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南》十有四篇
△《召南》之時代與地域
《召南》十有四篇，舊說皆以為文王之世南國之詩。今以經傳考之，《鵲巢》三篇皆燕射時所歌，當為成周盛時所作。《甘棠》乃周人之思召公者，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何彼矣》篇中稱“平王之孫”，則東遷以後之詩無疑也。以詞意觀之，“鵲巢”三篇乃治內齊家之事，頗類《周南關雎》之三。《行露》獄訟失宜，朝政初衰，亦似在《周南兔》之日。《標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懷春”，與《南有喬木》之“遊女”事相類也。《何彼矣》之稱“平王”，與《汝墳》之憂“如毀”時相近也。然則其詩先後固不一時，不得皆以為在文王世也。至謂為南國之詩，惟《江有汜》一篇有明文耳。若《殷其雷》、《何彼矣》，乃王畿人所作。其餘諸篇皆無明文，亦難懸定。然則非但不皆在文王世，而亦非盡南國詩矣。惟《騶虞》乃射時所歌，與《鵲巢》等篇同，而反列於後者，猶《周南》之後而殿以《麟趾》也。說並見各篇中。
○《鵲巢》《采蘩》《采》
△《鵲巢》教女子不自私
《鵲巢》何以居《召南》之首也？所以教女子使不自私也。巢，鵲之巢，而鳩居之，言此國此家皆夫之所有，非己所得私也。大凡女子之情多私夫所有為己物，不體其夫之心而惟己情是犭旬，故有視其前子、庶子遠不如己子者，有疏其夫之兄弟而親己之兄弟者。不知此家乃夫之家，此國乃夫之國，當視夫之親疏以為厚薄，鳩但居鵲之巢而已，不得遂以為鳩巢也。必如是，然後可以配其夫。是以於歸之日，百兩禦之，待之隆者，責之重也。“方”之者何？量度之也。“盈”之者何？生聚之也。鵲有巢而鳩居之，非但享其成業而已，亦必將有內助之功，然後可以無愧於婦職耳。大抵《召南》前三篇與《周南》前三篇略相類：其首二篇皆言初婚，次四篇皆言女子之事。惟其所居乃鵲之巢，是以采蘩奉宗廟而不敢少怠也。故以此六篇冠於《二南》之首，以明國之當本於家；而以《關雎》、《鵲巢》兩篇冠於《葛覃》、《采蘩》諸篇之首，以明婦之當統於夫。古人於此蓋有深意存焉。《序》第以為後妃、夫人之德，失之遠矣。
△《采蘩》、《采》教女子重宗廟
《采蘩》、《采》何以次於《鵲巢》後也？所以教女子使重宗廟也。人所以娶妻者，非徒共其安樂也，必將有所重責之也。婦所以事夫者，非徒飾其儀容也？必將有以重報之也。重蓋莫重於宗廟矣，故舉祭祀而言之也。且夫人君媵妾多矣，即士大夫亦不乏人，何以獨於妻殊之而與為敵體？誠以同奉宗廟之故，故重之也。然則為女子者必與夫為一體，體夫之心以事夫之宗廟，而保之無或失，乃足以答夫之重禮，故以祭祀之事諄諄言之，其所以警戒女子者深矣！
△《采》應在《草蟲》前
又按：《采》一篇，《齊詩》在《草蟲》前，今《毛詩》則在《草蟲》後。據《禮燕射篇》文：“笙入，立於縣中北麵，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則是《采》當與《鵲巢》、《采蘩》相屬，不當反在《草蟲》之後。《齊詩》之次是也。《毛詩》誤矣。
△蘩之應用
祭祀之事多矣，“為俎孔碩”，“為豆孔庶”，何為斤斤於蘩之微物也？曰：此古人貴誠之意也。《春秋傳》雲：“《風》有《采蘩》、《采》，《雅》有《行葦》、《酌》，昭忠信也。”蓋有誠敬之心，凡事致其精潔，則雖沼澗之中蘩之菜皆可以奉宗廟，不在於備物也。抑《傳》又有之，秦穆公用孟明而修國政，以霸西戎，則引《采蘩》之首章以美其舉人之周，與人之壹，然則是義也亦可通於用人。何者？沼與非難至之地也，與蘩非難得之物也，采之用之即可以共公侯之事。是知天下未嚐無才，人主苟能求之，則隨地皆可以得人，所謂“舉人之周”者此也。苟能任之，則隨事皆可以奏效，所謂“與人之壹”者此也。信乎，古人之善於說《詩》，觸類可以旁通，而非後世為章句訓詁者之所能及也！
△《二南》先言婦人事
《周南》、《召南》何為皆先言婦人之事也？曰：此先王慮天下之遠也。蓋天下之平必由於國治，國之治必由於家齊。故太任思齊，太姒嗣音而周以興；牝雞司晨而商以亡；褒姒寵、申後廢而周亦以東遷。毋以婦人為輕，婦人之所關於興亡者正不小也！故《二南》之始即教之以此，所以正其本而柔其心，使不至於敗國而亡家也。後世不達此意，惟務徇婦人之情，而婦人亦惟欲徇已之誌。是以西漢有呂氏之禍，王氏之篡，東漢尤以母後專政為常，其所親則貴寵之，非其所親則疏遠之，若天下為己之故物者，而不複顧宗廟之隕，豈非此義之不明哉，馴至唐之武韋而禍益烈，蔑以加矣。孔子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麵而立也與？”信乎其如正牆麵也！
○草蟲
△本篇未必為夫婦詩
《草蟲序》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箋》雲：“‘未見君子’，謂在途時也。‘既見’，謂同牢而食也。”餘按：女待人而行者也，女子之嫁亦有不得已焉，故曰：“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又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今以未得同牢為憂，已得同牢為喜，無恥甚矣，安在其能以禮自防乎！且既問名納采，聘之為妻矣，寧有不與同牢之理，而煩女子之過慮乎！《朱傳》以為“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說為近是。玩其詞意，未見其當為大夫之妻，亦未見其必為妻之恩夫也。《小雅》與諸國風稱“見君子”者多矣，皆不訓為思其夫（《車鄰》、《風雨》、《菁莪》、《隰桑》、《蓼蕭》），何獨《汝墳》、《草蟲》在《二南》中即為思夫詩乎！既不可知其人，無寧缺之；不必強以命之，致失詩人之本意也。
