色之美盛，其義尤為不倫。《朱傳》以為既成，告師氏，使告於君子以將歸寧之意，獨為深得詩人之旨。至所稱“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語尤精切，可謂善於說《詩》者矣。然尚似有未盡焉者。何者？詩之為體多重末章，而前特為原起。此篇本為歸寧而作，然不遽言歸寧，先言葛葉之生，時鳥之變，感物思親，此其時矣。然而未就，婦功未成，不敢歸也。待葛既盛，製為衣服，婦功成矣，夫家之事畢矣，可以歸矣，而仍不遽歸也。乃藉師氏以請於夫，而雲“害浣害否”，猶為不敢必之詞焉。其敬事而不敢顧其私，尊夫而不敢擅自主，為何如哉！歸寧父母，孝也，人子之至情也，猶不敢專如此，況其他乎！若夫朱子所言，固為美德，然富貴而勤儉尚未足為大節，而歸寧父母亦女子之常。惟是女子以夫為天，義不當顧其私，而後世婦人以恩勝義者多，以義裁恩者少。至於等夷視夫，尤近時之敝俗。是以《關雎》既得淑女，即次之以此篇，此乃婦德之第一義也。
△三代婦人罕自專
三代以上，婦人罕有自專者，罕有敢自顧其私者；雖至其子之世猶然。文嬴，君母也，其請三帥也詞甚婉，先軫斥之而不怒也。成風，僖公所生母也，其請恤須句也詞甚正，不敢以其私親煩國人也。其不然者，惟晉悼夫人一人耳。然司馬侯歸田不盡，亦無如之何。城杞之役，諸侯譏之，不謂平公之善承親誌也。蓋緣先王以此等詩為教，耳濡目染，是以其時婦人習為當然；即有一二欲易之者，而男子亦共以為非，勢不能行。教之入人深矣！後世婦人愛其母家率甚於其夫家，當其夫時且多專行而不顧者，況其子之世乎！豈非教廢於上，則俗變於下哉！此《二南》所以為王化之基，惜乎先儒之論皆未及乎此也！故餘略其小者弗論，而取其大有關於名教者論之。
○《卷耳》
△本篇非求賢審官
此篇據毛、鄭說，以為求賢審官：“周行”為賢人於列位；“馬虺ㄨ”為閔使臣之勤勞。然以夫人而“我”其臣，言太親狎，非別男女，遠嫌疑之道。況“牝雞之晨，維家之索”，人君之職而夫人侵之如是，豈可為訓哉！官人之說雖本之《春秋傳》，然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不可執也。《傳》美秦穆之用孟明而雲“於以采蘩，於沼於”，豈《采繁》一詩即為舉人之周者言之乎！朱子以為婦人念其君子者，得之。但以“我”為自我其身，則登高飲酒，殊非婦德幽貞之道。即以為言而語亦不雅。竊謂此六“我”字仍當指行人而言，但非我其臣，乃我其夫耳。我其臣則不可，我其夫則可，尊之也，親之也。《春秋經傳》於本國皆我之，“齊師伐我”，“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是也。“彼周行”即指所懷之人，猶《大東》之言“佻佻公子，行彼周行”也。“陟彼崔嵬，我馬虺ㄨ”念道途之險阻，行役之艱難也。“我姑酌彼金，惟以不永懷”，愛之至，故欲其自寬，而不忍以燕好之情損其身也。如是，則於文為順，而於義亦為長。無錦衾角枕之思，而但有夙夜風霜之慮，是其情發乎正而不流於昵，可以為訓於後世矣。是故，《二南》之首以《關雎》者，男先乎女子之義也；次以《葛覃》，婦敬夫也；又次以《卷耳》，婦愛夫也。愛易而敬難，故先敬而後愛。能如是之敬愛其夫，夫之所以寤寐求而琴瑟友也。《易傳》所謂“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者，此也。故古人以此為燕射房中之樂，而不為《二南》如正牆麵也。然要之均不似後妃事也。
○《つ木螽斯》
△二篇均不必屬太姒
《序》及《朱傳》皆以《つ木》為後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螽斯》為後妃不妒忌而子孫眾多。餘按：《螽斯》之旨當如《序傳》所雲；若《つ木》則未有以見其必為女子而非男子也。玩其詞意，頗與《南有嘉魚》、《南山有台》之詩相類；或為群臣頌禱其君，亦未可知。要之，此二詩者，皆上惠恤其下而下愛敬其上之詩。文王、太姒之德固當如是，即被文王、太姒之化及沐其遺澤者亦當有之。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誌，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況周三分有二，文王、太姒之化如風行草偃者哉！故讀此詩者，觀其上下一體，誠意相孚，恍然猶見盛世之風，熙之象，於以知文王、太姒之化之神且遠，正不必定屬之文王、太姒而後見其美也。朱子辨《柏舟篇序》雲：“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時世名氏不可以強而推”，至哉斯言，可謂善於讀詩者矣！獨於《關雎》以下五篇而必屬之文王、太姒者，何哉？餘從朱子之意，是以不敢盡從朱子之言。說並見前篇首《周南條》下。
○《桃夭》
△風俗之美
此篇語意平平無奇；然細思之，殊覺古初風俗之美，何者？婚娶之事，流俗之所豔稱。為胥黨者多以婦之族姓顏色為貴而誇示之，《碩人》之詩是也。為婦黨者多以胥之富盛安樂為美麗而矜言之，《韓奕》之詩是也。俗情類然，蓋雖賢者有不免焉。今此詩都無所道，隻欲其“宜家室”，“宜家人”，其意以為婦能順於夫，孝於舅姑，和於妯娌，即為至貴至美，此外都可不論，是以無一言及於紛華靡麗者。非風俗之美安能如是！第謂其婚姻以時，猶恐未盡此詩之旨也。
○《兔》
△卻至及《序》、《傳》說均非
此篇據《春秋傳》卻至之言，以“公侯幹城”為盛世事，“公侯腹心”為衰世事。《序》及《朱傳》則皆以為化行俗美，賢才眾多，故詩人美之。餘玩其詞，似有惋惜之意，殊不類盛世之音。何者？世之盛也，公侯皆汲汲以求賢，卿大夫鹹搜剔嚴穴以充百職事，朝既不聞幸位，野安得有遺才！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複以進賢為事，是以世胄常躡高位而寒苦無進身之階，文士或間一遇時，而武夫尤難以逢世。以故詩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著，其才皆公侯之幹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顯然言外。不然，既足為幹城，為腹心矣，何以為公侯者猶聽其跡於“中林”，寄情於“兔”哉？以一篇兩屬之固非是，即以為俗美賢多亦恐未合詩人之語氣也。