○《甘棠》
△本篇作於召公沒後
《甘棠》，《序》以為美召伯，《朱傳》以為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按《春秋傳》雲：“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則是此詩乃召公既沒之後百姓思慕而作焉者。《朱傳》之說是也。至《箋》稱“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聽斷焉”，亦非是。甘棠之陰能庇幾人而於此聽斷乎！《朱傳》以為“或舍甘棠之下”，得之。《箋》又稱“召公為二伯，故言伯”，亦誤。宣王時，穆公亦稱召伯，《詩》有家伯，《春秋》有單伯，豈必為二伯然後稱伯乎！又按召公沒於康王之世，則此詩作於康、昭之際明甚。自此以下八篇蓋皆昭王以後之詩，是以其事則瑕瑜互見，其詞意亦與前五篇不類。然則獨前四篇為康王以前詩也。
○《行露》、《羔羊》
△《行露》不必為女子詩
《行露序》雲：“召伯聽訟也：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劉向《列女傳》謂：“申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而夫家訟之，故女作此詩。”朱子《集傳》全用《序》說，而釋“室家不足”之文則又兼采劉義。餘按：召公從武王定天下，相成、康致太平，其精明果斷必有大過人者；強暴之男將畏罪之不暇，安敢反來訟人。即訟矣，召公亦必痛懲之而不為之理，安有反將貞女致之獄中者哉！且所謂“禮未備”者，儀乎？財乎？儀邪，男子何惜此區區之勞而必興訟？訟之勞不更甚於儀乎？財邪，女子何爭此區區之賄而甘入獄？婚娶而論財，又何取焉？揆之情理，皆不宜有。細詳詩意，但為以勢追之不從，而因致造謗興訟耳；不必定為女子之詩，如《序》、《傳》雲雲也，且此篇在《甘棠》之後，召伯既沒？《甘棠》乃作，則此必非文王時詩明矣。
△羔羊非美節儉正直
《羔羊序》雲：“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餘按：“羔裘”，大夫常服，“退食”，大夫常事！初不見有所謂節儉正直者。《鄭箋》訓“退食”為“減膳”，訓“自公”謂“從公”，以為節儉正直之證。然獻可替否乃為正直，從君豈得謂之正直！“退公”之下係以“自公”、狀以“委蛇”，明謂退自公朝，豈得以退為減！《朱傳》以為“退朝而食於家，從公門而出”，其訓當矣。然既不用鄭氏之解，何以仍襲節儉正直之說？節儉正直究於何見之乎？惟《朱傳》所謂“從容自得”者於理為近。然則此篇特言國家無事，大臣得以優遊暇豫，無王事靡，政事遺我之憂耳，初無美其節儉正直之意，不得遂以為文王之化也。
△二篇係諸事廢弛之象
蓋此二篇皆周道漸衰，穆王以後所作，故皆次於《甘棠》之後。無故而速訟獄，百姓固已不得其平矣。為大夫者夙興夜寐，扶弱抑強，猶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優遊自適，若無所事事者，百姓將何望焉。文王之民可謂安矣，然猶“視民如傷”，“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大夫安得自暇逸乎！合觀二詩，明係太平日久，諸事廢弛之象，正如《金史》所雲“宰相皆緩語低聲，以為養相度，以致萬事不理”然者，豈得以為文王至治之時詩乎，且餘嚐見今之為州縣者矣，或早起晏眠，勤於職業，則百姓皆得自安於畎畝；若從容暇豫而不事事，則吏胥作奸，強淩弱，眾暴寡，四境之內莫不嗟怨。故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正此謂也。自以此為文王之化，於是百姓之獄訟日繁，大臣之優遊養望皆視以為固然，政與詩判然而不相入矣。
○《殷其雷》
△本篇無勸以義之意
此篇，《序》以為大夫遠行，其室家勸以義。今玩其詞意，但有思夫之情，絕不見所謂勸義者何在。《箋》謂“‘歸哉，歸哉’，勸以為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明明望其歸，而《箋》反謂勸以不歸，與經正相悖戾。朱子但謂思念其夫，無勸以義之意，是也。然雖思念而無感傷之情，怨尤之語，則是婦人猶知大義，不至以私害公。即此見先王之遺澤未遠，正與《周南桃夭》之詩相類，雖平平無奇而非後世所能及也。然則作詩之時上距成、康之世猶未甚遠也。
○《В梅》、《野有死》
△二篇均非文王之化
《В梅》，《序》以為“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朱傳》從之，謂“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相辱也”。《野有死》，《序》以為“天下大亂，強暴相陵，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朱傳》從之，謂“女子貞潔自守，詩人因所見而美之也”。餘按：男先乎女，正也；以女求男，無恥甚矣。況不俟備禮而欲以一言定約，貞者固如是乎！女子之職，女紅而已，“懷春”則心固已**矣。以男誘女，不良莫甚焉，何以尚稱為“吉士”乎？文王治化旁敷，計必先被於男子而後及於女子，今如《序》、《傳》所言，《行露》、《В梅》、《野有死》三詩，男無不強暴者，女無不貞潔者；何聖人之化感女易而感男難乎？蓋此二詩原不作於文王之世，其詩意亦必不如《序》、《傳》之所雲者。
△借物言情
大抵古人觸目而會心，借物以言情，所言者此而其意不必果在此，要在讀者善會之耳。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此豈為為山者言之乎！然猶雲譬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鬆柏之後也。”則但言鬆柏矣，聖人豈果為鬆柏賦乎！況詩之為體，尤多假事以喻其意，但取其理之足以相明，情之足以相感，而不得盡執所言者以為實。是以《春秋傳》晉執衛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晉韓起聘於鄭，鄭六卿餞之於郊，子大叔賦《褰裳》，韓起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鄭伯享晉趙孟，子皮賦《野有死》之卒章，趙盂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ζ也可使無吠。”若如《序》、《傳》所釋，則三子之取義為不倫矣。然則此二篇者當時必有所指，但世遠書軼，不可考其為何事耳。讀者且宜從容涵詠以玩其文理意趣，不必定以強暴公行為文王之化也。
○《小星》、《江有汜》
△二篇均上惠不逮下
《小星序》雲：“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禦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江有汜序》雲：“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朱子《集傳》亦用其說。餘按：世之盛也，上惠恤其下，下敬事其上，讓於德而循於禮，服於善而感於恩，何至諉於命之不同！至於以命自解，則在上者惠固無以逮下，而在下者亦未嚐心悅誠服矣。即《江有汜》之“後也悔”亦似望其悔者，未必其真悔也。細玩二詩詞意，皆在上者不能惠恤其下而在下者能以義命自安之詩。或果媵妾之所自作，或士不遇時者之媵妾以喻其意，均不可知。要之皆足以見先王之化入人之深，上雖不能厚施於下，而下猶不敢致怨於上，安於命而望其改，依然忠厚之遺也。故此二篇當與《周南》之《つ木》、《螽斯》參看。讀《つ木》、《螽斯》者，當知為上者無論男子女子皆當惠愛其下，而後能得其下之愛戴歡悅。讀《小星》、《江有汜》者，當知為下者亦無論男子女子，雖上之惠不逮於下，而皆當恪共其事，不可有怨尤其上之心。其庶乎不愧於讀《詩》矣！然則此二詩固瑕瑜不相掩者，謂為文王之化，盛世之音，失其旨矣。
○《何彼矣》
△本篇決為東遷後詩
《何彼矣》一篇，明言“平王之孫”，其為東遷後詩無疑。鄭漁仲固已言之矣。蓋此詩雖晚作，然以王姬下嫁而不侈言其貴寵，盛稱其車服，以“肅”，美之，則是猶有先代淳樸之遺，是以聖人猶有取焉。乃《毛傳》雲：“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夫《經》明明言為平王而《傳》猶以為文王，然則《經》之未嚐言為某王而《傳》強屬之文王者，豈可以勝數哉！且稱為“平王”者謂非平王宜臼，則其稱為莊公、穆公者亦可謂之非魯侯同、秦伯任好乎？王氏安石乃以《書》之“寧王”為比，劉氏瑾又以《大雅》之稱“辟王”，《商頌》之稱“玄王”，“武王”曲為之解，強詞奪理，抑又甚焉。何者？夫所謂“寧王”者猶其稱哲王也，所謂“辟王”者猶其稱君王也，可以稱此王，亦可以稱彼王。故寧王或以為文，或以為武，泛稱之則可耳。若雲“寧王之孫”，“辟王之孫”，則不知其果出於何王也。古人寧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至商以玄王稱契，未聞相土、上甲微之亦為玄王也，以武王稱湯，未聞太甲、武丁之亦為武王也，豈得援以為此！嗟夫，後之人寧叛聖人之經而不肯少異於漢儒之傳，寧使文理不通而必欲曲全夫相沿之說，真可為長太息者矣！且《大雅尚書》稱文王者無慮百餘，何以不一稱為“平王？”由是言之，“平王”斷斷非文王明矣。
△“齊侯之子”非齊襄公
然以“齊侯之子”為齊襄公，亦恐未然。襄公即位，始取王姬，不得稱為齊侯之子。《春秋》書之，不過以魯為之主故耳，其王姬之不見於《春秋》者固不知幾何也。說《詩》者不誣經以從傳，不強不知以為知，庶乎其可與言《詩》矣！
○《騶虞》
△《騶虞》應從魯、韓說
“騶虞”，《毛詩》以為仁獸之名，《魯詩》、《韓詩》則以為掌鳥獸之官。歐陽永叔以《魯》、《韓》為是而《朱傳》則用毛說。餘按：騶虞之為獸，稽之經傳皆無文；而《傳》有“騶人”、“虞人”之官，《魯》、《韓》之說為有征矣。且《麟趾》首句言麟，故下言“籲嗟麟兮。”此篇前二句但言草木禽獸之繁，而末忽歎美於仁獸，於文義毫不相蒙。自當以《魯》、《韓》、歐陽之說為正。其詩意則《序》與《朱傳》皆得之，但未必在文王時耳。至《傳》以此詩在《召南》中，遂以為南國之詩，亦恐未然。《殷其雷》、《何彼矣》皆周人之詩，何必此詩定屬之南國乎！此與《麟趾》皆盛世之音，然乃列於《二南》後者，蓋序《詩》者以《關雎》、《鵲巢》以下六篇皆王化之基，是以冠於《二南》之首，此二篇則皆詠歎成周之盛，是以取之以殿《二南》，以見其化之被於子姓而極於昆蟲草木。猶十五國風之以《二南》始，以《豳風》終，不可謂邶十二國之詩在前而《豳風》在後也。
○通論十三國風
△風無正變