△由盛之衰
兔一篇乃由盛而之衰之詩。蓋盛則賢才聚於廊廟，幹城腹心之材不棄於“中逵”“中林”之地。衰則風浴日偷，人材漸少，中逵中林之地亦罕有幹城腹心之材。惟盛之後，衰之初，卿大夫世祿者多不必皆有才能，而在下之美俗淳風尚未大變，是以畎畝之間往往有奇才可寄爪牙者。於斯時而無人為振作之，久之而風俗遂日敝，《關雎》、《桃夭》之化遂變而為《喬木》、《遊女》之風。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焉，故孔子曰：“《詩》可以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為。”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苡》
△本篇詞意不可知
此篇《序》雲：“後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傳》雲：“苡，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妊焉。”餘按：藥之治難產者甚多，不必其車前也；自漢以來，婦人無不樂有子者，亦不必其文王時也。朱子以為“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苡”，於理為近。然婦人挑菜乃田間常事，豈必化行俗美而後然哉！餘謂此詩詞意必有所謂，後世失其旨耳。昔唐武氏生四子，已殺其長子宏，複欲殺其次子賢。賢作《黃台瓜詞》曰：“種瓜黃台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其後肅宗信讒殺其子亻炎，代宗時為太子，憂危之甚，李泌乃為帝誦此詞，由是代宗得以不廢。豈非其詩之足以感人哉！然若不知其旨，則亦淡而無味；瓜好瓜稀何殊裏巷之俗談耶！《苡》之詩與此正同，既莫知其事跡，故不得其解耳。然反複諷誦之，觸於事勢亦有足興感者，斷章取義亦足以資語言，正不必曲路之說也。
○《漢廣》
△遊女非美俗
此篇《序》雲：“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朱傳》亦雲：“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複前日之可求矣。”餘按：女子處於閨中，正也。不得已而出，“饣盍彼南畝”可也，“遵彼微行，爰求柔桑”可也。女而遊，其俗固已敝矣。男子見之，賤之可也，置不為意可也。從而愛之慕之，則俗之敝為尤甚。以是為“端莊靜一”，彼不遊者又何以名之？以是為聖人之化，豈聖人之化但能使之不可求，而不能使之不遊，不能使之不愛慕乎？蓋此詩乃周衰時作，雖不能閑於禮，而尚未敢大潰其防，猶有先王之遺澤焉。以為文王之世，失之遠矣。江去周都幹數百裏，漢亦將及千裏，謂“由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亦誤。
○《汝墳》
△本篇非婦人勉夫
此篇《序》雲：“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朱傳》雲：“汝墳之人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王室’，指紂所都也。‘父母’，指文王也。”餘按：“伐枚”、“伐肄”皆非婦人之事，而“如調饑”、“不我遐棄”之語亦不類妻之施於夫者，《車鄰》之“見君子”《傳》以為君矣，《菁莪》之見“君子”《傳》以為賓客矣，何所見此《見君子》之必為其夫而非他人者？況久別重逢，方深忻慰，易妻薄俗，寧至關懷，亦不應以不遐棄為幸也。《湯誓》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牧誓》曰：“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則是桀、紂之暴原不行於幾外，詩人何必代為之憂？而汝之距豐千有餘裏，亦無緣謂之“孔邇”也。且前兩章方言其夫，末章忽置其夫不言而言文王與紂，前後語意毫不相貫，古人寧有此文法乎！
△此東遷後詩
細玩此詩詞意，與《序》、《傳》所言了不相似。竊意此乃東遷後詩，“王室如毀”即指驪山亂亡之事，“父母孔邇”即承上章“君子”而言。汝水之源在周東都畿內，蓋畿內之大夫有惠於其民者，其民愛而慕之，以其仕於王朝，放未得見；周室既東，大夫避亂而歸其邑，而後民得見之，故傷王室之如毀而轉幸父母之孔邇也。如此，似於文義較順，而章法亦相貫。姑識其說如右。
○《麟趾》
△本篇非衰世詩
《麟趾》一篇，《序》說略得大意，而以“公子”屬之衰世則非是。此篇極言仁厚之德浹於子姓，非極盛之世不能，安得反謂之衰！其所雲“無犯非禮”者，語亦殊淺。惟《朱傳》稱“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其言深得詩人之旨；但未必在文王時耳。
△《麟趾》、《騶虞》附於《二南》後之故
此詩措語不多，而讚美之意溢於言表，略與《召南》、《騶虞》相類；而章末皆以“於嗟”結之，有一唱三歎之音，在詩中別為一體，故皆附於《二南》之後，亦取其與《關雎》、《鵲巢》相為首尾之意。彼王化之基，此王道之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