說《毛詩》者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餘按：《七月》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東山》、《破斧》敵王所愾，勞而不怨，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此固不得謂之變也。《淇澳》以睿聖得民，《緇衣》以好賢開國，《雞鳴》之勤昧爽，《蟋蟀》之戒逸遊，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何所見其當為變風也者？蓋春秋之世距成、康盛時漸遠，故其詩軼者較多，且當周初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雅音漸衰而風始著，是以衰世詩多，盛世詩少，初未嚐以正變分也。惟《二南》中《關雎》、《鵲巢》之三與《麟趾》、《騶虞》以燕射時所歌，故不至於逸耳。安得因此數篇，遂斷以《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也哉！且即衰世亦未嚐無頌美之詩。若《定之方中》紀衛文之新政，《鳩》美淑人之正國，以及《幹旄》之下賢，《羔裘》之直節，《無衣》之勤王，較之《行露》、《死》之詩果孰優而孰劣？即《君子於役》之“苟無饑渴”亦何異於《卷耳》之“彼周行”？《出其東門》之“匪我思存”豈不勝於《漢廣》之“言秣其馬”？何所見而彼當為正，此當為變乎？鄭漁仲雲：“《風》有正變，仲尼未嚐言而他經不載焉；獨出於《詩序》。《緇衣》之美武公，《駟[A164]》、《小戎》之美襄公，亦可謂之變風乎？”其說是矣。然又為“變之正”之說以斡旋之，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朱子亦言“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然亦姑從《序》說，吾不知其為何故也。
△太史采風之說不可信
舊說“周太史掌采列國之風，今自邶、以下十二國風皆周太史巡行之所采也。”餘按：克商以後下逮陳靈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後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諸侯千八百國，何以獨此九國有風可采，而其餘皆無之？曰：孔子之所刪也。曰：成、康之世治化大行，刑措不用，諸侯賢者必多，其民豈無稱功頌德之詞，何為盡刪其盛而獨存其衰？伯禽之治，郇伯之功亦卓卓者，豈尚不如鄭、衛，而反刪此存彼，意何居焉？且十二國風中，東遷以後之詩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魯雖微賤無不書者，何以絕不見有采風之使？乃至《左傳》之廣搜博采而亦無之，則此言出於後人臆度無疑也、蓋凡文章一道，美斯愛，愛斯傳，乃天下之常理，故有作者即有傳者。但世近則人多誦習；世遠則漸就湮沒。其國崇尚文學而鮮忌諱則傳者多；反是則傳者少。小邦弱國，偶遇文學之士錄而傳之，亦有行於世者；否則遂失傳耳。不然，兩漢、六朝、唐、宋以來並無采風太史，何以其詩亦傳於後世也？大抵漢以降之言《詩》者多揣度而為之說，其初本無的據，而遞相沿襲，遞相祖述，遂成牢不可破之解，無複有人肯考其首尾而正其失者。迨於有宋諸儒，甚且以後漢人所作之《序》命為周太史之所題。古人已往，一任後人之加之於伊誰，良可慨也！
△《詩序》所舉人名不可信
世儒皆謂“《詩序》近古，其說必有所傳。十二國風之中，稱為美某公，刺某公者，必某公之事無疑也。”雖然，餘嚐細核之矣。《邶》、《》、《衛風》三十九篇，直指為某君者十有七。《王風》十篇，直指為某王者五。《鄭》則二十一篇而直指者十有一。《齊》則十一篇而直指者六。《唐》則十二篇而直指者九。《陳》則十篇而直指者七。乃至《秦》止十篇而得九，《曹》止四篇而得三。惟其事與君無涉則已耳，苟事涉於其君，不舉其謐則稱其名與字（如秦仲衛州籲之類），徒稱君者百不得三四焉。可謂言之鑿鑿也已！而獨《魏風》七篇，《檜風》四篇則無一篇直指為某君者。言及其君，但雲“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君不用道”，“憂其君”，“刺其君”，“疾其君”而已，未嚐一舉其謐若字。此何以說焉？既果真有所傳，何以此二國獨不知其為某公？況檜亡於魯惠之世，魏亡於魯閔之世，且在齊哀、陳幽之後二百餘年，何以遠者知之曆曆，而近者反皆不之知乎？蓋周、齊、秦、晉、鄭、衛、陳、曹之君之謐，皆載於《春秋傳》及《史記世家》、《年表》，故得以采而附會之；此二國者，《春秋》、《史記》之所不載，故無從憑空而撰為某君耳。然則彼八國者亦非果有所傳，而但就詩詞揣度言之，因取《春秋傳》之事附會之也彰彰明矣！諺曰：“寧在人前全不會（俗呼，“能”為“會”），莫在人前會不全。”蓋會不全則智窮於所域，其為剿襲與否人一望而知之，不能欺也。然自有《序》以來，斥其妄者自朱子及鄭漁仲、王伯厚以外不多覯焉，其亦可怪也夫！
○《邶》、《》、《衛風》
△《綠衣》、《日月》非莊薑傷已失位而不見答之詩
《綠衣》以下四篇，《序》皆以為莊薑之詩。《綠衣序》雲：“衛莊薑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日月序》雲：“莊薑遭州籲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餘按《春秋傳》文，絕無莊薑失位而不見答之事。桓公，戴媯子也，而莊薑以為己子，立以為太子，非夫婦一體安能得之於莊公！且使莊公而好德也，必無縱妾上僭之事；如好色也，莊薑之美誰能逾之，而反使之失位乎！至幸嬖人而生子，亦人君之常事，《春秋傳》中多矣，不得以此為不答莊薑證也。原《序》所以為是說者，無他，皆由誤解《春秋傳》文，謂莊薑無子由於莊公之不答。是以《碩人序》雲：“莊薑賢而不答，終以無子。”然有子無子豈盡在答與不答哉！漢薄氏、宋李妃皆以一夕之幸而有子；趙飛燕、合德專寵嫉妒而卒無子；今世夫婦相愛，不忍畜妾而無子者何限。乃以莊薑無子遂懸坐莊以不答之罪，可謂漢庭鍛鏈之獄矣莊公之失惟寵州籲一事耳，然此特由溺愛而無遠慮，與齊僖公之寵無知正同，初不料其後日有弑奪之禍也。果縱妾使上僭，果不答莊薑而使之失位，則亦何難廢桓公而立州籲。然則莊公初未嚐有大昏惑之事也，不過說《詩》者強以加之，以蘄其說之相符耳。且使莊薑果賢，莊公即不見答，猶當委婉措詞，怨而不怒，庶不失詩人忠厚之旨、乃《日月》之詩雲：“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何至於是！彼穀風之棄婦又當作何語乎？使莊薑果如是，則亦無怪莊公之不答矣！為是說者，非止誣莊公，抑且誣莊薑，而教天下婦人以懟其夫，其所關於名教風化者非小事也。由是言之，此二詩者或係婦人不得誌於夫者所作，其所處之地必有甚難堪者；斷斷非莊薑詩也。蓋漢之取士多以經術，而每經有數家之傳，故師弟子相授受務巧於說經，以期求勝於人，而不肯缺所不知，猶今人之致力於講章，求工於舉業以期得雋也。說經者能傅會以他經傳，則人驚其淹博，服其論議，以為其說有據，猶今人於場屋中能剿襲《左傳》，塗抹《三禮》，則考官鹹以為博而拔擢之，不複問其經旨之合與否也。是以其說如是，本無足怪。而後之人遂奉以為不刊之論，致古人之受誣幾二千年而不能白，則大誤矣。乃朱子於此數篇皆從《序》說，且並《柏舟》一篇亦疑以為莊薑之詩，吾不知其為何故也。說並見後《燕燕》、《終風》、《碩人》諸條下。
△《燕燕》非莊薑送戴媯詩
《燕燕序》雲：“衛莊薑送歸妾也。”《箋》雲：“完立而州籲殺之，戴媯於是大歸，莊薑遠送於野，作詩以見誌。”餘按：此篇之文但有惜別之意，絕無感時悲遇之情。而《詩》稱“之子於歸”者，皆指女子之嫁者言之，未聞有稱大歸為於歸者。恐係衛女嫁於南國而其兄送之之詩，絕不類莊薑、戴媯事也。自莊公之立至是已三十有九年，莊薑、戴媯恐不複存。《史記》以為戴媯先死而後莊薑以桓公為己子，雖未敢必其然，然獻公之出也定薑見於《傳》，其入也敬姒見於《傳》，而記桓公之弑，州籲之殺，絕無一語及於莊薑、戴媯，若無二人然者，則二人固未必存也。且莊薑既以桓公為己子矣，莊薑當大歸，何以大歸者反在戴媯？而古者婦人送迎不出門，莊薑亦不應遠送於野也。又按：《魯詩》、《韓詩》及《列女傳》皆以此為定薑所作：或以為獻公無禮於定薑，故定薑作此；或以為定薑歸其娣送之而作；或以為定薑送婦作。然以詞意觀之，時勢考之，皆未有以見其必然。蓋皆各以其意揣度言之，是以參差不一，皆未可執以為實也。說並見前條下。
△《終風》非莊薑傷己遭州籲侮慢詩
《終風序》雲：“莊薑遭州籲之暴，見侮慢不能正也。”餘按：州籲，弑君之賊也；莊薑，婦人，不能討則已耳，豈當愛之而複望其愛己。乃曰：“顧我則笑，謔浪笑傲。”此何言也而可以出之口！曰：“寤言不寐，願言則懷。”此何人也而可以存此心！莊薑果賦此詩，一何其無恥乎！朱子《集傳》固已覺其不合，乃以“終風”為指莊公。然比之以“終風且暴”，斥之以“謔浪笑傲”，皆非莊薑所當施之於莊公者。且既謂莊薑不見答於莊公矣，又何以有“顧我則笑”之語？詳其詞意，絕與莊薑之事不類，是以施之於州籲不合，施之於莊公亦不合也。竊謂年遠事湮，《詩》說失傳者多，寧可謂我不知，不可使古人受誣於千載之上。說並詳前兩條下。
△擊鼓非州籲伐鄭事
天下之事有我所知，有我所不知。不可謂有所知者已盡天下之事，而天下之言斷無有在我所知之外者也。《擊鼓》一詩，序以為“衛州籲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則是即《春秋》魯隱公四年四國伐鄭事也。然今考之《經》文則大不然。凡兩國不相和而為和之曰“平”，《春秋》“平莒及郯”、“卒平鄭、衛”是也。今也衛自伐鄭以媚宋耳，而詩乃雲“平陳與宋”，宋與陳初無隙也，何平之有！東門之役，五日而還，不為久也；秋而再伐，州籲旋死，則亦旬月而還師矣。而詩乃曰“爰居，爰處，爰喪其馬”，苟非師老歲淹，暴露已久，何至為是言乎？細玩此詩，其非州籲伐鄭之事明甚。蓋《春秋》之始上去平王東遷已四十有九年，其間諸侯交兵之事蓋多有之，但不見於經傳，無可考耳。我所未知遂謂必無是事，凡所言者皆我所知，苟取其近似者而附會之，嗚乎，何其謬也！且衛有孫氏，衛之世卿也，故曰“從孫子仲”。《序》乃以為公孫文仲，亦誤。朱子《詩傳》不駁其失，以為或然，固已異矣。乃後人之複為委曲彌縫其說則尤大謬。或雲“先和陳、宋而後進兵”，然則何以不言其後而但言其先？或雲“自夏而秋僅隔一時，必帥師在途，又聞後命，未得班師故也”，然則《春秋》何以兩書伐鄭？且衛與鄭數百裏耳，五日而還，不匝旬而至國矣，何至曆三月而猶未歸乎？嗟夫，但欲曲護前人之失，遂不顧其說之不通，古人之詩其晦於後人之說詩者豈可勝道哉！
△《式微》、《旄丘》非黎侯寓衛事
《式微序》雲：“黎侯寓於衛，其臣勸以歸也。”《旄邱序》雲：“責衛伯也：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餘按：《春秋》宣公十五年《傳》文，酆舒殺晉伯姬，晉侯將伐之，伯宗斥酆舒有五罪，而奪黎氏地居其一焉。其年，晉侯滅赤狄潞氏，立黎侯而還。則是黎之失國在魯文、宣之世，酆舒為政之時，上距衛之渡河已數十年，黎侯何由得寄於衛，衛亦安能複黎之國乎？其時不符，一也。黎在山西；衛在山東。而詩乃雲：“狐裘蒙茸，匪車不東。”方欲西歸而反以“不東”為解，豈非所謂“北轅將楚”乎！其地不合，二也。且黎既失國，則其故土為狄所據，黎侯安能歸國，而其臣乃勸之？衛自宣公以後日就微弱，而狄日以強大，晉文、襄之盛且不暇於製狄，而奈何以之責衛乎？細玩詩詞，或果有鄰國之君寓於衛，或別有所指而傳者失之，均未可知。說《毛詩》者但見《春秋傳》有奪黎氏地及立黎侯之事，未暇細考，遂附會而為之說耳。後人乃強為之解，謂黎侯凡再失國，黎侯寓在衛東，故雲“匪車不東”，欲以曲全《序》說，謬矣！
△《新台》、《二子乘舟》非衛宣公及、壽事
《新台序》雲：“刺衛宣公也：納之妻，作新台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二子乘舟序》雲：“思、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其事蓋本之《春秋傳》。然詩所言殊與《傳》所載者不類。何者？，宣公之子也。以父而奪子妻？禽獸行也，此真所謂“言之醜者”。乃但笑其“蘧除”、“戚施”，若憎宣公之老且醜者，少知名義者肯為是言乎！既至而知其美，故奪取之。未至而先築台，又不於國而於河上，欲何為者？壽死於盜，始至莘，詩何以稱“二子乘舟”？自衛至齊皆遵陸而行，特濟水時偶一乘舟耳。既非於河上遇盜，何不言其乘車，而獨於其乘舟詠之思之？細玩二詩之詞，與《傳》所載、壽之事了不相涉，其非此事明矣。
△《左傳》記宣公夷薑生急子事不可信
然即《傳》文亦有未可以全信者。宣公之立在魯隱公四年，石蠟既殺州籲，迎於邢而立之。而《傳》稱宣公於夷薑，生急子（即《序》之）。謂於夷薑在為公子時乎，則當莊、桓之世必不敢，而在邢又不能。且石蠟討賊立君，亦必擇其賢者，左公子氵曳，右公子職，何人不可以立，而必立此**之人乎？謂於夷薑在已為君後乎，則宣公在位僅十有九年，急子之娶少亦當十四五歲，早亦當在宣公十六七年之時，則宣公卒時壽、朔皆尚在繈褓，壽安能盜旌而先？即朔亦不能構急子也。此乃必無之事，昔人固有辨之者矣（偶忘為何書何人之說。〔通世按；此說見明沈起元《左燈》，而《左傳孔疏》亦既疑之矣〕）。蓋緣《左傳》一書采摘太廣，但有所得，即綴於篇，而不暇辨其是非虛實。況此事乃後日所追述，非若朝聘侵伐，史臣按月而書者此，固未可盡執為實也。嗟夫，《左傳》猶不能以無誤，況於《詩序》，烏在其可以盡信乎！
△《詩序》惟《風》多得實
《詩序》惟《風》多得實。《定之方中》，《經》有明文，《載馳》，《傳》有明文，不待言矣。《柏舟》以為共薑自誓之詩。今玩其詞，“我儀”、“我特”之稱，“之死靡他”之語，其為婦人守貞不貳之作無疑；而“{髟}彼兩髦”屬之於世子，語亦符合。此必有所傳而雲然，非揣度而為之說也。《牆茨》、《偕老》、《鶉奔》三篇，以宣薑、昭伯之事當之，雖無確據，然玩其詞意與其事正相合，序說近是。惟《傳》以《鶉奔》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尚恐未然。觀其稱“君”而不稱母，或衛之群公子所作，未可知也。《ぐ》以下三篇亦得詩意，但時世則未可知耳。唯采《唐》說者多疑之；說見後條。
△衛俗非鄭所能及
《鄭風》二十一篇，男女相悅者不下十篇，其守正不**者一篇而已。《風》凡十篇，貞者一篇，**者一篇，而刺**者乃至四篇之多。衛俗非鄭能所及也！且《東門》不過自明其誌而已，未嚐敢斥**者之失。而《》乃雲“不可道”，“言之醜”，“子之不淑”，“人之無良”，“大無信，不知命”，深斥痛絕，至於如是，何哉？蓋風俗所在，雖賢人亦無如之何。彼既習於**矣，而有一守正者出焉，方且嫉之笑之，求得免焉足矣，何敢反以責人。若公然深斥之，痛絕之，不一而足，則是先王之禮教猶存，民間之風俗未壞，賢者多而不肖者少，見無禮者群然怪之，是以絕之斥之而無所忌，人亦以為是而傳而誦之也。吳季劄雲“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豈不信與！吾故讀《牆茨》、《君子偕老》、《鶉奔》三篇而知衛之必亡，而又知衛之必將複興也。至其立言之妙，則《牆茨》、《君子偕老》二篇為最。《牆茨》一篇初不明斥其惡，而但雲“不可道”，“言之醜”，不言之刺甚於言矣。《君子偕老》先從對麵著筆，而以“象服是宜”一句跌醒，然後用二語點出主意，筆法之巧，最耐咀嚼玩味。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良不誣也。《相鼠》刺無禮儀，亦足以見風俗之美。
△《桑中》等篇作詩者無刺意
《詩序》雲：“《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呂氏祖謙雲：“詩之為體不同，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嚴氏粲雲：“或以《桑中》為**奔者所自作，則非所謂止乎禮義矣。當從國史所題以為刺也。”朱子《詩序辨說》雲：“此詩乃**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又雲：“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嚐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又雲：“以是為刺，不惟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餘按：《桑中》一篇但有歎美之意，絕無規戒之言。若如是而可以為刺，則曹植之《洛神賦》，李商隱之《無題詩》，韓之《香奩集》，莫非刺**者矣。夫《子虛》、《上林》，勸百諷一，古人猶以為譏，況有勸而無諷，乃反可謂之刺詩乎！餘嚐細核《序》文，比其前後而參觀之，同一題為刺而其文互異。《新台》以為刺宣公，則其文雲“國人惡之而作是詩”。《南山》以為刺宣公，則其文雲“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諸如此類，《序》以為作詩者之刺其君，文甚明也。若《桑中序》首言“刺奔”而下但言“衛之公室**，男女相奔”，《遠序》首言“刺荒”而下但言“哀公好田獵，國人化之，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豐序》首言“刺亂”而下但言“婚姻道缺”，《著序》首言“刺時”而下但言“時不親迎”，皆無一言及於詩人之剌之者，與《新台》、《南山》諸篇之文絕不類。疑作《序》者以錄此詩於《國風》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謂之刺，未必果謂作此詩者之刺之也。《凱風序》雲：“美孝子也。”而詩稱“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此為美之乎？抑為責之乎？疑《序》亦以錄此詩為美之，非以作此詩為美之也。《靜女》、《有狐》之“刺時”，《溱洧》、《綢繆》之“刺亂”，恐亦皆當如是，正不必曲為說以附會之也。
△《幹旄》訪賢才
衛之重封，由於齊桓。齊桓所封者，邢與衛也。然邢僅二十餘年而遂亡，而衛曆春秋及戰國秦又數百年而始亡，何哉？吾讀《幹旄》之篇而知衛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蓋國家之治惟賴賢才，而賢才不易得，故人君於賢才不惟當舉之用之，而且當鼓之舞之。旌旄之賁於浚，所以下賢也，即所以勸賢也。下賢，則有以谘諏治道。勸賢，則人皆爭自濯磨而賢才將不勝其用。故季劄至衛，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君子之所以多，正由其君好賢，因而其卿大夫鹹知下士，躬訪賢才於畎畝中，以故人皆競於賢耳。是知立國之規模未有不在於好賢者。讀《詩》者能以此篇例之，則授之以政而無不達者矣。
△《碩人》非閔莊薑詩
《碩人》，《序》以為閔莊薑之詩，謂“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薑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朱子《集傳》從之，更無異說。餘按：此篇凡四章，首章言其貴，次章言其美，三章言其婚成，四章言其媵眾，毫不見有刺莊公之意，不知《序》與《傳》何從而知之？且玩詩詞，乃其初至時作。當其初至，何由預知異日莊公之不見答以至無子而閔之？其三章雲：“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方且代體莊公“晏爾新婚”之情而惟恐其過勞，烏有所謂憂其不答者哉！揆《序》與《傳》之意，皆由誤解《春秋傳》文，遂並以誤解《詩》。《春秋傳》雲：“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薑，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此詩次章正言莊薑之美，則是以此詩證其美，非以此詩證其無子也。若雲“美，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而無子”，則語不成文矣。故待其文既畢，然後證之，非謂因其無子而後賦此詩也。且《春秋傳》所記並無莊公不答之事；有子無子亦不在答與不答也。即嬖人生子，亦當在晚節，非莊薑歸時已然，何故初歸而即不答以致無子乎？二媯之娶後此矣，然厲媯生子孝伯，戴媯生子桓公；莊薑娶於二媯之前，何以獨不見答而無子乎？詳《序》所言，與《傳》了不相合。乃朱子雲：“此序據《春秋傳》，得之。”嚴氏粲雲：“題以‘閔’莊薑，有《左傳》可證。若不用《序》，以此為‘美’莊薑，可乎？”此大不可解也。且詩果以莊薑賢而不答而閔之，則當極書其賢，微諷其不答。乃但侈稱其族之貴，色之美，車服之盛，媵妾之多，賢何在焉？稱人之賢者固如此乎？至於不答，則絕無一語微露之。朱子但欲曲全《序》說，乃雲：“稱其族類之貴，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於三章則雲：“歎今之不然也。”《詩》自言彼，《傳》自言此，冤矣！夫詩之體雖婉，要必其言微露此意，乃可從而暢之。若詩絕不言，而吾必謂其有此意，天下尚有不可附會者乎！近世有不喜李白詩者，取杜甫《春日懷李白》詩釋之，謂甫素輕白，雲：“白也之詩號為無敵，然不過飄然思不群而已。其清新不過如庚開府，其俊逸不過如鮑參軍，何嚐果無敵乎！何時重與白聚，細論詩律以發其蒙也？”《集傳》之釋此詩，毋乃類是？嗟乎，不欲改先儒之說，無寧聽古人之誣，孰輕孰重，必有能辨之者。說並見前《綠衣》諸詩下。
△《河廣》非宋襄公出母詩
《河廣序》雲：“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朱子《集傳》因之，雲：“衛在河北；宋在河南。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餘按《春秋》閔公二年，狄滅衛，衛人渡河而廬於曹。僖公九年，宋桓公乃卒。則襄公之世衛已在河南，不待杭河而後度也，詩安得作如是言乎！孔氏穎達，嚴氏粲固已覺其不合，顧不肯變易舊說，乃複曲為之解。孔氏以為假有渡者之詞，非喻夫人之向宋渡河也。然則三百篇中何語不可謂之假設，亦何所取義於河而假之乎？嚴氏以為作於衛未遷之前，桓公猶在。然則夫人非義不可往，乃勢不能往，其作此詩，一何無恥也！蓋《序》與《傳》之為此說，不過一時失於檢點，而忘襄公之立在衛渡河以後。學者不肯直抉先儒之誤，已非直道而行之正，況欲委曲回護以誣古人而惑後世乎！是所謂“豈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也。且宋桓，賢君也，其夫人思子而能止乎禮，則亦賢夫人也，以賢夫人而遇賢君，何以得出？夫婦之義重矣，苟非得罪宗廟，不至於出。夫人而賢也，必無可出之罪；無罪而出之，又豈賢君之所為乎！餘玩此篇詞意，似宋女嫁於衛；思歸宗國，而以義自閑之詩。學者以是為說亦可矣，何必誣古人而後足以垂世立教哉！朱子最不取《序》，然其本《序》意以說《詩》者一何多也？
△《伯兮》非衛人從王伐鄭事
《伯兮》一篇，鄭氏以為即《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之事。朱子雲：“詩言‘自伯之東’，鄭在衛西，不得為此行矣”（衛未渡河以前，鄭在衛南，“西”字疑誤）。其說是也。乃孔氏《正義》複曲為之解，言“兵至京師乃東行伐鄭”。京師在衛之西數百餘裏，豈得置西不言而反言東，天下有如是不通之文理乎！況諸侯之師從王伐鄭，必有約會之地，斷無至周而後東行之理。觀《春秋傳》，諸侯會晉伐鄭從未有至晉而後南行者。其說之誣，亦已明矣。蓋自平王之東四十有九年而後入《春秋》，其時王室尚未甚微，安知其無征伐之事。而外征伐之不書於魯史之策者亦多，豈得見有桓王伐鄭一事，遂紆曲牽合以附會之哉！
△膏沐為夫容
抑吾於此詩有感焉。古之婦女，“膏沐”而已。膏沐，以為夫容而已。秦、漢以來，始有脂粉；唐人尤以為重。宋、元之際，加以纏足，而天真幾不複存矣。餘幼時見婦女妝束尚近渾樸；近則惟務趨時，妖**怪妄，愈出愈奇，見之令人作惡，而其人以為非是不足以逢時，至有其夫禁之而不聽者，吾不知其“誰為容”也。故誦此詩有三益焉：一則為人上者知夫婦離別之苦，而兵非不得已而不用；一則為丈夫者念閨中有甘心首疾之人，而路柳牆花不以介意；一則為婦人者知膏沐本為夫容，而不可學時世梳妝以悅觀者之目。則庶乎其為不徒誦此詩也已！正不必取《春秋》中事以附會之也。
△說《有狐》、《木瓜》者之鍛煉
天下有詞明意顯，無待於解，而說者患其易知，必欲紆曲牽合，以為別有意在。此釋《經》者之通病也，而於說《詩》尤甚。《有狐》、《木瓜》二詩豈非顯明易解者乎！狐在淇梁，寒將至矣；衣裳未具，何以禦冬？其為丈夫行役，婦人憂念之詩顯然。而《箋》雲：“婦人喪其妃耦，欲與人為室家。”夫他人無裳，與己何涉，婦人如此之無恥乎？且何所見“之子”之必為他人而非其夫也？木瓜之施輕？瓊琚之報重，猶以為不足報而但以為永好，其為尋常贈答之詩無疑。而《序》雲：“美齊桓也。衛處於漕，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夫齊桓存衛，其德厚矣，何以通篇無一語及之而但言木瓜之投？感人之德者固如是乎？且衛於齊有何報而乃自以為瓊琚也？漢周亞夫之子為父治葬具，買甲五百被。廷尉責曰：“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世之說《詩》者何以異此！蓋漢時風氣最尚鍛煉，無論治《經》治獄皆然，故曰“漢庭鍛鏈之獄”。獄之鍛煉，含冤於當日者已不可勝數矣，《經》之鍛煉，後人何為而皆信之？朱子最不信《序》，然於《有狐》亦謂“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是朱子亦不以鍛煉為非矣。古人之冤其遂將終古不白邪？唯於《木瓜》不用《序》說，但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尚未敢必其然。“投桃”、“報李”，《詩》有之矣。“木瓜”、“瓊琚”施於朋友饋遺之事未嚐不可，非若“子嗟”、“子國”、“狡童”、“狂且”之屬，必**子與遊女而後有此語也。即以尋常贈答視之可也。
△《邶》、《衛》二風無渡河以後詩
《邶》、《》、《衛風》三十九篇，玩其詞意，考其時勢，惟《風》自《柏舟》外皆春秋時事，而《邶》、《衛》二國風多似春秋以前所作。《淇澳》、《碩人》不待言矣，其餘諸篇，皆與《春秋經傳》所載衛國之事無所關涉。且《邶風》十九篇，而“毖彼泉水，亦流於淇”在第十四篇中，《衛風》僅十篇而言淇者四，至第九篇猶雲“在彼淇梁”，其為渡河以前之詩明甚。考衛渡河之日在魯閔公二年，上距春秋之初僅六十年，然則其詩在春秋以前者多矣。故《序》雖以《春秋》中事附會之，而委曲牽強卒不能合也。惟《風》春秋時詩為多，故《序》說多得之。其風所以分為三者，蓋必有說，但世遠書軼，無從考耳。《春秋傳》，季劄請觀周樂，為之歌《邶》、《》、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則當時固已合之矣。然皆各為次序故不能並為一。讀者但當即詞以求其意，此非大義所關，正不必強為說以曲解之也。又按：舊說以《邶》、《》、《衛》皆殷畿內地名：北曰邶，南曰，東曰衛。今觀《邶》、《衛》二風皆無渡河以後之詩，獨《風》有之，似在東者然，疑舊說之誤也。